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感觉派

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要相一致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二十世纪中国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古今中外剧烈碰撞的文化背景决定了现当代文学思潮丰富复杂的多元风貌与步履维艰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文学思潮产生一盛一衰巨大落差的同时走向繁盛，是一股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意义特殊的文学思潮。

“现代主义”一词在英语里见于斯威夫特的作品，在十九世纪带有强烈的消极内涵。在二十世纪早期，现代主义除了与传统主义对立的意义外还用于指艺术中各种革新和反传统的新趋势，它广泛运用各种超现实的手法来表达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己、荒诞感受和存在意识，在文学中就呈现出一种荒诞、变异、晦涩的创造风格。在困惑不宁、变迁骚动的时代，这便成为了中外的共同审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失败，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情绪由亢奋的高峰陷入了徘徊、迷茫和无助的伤感中而不能自拔，于是他们便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主张产生了共振，开始吸收其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转而探索内心世界，由此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积聚的愤懑和不满，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渐趋成熟。

在众多派别中，新感觉派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小说领域的代表，是二十世纪我国第一个被引进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也是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基本与世界新潮文学同步。新感觉派在日本崛起于1920年代，以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为理论资源，以英美小说家乔伊斯、吴尔芙、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典范，代表作家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池谷信三郎、川端康成等人师法法国作家保罗.穆杭，多以现代都市为题材，叙述时场景转换迅速，描写中语言富节奏感，注重文字的感性色彩，形成东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我国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创作了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新感觉派小说的成熟增添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段和技巧，还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现代文学的差距，其“新”就在于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城与人的神韵，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能通过对新感觉派的分析窥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所呈现出的一般特点。

第一，刻意追求新奇的创作手法且具有明显的感觉主义色彩。新感觉派的作品大量运用了如蒙太奇式的语词拼贴、以拟声拟形还原场景、抽象绘画式的描述等表现手法以及象征、反讽、暗示等超现实手法，可谓现代主义刻意追求新奇表现的余响。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把几个互不连贯的片断交错剪接在一起构成迭加的感觉印象就是借用了蒙太奇手法，而《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五个不同的特写镜头的对接也属于蒙太奇剪辑。而施蛰存则多用象征手法，如其小说《春阳》就通篇都闪现着象征、暗示的影子，“春阳”这一意象就是主人公婵阿姨生命中压抑了太久的“春情”的象征，这“春情”被年轻人的微笑唤醒了，转瞬又被一个“太太”的称呼打碎，表现了她的性爱饥渴和热切想要得到爱情的欲望。在艺术表现上，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还带有明显的感觉主义色彩。他们善于将感觉和印象内化到对客 体的描写之中，并常常运用通感手法。如“她的脚走动了”“电车吐出了许多乘客”“女人潜进袜子”“人波流向钱袋和刀子”等类似的写法都使得对客体的描写更加形象。又如穆时 英在小说《第二恋》中写道：“她的眸子里还留着乳香”。“那只手像一只熨斗，轻轻地熨 着我的结了许多皱纹的灵魂”。这便是运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和嗅觉相通，触觉和心理感受相通，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了，从而使文字获得一种富于感觉性的立体感染力。这种感觉主义色彩提升了读者对细节的感知能力，其“陌生化”的语言处理手法也造成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效果，烘托出了上海这个现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大都市在人们眼中的异域情调，产生一种疏离感。

第二，具有现代性和中国都市的特定色调。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派别，新感觉派善于用现代情绪来感受现代都市，在现代性的色调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造在地狱上的天堂”里的病态文明。中国新感觉派面对的是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大环境下的上海，是色情和颓废的游乐场，虽有工业化都市的气象却不具有西方社会的生产性，既五光十色又混沌不清，既充满活力又荒凉无比。因而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小说中主人公的设定“都喝威士忌而不喝中国酒，和着爵士乐的节奏而不是中国的韵律跳舞，跳的都是狐步舞和华尔兹”，如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主要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飞机、电影、爵士乐、摩天楼等极具现代气息的事物，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则浓缩了大上海的都市生活影像，描写对象包括破产的资本家、失恋的大学生、失业的政府职员、失去青春的交际花、糊涂的学究；《上海的狐步舞》更是几乎写出了三十年代上海生活的全部风貌，描写场景包括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咖啡馆、酒吧间、海滨浴场、豪华别墅等现代都市文 明场所。刘呐鸥和穆时英等人的创作一方面显示出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追求感觉的刺激，以及着力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内在焦虑与虚无情绪，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与本土艺术生态中的都市语境相结合，体现其暴露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男女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的主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呐鸥小说中描写的无所顾忌的男女关系所带来的暂时抛开一切束缚因而体会到身心解放的自由的愉悦正体现了现代都市为人实现自我解放提供的某种契机与条件，这种灵与肉双双得以舒展的自然人性的书写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注重表现人的潜意识以及真实的心理感受。如穆时英的《公墓》几乎全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初恋男女的心理，直接揭示其中人物的精神状态。他认为：“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无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施蛰存则有意识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创作了《将军底头》，其主题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谓“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对峙，深刻地揭示了爱欲与诸种社会观念的冲突和心理矛盾，本质正是“五四”以来所彰显的人性中的“灵肉冲突”。其中施蛰存的心理分析运用得十分娴熟，如果说穆时英等人是从感觉的追寻涉及心理描写的，那么施蛰存则是自觉地追求精神心理分析式的小说效果。他在《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中写道：“心理小说是老早就有的，十七、十八世纪就有的，psychoanalysis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东西，我的小说应该是心理分析小说。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他的历史小说《石秀》就描写了石秀对结义兄弟杨雄之妻潘巧云的迷恋与其对兄长的情意之间的冲突以及变态的性心理，把潜意识与理性意识的冲突作为小说结构的基础，表现了弗洛伊德式的性爱冲动与现代文明、道德冲突的主题，从这点看来施蛰存的作品只能说带有新感觉派的色彩，而又超出其限制，他对人在社会和生物两个层面的存在都有一种深深的关切与同情。

中国新感觉派文学既是实验又是初次艰难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艺术走马，新感觉派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和省思，不仅改变了早期海派如张资平等人过于世俗化的商业写作习气，使之具有严肃文学的品质，更借助市场的推力，将先锋与通俗糅合，催生了以张爱玲等为代表的雅俗共赏的后期海派。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典型形态，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繁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们认识第二个十年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含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