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第一年：关于更加办好自己的事情
一
刚结束不久的2021斯诺克大师赛决赛，20岁球员颜丙涛拿下了冠军。
这是一场富于悬念、扣人心弦的比赛。对手是有28年职业比赛经验，世界排名第六，在1/4决赛淘汰了“火箭”奥沙利文，人送外号“巫师”的希金斯。比赛刚开始几局，颜丙涛数次长台进攻不进，长台的命中一度下降到30%以下，以3:5落后进入下半场，最终稳住心态，追分追回10:8，成功取胜。
在颜丙涛状态不佳的时候，直播间的弹幕相当不看好他，说他经验不足，说看不下去，说“输是必然，赢是侥幸。”但是，不把自己的长处打出来，不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拿什么去赢成名老将呢？
减少失误、发挥优势，稳住心态、找到节奏，这就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生动阐释。
二
今年是后疫情时代第一年。疫情阴霾未散，还没有到总结经验的时候，但是属于依然属于必须乘隙思考的时候。
2020年因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而变得极不平凡。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人传人”现象；23日，武汉封城。中国反应的速度是非同凡响的，成效也是明显的，3月18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首次清零。3月27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中国，相比之下，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12月14日，英国确认出现一种变异新冠病毒，这是后疫情时代还没有画上终止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疫情考验了很多方面。就事论事来说，是考验医疗资源配置、医疗资源生产的能力；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影响的扩大，诸如社会力量协同、经济结构韧性、政治制度优势等的与之环环相扣的东西也进一步受到考验。雷神山、火神山“火速建成”，经济恢复正增长，向全世界分享抗疫经验、国际接种中国疫苗愈来愈多等等都是这一考验结果的彰显。
与资本本身的短视不一样，一开始防控疫情，中国就是站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角度考虑全局的。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我们就同步在医疗队伍、医疗产能、医疗水平上投入更大力量，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过程中带动多方面因素共振。如：管理方式变革。防控力量下沉，基层治理日益扁平化。生活理念变革。疫情防控常态化必须是在改变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观念上做文章才能管长远，比如一米线、公筷公勺等。有很多拒绝配合排查的人被立案、干扰防控工作的被处罚，正向引导和反面约束同时着力。社会运行变革。疫情防控要求使得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加快向落地转化，由此推动更多方面整体的发展。
当外国还在对国人戴口罩是否“自由”、对中国封城是否“民主”呶呶不休时，还在嘲讽、诋毁，吵嚷、甩锅时，中国已经致力于规划将来五年如何发展了。
三
矛盾论指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早在1937年，教员就已经目光向内，阐明了“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哲学原理。
疫情何时能止？世界将向哪儿去？很难回答，很难马上作答，我们目前掌握的还不够。但是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可把握的、可规划的、可实现的。
疫情只是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进程，然而没有影响世界发展的方向。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各国都有自己的道路，不在疫情里让人看得更深刻一些，一定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表明他的趋势。换言之：哪里的体制具有韧性，哪里的结构具有抗力，历史的选择是很客观的，资本流动的目光也是很敏锐的，资本家必须要算这笔账。如果发展方向已经因为内因积累得足够深刻，个别阶段性出现的因素起到的就只能是“催化剂”的作用。
从短期来看，国际经济形势是首先遭受冲击的。政治家再怎么胡搅蛮缠，经济的状况却是很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国外当然也会有被疫情所震惊到的人，他们的下一步就是看着自己的工业布局、企业布局，然后发现基础不能交在别人手上，接着就是筑高贸易壁垒，回收产业链条，迎来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产生的后果就是全球经济信心不振，经济更加下行。然而，回收产业链条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外国企业老板可不一定会胸怀博大、照顾本国发展需要，他们只看自己的蛋糕如何。回收回来，既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回，又要看人家怎么回，回了以后，自己承接的生态是不是还健康良好。缺乏成熟的条件，想要强行扭转人家的车头，人家是不愿意的。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接着就影响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经济格局基本相匹配，脱胎于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美元体系早就受到挑战，下一步世界的政治力量格局的大调整就会随着疫情而加快演进。第三世界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意愿，那就是更加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这当然与欧美一贯的傲慢大相径庭。客观规律与主观干扰使得外交状态不断发生相位偏移，整体处于“波浪式前进”的状态。
更加深刻地，国际舆论体系也将逐步而缓慢地受到冲击。300年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不仅帮处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的国家取得了深刻的经济发展，还使他们拥有了资本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并借助资本主义文化建立了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发展了包括媒体、影视等在内的强大舆论武器。包容性不强，高高在上的感觉却不小，似乎具有了制定标准、评判是非的舆论垄断地位。好一部分人思维还停留在冷战的零和博弈时期，有些人还沉醉于19世纪后半叶野蛮的殖民主义，一些人思维还滞后在大航海的年代，甚至一小撮人还自囿于古世纪追逐野兽、信奉丛林法则的愚昧之中。历来经受殖民主义的伤害的人民，还受着这类殖民主义思想的干扰，也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希图得到别人认可的心理无比强烈，不同的在于有的人是“恐”，有的人则是“媚”。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极的转移，这种舆论垄断就会相应地逐渐减弱，发展中国家正要愈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历来就不乏愿意思考的人、不缺少登高望远的战略家，如果她善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任何人都不能装聋作哑、视若罔闻。
四
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想行稳致远，要有非常之智慧，才能达到非常之成绩，根本的就在于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样一个大国，既决定了除了自力更生没有别的路，又决定了走属于自己的路的困难性。内生性的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外部当然也值得警惕，就像教员1937年指出的：“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们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当今更是如此。没有“假如战争明天爆发”的紧迫感，就会现出许多被人家抓得住的破绽。
办好自己的事情，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中国贫穷了数千年，落后了二百年，所积累的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被工业革命飞一般地、一股脑儿地超越了。许多地方之发展目标之所以不能实现，就在于他们的经济动力还不充足，经济结构还不成熟，经济模式还不完善，经济观念还不先进。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限制，更多地还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因为均衡发展不是均匀发展，以核心经济圈辐射周边地区、以发达经济城市带动滞后城市的格局还暂没有形成，尤其是城乡的差距有待弥合。乡村实在是最有诞生可能性的地方，等到广大乡村的自主发展能力愈益兴起，走出一条注重生态文明的、注重本地特征的、注重长远持续的、有别于中心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之路，届时整体的经济活力才更加体现，外国搭中国的“便车”也就愈来愈多。
其次是科技的发展。核心科技是人家紧密封锁我们的，更是我们亟待攻关突破的；不光是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卡脖子”的我们要搞出来，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也要搞出来，在既合作又竞争中搞出来。现代的科学完全是西方的体系，然而我们的学习能力非同小可，过去很多没有的、落后的，都相继填补了空白、赶上了第一阵营，甚至走在了前面。应用研究要争先恐后，基础科研也要不甘落后；军用领域要大步赶超，商用、民用领域也要快步前进，形成一个点撬动一个面的联动作用。
接着是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科技进步，都离不开人这个关键因素，都需要数以百万计的优秀人才奋战在各行各业。假如中国每个行业都有几十上百个世界顶尖人才，每个乡村都有一半以上接受过高中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外国即使想望中国之项背也是做不到的。从这方面说，人口红利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既要做好基本的教育，在千百万乡村地区建立好质量达标（教学硬件、教师水平、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小学、在二三线城市发展好质量过硬的中学，使人们的素质不断加强，亦要提振高等教育，产生更多世界排名进入前五十、前一百的双一流高校，并且是既与科研高度接轨，又与社会行业高度契合，更与时代发展需要高度匹配的高校。
然后是文化的发展。文化与经济是互相成就的，两者可以交替上升，但不能脱离彼此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前进到哪一步，文化就被基本地规定在那个区间，就像小农经济不能诞生资本主义文化一样。现在的文化事业之所以还有所欠缺，是因为广大的经济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因而现在许多人还在只玩外国的游戏，看外国的影视，听外国的音乐，读外国的著作，买外国的商品，对自己文化圈子是不是也是世界的主流、自己所学习和沉浸的文化能不能满足当今的发展方向的自信心还没有完全地、普遍地建立起来。等到大家的口袋鼓起来了，头脑充实起来了，自然就会产生本土的、优秀的、富于气派的当代文化，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要达到以上所言既注重短期又兼顾长远、既关注重点又着眼全局、既注意多数又关怀个别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制度的变革贯穿其中，要使制度的变革带动各项发展、符合各项发展。举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无论是具体而微还是大而广之的，都是重大的系统性工程，具有社会根源、又强烈地产生其影响。关键在于用制度保障好自己的发展利益，不受或减少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
历史是人民写就的，当代史正在当代人手中奋笔疾书。疫情不会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相反，中国人民从疫情中学到的知识，正促使中国人民更加地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