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北平城郊一系列惨案（上）
1937年农历六月十六日，从高丽营北面来一帮日本兵，扛着枪向村子里走来。当时一村田桐春的父亲正在自家瓜田干活，见日军来急忙起身向村里跑，鬼子兵举起枪，“砰砰”两声将他打死，日本兵蜂拥而上，哈哈大笑。我永远记得他们狰狞的面孔………… -- 一村高玉成老人口述 七七事变那年，一小队日军占领吉云寺，从此人们便不到庙里敬香了，南集市也挪到北门外狭小的地界，日军天天在寺外场地上练刺杀，哇呀哇呀地发出怪叫，还不时从寺中传出鬼子鞭打革命人士野兽般的吼叫和被摧残者的惨叫声……每个人都要带“良民证”，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东西门设岗，日军和伪满洲军各一个，不带“良民证”别想进门，而且严加盘问，找出保人。发现将“良民证”借给他人的先毒打一顿，而后游街示众。对小学生强迫学日语，唱日本歌.……人们生活在恐怖之中。 -- 七村莽淑敏老人回忆 正文 北平的八年抗战，热察两省边界的十二年抗战，我们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抗争，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自身也付出了很深的代价，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不适，请自重。 抗日战争纪念网》战时中国》北京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损失了多少人口和财产？》惨案统计表，这比我详细的多，可以去补充，我也是参考它的，在这里，选择各个区的最出名的例子。 一、平西地区 1.昌平西山惨案
南口战役时，铃木旅团从正面久久无法突破国军南口防线，决定绕攻镇边城。一路上，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借口百姓帮助国军阻止日军前进，先后血洗白羊城、溜石港、高崖口、狼儿峪（8月16日～18日）、黄楼院、老峪沟、马刨泉（8月19日）、禾子涧、长峪城、镇边城（8月20日）等数个村庄，杀害群众一百余人，史称西山惨案。 西山惨案纪念碑 位于流村镇溜石港村东南。该纪念碑是为纪念全面抗战爆发60周年，铭记1937年日军对昌平西部的一次大屠杀，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和昌平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共同设立。碑正面书“昌平西山惨案遗址”，其余三面为碑文：“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侵略军在进攻昌平南口的战斗中，对沿途村庄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日军在鳌鱼村和溜石港村，对无辜村民进行血腥屠杀，未进山躲藏者几乎全部被害。八月十九日，在马刨泉村和老峪沟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八月二十日，又以残忍手段血洗了禾子涧村。仅四天时间，日军在这五个村庄就杀害无辜百姓一百零九人，烧毁房屋五百多间，制造了昌平西山惨案。” 2.房良地区一系列惨案 1937年7月7日，在距离良乡县城约10公里的卢沟桥发生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仅数十日的功夫，在7月26日当天，小股日军便出现在良乡县城东关及附近的梅花庄、苏庄一带，开始了他们的烧杀掠夺活动。 8月20日，日军从良乡出发，经阎村、昊庄、南坊、北坊一带，直扑坨里，一举占领坨里高线大楼，一路上毁坏了数百亩尚未成熟的庄稼地。9月1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房山县城及琉璃河镇，开始在房山城四周的村庄大肆屠杀，二站村、石楼村、坨头村等全遭难。
石楼惨案：1937年9月16日，一股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奔向石楼村，3架飞机在城内外扫射，很多村民不幸遇难。日本兵进村后用枪打或用刺刀挑，开始残杀平民。不仅如此，日军还闯入老百姓的家中翻箱倒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抢走。当晚10点左右，日军把院里捆着的人分成3堆，把每堆的人都拴在一起，让他们跪下后乱枪打死。仅9月16日、17日两天,石楼村就有50多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被日军杀害。9月17日，日军同时窜到石楼地区支楼村，14名无辜百姓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坨头村惨案 : 同样是9月16日，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孙连仲大石河防线以后向南推进,通过田各庄,瓜市，辛庄直奔坨头村。日军前进时坦克在前,步兵在后,坦克不从道路上走,专门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横冲直闯。坦克过后，日本兵便冲进老百姓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暴行。仅仅一天的时间，日军就在坨头村中杀害无辜百姓40多人。
二站村惨案: 1937年9月17日，日军侵袭石楼附近的二站村。慌乱之中，二站村及附近村中的百姓开始四处躲藏，很多的村民便选择躲到二站村北的天主教堂，9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日军将躲藏在天主教堂中的100多个男人都拉出去，将他们赶至二站村西头的大沟里检香身体，凡是头上有戴草帽印的说是军帽印，肩上有扣子印的说是打枪打的，脚腕上有腿带子印的说是绑裹腿绑的，总之都说成是八路军或是国民党的人，随后便开始轰着这群老百姓往西边和北边的地坎上走，进到一片谷地和白薯地后，日军就开始行凶，用刺刀扎进了每个人的后背。 1937年8月20日，侵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疯狂向京郊侵袭，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继续南侵，石楼镇的二站村、石楼村、坨头村等村的民众团结一心，积极支援国民党29军坚决抵御日军的侵略。然而，中日军队双方在武器和兵力上的悬殊差别，迫使国民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很快撤至良乡、房山地区。 1937年9月13日,国民党29军被迫撤离了二站村，二站村随即被日军强行占领。慌乱中，二站村以及邻村的百姓四处躲藏，许多村民选择去二站村北的天主教堂避难。当时二站村有1000多村民，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是天主教信徒，二站村天主教堂也是当时附近几个村落中唯一的天主教堂。 国难当头、铁蹄入侵、百姓危急，二站村天主教堂打开大门，接纳所有前来避难的百姓，无论什么信仰，无论有无信仰，神父张庆桐还煮了几锅饭供村民食用。据可靠资料显示，二站村天主教堂当时共收容男女老少37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从邻村石楼村、坨头村骑着毛驴赶来避难的。 9月17日(有资料说是15日)下午，日军计村公所的人到教堂通知所有的男劳力都出来。 100多名青壮年男人被赶到二站村西大沟里，四周有日军骑兵队围着，高坎上支着机关枪。 日军头目让这些男劳力脱下衣服检查身体。发现头上有戴草帽印的说是军帽印，肩上有担子印的说是扛枪扛的，脚腕上有腿带子印的说是绑裹腿绑的。总之说他们是八路军或是宋哲元二十九军。检查完毕，就开始杀人。每两个端刺刀的日兵赶着三名百姓到西边的谷地里，走出不远，日兵就用足了劲儿，用刺刀扎进他们的后心。好端端的汉子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有的胸口或眷背上咕嘟咕嘟地冒鲜血，有的痛苦地惨叫。 与此同时，另一伙日军开始在教堂内公然调戏和侮辱妇女。面对日本人的暴行，早已按耐不住的张庆桐神父忍无可忍，上前阴拦并大声斥青道:"你们真没着，毫无人道!”丧心病狂的日军对着张庆桐神父连开四枪，然后将浑身是血的神父钉在教堂的十字架上。 天黑后，还有10来个人没被杀，他们一起被赶上地坎儿。当两个日兵从前边动手时，一个18岁叫张润生的小伙子就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日军杀完了查看是否有活的，发现张润生身上没有血，便向他刺了三刀。因他穿着10多斤重的棉袄，才没扎到要害处。这次惨案日军共杀害中国村民110人。
坨里村惨案 1937年8月20日，侵华日军调集大批部队疯狂向京郊侵袭，驻守在卢沟桥以南的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凶猛的攻势，且战且退，很快撤至良乡、房山地区。日军穷追不舍，一直进犯到坨里村。坨里村地处房山城东北部，为北平城郊交通要冲。当中国军队撤至口子山时，日军已占领了制高点，并杀进村东。 随后日军立刻展开了屠杀，年近50岁的村民王昆从坨里高线下班回来，不知道村中发生了什么事，在街上正碰上入侵的日军。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他押到陈家院中，王昆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刺刀挑死。一同被挑死的还有口子村的村民穆墨艳。 村民宋国山的妻子听到枪声慌忙朝大街逃跑，日本兵紧迫不放，然后从背后开了一枪，宋妻当场身亡，刘景义的妻子在慌乱中跑出家门，日本兵见了追上去将她杀死。刘景义见了急得不顾一切冲上去。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马上将他围住，使他动弹不得。刘急得直叫老总，紧紧攥住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不放。这个日本兵使劲一拧，刘景义的一个手指就断了，随后，又用枪托狠狠地击打他，把他打的昏了过去，鬼子以为他死了，于是收兵撤退，刘景义侥幸捡回来了一条性命。 村民王振生四十多岁的父亲王田被日本兵捉住后，被逼着烧火做饭。王田不甘作亡国奴，趁机逃跑，又被抓回，日军把他押到大庙里牢牢捆上，轮番毒打，又照着他的臂膀砍了两刀，卸下一只胳膊，用这只胳膊狠狠打他。王田被打得死去活来，加上失去一只胳膊，再也支撑不住。日本兵见状又打了一枪，王田当场死去，据其子王振生回忆，8月20日早上没吃饭，他和母亲、妹妹、两个弟弟一块儿逃走，父亲没来得及走而被抓住。他们先来到南罐沟，又跑到英水一带。几个月的小弟弟有病没法医治，不久就夭折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他们回来寻到父亲下落时，只见到他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双圆口鞋和一堆白骨。 在这次惨案中，秦二掌柜一家10几口人死于日军屠刀下。另一些逃难的百姓躲到房山城北的羊头岗村，其中秦连州一家八口人及一部分逃荒者躲在村东头一口白薯井里。由于井下藏了几十口人，声音嘈杂，被追赶的日军发现，日军投下一颗毒气弹，井下几十口人全部丧生，在日军进犯的日子里，短短几天坨里村就有128人惨遭杀害，村里从此人烟稀少，一片凄凉。
定府辛庄惨案 定府辛庄位于京郊西南部房山县城东南，距县城两华里。1937年9月，已侵占了良乡县城的日军，用坦克开道向西南的房山县城入侵，遭到宋哲元二十九军的阻击。9月15日，二十九军一个连撤到定府辛庄，阴挡日军南侵。该连队进驻后，军民携手在村北挖了约一里长的战壕，英勇抗击日寇，最后日军用飞机狂轰滥炸，轰平战壕，该连最终全部殉国。 9月16日，红了眼的日军进犯该庄，开始了残酷的屠杀。他们从东西北三面进村，挨门挨户搜查，没有逃走的百姓一律遭枪杀。一伙日军进到张三炮的院子里，便满院追鸡，张妻从柴垛里出来制止，被一枪打倒。见妻子被打死，三炮急得钻出来，刚一露面也被一枪打死。王德生和3岁的妹妹随母亲逃荒到姥姥家避难，鬼子进村后，他们藏到白薯井里，妹妹总是哭叫。母亲怕连累别人，又连夜跑出村，因妹妹又饿又害怕，哭叫不止。为了母子和乡亲的安全，母亲狠心把妹妹扔进河里，后来寻找，生死不明。 9月24日，日军一小队又讲村，大部分百姓跑了，剩下的有一个呆傻的男人。一个日本兵使足了劲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把头颅砍掉，村中刘永家院子较深，村里七八个没躲出去的男人都藏在这里，全部被日军用刺刀扎死，整个小院被鲜血染红。还有一位住在村边的农妇，男人躲在外地，她被一日军小队长奸污，羞愤的跳井自尽。 日本军人杀人手段恶劣，他们把逮着的成年男人每两个捆在一块儿，随意砍死一个，留下一个活的，再踢一脚或打一拳，让他拉着死的跑，以此取乐。有一小队日军把逮来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院子里，男女分别排成两行，对面跪下。两个日军手拿鼓槌狠劲儿敲男人的头，让女人看着，每人被敲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场死去，其余的也流尽血悲惨死去。女人们有的难以忍受，直接晕倒了，剩下的欲同日本人拼命，均被杀死。 日军先后三次进庄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院内外、街内外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三次屠杀共约杀死70余人，炸毁房屋200余间。
坟庄惨案 1937年9月16日，日本侵略军在指挥官山田的率领下侵袭房山以南大部村庄。中国军队大部南撤，小股部队退至坟庄村，边撤边喊:"老乡们，快跑吧，日本鬼子来了!”村中百姓闻讯后顾不得家中衣物，纷纷向西部山区躲避。
17日上午，中日双方展开激战，日军有所伤亡，受阻后的侵略军以凶猛强大的火力优势疯狂反扑，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日军侵占坟庄地区。日军进村后挨家搜查，见物就抢，见人就杀，村民刘凤等人正宰牲口，听到枪声，丢掉器械逃走。宰得的牲口肉全被日军抢走。日军抓住冯卫春，一刺刀从他的肚子扎过去。冯疼得倒在地上抽搐不止。日军见他没死，继续用刺刀扎，并提来开水往他身上浇，直到他断气才离开。
一位妇女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往村北跑。日兵发现后，在她身后连发数枪，她中弹死在血泊中，孩子哇哇哭，爬到母亲身上找奶吃，其景惨不忍睹。日军大屠杀后，又在村里驻扎下来。砸门窗劈劈柴，杀猪逮鸡宰牲口，整个村庄烟尘弥漫，怪味熏天。日军作恶一天才撤离。在这次惨案中，有70余人被残酷杀害，村内房屋的门窗被砸毁烧掉，喂养的猪鸡等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
太和庄惨案
1937年9月，日军占领了房良地区。房山人民奋起反抗，地方武装纷纷组织起来。当时，一路(当时称华北抗日同盟军，老乡们称之为“老便”)军司令周文龙率领3000余人活动在乡沟，窦店一带，其部下朱龙带领全队人员驻扎在太和庄天主教堂里，他们袭击日军，捉拿日本探子，并把探子捆在教堂进行审讯。日军气急败坏，对当地人民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2月23日拂晓，天上的繁星还未退尽，日军全副武装突然从太和庄村东北的砖窑沟侵袭过来。大约四五点钟，村东北突然响起枪声，村中几百名百姓从熟睡中惊醒。日军冲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孙秀一家14口没来得及跳跑，全被堵在家中，只得扒墙往外跳。结果，跳过一个被日军挑死一个，共被挑死七人。
孙士元的奶奶、父亲孙奎、叔叔等一家人也往外跑。日军看见，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老太太看见日兵要杀自己的儿子，使尽力气把枪把子紧紧攥住。日兵往后一拽，老太太就跌坐在地上。这个日兵又追上去，对准孙奎的后心就是两刺刀，孙奎扑倒在地，惨死在血泊中。
行凶的日本兵
日军来到于福家，于福年迈的母亲说:"我们都是好人，别打死我们。"日军见老太太跑不动，就示意她慢慢的走出去。老太太背着孙女往外走，没走多远，日兵就开了枪，孩子当场被打死；村民王以寿见敌人杀人放火，吓的钻进草垛里藏起来，结果被活活烧死。
一时间，太和庄浓烟滚滚，枪声四起。村民扶老携幼，顺着大道往西奔逃。日军对追上的用刺刀挑死，追不上的就开枪射击。有些跑得快的刚刚来到村边，就被早已架好的机枪击中。大人被打死，有的婴儿还活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姜家女婴哇哇哭着，在死人堆里爬，其景惨不忍睹。从拂晓至正午，日军整整行凶半天。在这次惨案中，全村有78人被杀，数十间房屋被烧毁。
龙宝峪惨案
龙宝峪村位于房山城西8公里的群山之中。“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县大部村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做。当时，反抗侵略的地方武装纷纷建立，号称三路司令的胡振海下属有个炮兵大队，有几门小炮，五六十人。炮兵大队驻在龙宝峪村，每天都要冲着盘踞在房山山顶庙的日军打几炮，不让他们安宁。日子久了，侵略军断定“老便”(指地方武装)的主力部队就住在龙宝峪一带。
1938年2日18日8时，盘踞在县城内的侵略军在乔本的指挥下，突然从村东老牛沟北，进犯龙宝峪村，炮兵大队抵挡不住，弃山南撤至隔着一道山梁的黄山店村。当地百姓十分害怕，年轻的钻进煤窑里躲藏，年老年幼的及舍不得弃家的只好果在家里。日本侵略军包围村子后挨家搜查，发现只是不多的老人和孩子。
为了把村中百姓斩尽杀绝，日军施用了欺骗手段，命令汉奸装出和气的样子，让老人们把逃走的人找回来，并威胁如不照办，就把全村的房子烧掉。同时，汉奸还到5里远的黄院村通知百姓到龙宝峪开会。龙宝峪村的李文启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日军和汉奸的诱骗下，钻进煤窑，劝说躲在里面的几十个人出去。李文启的侄子李增出来后，其他青壮年（男性居多）也陆续钻了出来。结果，日军见一个抓一个，然后把他们押到一处叫下新房的外院里，日军端着枪逼着他们靠墙排成一圈站好。
晚上，百姓双臂被缚，蹲在墙根整整熬了一夜。第二天早最8点，三个全副武装的日兵出现在大门口，在距人们七八米远的地方立定等候命令。一会儿，就听一个日本军官哇啦哇啦地下了一道命令，让被束缚的百姓靠墙排队站好，三个日兵马上开枪射击。他们专门打人的太阳穴。枪声一响，中弹人立刻脑浆进裂，一头栽下去丧生。不大功夫就枪杀了30多人，只剩下李文启与李增这叔侄二人。 没等枪响，李增一头扎进李文启的腋窝里，只露出一个后脑勺，就听叭叭两枪，李文启惨死在血泊之中，李增也随之倒下。过了一段时间，枪声不响了，满院子尸体横十竖八躺了一片。墙上溅了不少血迹，地上流满了一汪汪的血浆。这时，尸体堆里有人苏醒过来，吓得变了声音喊起来。三个日兵冲着地上的死尸又是一阵乱枪，看再也没有动静了，才转身离去，李增侥幸活命，但受了重伤。 8月13日早晨，口军又挨家搜捕，把村中没跑的李兴伍等10几人捉住后，押到杀人现场，全部枪杀，日军在龙宝峪惨案中共杀死无辜村民40余人，烧毁房屋124间。 日军在房良两县的惨案中，暴行令人发指，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3.门头沟王家山惨案
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展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昌（平）宛（平）地区采取了并村行动，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制造“无人区”，割断民众和八路军的联系。王家山村位于日伪据点斋堂以北的北山上，有40多户人家。日伪军进入斋堂后，王家山的村民坚持斗争，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1942年12月12日，在汉奸翻译官宋福增的建议下，在小队长赖野的指挥下，日军放火烧村。 惨案遇难者42人，有男女儿童、孕妇，还有刚满月的婴儿，17户人家绝户。如今，在惨案原址建有纪念碑。 王家山村坐落在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十余里的北山上，村中仅有40多户人家。日伪军进入斋堂川建据点后，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全村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割电线、埋地雷、破坏公路，配合我部队偷袭据点、伏击日军，小小的王家山村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和坚固的战斗堡垒。日军把王家山村的干部和群众看成地方“治安”的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要扑灭王家山村的革命烈火。 惨案的策划者船木健次郎在日本侵华时期，担任第四国境守备队步兵少佐大队长，1945年6月任日军第137师团375联队大佐联队长，活跃在北平斋堂地区和宛平县，曾数次对村庄进行毁灭。根据史料记载，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展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昌宛地区采取了并村行动，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制造无人区，割断民众和八路军的联系。 1942年12月12日近黎明时分，驻斋堂日军头目赖野及汉奸带领日伪军50多人包围王家山村，赖野下令放火烧村，据门头沟史料记载，王家山惨案，遇难者42人，其中年龄稍大的2人，中青年妇女12人，15岁以下孩子27人，其中最小的刚刚满月。 王家山村民梁春兰老人是当年王家山惨案的见证者。梁春兰回忆那次惨案，1942年12月12日，天还未亮，斋堂据点的船木健次郎纠集了日军30多人、伪军60多人，包围了这个村子。放哨的民兵王文志发现了日军，就向他们开了一枪，一来阻止敌人进攻速度，二来通知村民转移。村里年轻人带着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们突围了，42名妇女儿童落入敌人手中。日军小队长赖野审问老乡们谁打的枪，没有一个人回答，赖野大怒，将这些人都押到不足20平方米的两间小房子里，先用皮带轮番抽打，然后封死窗户，放火烧屋。此后，突围出去的人陆续回到村中，一位老人说，现在，谁也别去灭火，人肯定已经没了，大家让它烧完吧，就当替我们埋葬了，否则看着尸体只能更难受。火彻底熄灭后，大家从废墟里把遇难者的尸体扒了出来，很多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大家只好将42具尸体埋藏在一个坑穴里。 随后，日军并未直接撤走，而是修筑防御工事，准备在这里建立炮楼，当作开采煤矿、铜矿的一个据点。游击队与本村的村民们了解情况后，义愤填膺，准备报仇。 据抗战老兵、当地村民艾德本回忆：“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们从山上绕道，藏在鬼子据点下面。因为下雨，鬼子都躲在屋里歇着。等到山上的雨雾更大些，队长做了下手势，大伙拿出手榴弹，冲着鬼子据点一通猛扔。很快，鬼子的据点四处爆炸，整个给炸成了一个大火球。日本人搞不清情况，用机枪冲着山上乱扫，我们在下面啥事都没有，眼瞅着小鬼子死的死、跑的跑，当晚就撤离了王家山。大伙儿高兴坏了！我们不仅给村里人报了仇，还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 经过了那次战斗的洗礼，艾德本快速成长，之后就正式编入冀热察挺进军七团三连。 而策划者船木健次郎于1945年8月被苏联红军俘获，1950年引渡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船木健次郎1954年5月-6月笔供，他的重要罪行首先是摧毁村庄，笔供中这样说：“我大队由于团长命令对村庄进行覆灭的事也有过数次，其年、月、日、地点等没有明确的记忆。即于东斋堂南方15公里的地点，一处约15户。于东斋堂西南方20公里地点，一处约15户。”船木健次郎在笔供中还说：“1941年8月份，对宛平县西南方地区的旅团作战，旅团预备队把一个村庄，在东斋堂西南方约45公里，烧毁了，其户数我记得约有15户。”制造王家山惨案的刽子手赖野与他的小队于1943年在河北省涞水县的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包围歼灭，赖野被击毙；汉奸宋福增外逃时被抓捕归案，1951年在东斋堂东门外的西楼交给人民审判后被枪决。 王家山惨案当时震惊了平西根据地，《晋察冀日报》曾先后三次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平西人民为死难者报仇的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王家山青壮年又组织起游击队。为纪念他们惨死的亲人，游击队一律穿白鞋，人称白鞋复仇队。当地群众编写的《王家山惨案小调》还在传唱。 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王家山惨案发生地为“国耻纪念地”，并立汉白玉纪念碑。2013年6月，该遗址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门头沟杜家庄毒气事件
在七·七事变发生地不远的宛平县杜家庄，日军为显示毒气的“威力”，向当地居民实地施放了一次毒气。 亲身遭受毒气伤害的张成明在中国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作证： 1941年秋后，日本鬼子船木部队在杜家庄以召开学生运动会为名，把杜家庄和它周围的张家庄、齐家庄、塔河、梁家铺和黄安村的老百姓和学生都集中在杜家庄外一个大操场上。 那时我也到场了，当时到场的有好几百人。 运动会开始，各种运动都有，其中有一种是日本鬼子侮辱我们学生的运动。他们用水泥口袋，把学生的头套在里面，捆上口，让学生在操场乱爬。日本鬼子就是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侮辱中国学生的。 运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几个日本鬼子练习拼刺刀。在拼刺刀的当中，放了两个烟幕弹，冒着很大的烟。双方谁也看不见谁。 拼完刺刀以后，就有两个日本鬼子和一个翻译从操场旁边的木箱子里拿出毒瓦斯，走到操场西面一口井附近，向人群当中放毒瓦斯，冒起了很大的烟。 人们开始以为也是烟雾弹，后来感觉有刺鼻的气味，想到有可能是毒气，就吓得开始四处乱跑。但人多跑不开，拥挤一团踩得乱哭乱叫，当时中毒的就有好几百人。 我跑到操场外面的一个大河滩边，日本鬼子放了毒瓦斯后，就回到他们的据点里。 后来我回到操场去找我的弟弟，看到中毒的人就有四五百人，其中最严重的有七八十人，都被毒气呛得从嘴里和鼻子里往外流血。 我的弟弟也严重中毒，嘴和鼻子也流出血来，我和父亲用凉水为他解毒，才把他抢救过来了。 一些中毒轻的就从井里提来凉水抢救那些中毒严重的人。以上这些事实是船木健次郎的部队所干的，都是我亲眼看到和我亲身遭遇到的。鬼子用毒辣的手段来危害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人性的。 当年担任中佐大队长的船木健次郎在法庭上对曾经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说：“旅团司令部下发毒瓦斯是在1941年5月或6月的时候，记得有红筒、催泪筒两种，大多数是红筒，共有1000个左右。我记得这些毒瓦斯分给我下面的四个中队，每个中队200筒，另外大队留下一点备用。大队曾下命令，把这些毒瓦斯分到各中队，然后再分到各分遣队。 他承认，自己的部队在杜家庄等地施放毒气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 5.门头沟沿河城、向阳口惨案
日军占领沿河城 1939年6月，敌人从大村和向阳口、石羊沟分两路合击斋堂，日伪军300多人在汉奸东九吉的带领下，路过沿河城时，2000余间房屋几乎全部被烧，经群众抢救仅剩下几十间。 1940年秋，日本在门头沟沿河城村建立据点，先后在向阳口、沿河城、林字台、狮子沟、永定河岸筑起了大大小小9个据点，对各村实行“三光”政策进行大扫荡。日军从沿河口出发，一路向西，先后扫荡了大东宫、新庄户、黄土阻、白羊石虎这几个村庄，一直到达麻黄峪、子方口、上枣沟等村，与矾山的日军会合。下辖沿河城南城墙制高点大板仓岗楼，沿河城西城门岗楼、沿河城东城门岗楼、万柏山尖鬼子岗楼、楼岭岗楼、石河岗楼、桃树湾岗楼、狮子沟桦木鞍山下的两个岗楼、大青崖岗楼、五里坡岗楼、沿河口岗楼、龙门口岗楼等，据店内设有信鸽房，驻扎兵力一小队日军、一日军指导班、四个中队伪军。 随后，驻沿河城日军与驻官厅镇日军南北夹击，先后占领幽州村、安家漩、旧庄窝、西横岭、水峪口、水峪沟等永定河沿岸的数个村庄。 与此同时，我军撤出斋堂川，上了南部的百花山、老龙窝，居高临下的同鬼子对峙着。 日军占领斋堂后，在东西胡林、军响、青白口、法城、灵水修了六个炮楼，一直通到山外；又在西边的杜家庄、黄安、塔河、双塘涧、孔涧、江水河、椴木沟、梨园岭、燕家台、柏峪、爨底下等村成立了伪保甲制。 6.房山大安山、南窖惨案
1940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对大安山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并在这里建起据点，长期驻守。日军占据大安山地区之后，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于振边目睹日军的桩桩暴行，义愤填膺，经与村中青抗先队长王锡瑞等4人商量，决定弃家出走，参加抗日。于振边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攀行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找到了昌宛县（注：1940年秋，大安山一带由房良县划归昌宛县管辖）四区政府，参加工作。 大安山村维持会会长张清海把于振边的父亲于怀水找到维持会，威胁利诱道：“你把于振边叫回来，愿意要钱给钱，愿意要官给官，如果不回来，就饶不了你全家……” 于怀水被迫去找儿子，说：“振边，你跟我回家去吧，不然日本人就要杀咱全家呀!”但于振边抗日决心坚定，毫不动摇。此后，他和同志们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继续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前线。 1941年春，昌宛县二区为开辟大安山一带的抗日工作，成立了游击小队，于振边以区公安员的身份，编入了区游击队，并参与领导游击队。 于振边外号“大个子”，体魄健壮，英勇机智，有谋略，善用人，是游击队的好“参谋”。1941年至1944年，游击队先后捕杀了叛徒、特务、汉奸15人，并在了解敌情、作伪军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熟情。于振边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昌宛县的锄奸模范。 南窖村与大安山一起在1937年秋被日军占领，在此之前，孙连仲的第26路军在此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日军占领这里后，对以南窖为中心，方圆几里的村庄展开了血腥屠杀，周围的北窖、随后在南窖村中心修建炮楼，把这里作为向西扫荡百花山、霞云岭、十渡根据地的据点。另一方面，这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煤矿，日军胁迫当地村民在里面开矿，随后通过铁路将产出的煤运回房山和北平石景山钢铁厂，最后运往日本。 二、平北地区 1.密云潮河关惨案
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日本侵略军占领古北口后大肆屠杀百姓的事件。因发生在潮河关村，史称“潮河关惨案”。它也是今北京市行政区内日军制造的第一起惨案。1933年3月10日，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开始。中国守军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12日下午，因寡不敌众退出古北口阵地。4月14日，日军进入潮河关村，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毫无人性的日本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他们把围捕到的百姓集中到街头的4棵大槐树下，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挑死。贾德明一家5口人，被杀死4口，就连10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先用刺刀挑起，而后再残忍的摔到地上致死。左英魁一家4口，当时在家的3口人，刚刚走出家门，就被日军挑死。赵振发家8口人，被日军扔进屋内的手榴弹炸死5口。魏廷杰一家4口，全被日军刺死。李发一家4口被杀3口，其兄在街上被刺死，日本军官说，中国人的命贱，不值得浪费子弹，于是拿刺刀挑。村民何庆国正在自家菜园里干活，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被日军从背后猛刺一刀杀害。潮河关只有80户人家，约400间房屋，这次惨案就有83人被杀害，360多间房屋被烧毁，200多头牲畜被宰杀。潮河关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密云人民，也是对北京市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1995年8月，在潮河关村建起了“潮河关惨案纪念碑”，此碑的建立，既是对死难者的纪念，更是对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的控诉，必将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 2.延庆西羊坊惨案
西羊坊村位干延庆县城北山脚下，该村有126户人。日军，汉奸，特务在西羊坊一带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之入骨。1941年10日6日，中共在延庆的游击队攻下伪军的一个岗楼，消灭伪军30多人，日伪军气急败坏，进行报复。11月4日侵略军纠集伪蒙疆骑兵一大队，特务队，伪政府人品和伪“一、二、三”中队等约800人，以"清剿"地下党、游击队为名，连夜偷偷侵袭西羊坊，包围了全村。次日凌晨，进村挨家挨户搜查，把村里所有男女老少400多人赶到村南的大场上，把村民分为一排,又从中挑出27名青壮年，其中李永来看势不妙，悄悄跑走。日军官挥着东洋刀嗷嗷吼叫，要人们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村民没有一人吭声。日本军官暴跳如雷，他一声令下，全村立刻火焰四起，成了一片火海。不久房子大部落架，倒塌。近中午，敌人把26名青壮年用绳子绑着双臂,连成一串押往县城 途中有一名青年逃跑，到县日伪政府大场上又跑掉一人，其余24人被日伪关进延庆监狱。在狱里的九天内，日伪对他们逐个拷打审问，逼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他们一字不说,日伪就用棍棒打,用香烧,开水烫,通条烙，把他们折磨得遗体鳞伤。 11月13日，日伪把两名年仅十六十岁的少年留在监狱继续关押，将其余22人押到唐庄刑场上，个个反绑在木桩上，把他们圈在铁丝网内，架起机枪打"人头靶"，10名青年残遭杀害。接着放进10多条洋狗一个个反复撕咬活着的12名青年，日伪围在四周取乐。不一会儿，惨叫声连成一片，受害者有的被咬开胸膛，有的被撕掉脸上的肉，其惨状使人目不忍睹。这次惨案共有22名百姓无辜丧生，有五户绝了后。烧毁民房490多间，损失粮食约860石，猪约50口、鸡约450只，抢走大牲畜无数。人们有家不能归，除四人留在村里，其他人有的投靠亲友，有的四处流浪，有的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流落他乡。全村共卖地300多亩。 3.怀柔大水峪惨案
长城脚下的大水峪村，如今是怀柔一个小有名气的民俗旅游村。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山村曾经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1941年的一天，日伪军从村里抓走204名青壮年男子，其中128人被以种种罪名判刑，送到远在东北的监狱里干苦力，抗战结束，仅有21人生还，大水峪村十室九空。今年81岁的赵九洲，就是这21名幸运生还者中的一员。 那时的大水峪村还是一个古城，四面筑有城墙，城内住着100多户人家，城外还有几十户，大约七八百口人。 1933年傅作义命令所部发动著名的“长城抗战”。同年9月，抗日名将吉鸿昌和方振武分别率部经大水峪、河防口等地进关后在怀柔会师，发出抗日反蒋通电。此后，大水峪村开始成为日军重点注意对象，饱受摧残。 1941年农历8月19日，赵九洲去邻近的密云县城卖红肖梨。出城时，盘查的伪军得知他来自大水峪村，就把他带到一边，指着城头一颗还在滴血的头颅，问他认不认识。赵九洲仔细一看，吓得魂飞魄散。那是同村的姜代洲，听说已经是抗日游击队长，没想到被鬼子给害了。赵九洲谎称不认识，蒙混过关后一路连滚带爬往回赶。 回到村里，赵九洲直奔姜自生家。姜自生与他同岁，已是抗日救国会成员。 1940年6月，八路军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并正式建立丰滦密联合县。1941年初，丰滦密联合县发展到十几个区，大水峪村属于第七区。有的村民参加了游击队，有的村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队等。 姜代洲曾多次劝说赵九洲加入抗日组织，但13岁就结婚的赵九洲放不下家人，始终没有答应。不过，给八路军送信、捐鞋袜等拥军活动，他也做了不少。 姜自生告诉赵九洲，几天前，姜代洲等人伏击并杀了密云县伪县长的儿子，姜代洲在战斗中不幸被捕并遇害。 姜自生告诉赵九洲，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日伪军的末日就要到了。但赵九洲没有那么乐观。姜代洲的死，让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日伪军的凶残。此后连续几天，他一闭眼就做噩梦。 8月23日凌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因噩梦早早醒来的赵九洲，打算上山摘梨。刚走到南门，就被一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堵住了，日本兵用枪赶着他往真武庙走。赵九洲发现，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赶到了真武庙前那棵老槐树下。 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翻译官就说，“皇军”要请村里的青壮年帮忙修桥，希望大家配合。翻译官让老人、妇女和儿童站到一边，赵九洲只有17岁，因为长得高大，也被认为是青壮年。 一共204名青壮年，被日军强拉硬拽装了三卡车，其余的排成四个纵队，在日本兵的押送下往怀柔县城走。 临行前，翻译官威胁说，如果有人中途逃跑，就把整个村子烧了。这时，人们才明白要出大事了，顿时乱糟糟地哭成一团。赵九洲至今清楚地记得，妻子在身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当时他却不敢回头看一看。这一走，竟是他和妻子的永别。 第三天，他们被从怀柔转送至古北口宪兵队，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严刑拷问。 赵九洲一共被审讯了三次。 第一次，敌人问他，是否给八路军送过信、站过岗、送过粮食，赵九洲一概否认。敌人就按住他，往他嘴里、鼻子里灌辣椒水，赵九洲受刑后苦不堪言，但坚持否认。 第二次提审赵九洲时，赵九洲仍说“没干过”，敌人就用剥成细丝的竹子抽他。 第三次提审，赵九洲就都认了，敌人说啥就是啥，问什么都回答“我干了”。 被折磨了七天后，除了有76人或被无罪释放、或通过各种关系保出、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外，其余128人分批分期被押到承德监狱。赵九洲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解掉腰带押上火车，提着裤子走进承德监狱的。 在承德，这128人分别受到日伪“军法特别治安厅”的判处。其中十五六人被判处死刑，数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的人则被判处10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赵九洲的罪名是违反治安法，刑期13年。 被判刑的100多人，被分别押送到东北“伪满洲国”的30多个大监狱里去做苦力。当时，每个监狱都有几个大工厂，如抚顺监狱就有被服厂、五金厂等。 40多天后，赵九洲被送进抚顺一个很大的监狱。东北的冬天很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无论在工厂还是矿山，每人只发给一身秋衣和一身苇毛絮成的薄棉衣。一日三餐几乎见不到粮食。工厂里的苦力死亡率极高，每天都要抬出去几具尸体，有累死的，也有被看守打死的。 1945年8月前后，赵九洲正在干活，工厂里突然涌进一群国民党士兵，说日本投降了，他们可以回家了。闻听此讯，工厂里先是一片寂静，然后有人欢呼，有人抱头痛哭。 他们一路要饭往南走，沿途百姓听说他们是从抚顺监狱出来的抗日“政治犯”，对他们都很客气，有吃的也分一些给他们。但被战火蹂躏了十几年的关外非常凋敝。 进入山海关之前，他们沿途还能遇见很多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垂头丧气结伴而行，不敢落单。赵九洲等人对日本兵还是心有余悸，看见了就尽量躲着。 一个多月后，赵九洲活着回到大水峪村。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判刑的128人，陆续回来了21人，其余的107人死的死，亡的亡，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真武庙还在，老槐树还在，可赵九洲发现，大水峪村早已满目疮痍，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赵九洲被抓时，家中尚有老父和妻子。4年之后回家，妻子已经改嫁他乡，只剩下老父亲一人苦度残年。赵九洲后来了解到，他们被抓走后不到两个月，一个营的日伪军进驻大水峪村，他们占据城内，把所有的老百姓都赶到城外。赵九洲的妻子与老父被赶出家门后就无以维生了。熬了两年，妻子便改嫁了。 那几年，大水峪村几乎成了死村，街上、田间难见人影。1948年12月6日，怀柔全境解放，大水峪村才彻底脱离苦海。 如今，只有那棵老槐树被保留下来，风烛残年的赵九洲、姜自生等人，常常聚在树下消磨时光。偶尔，他们还会回想起6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4.怀柔石片惨案
石片惨案，1941年，日伪把包括怀柔现辖区在内的长城沿线两侧大片地区划入既不准百姓居住、又不准百姓耕作的“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拒者一律视为私通“八路”或“共匪”，格杀勿论，妄图以此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2年2月28日，拂晓前，驻大地据点的日伪军数百人，翻过粉坨梁，向八道河、交界河等村庄进行灭绝人性的清剿讨伐。穷凶极恶的日伪军到达交界河村，疯狂进行烧房。同时，在村里村外、沟沟岔岔搜捕无辜百姓。石片村商显生连同交界河被抓的6人一起，被带到石片村，赶进商景荣家已被点燃的上房东屋。敌人逼迫着7名无辜百姓，面向东墙双膝跪下。狠如毒蝎的残暴敌人，端起机枪对准7名百姓便疯狂扫射起来。在血腥屠杀之后，又抱柴草焚烧尸体。这一天，日伪军在制造这起惨案、屠杀无辜百姓的同时，还烧毁交界河村百姓房屋84间；石片全村275间民房，全部被烧，只剩半间没落架。日伪军的种种暴行，造成村民财产损失的有175个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61%。 日伪为修公路、建“围子”、挖封锁沟等毁坏耕地3134亩，荒废土地8349亩，割青苗843.5亩；为建“围子”、制造“无人区”，拆毁、烧毁民房17357间；为建据点修炮楼、搭桥梁等砍伐树木202512棵；宰杀、抢走牲畜8577头（匹）；烧毁、抢掠粮食314933公斤；抢掠、毁坏生产工具295件；抢掠生活用品654件;强制百姓缴柴，山区、平原都有，数字之庞大，实已无法具体统计，仅宝山镇超梁子、养鱼池两个村计算即多达14.55万公斤。 5.密云四合堂、小西天惨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云蒙山是铜墙铁壁般的平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日伪军结集大批兵力，号称万人大扫荡将云蒙山围拢起来，妄图一举将根据地摧段。在敌情最紧张的情况下，丰滦密联合政府机关及钱粮物资就隐蔽在云蒙山中的"豹子洞"内。“豹子洞”在云蒙山的峰峦普嶂之中，山崖上峰高脊尖，山崖下岩陡林密，此洞幽深隐秘，口小肚大，洞口朝天，洞内通光，是大自然造就的好隐蔽所。在万人之众的敌人扫荡情况下，县政府机关的县长、民政财粮、秘书等负责人在洞内坚持工作，指挥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这次大扫荡中，几个日伪军搜索到“豹子洞”口附近，洞内已清楚地听到洞外敌人的脚步声，但敌人没有发现洞口。全国解放后，此洞被命名为"爱国洞”，并竖了“爱国洞”的纪念牌，如今人们把云蒙山的这个豹子洞称为当年"丰滦密联合县政府”的遗址。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云蒙山人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张家坟七烈士就是他们中的代表。1942年春，抗日政府组织了无人区的自卫军抢耕抢种。这一天在北山头放了一道岗监视四合堂日军据点的敌人，放哨的任永华时年十六岁，连日来一直在抢耕种，疲劳过度，放哨中坐在地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就在这时，四合堂据点的日伪军出来讨代，偷偷摸到张家坟村附近。由干敌人行动隐秘，加之正在地里埋头干活的人们没有见到岚哨报信，所以当敌人端着刺刀包围上来，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日伪军穷凶极恶地将自卫军队员任宗玉，任宗学，任宗山，任永芳，任永岗、孙长瑞、韩丙方等七人抓了起来。 惨无人道的日伪军先用铁丝穿透七人的锁骨，押到四合堂日伪军据点，当夜对他们逐个审问。追问他们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伤病员都藏在哪儿?八路军的县政府、县长、区长都在哪儿?八路军的粮食、弹药都藏在哪儿等等。他们七个人一致回答:“我们是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敌人把他们吊在房梁上，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烧红的铁棍烙他们的手心等，一夜过去，七个人被折腾得遍体鳞伤。敌人施尽酷刑，没从他们七个人的嘴里掏出任何东西。穷凶极恶的敌人再也无计可施，对他们下了毒手。第七天，一队日本兵将七人押到四合堂南沟的栗子树下，七人面对敌人的刺刀，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最终七人全部壮烈牺牲。 6.密云白马关—孟思郎峪惨案
孟思朗峪村，现在改名为孟苍峪沟门↑ 1941年秋天，日本鬼子到了白马关村，很多老百姓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鬼子围了起来，其中有十八名妇女，都被敌人羞辱玷污一番，然后敌人放起火来，他们不幸全部惨死。 1941年11月上旬，驻西驼古村、下营、白马关、石佛等据点的日军到朱家峪、孟思郎峪一带“扫荡”，将抓到的孟思郎峪村妇女、儿童和几名男性共36人驱赶到一个场院内，全部杀害，并焚尸灭迹。其中有婴儿11人，最小的只有2岁。该村共有10户人家，9户人家有人被杀害，3户人家被杀绝，有一户3代11口人被杀9口。全村71间房屋，全部被烧毁。这次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密云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又一滔天罪行。 7.千里无人区与“人圈” 面对平北特别是密云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侵略者进行了疯狂镇压。日伪“扫荡”清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片光”的“四光”政策，制造“无人区”。1942年，日伪较大规模“扫荡”32次，中小规模“扫荡”1554次，累计“扫荡”时间长达8个月，杀害干部群众431人。 段苏权将军说:“西方有集中营，东方有无人区”。从1939年开始，日伪在长城沿线(山海关九门口至赤城独石口老丈坝)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屠杀了6万多无辜百姓，同时，在这一带约5万平方公里的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上强迫民众修筑了2506座“人圈”(日军称“部落”)，强迫140多万当地民众进入“人圈”居住生活。民众因冻饿、伤病、瘟疫、酷刑、迫害、虐待和抓至东北当劳工而死亡的约20万人。密云“无人区”，是千里“无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约2/3的区域被划为“无人区”，约3万人被赶入“人圈”，近万人被杀或奴役致死。 集家并村就是将八路军游击队控制地区自然村的农民，集中到日伪控制的主要村庄去居住，这些村庄的四周筑起一道一丈多高，三尺多厚的围墙，只有前后两个门出入，四角建炮楼，有日伪军把守，门口有人站岗，不得随意出入。形状有方形和圆形，围墙上挖枪眼，还有出水口便于排水。这就是集团部落，老百姓称之为“围子”或“人圈”。 伪密云县从1941年12月开始，在云蒙山北部山区修筑人圈，到1942年春天基本修好，日本人在密云县与云蒙山交界的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西湾子和番字牌的山区共修筑了29个武装部落。云蒙山区被划为无人区，在那里居住的老百姓发现一个抓一个，把老百姓赶到人圈里。 在长城以北伪满洲国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搞所谓“部落化”统治。日伪选定一些村庄，用1丈多高的石墙围起来，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驱赶周围自然村和零散户到“部落”居住生活 到1942年3日底，日军在丰滦密长城沿线及首以北地区北建起四合堂、白庙子、番字牌、白马关、石湖根等29个“部落”。“部落”建成后，日军宣布每个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允许部落百姓耕作但不许住人；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严禁任何人居住和耕作，实行“四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群众进入部落，就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等一切自由，只能象牛马一样任凭敌人奴役，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百姓愤怒地称“部落”为“人圈”。据《中共丰滦密县委1942年总结报告》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70-80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有400人，这一年就死亡160人。 后来，记者深入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村采访时了解到，前不久，刚有一批日本教育界人士来到这里，实地探访了“人圈”和杀人坑遗址。 村民们告诉记者，自199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日本人来到这座山村，2000年，一些日本教育界人士还出资修建了蘑菇峪中学，作为对当年侵华日军所犯滔天罪行的深深忏悔。 无独有偶，在北京市密云县白马关，也有当年侵华的日军士兵前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密云县原外经委干部王家富告诉记者：“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说有个日本侵华老兵要到白马关去，让我和外事办的宗政祥同志陪同前往。” 白马关长城，就是当年日军制造的一个“人圈”的所在地。 王家富回忆，当天来的日本人，年纪大约有70多岁。宗政祥曾在日本工作过，懂一点日语，就当起了翻译。去白马关的路上，日本老兵说，他曾是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当年就驻扎在白马关，是个班长，杀过中国的军民，现在感到很内疚，所以特意到他犯过罪的地方忏悔。 到了白马关，日本老兵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街巷。走访了几处遗址后，他来到城墙下，突然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宗政祥说，他在谢罪，向中国人民谢罪…… 密云县原党史办主任林振洪告诉记者，近四十年间，来到密云县各地谢罪忏悔的日本人，几乎每年都有。 日本作家实地走访 上百次谢罪 出生于1926年的日本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女士1989年退休后，任日本援助中国山地教育会理事、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她于1994年10月至1995年4月间，4次亲临兴隆县，考察访问 “无人区”，走访了十几个乡镇的50多个村庄，采访70多岁以上的老人100多人次，撰写了《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 仁木富美子女士在书中写道：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那些为不义之战而死去的人果真就获得名誉了吗？他们死得其所吗？正因为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所以活着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地去弄清当年那场战争的真相。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死者至少是为国家献身的。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国家与军队的疯狂行为而引发的不义之战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大声疾呼：“是谁把我的孩子、我的丈夫、父亲、兄弟，我的亲人、亲爱的朋友，送上战场让他们卷入那场非正义之战呢？是谁让他们去杀害那些无辜的人们的呢？为了这样的战争而战死，果然得到了荣誉么？是否是白白送死呢？” 言及60多年前日军在兴隆县一带野蛮制造无人区，仁木富美子说：“我愿意代表兴隆人，把他们所遭受的灾难，转告给日本人民。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什么战史研究人员，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应努力理清这段历史。” 为写作此书，仁木富美子在无人区走访了许多当年的亲历者。她是个注重事实的学者，走访过程中，替日军几十次上百次地谢罪。1995年之后，每年8月间她都带领日本山地教育支援会到兴隆，除帮助12处中小学兴建了校舍，他们还实地听证人证言，察看肉丘坟、“人圈”等无人区遗址。 日本学者： “无人区”比“三光”政策还残忍 关注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并不只有中国学者，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同样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日本，第一个介绍“无人区”的是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他与原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平合作，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又一个“三光”作战》。 这本书关于“无人区”的描述比较客观和全面：“无人区化”政策……把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老百姓强行驱赶进“人圈”，并实行集中军事管制。这是有意识地摧残生命和荒芜耕地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七三一部队”的活体试验规模更大，地域更广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人区化”政策完全超越了“三光”政策。从制定计划之始，它追求的就是一场拓展地域、扩大空间及时间的连续性的大屠杀，是另一个“三光”作战……总之，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化”政策，是一个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综合为一体的集大成之“杰作”。 8.怀柔龙潭惨案
龙潭惨案的发生地位于怀柔区燕栖镇神堂峪自然风景区内。然而，就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曾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龙潭惨案，14名无辜百姓被侵华日军残杀。 龙潭惨案的发生地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座龙潭惨案纪念碑，并成为团市委和团区委挂牌命名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那场惨案的幸存者李福生，当时他年仅７岁。李福生向记者悲愤地讲述了当年这场惨案的过程。“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三光’政策，日军、伪满军、汉奸特务经常在这里活动，我们整天生活在惶恐中。” 李大爷介绍，他们极力控制游击队的活动，怕百姓们和游击队有联系，对百姓管得很紧，还在靠神堂峪的南梁设一关卡，专门控制老百姓。 “有一个特务叫杨德泽，他化装成买炭的，经常往南驮炭，目的就是打探情况，看百姓都住在哪。”李福生回忆说，当时他家和大伯、叔叔三家住在五道河西沟一个偏僻的小沟里，自搭草窝棚住着，在山上开荒、种地、采野果，艰难地度日，还以为自己住得很隐蔽了，但最终也没逃过特务杨德泽的眼线。“这个特务第一次路过我家，我正在院子里喂马，父亲母亲也呆在家里。杨德泽进了院问：‘你们这用不用粮食呀？’父亲说：‘用，你能弄？’‘我是卖粮食的。’又过了两天，杨德泽给买来３０斤棒子粒放到家里。但没想到，他第三次来就是直接来骗我们了。”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７日，天刚刚亮，男人们准备上山劳作，女人们正烧火做饭，孩子们还在睡梦中，日本兵、伪军等上百人就摸进了山沟。特务杨德泽带着七八个伪军和一个日本兵，第三次到了李福生家，当时，李福生的母亲由于腿受湿潮正长疮，腿脚不好。 “我的叔叔从山上捡杏叶回来，见满院子的敌人，他往河边返，敌人看到了他的背影，就追过去，他立刻蹲到坝根下，敌人没看见。没搜着就又返回院子。大伯听到有人喊‘敌人来了’，就跑到河边，但没跑掉。”后来，李福生就和父亲母亲被敌人赶到了龙潭，那里已经聚集了２０多个人。“敌人喊‘跪下、跪下’，我们虽然手无寸铁，但都站着，后来敌人就用枪托抡我们，逼迫我们跪倒在地。” 李福生介绍，一般说来，这种残酷的杀戮是很难逃脱的，但敌人的机枪手是个伪军，他救了部分百姓。 李福生说，那个敌人的机枪手在石头上架起了机枪，距离百姓二十几米。“我后来知道这个机枪手叫冯吉，当时他站起来对翻译官说：‘我要喝点水。’就走到人群的后面的泉眼处，小声地对我们说：‘等我一会开枪时，你们就赶紧趴下。’然后他假意喝了点水，回到架枪的地方。” 李福生回忆说，冯吉第一次扫射，把枪口抬得太高，子弹全打到人群后面的山崖上，一个人也没死。“两个日本兵发怒了，就给了他一枪把子，还踹了他两脚。第二次扫射，听见冯吉说话的全都躺下装死了，死了大约十多人。” 敌人扫射完就匆匆离去了，按李福生的猜测，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的游击区，日伪军怕枪声引来游击队。但没想到，一位装死的母亲把孩子压在身底，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敌人走了后，她一松手，孩子就哭出了声。走在最后的一个伪军说：“还有活着的。”于是敌人又返回来，用步枪在人群中补了几枪，又打死了好几个人。 据史料记载，龙潭惨案被抓住的群众有２４人，其中当场打死１４人，后来还有受重伤的也由于医疗条件差相继死去数人。 9.延庆大柏老惨案
1940年9月17日，从永宁据点、香营据点、旧县据点的100多名日寇包围了延庆县大柏老村。日寇先是将村长姚金玉和副村长唐富治绑起来，接着到村公所把炊事员冯贵生也上绑，一起押到古城围子。几天后日寇又把他们押到延庆的监狱里。在监狱中日寇用八号铁丝绑着他们的双手，在里面受尽了各种刑罚。日寇要他们交待抗日军队在哪里，但是没有一个人招供。 此后，日寇又抓走了十余人，到了10月17日，日寇准备杀人了。从延庆警察署开出一辆汽车，拉着郭耻和姚金玉等13名无辜被捕的群众开到大柏老村南场上，押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大坑旁，在村东崖子上架起机枪。知道日寇要杀人，在南场上跪满了全村的村民，向拿着东洋刀的日寇求情，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随后日寇挥起洋刀向被捕者砍去，砍掉一个头，用凉水冲一下，再砍一个又冲一下。就这样13名无辜村民全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现场的村民紧闭双眼，偷偷掉泪，事后无不恨得咬牙切齿。 10.延庆八达岭岔道活人坑事件
该地位于延庆八达岭镇岔道城村西北，1943年初，日军从张家口、绥远等地抓来6000多百姓挖“封锁沟”。由于过度疲劳和非人的生活，不少人得了痢疾，被关在一个大地窖里，因得不到医治先后死去，几天后，日军把其余的人从地窖拉出来，推到一个三丈多深的大坑里，架上柴火干草焚烧。先后有七八百人被活活烧死在坑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