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意义上回到索绪尔？

索绪尔，通常意义上来说，我们把他称作结构主义之父——的确，他通过他对普通语言学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事实上运用了一系列后世被我们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请注意，我用方法论称呼这些方法，我并不认为结构主义本身是除了方法之外的什么东西）。但是，正如我最近所做的那一系列视频中所见，“结构主义”这个名词被真正提出，是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也是那时，结构主义才得名。

讽刺的是，列维·施特劳斯在指认自身理论的“父亲”的时候，他指认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就是爱德华·萨丕尔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实际上他们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也是独立发展的，他们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尤其是在进行语音调研，田野调查时，用音素，音位，音位变体等单位进行语音系统构建时体现出来的方法。他的结构主义方法并不来自于索绪尔啊！

于是这个结构主义之父的名义倒不如说是被回溯性构建起来的，更为有趣的是——这恰好是一个能指寻找所指的过程，似乎结构主义需要那么一个父亲，所以索绪尔被称为了结构主义的父亲。（毕竟我们再往前追溯，对神话进行一些类似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的人，最早是维柯，如果真的要论时间先后，倒不如说维柯是结构主义之父更为妥当呢）

但我并不反对索绪尔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尽管我说了这么多他不应当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原因。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维柯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发明”，而是一个“发现”——在我们成为人之前，我们就已经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了——恰恰是结构主义化的思考方式：在我们作为如野兽一般的原始人时的那种原始的冲动，那种认识，命名，使用一些不拘泥于文字的诗歌一样的方式去表达的过程，让自然成为了属人的自然，这也是那个真正的结构主义创始人——那个最初固定化表达某个外在自然的人，让人成为了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结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冲动，一种什么样的冲动呢？

一种符号化，制度化的冲动——在这个角度上，我实在无法反驳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之父：他独立地在语言维度创立了被后世称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共时性对历时性，语言对言语，能指对所指，横组合对纵聚合，差异生价值……并且他在第三次语言学教程（他行将就木时），提出了建立一门符号学的计划，尽管在那之后他的身体无法支持他进行研究了，他为后来者留下了这把钥匙——是的，断无不可解之理。并且也正是这种结构主义把握体系和符号学本身（借皮尔斯的话，逻辑学作为一种符号学）的思考力进行河流，产生了20世纪璀璨夺目，时至今日仍残留余响的结构主义符号学。

但倘若我们把视线从那本璀璨夺目（但其实被学生删改极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上挪开，当我们真的试图去审视属于索绪尔的作品，他的手稿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索绪尔——他值得我们回到索绪尔——是否存在一种独属于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呢？如果有，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言说索绪尔有语言哲学呢？

一个事实：索绪尔在当年开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教学目标上赫然写着：语言学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 linguistique)。

索绪尔在何种意义上称自己为语言学哲学？我们通读索绪尔的手稿发现，他根本是在一个普通语言学的框架中谈论很多哲学的传统命题：存在和存在者，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意义和指称……但这种阐释并非为了解决哲学问题，而是全面阐释他的普通语言学思想：语言的二元本质，音位学，声音形象，价值和差异，形式-声音形象，语音和语义变易，符号学，语言的本质（本体）等等。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寅教授曾经在他的《语言哲学沉思录》里面对索绪尔批判：他在语言系统里转圈子，对于这个批评，个人颇有些微词。

首先，即使诚如王寅教授所说，索绪尔真的只是在语言系统这个小圈子里打转，那他作为普通语言学（强调共时系统，描述性，语音优先，差异优先）的创始人而言，这也绝不是什么批判，反倒是一种赞美——因为哲学恰恰在研究的意义上是要把某种事物坚持到底。

其次，王寅教授的批判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他不知道，索绪尔成名和绝大多数时间做的就是他后期抛弃的那个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并且哪怕是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参考索绪尔的第三次语言学教程，相对完整，非学生编辑），索绪尔对共时的处理非常谨慎，篇幅完全不亚于历时研究。并且由于国内教科书编写的问题，往往用synchronic（共时） V.S. diachronic（历时） 的写法，搞得好像在索绪尔的认识里，共时性和历时性是一对二元对立的对子一样（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理解就来自于对索绪尔的认识方式是：先扣一个结构主义的帽子，再具体考察他的文本，这对索绪尔和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公平，也难见其真意——索绪尔强调的那个共时性，恰恰是要以历时性为基础，索绪尔研究的每个共时面，恰恰是因为历史因素无法被化约，他不得不截取共时面，而最终要寻找到某个依据时，一定是历史决定的，并且这也涉及到了索绪尔的语言时间观，他通过组合聚合的二分刻画了一个从未来纷纷散落，经由一个共时系统流向过去的时间观，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站在一个共时系统的一个点上进行观察时的时间观，这个时间观和多年以后的海德格尔不谋而合。用索绪尔自己的比喻：共时系统是历史在一个时间点上的投影，就像立方体在纸上需要用投影来表达自身一样，但人恰恰可以通过这个投影来认知三维的立方体。

最后，倘若我们要谈论索绪尔的手稿到底传达了什么的话，我们不妨引用这个手稿编辑者的总结：（1） 知识论意义上上的，知识论针对科学实践可能性的种种条件，而索绪尔恰恰是这方面的专家：比较语法包含当时所谓的历史语言学的内容。（2）语言的思辨分析——有事扩展到意义上更为普遍的问题——索绪尔多次将其定位到哲学的：于是，人们还可以像他那样用语言哲学表示。（3）对即将诞生的学科的展望，因此是“纲领性的知识论”。而《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者巴利和薛施蔼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三个角度的知识，尽管他们整理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但他们错过了这位日内瓦语言大师的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们忽视了：比较语法的知识论和语言哲学。概而言之，前者由19世纪的知识形成，后者由18世纪的知识论体系形成，普通语言学的重构正是基于历史的回顾。

更有甚者，索绪尔在1908——1909年度的语言学课上说过：“任何一类的语言学单位都代表着一种关系，现象亦然，所以，一切都是关系，语言学单位不是由语音，而是由思想所建立的。”“所有现象都是关系中之关系。或者让我们用差异一语来表示：一切皆用以对立的差异，而对立赋予价值（valeur）。” 建立一门新的学科，那么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进行极其精微的思辨，可通行本的《教程》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比方说很少有人会知道，我们所见的那个“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实际上索绪尔最初是通过群体语言，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三分进行描绘和思辨的，但最后他抛弃了群体语言这一杂乱无章的内容，直接把整体语言建立为语言，个体语言建立为言语，这个过程非常有“黑格尔范”，并且语言的关系本体论又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关系本体论不谋而合。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既然结构主义之父是被回溯性构建起来的，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视角去框定索绪尔的思想，索绪尔的思想我甚至可以说早就埋下了解构主义的种子。比方说，德里达所谓的“反语音中心主义”，看似直指索绪尔，但在我看来，他们完全讲的是同一回事，是同一条路径的两个向度罢了。索绪尔的“语音研究”可不是基于“语音材料的研究”，而恰恰是要将语音作为音位概念化，去建立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体系，这就是某种“观念论”——这不正好是为了给语音以书写的可能性，从而将某种逻格斯中心主义给破除的过程吗？恰恰是把敞开体系的可能性留给了后来者，而德里达所强调的书写为解释敞开了一扇门，也恰恰是索绪尔的关系本体论和共时系统的投影论所启示的道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本身就已经暗含了“解构”的可能性，并且也为“诠释学”开辟了一道幽径。

那么回顾标题：我为什么要回到索绪尔？我给出的答案是：索绪尔是20世纪以来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无人不从中吸取养分的大师，他的思想竟还有如此多沧海遗珠等待我们去探寻——如果我们要探寻结构自身的毁灭方面，不如从那个肇始开始。回到索绪尔，并非在思想上回到结构主义的僵死，而是要从时间的砂砾中夺取那数颗黄金，时隔百余年，不妨再读索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