[翻译]塔列朗生平考索 CHAPTER I

Talleyrand: A Biographical Study

by Joseph McCabe (1867-1955)

破站也发一下（，

CHAPTER I The training of a diplomatist

第一章 外交官的培训

我要说的故事，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一生的故事，开始于他人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他从抽屉柜上摔下来，永远地伤到了一只脚。肌腱扭伤导致永久性的跛足，负责教育他的人也因此转向一种不通情理的对待方式，对他杰出的天性造成的戕害堪比他身体遭受的伤残。如今人们都说一个孩子的教育早在他出生前一百年就已开始，就塔列朗的情况而言，不妨把数字换成一千。他父亲来自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母亲则是昂蒂尼侯爵的千金。然而，代代相传的影响塑造出的仅是他个性的大致轮廓：颇有教养，举止优雅，本能地倾向于成为不安定因素（据说Talleyrand，或Tailleran——拿破仑往往就是这么发音的——的词源即为tailler les rangs），兼备“感性”和“灵性”（那时的说法），镇静自若。假如你想要追溯塔列朗亲王性情中不同寻常之处的演化历程，你会发现，它们的起点无一不在那次命中注定般的坠落和那次坠落造成的终生残疾。

男孩生于1754年，出生地是巴黎的加朗西埃街【注1：具体日期或作2月2日，或作2月13日，有的版本甚至说是在3月。第一个日期看来是正确的，Dupanloup提到过亲王在这天庆祝他的八十四岁生日。然而，塔列朗的一生是如此迷雾重重，以至于到最后不知怎的他的出生地和家世也变得有争议了。读者在了解到以下事实之后，想必会对我们即将读到的荒谬传说有所心理准备：不止一位法国的严肃作家曾将塔列朗的残疾归于先天因素，或是遭遇一头野猪；不止一位美国的严肃作家（Bookman, 1901年9月26日刊）建议我们认真考虑他出生在缅因州沙漠山、是美国渔家姑娘和法国海军军官的私生子的可能性。】。随后的一周是他和母亲共度的唯一一周，虽然在这之后她还活了将近五十年，而他也从未与他的家人发生任何争执。那些日子里没有满怀柔情的抚养，没有爱的教育，没有人为年轻的生命指引方向。卢梭尚未说服法国，为人母者不应当使自己的职责止步于分娩——遑论以一种急不可耐、如蒙大赦的态度。塔列朗的双亲都为宫廷效劳，而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两三位贵族为其呈上睡衣，国王是没法上床睡觉的；另一方面，贵族俨然不从国王的钱袋里分个四千万利弗尔就活不下去。在农村，土地被抵押，百姓被迫挨饿；在宫廷，生活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精致奢华。整个社会系统仅仅依靠由特权、闲职和委员会组成的脆弱架构才得以维系，这一架构在诱使贵族阶层日益向凡尔赛靠近的同时，也在这部分人和人民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

这道裂痕要到三十年后才真正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有闲阶级在此期间都过着一种快节奏的、颇费心力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生活中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而且使事情变得复杂。他们必须立刻被交给保姆照料，然后被送去学校，最后被安放进社会系统中自己应处的位置。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中将比他那个阶级的大部分人要好一些，但无疑是个工作繁忙而又并不富有的人。夏尔·莫里斯当即被交给郊区的保姆照料，从此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致当他四岁、他的家人决定他应当离开那里时，他被发现已经由于治疗不善而终生跛足。他兄长死后他本该顺位享有长子继承权，这一权利是进入军队、高官厚禄、获得为国王效劳的机会的保障。然而，只要想到某位塔列朗上校在凡尔赛宫的长廊中跛足而行，或在阅兵式上显露出一只形状可憎的脚……仅仅是这样的设想都叫人无法忍受：命运注定了他要投身教门，服侍天主。日后，当保王党的代理人前来就复辟一事寻求他的举足轻重的支持时，他指出，若非童年的那次事故，此时此刻他和他们应当早已是同道中人，身处流亡者和王室使节的队列之中。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他视线所能及的唯有郊区花园里的卷心菜和醋栗丛，但四岁那年，他被转移到了一方更广阔的天地。在马车从巴黎驶往波尔多的路上，他有十七天的时间可以用来满怀惊奇地注视在他面前铺展开的这个壮丽的世界；几天之后，他住进了一座气势恢宏优雅庄重的城堡，由一位非常、非常优雅庄重的贵妇人照顾。一点一点地，他将渐渐理解贵族地位的概念。德·夏莱夫人是他的曾祖母，也代表着曾经统治这一地区长达八个世纪的家族。他看到她的小小宫廷里的谦辞敬语，被永远灿烂辉煌的凡尔赛抛下的年长的绅士们；看到一望无际的乡村，在这里没有一座教堂尖塔、没有一座纪念碑不是经由他祖先的意愿建成（他被如此告知）。每个星期天，他看到祖母的侍从捧起装在红色丝绒袋里的祈祷书，他自己则跪坐在她祈祷台近旁的椅子上，感受着乡民仰慕的眼神。随后，盛有家族秘方制成的药膏的、体积可观的罐子被打开，慈善机构的两位修女负责询问求助者的情况，老夫人负责亲自剪下纱布和亚麻布，并指示侍从们分发糖浆和药膏。他看到的是旧时代最理想的一面。

男孩在夏莱度过的四年对他的影响相当深远，终其一生。他的曾祖母爱他：在身体心灵的方方面面初步成型的时期，她几乎是唯一一个在他心中唤醒过美好情感的人。（我们会发现，藉由回想那段充满关怀的时光，这些情感都将顽强地生存下去，在历经即将到来的可怕而长久的磨难之后，又面对巴黎血迹斑斑的街道、拿破仑败蜕露野的战场而不破灭。）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他肯定会时不时产生疑惑：为什么，在这漫长的八年里，他从未感受到他母亲落下的一吻，从未听到过他那可尊敬的父亲的热烈鼓舞的声音？与此同时，他也在逐步了解巴黎和凡尔赛，意识到夏莱光彩夺目的盛景不过是那种发源于首都的生活的遥远映像。终于，他要回巴黎了：去和他的父母团聚，也去向他们询问，他将以怎样的道路步入那种生活。时年他八岁，敏锐、善于观察、敏感、对未来充满设想。

然后真正的折磨开始了，他那优秀的天性由此开始偏离原本的形状。年幼的心灵在紧张而兴奋地追寻它初窥一斑的宏大梦想，而家族会议则正着手丢弃他的身体和灵魂，对他的跛足紧盯不放恰如对他本人此外的一切不闻不问。一个仆人在巴黎的车站迎接他，径直带他去了学校。他的父母在哪里？凡尔赛又在哪里？孩子抿紧嘴唇。他发觉自己身处巴黎最古老的学府之一，阿古尔中学（现在的圣路易高中）沉闷古板的氛围之中。这所学校坐落在现今的米歇尔大道近旁，和科德利埃区毗邻。公认它是名门子弟的聚集地，而事实是他父亲让他自行支付自己此后几年教育的费用。第一天晚餐时他坐在一位未来的大使旁边，此人是伟大的舒瓦瑟尔的外甥。他和一位表亲同住，也接受同一位私人教师的指导。然而，教师的总体水平并不令人满意（他的哲学老师是例外），擅长的主要就是所谓法院年鉴。在校四年期间，塔列朗很快便熟悉了彼时教授的所有课程——法国历史和文学，逻辑学（在巴黎颇受看重，也对他日后的文章影响显著），修辞学，拉丁语，哲学，以及些许数学知识。他是个不知疲倦、勤奋刻苦的读者。

很久很久之后，在阿古尔中学的这段经历将成为他谴责大革命前教育的有力证明。但在那些时日里，匮乏智力训练只不过是对他犯下的最微小的罪行：他的整个性情、整个人格遭到的忽视是致命的。父母的关爱、关注本有可能让他做好面对即将到来的令人失望的一切的准备，可现实是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时，总带着某种奇怪的尊敬；在有一处他甚至斗胆猜想，他的父母对他避而远之，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出于伟大的亲情之爱，会不忍心亲自执行让他入教门的决定！他父亲活到1788年，他母亲一直活到1809年，而他从未和他们共度哪怕一周时间。每个星期天，一位教师会带他去和他们共同用餐；在气氛庄重地度过一两个小时之后，他父亲会拍拍他的脑袋，然后跟他说，“要好好的，听修士先生的话。”对他的种种出色品质的忽视造成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他在阿古尔的同学当然是很好的同伴，但学校永远毫无生气的氛围和父母方面的约束让他深感压抑。单就这一点而言，他并非个例：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往往都能找到类似的关于校园时期的抱怨。塔列朗的情况尤其特殊、也尤其困难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人从正面去鼓励他对将来有所展望。这一时期，他已经开始思考有关自身未来的问题。一点一点地，他从细微的迹象中觉察出，他的前程不在凡尔赛辉煌的宫墙之内，也不在军营激动人心的历险之中——他的未来已经注定要坠落在教会昏暗的世界里。十二岁那年，大约在中学时期接近尾声时，他得了天花，被匆匆送到圣雅克街一位素未谋面的护理师家中，不知怎的毫发无伤地活过了当时往往以患者死亡告终的疗程——烧着大火，窗户密封得一丝不透——且并未在脸上留下麻点。但在康复期间，他母亲自始至终的缺席再一次引起了他的沉思。

现在是时候开诚布公地决定他的前路究竟通向何方了。很可能是在1766年，他被送到叔父那里进行一次短期拜访。亚历山大·德·塔列朗其时刚刚成为兰斯大主教助理，他的父母或许希望目睹这位主教兼伯爵的璀璨的、神职人员式的门庭能够使他的心思从建立军功的壮志转移到教会上去，而塔列朗本人也在回忆录中确认，他是直接从中学被带到兰斯的。实际的时间点更有可能是在毕业之后，因为他提到在叔父那里度过的那一年他十五岁。德·让利夫人表示曾在兰斯见过他，那时他“十一二岁”，但随即又说他穿着法衣，因此她描述的场景实际上或许发生在更晚的某时。而不论他彼时到底有没有去到兰斯，无可置疑的是，他在十二岁或十三岁时已经被送到圣叙尔皮斯进修，不情不愿地穿上了法衣。

毋庸赘述，人们对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不仅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也在其他许多时代、许多地方。博絮埃和费内隆业已针对这一惯例提出虔诚的抗议，但在塔列朗生活的年代，它依旧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便登峰造极。由此对教会本身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贵族家庭有大量更年轻的子嗣或私生子被迫违背他们的喜好而进入教门，他们即使披上法袍也仍然心怀伏尔泰式的怀疑主义和无谓道德，而这本该是在军队、宫廷中被严厉禁止的。教会在岌岌可危之际堪堪发现其领导者是诸如德·罗昂红衣主教（卡里奥斯特罗[Alessandro Cagliostro (1743-1795)，西西里的江湖骗子]的赞助人，这位先生因著名的钻石项链事件四处流亡），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和狄龙（Dillon）之流，它在所有这些人起初被送来接受圣职时没有发出哪怕一个表示反对的音节，而除开必定会为确保修道院和教区的财政收入而奋斗之外，他们职务义务一概不顾。事实上，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甚至有意选择教会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最佳路径，以致主动放弃了世俗的长子继承权；在为进入教会做准备的时期，他就已经开始着手设计自己的大主教城堡，梦想有朝一日将在政治上引领整个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像塔列朗，客观上是出于缓解国王金库压力的目的而被送进教会的。当时已经决定（后来也得到了正式的法令确立[1781年]），若非贵族就不能在军队出任军官及以上的职衔，可即便如此，需要提供的工资总额仍然十分惊人——尽管国王本人的大小花费每年都有将近四百万利弗尔，王后每年五百万还多。然后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年均一亿五千万利弗尔进项的教会，作为年轻一代非长子群体专属的领域。富有的教区悉数被分配给贵族阶级，富有的修道院——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院长的年收入是十三万利弗尔——同样被双手奉上，所有者美其名曰abbés commendataires，或许可以翻译成“在外业主”。

但我还是回到大革命前夕神职人员扮演的角色这个话题上来吧。尽管这一行业往往伴随着可观的财富、声望和政治影响力，年轻的塔列朗仍然对他的处境颇感愤愤不平。他凭完全正确的直觉预感到，正如日后的经历所揭示的那样，他根本就不适合待在教会。由此他很快发展出了诸多习惯：安静而批判思维地观察，对所谓权威和传统、常规的想法不屑一顾，以及略嫌病态的自我隔绝和镇定自若。多年以后，一位曾和他在圣叙尔皮斯是同学的流亡主教回想起，他曾经对少数几个密友说：“他们想要迫使我成为教士，他们会为此后悔的。”他本人则声称，神学院的前三年里他几乎从来都不说话。他的娱乐时间大部分在学院蔚为壮观的图书馆度过，主要阅读政治家和道德学家的生平，游记和探险记，以及所有描述自然界和人文社会中运动与剧变的作品。他没有革命者的气质；自身的经历和阅读的积累差不多让他彻底失去了全心全意投身于某个理念或某一任政府的能力。在神学课上他会读到，服侍天主要求神职人员在众多方面臻至完美，用教会官方的话来说，“白璧无瑕的受难者”；然而，他的上级对那些无法进入军队或宫廷的贵族可谓来者不拒。目光所及，没有哪一处不是充斥着不公正和虚伪；于是他得出结论，忠诚和无私奉献不过是假面。再自然不过地，随着时间流逝，他的性情愈发内倾，以自己的利益作为默许或否的标尺，逐渐习得了成为外交官必备的所有素质。在人生后来的年月中，他发觉这样的训练确有其益处。那个年纪，“在斯提克斯河水里浸一浸”客观上还是有正面影响的。对他的父母【注2：Holland Rose先生认为他“对父母心怀怨恨”（Life Of Napoleon），大错特错。】，对圣叙尔皮斯学院，对教会，不论口头书面，他自始至终未有一句恶语相向。“唔，上帝保佑他的灵魂，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庇护七世如此评价塔列朗，当时正值这位教皇和拿破仑初次交锋。

在圣叙尔皮斯度过两三年后，他又一次被送到了兰斯的叔父那里，这次是作长期拜访。塔列朗大主教（确切地说，在当时是不信教地区的大主教）是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更兼品行高尚的高级教士，在此后的岁月中深受他最喜爱的侄子的种种行为之苦。他试图让男孩发自内心地接受他被安排的这个职业。兰斯大主教兼拉罗什-艾蒙伯爵（Comte de la Roche-Aymon）是位既庄严高贵且富智慧的教长，行使职能时令人不敢生轻慢之心。凭借教职的进项和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原文Saint-Germain-aux-Près疑为Saint-Germain-des-Près之误]的收入（每年总额约十八万利弗尔），再加上一些不予公开的来源，或许他不是最富有的教长之一，但他的教座无疑举足轻重，而他府上的盛景理当使任何原本压根无意于神职事业的年轻人目眩神迷。然而，面对两位高级教士的鼓励和他们行使职能的辉煌，年轻的塔列朗无动于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切表面的煊赫在他看来“还不足以让他牺牲真心”。这显然是事后的考虑。使他保持不为所动的是他本能中对彻底脱离人世、对行使圣职的不适应。德·让利夫人在锡勒里见过叔侄两人，注意到了这个一身教士打扮，苍白、安静、目光机敏的男孩儿。他很有可能也注意到了让利夫人，假如他对彼时的相关观念一无所知的话。诸如此类的交情和些许神职人员的庄重就是他在兰斯获得的一切。

据他所言，他的叔父想要通过让他接触黎塞留、希梅内斯[当为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 (1436-1517)，通称希梅内斯主教，出身卡斯蒂利亚王国，政治成就跟黎塞留颇相似，西班牙语的Jiménez在葡萄牙语中即为Ximenes]和安克玛赫[当为Hincmar of Rheims (806-882)，加洛林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顾问和教会成员]的生平以及雷兹[Jean-François-Paul de Gondi (1613-1679)，德·雷兹红衣主教，投石党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其回忆录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的回忆录，向他展示身在教门的生活也是有众多可能的。发掘这些有用的书籍在他想必无师自通。既然进入教会不可避免，那么他也要形成他自己对它的看法。宗教应当作为一扇后门而存在，通向那个将他排斥在外的光彩夺目的世界，使他不久就能重回小舒瓦瑟尔和德·让利夫人的行列之中。约莫就是在这一时期，针对他接受的培训，某位眼光独到、后来在督政府时期经常和他见面的女探险家给出了相当不寻常的评价，说他兼备黎塞留的坚忍、马扎兰的手段、德·雷兹的多才多艺，还有些罗昂的骑士风度。他可能同样对家族的一位先祖（存疑）有所耳闻：埃利·德·佩里戈尔红衣主教，彼特拉克的朋友之一，十四世纪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通过商贸聚敛起一笔可观的财富，也乐于使用这笔钱赞助艺术和奢侈品行业；此人在罗马的墓志铭如是记载道，“他寻求现实世界的物质利益，对宗教不冷不热”。

他向成为神职人员的命运屈服了，但他的思想也在日趋成型。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的屈服只可能呈现出一种形式。日复一日，这个不安分的、血管里流动着佩里戈尔家族冒险史的年轻人将他周遭死气沉沉的环境和童年的梦想加以对比。假使彼时彼地存在一种博大精深的宗教观点，他早年的愿景或许就会从此被抛在脑后；但即便在圣叙尔皮斯也有伏尔泰思想的踪迹。法国教会中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优秀且真诚的教士，然而它最为人知的代表中不乏公开的怀疑论者，神学院的课程中同样包括阅读休谟和伏尔泰的作品。透过这座囚牢的窗户，也会传来巴黎的欢歌笑语、军号的鸣声，途经此地的贵族一闪即逝的身影。一个生来便没有任何信仰倾向的年轻人，对苦行式的朴素和宗教上泛滥的形式主义避之不及，天生即擅长机变讽刺，骨子里的风流初见端倪，由于性情和气质的缘故对女性社群存有向往，这样一个人是永远无法低首下心地服务于教会的。教会必须服务于他。他没有将这些心绪同任何人分享。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他阴郁孤僻、沉默寡言。对于学院的高层来说，他是个问题。有位校友后来透露【注3: 我忽略了大量有关塔列朗青年时代的故事传说。传记作家必须穿过层层诸如此类的障目之物，以寻到真正的主题所在。有位曾经在他那里任职的秘书，凭着可以模仿他的签名，使得各种伪造的信件、轶事在巴黎和伦敦泛滥成灾；不仅如此，他的这门生意竞争还很激烈。作家像Bastide，Pichot，Villemarest，Michaud，Stewartson，Touchard-Lafosse，甚至是圣伯夫都来者不拒地接受了这一切，而部分最优秀的传记作品也含有与已知事实不符的内容。此类故事例如：他在他叔父的花园院墙上用粉笔涂写伏尔泰的诗文，（接下来的一年）在圣叙尔皮斯进行夜间翻墙活动，诱骗一整家人，被关进巴士底狱。日期之类的细节轻而易举地就能证明这些传说的虚假。】，曾经有一次他在餐厅朗诵，读到一个章节：“而当特罗佩特堡……”某位老师或领导纠正他说，应该是“特朗佩特”。 塔列朗非常淡定地重读了一遍文章，然后又一次被纠正了。第三次，他赶在那人开口之前飞快地读了下去，“特罗佩特堡，时至今日依旧被无知者读作特朗佩特堡。”在他心中生长的对所谓威权的恰如其分的蔑视、对激情的鄙夷，由此可见一斑。

一段时间过后，他不可避免地发掘出了缓解圣叙尔皮斯乏味生活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彼时彼地不算罕见）。有天早晨下着雨，他从教堂出来，偶然留意到了一个没有带伞的漂亮女孩儿。他主动提议和她共用一把伞，送她回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差不多每天都会见面。他们都是反叛者：她也是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走上舞台。这就是那个时期塔列朗供认不讳的唯一一次出格行为，至于那些稀奇古怪张口就来的、涉及赌博和私通的传闻，从来没有任何经得起考验的证据。它们的可靠性基于“那时他父亲已经逝世”这个假设（这个假设又基于毫无理由地断定他的某位叔父把他父亲关进了巴士底），而实际上他父亲此后还活了将近十七年。神学院的高层对于以这样一种代价换来这个学生的性格更加阳光并非不乐意。塔列朗本人也有所提示，他们的宽容大度对他的交际和前景不无助益。

上述事件发生在他十八岁时，这是自他拜访兰斯之后，1769至1774年间，我们能够掌握的唯一一个真实的细节。1774年，根据德·拉孔布先生查询的记录，他在索邦神学院争取一个我们所谓的研究员职位（fellowship）。九月二十二日，他那主题颇具启示意义的论文答辩大获成功。“神职人员应当如何言谈”是他选择回答的问题，公开发布的文本被虔诚地题献给圣母。这是他的第一篇外交学意义的论文。教士的理想境界是他全然不屑一顾的，然而，俗世的普遍价值似乎认为，诸如此类的做派是功成名就的先决条件，以示对即将进入的公共生活的礼节性的认可。黎塞留和德·雷兹的箴言已经深深扎下根。他对彼时攀登社会阶梯的条条框框深觉反感，但这由不得他选择。作为生在启蒙哲学时代、更兼博览群书的年轻人，他不可能把宗教当回事，休谟和洛克、蒙田和伏尔泰的作品读得肯定比苏亚雷斯[当为Francisco Suárez (1548-1617)，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哲学家、神学家，萨拉曼卡学派运动的领导者，通常认为其是托马斯·阿奎那之后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之一]的多得多。他顺利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学院枯燥乏味的生活亦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