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时期

十四、尼古拉二世

布尔什维克党诞生

（一）20世纪初期正当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马扬鞭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的时候俄罗斯帝国还处于落后、封建、腐朽的沙皇制度，俄罗斯人民怎能经受得住来自外部的各种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和国际争端浪潮的冲击。当时俄罗斯帝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多，在经济上1900～1903年俄罗斯发生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整个工业生产领域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引发国家财政的大危机。在政治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广大普通劳动者愈加贫困导致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在对外关系上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年欧洲宪兵的神威早已变成发达国家小伙计的面孔。沙皇制度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危机是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出生在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城的一位著名的国民教育家的家庭，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与1887年5月8日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判处绞刑，这对当时年仅17岁的列宁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因此痛恨沙皇，立志要为哥哥报仇，为俄罗斯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

列宁不准备走哥哥走过的那条个人恐怖的道路，正在他摸索前进的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展起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的活动，沙皇政府对这个协会进行镇压。1895年12月沙皇政府将列宁逮捕，并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列宁被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俄罗斯的其他一些斗争协会和民主组织在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后到国外去进行革命活动，在莱比锡创办一张名为《火星报》的报纸，从此在列宁周围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火星报派”。

（二）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党纲、党章、党员条件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报派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有多数而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为“多数派”的意思），他们的对手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为“少数派”的意思），从此以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沙皇的心腹之患。就在俄国国内经济危机、阶级矛盾不断尖锐的时候于1904年2月8日爆发日俄战争，日本与俄罗斯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一场大战，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暴露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无能，而且极大地加重民的负担，激化国内的阶级矛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主张支持资产阶级的“宴会”运动并向沙皇“请愿”，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利用沙皇政府在战争中被削弱的有利条件发动人民进行革命，不论如何日俄战争的溃败成为一场革命的直接导因已不容怀疑。

流血星期日

（一）从1901年以来俄罗斯城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从未停止，1901年5月7日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有800名工人被捕，这件事在俄罗斯历史上称为“奥布哈夫保卫战”。1902年工人罢工的浪潮继续发展，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的工人中有3万人参加长达3个星期的政治罢工。1903年7～8月在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各工业中心的罢工在后来发展成总罢工，20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纷纷夺取土地，仅在1902年就有 300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外知识界的学生运动也此伏彼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和组织以及政党的出现，由各阶段、各派别组织的政党的团体相继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和策略。

（二）面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特别是连续不断的工人运动）沙皇政府惊恐万状，只好调动军队和警察前去镇压，反而引起们更大规模的反抗。于是有人向沙皇政府提出建议称组织一支工人别动队，从工人运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尼古拉二世马上采取这一措施，从1901年开始试图以此破坏革命，这在俄罗斯历史上称为“警察社会主义”。这个办法很快就失灵了，因为这些假社会主义组织都归莫斯科暗探局局长祖巴托夫控制，时间一长人们对这类组织的实质看透了，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1904年皇政府又支持一个名叫加邦组织的神甫在彼得堡建立“俄国产业工人协会”，并且在首都各大企业中设有分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和平调解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防止革命的发生，同时对那些刚刚从农村来的、觉悟很低的那部分工人进行思想攻势，教育他们信仰和忠于沙皇。沙皇政府的目的正是要利用披着袈裟的特务去完成祖巴托夫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识破加邦组织的真面目并多次警告人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在首都的力量还十分有限，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也还有待提高，结果使加邦一伙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最终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流血事件。

（三）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其他企业立即响应，到了1月8日这场罢工已经席卷全城，具有总罢工的性质。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加邦看到这场运动已经无法阻止后就在警察当局的唆使和策划下决定组织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关于人民的迫切需要的请愿书，并欺骗工人说应该相信沙皇会答应工人们的请求的。这个请愿书的内容不仅有宗法制度的幻想，还有有朴素的革命情绪和有对沙皇的请求，以及有召集立宪会议，立即建立民主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赦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按照民意停止战争等民主要求。布尔什维克听到将要列队请愿的消息后马上到各工厂去向工人们说明，跟随加邦去列队请愿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1905年1月8日布尔什维克还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警告工人们说从沙皇手里是得不到自由的，自由是要在残酷的斗争中拿起武器来争得的。

（四）结果真如同布尔什维克所预料的那样，在和平请愿举行之前沙皇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对和平请愿报以血腥镇压，尼古拉二世把首都的政权交给军事司令部，他指定近卫军要在“镇压叛乱”中起主要作用，用彼得堡地区的其他部队加以支援。在预定的地点政府已集结20个营的步兵和20个连的骑兵，1905年1月9日有15万人从各工人区涌向冬宫广场，许多人手中拿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准备去冬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愿。然而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沙皇政府早已布置下层层密网，在各路口堵住和平进军的工人及其家属队伍，在纳尔瓦门、特洛伊茨克桥以及其他地方游行队伍的道路已被警察和骑兵占领。当工人们来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排排步枪的子弹，一小部分进入冬宫广场的群众也遭到早已在那里等待的军队的枪击，1月9日那一天有1000多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

（五）冬宫前枪杀工人群众的消息引起全国的愤怒，工人们通过这次血的教训认清沙皇政府的本质，对沙皇本人的天真幻想彻底破灭。这时布尔什维克提出“打倒专制制度”、“打倒血腥的沙皇”“武装起来”等口号，到了傍晚彼得堡全城不少地区筑起街垒，成群的工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除首都之外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奥尔洛夫省、沃罗涅什省、库尔斯克省的农民以及乌克兰、格鲁吉亚、波兰和拉脱维亚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纷纷起来斗争，1905年俄国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罢工与兵变

（一）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如何引导这场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专门举行会议，分析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并制定了战略计划。这次会议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然后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会议还认为目前的斗争方式和路线是展开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并把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这个党的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始终与布尔什维克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俄罗斯现实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就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革命之后就应该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度，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经过“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俄国的革命还没有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式和轨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力量也都没有达到控制局面和运动导向的程度，因此革命基本上是沿着一种自然发展的轨迹进行着。

（二）1905年5月1日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有些地方还举行了政治罢工。5月中旬俄罗斯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城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7万多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在罢工过程中为了统一领导有关罢工事宜工人们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以作为领导机构。6月份俄罗斯统治的波兰地区的工业中心洛兹城爆发总罢工并发展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沙皇军警进行3天的街垒战。从5月至6月俄罗斯罢工的人数有36万之多，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农民运动也掀起高潮，1905年夏欧俄部分的501个县中有104个县发生农民起义。在工农运动的影响下沙皇制度的支柱军队也发生动摇，在黑海舰队中有许多官兵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中有不少人属于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夏之交布尔什维克已经在黑海舰队制定起义计划，准备在适当时机领导水兵起义，但是没等到预定的起义发生自发的起义却举行了。1905年6月14日被指挥部的非人道待遇和骇人听闻的残酷性所激怒的“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铁甲舰的水兵们举行起义，他们惩处最令人痛恨的军官，在军舰上升起红旗，选出以水雷手马丘申柯为首的军舰委员会。在267号鱼雷艇的伴随之下起义的“波将金号”铁甲舰驶往当时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打算同那里的工人联合起来，但是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三）在敖德萨领导罢工的社会民主工党对“波将金号”的到来持是一种动摇和消极的态度，敖德萨工人并没有给起义水兵以支持，结果使起义水兵的意见也发生分歧。就在起义军舰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时沙皇政府已经调动黑海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来对付“波将金号”铁甲舰（当时在俄罗斯是火力最猛的铁甲舰），黑海舰队得到的命令是捕获或者击沉“波将金号”，起义的水兵在万般无奈下只能应战。当时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任何一艘军舰都不是“波将金号”的对手，即使把其他军舰列成队形向它发起进攻也很难完成沙皇捕获或者击沉它的命令，“波将金号”水兵知道这一点而对黑海舰队的到来并未感到惊慌和紧张。他们把自己的军舰一直对着黑海舰队的阵列开去，两次将队列冲断，前来执行沙皇命令的舰队上有许多水兵十分同情和支持“波将金号”上的起义者，他们在两舰相遇时公开欢迎起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海军指挥部担心其他军舰也发生起义，赶紧命令黑海舰队开走。但已有一艘名为“常胜者格奥尔基号”的铁甲舰参加了起义，只是由于这艘军舰上的起义水兵们所推选的指挥官胆小怕事造成最后该军舰触礁，这样“波将金号”铁甲舰像一只孤鹰在黑海游荡。

（四）起义11天后“波将金号”起义者弹尽粮绝，已经无路可走。他们被迫把军舰开到罗马尼亚的康士坦察港，并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起义者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在手中就可以免受惩罚，但是他们想错了，罗马尼亚政府哪里敢因为一艘“波将金号”铁甲舰及其叛乱的水手而得罪沙皇政府，所以水兵们投降之后罗马尼亚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进行磋商，最后将起义的水兵引渡回俄罗斯，这些无辜的水兵最后被处以绞刑。“波将金号”铁甲舰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表明沙皇制度的军事支柱已经发生动摇，随着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士兵起义的不断发生俄罗斯其他阶级也逐渐卷入到革命中来。在有产阶级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越来越公开地反对沙皇政府，这种形势使沙皇政府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但失去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也弄不好会失去有产者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沙皇政府的垮台。所以沙皇政府赶紧结束同日本的战争并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全力解决国内的危机。为了拉拢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沙皇政府在1905年8月6日宣布将要召开国家杜马（俄语为"议会"的意思），杜马的召开意味着沙皇专制制度开始结束，8月6日公布的法令是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因此在俄罗斯历史上称之为“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规定杜马将作为“咨议性”机关而存在，并不像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那样拥有立法权，而且杜马的选举权仅限有产者。显然“布里根杜马”完全是个骗局，布尔什维克党马上采取坚决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方针，提出打倒咨议性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等口号，同时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起义，俄罗斯面临着更大的政治风波。

十二月武装起义

（一）1905年9月19日莫斯科印刷工人举行罢工并很快发展为全市的政治罢工，10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到10月12日全国14条铁路、4 万多公里长的线路上75万名职工都投入罢工斗争，随后全国各地的00多万工厂企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职员、学生、教师、工程师和医生也起来响应，这样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皇政府不得不采取退却策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反扑。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承诺将扩大选举权，召开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果然沙皇政府这一招马上奏效，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地欢迎“宣言”，并纷纷组织政党支持实施政府的10月17日宣言，出现了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建立的“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和自由派地主联合城市中等资产阶级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等政党，准备开展议会竞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二）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革命党虽然没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那样兴高采烈但也拥护政府的宣言，他们说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了、革命已不再需要了。只有布尔什维克认为10月17日宣言是一个骗局，列宁尖锐地指出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果真不出列宁所料，在“宣言”公布的同时沙皇警察当局支持一些反动地主、商人、神父和流氓组成“俄罗斯人民同盟”等黑帮组织到处残害革命人民，政府的警察机构也加紧迫害和打击革命者，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

（三）1905年11月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列宁从瑞士秘密回到彼得堡，准备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工作。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代表会议，研究武装起义的有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第一次会见列宁，这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立了军事和战斗组织，党员们在群众中也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武装斗争中来。尽管政府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使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孟什维克心满意足，但是广大工农运动并没有停止，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仍然不断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被俄罗斯帝国侵占的波兰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军队的变化也在进行，10月份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举行起义，11月份塞瓦斯托波尔发生海军起义，起义者夺取“奥查可夫号”巡洋舰，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布尔什维克的起义秘密准备过程中在1905年12月3日发生一件突然事件，那一天彼得堡苏维埃和其他革命组织一道发表一个《财政宣言》，这个宣言的目的是号召全国居民拒绝缴纳捐税和贡赋，要求储蓄银行退回存款，用金币支付工资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使1905年末正濒临财政破产边缘的沙皇政府受到严重损失和沉重打击，以便造成更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沙皇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报复性措施，就在宣言发表的当天皇政府下令逮捕彼得堡苏维埃的260名代表，许多左派报纸被查封，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

（四）彼得堡苏维埃遭到破坏后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就转移到莫斯科，当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莫斯科苏维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中间的革命鼓动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所以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建议苏维埃马上组织工人罢工，然后把政治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12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通过从12月7日起政治总罢工的决议，7日中午总罢工开始，8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15万人，工人们很快组织2000多人的武装战斗队，3天之内莫斯科城里到处是工人们筑起的街垒。无产阶级居住的地区——莫斯科河左岸区、罗果日城关区和勃列斯尼亚区变成起义的中心，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莫斯科起义开始之后这座城内的统治权实际上已经不在原政府手中，而在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各区的苏维埃手里。根据苏维埃的命令一切印刷所的印刷工作都已停止，只有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照常出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还控制自来水和其他对城市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的工作，他们要求开办免费食堂，要求粮店向无钱的工人们赊售食粮，禁止店主抬高食品价格。苏维埃又同农民建立联系，使农民从四郊乡村把粮食运给莫斯科的起义者。起义者一面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对阵一面着手其他有关事宜，各工人区的苏维埃积极行使政府职能，勃列斯尼亚区还选出工人法院并判处警察所长和暗探局特务的死刑。警察都被解除武装，武装的工人战斗队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五）12月起义发生后沙皇政府赶紧向莫斯科调动兵力，政府利用尚未切断的尼古拉也夫铁路的交通把彼得堡的近卫部队开到莫斯科。12月15日沙皇政府派来的谢苗诺夫团开始围攻勃列斯尼亚区，在那里只有450名工人义勇队队员，他们英勇地展开了保卫战，沙皇军队见直攻不下后就改用大炮进行轰击，17日勃列斯尼亚工人区被沙皇军队攻陷。18日莫斯科苏维埃决定停止起义并有组织的撤出战斗，在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的同时俄罗斯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许多类似的起义，在无产阶级人数集中的工厂和企业所在地（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诺沃罗西斯克等地）以及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索尔莫沃工厂和皮尔姆附近的莫托维利哈工厂、叶尔特琳大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沿线地带也都发生工人武装起义，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赤塔工人力量和准备开往中国的后备部队中具有革命情绪的士兵联合到一起进行起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城市工人同农村的农民联合行动使武装起义的声势十分浩大，在拉脱维亚图库姆城人民的起义更是战果辉煌，政权临时过渡到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手中。

（六）12月武装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它在莫斯科只坚持了9天，其他地方的起义也先后被镇压下去了。这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起义之前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的主要领导人均已被捕，没有被捕的也已经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这就使12月武装起义从一开始就失去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适宜的战斗计划。斯科市的武装起义基本上是区自为战，始终处于防御地位，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进攻的战术。这次起义没有得到社会各阶级的广泛支持和赞同，主要是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直在制造混乱，这些活动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起义。起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莫斯科苏维埃决定停止战斗，有计划地把战斗队撤出莫斯科。

杜马危机

（一）1905年1月尼古拉二世就国内局势询问国有财产大臣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应社会要求建立人民代表机构，大臣会议的大臣大多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尼古拉二世授命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建立人民代表机构的敕令。2月18日尼古拉二世签署诏书表示在保持帝国《根本法》不可动摇的情况下吸收从居民中选出的、得到人民信任、值得尊敬的人参与制定和讨论立法议案， 布里根按照尼古拉二世指示成立特别会议讨论此事，最后由维特推荐出席大臣会议的克雷扎诺夫斯基拟定出布里根杜马方案提交大臣会议讨论。大臣们对杜马权限和杜马产生的选举方式等问题进行激烈地争论，7月19日到26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哥夫宫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审议大臣会议通过的国家杜马方案。原内务副大臣、国务会议成员、沙皇机要顾问斯季申斯基为首的顽固守旧分子企图阻止任何改革，他们坚持要在杜马法案和杜马成员，他们认为杜马选举的本质从历史上看不是俄罗斯的，而是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西欧的模式，按照西欧议会的模式设计的杜马选举将招致更大的动乱，最终将使专制制度原则本身遭到动摇。另一派以国务会议成员塔甘采夫和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主张扩大杜马权力，他们认为国家杜马无论按什么组织原则建立都将损害专制制度，然而这正是有利于立法的，是历史的进步。会上尼古拉二世曾建议不将杜马称为国家杜马，而称作皇帝的杜马，这一提议因遭到全体大臣反对而作罢。

（二）1905年8月6日尼古拉二世颁布《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三个法令，并保证国家杜马的选举在12月10日前进行，杜马会议召开不迟于1906年1月。布里根杜马的咨议性和无权性无法满足社会要求，方案出台后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改革不得不进一步深化。1905年12月11日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1906年2月20日尼古拉二世颁布《国家杜马章程》，新设立的国家杜马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和国务会议构成主立宪政体中的下院和上院。尼古拉二世颁布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规定妇女、25岁以下的青年、军队和某些少数民族没有选举权；由于财产等一系列限制，无产阶级有 3/4不能参加选举；选举采取间接方式进行，所有选民按照阶级和财产的不同而分成4类选民团，每个选民的代表人数及其产生各有不同；地主和土地占有者选民团为每2000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城市选民团为每7000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农民选民团为每3万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工人选民团为9万人中选出一个复选代表。

（三）1906年 3～4月间举行国家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原估计有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希望而实行抵制政策，由于孟什维克实行半抵制（即参加初选和复选）不参加代表的选举，又由于广大农民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抵制运动，所以抵制政策没有成功。选举正常进行，结果立宪民主党获得国家杜马中的最多席位，在全部478个席位中，他们占有179席。实质上这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翻版，是变相掠夺农民的新企图，因为这等于使地主只卖出一少部分土地，却逃脱农民革命。立宪民主党提出自己的土地方案（即第 104号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把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基础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形成一个全民土地总额，凡是用自己的劳动耕种的人都可以按同一定额从土地总额中得一份土地。立宪民主党认为平分土地是使农民摆脱一切剥削的保证，同时劳动派主张根据普遍平等的原则直接的和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土地委员会，由它负责办理土地改革事宜。劳动派的主张触怒了杜马中的有产者代表，特别是地主阶级代表，而沙皇是俄罗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当然也不容忍这个方案。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的各项法案中地问题是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在总共召开的42次会议上有20次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围绕土地问题尼古拉二世与第一届国家杜马产生激烈的矛盾，最终导致杜马被解散。

（四）1906年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在东宫格奥尔吉厅召开，尼古拉二世致开幕词表示将保证赐予人民的法令不可动摇，然而他却避开诸如政治自由和土地问题等迫切问题，强调现有法律是国家秩序的基础，这表明杜马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当选为杜马主席的立宪民主党人穆罗姆采夫在第一次演说中就宣布杜马的工作应建立在完全实现杜马权力的基础上，这些权力来自于人民，而非钦定宪法，这实际上是要求俄罗斯由二元君主立宪制向议会制转变。5月4日杜马代表全体通过对“立宪君主”致辞的答辞，这个答辞相当于杜马的行动纲领，而这些纲领十分激进，与尼古拉二世的设想是格格不入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不久大臣会议就出现要求解散杜马的声音，原因是杜马的答辞过于激进，政府没法与之协同工作。事实上就是否解散国家杜马上大臣会议分成两派展开争论，尼古拉二世犹豫不决，之所以未敢轻易解散杜马主要考虑到民众情绪。随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激进性和反政府的特点逐渐凸显沙皇及其部分臣属开始感到恐慌，时任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在1906年6月就表示除了解散国家杜马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终于尼古拉二世借机将杜马解散。同时尼古拉二世任命内务大臣斯托雷平为总理大臣，并宣布将要召开第二届杜马。

（五）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认识到抵制第一届杜马选举是错误的，所以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布尔什维克不但决定参加选举，而且认真分析革命的进程和已经改变了的力量对比，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以杜马为讲坛揭露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和争取群众是最合时宜的策略。在1906年秋季进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左翼代表的人数大为增加，右翼代表的人数也有增加，而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数则急剧减少，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代表中间没有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1907年2月20日第二届杜马开幕，土地问题仍然是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这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结成“左派联盟”，同杜马中的右派代表进行激烈的斗争。“左派联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有产阶级看到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还不驯服后组成“贵族联合会”要求政府解散这届杜马，修改选举法，另外召集俯首听命的杜马。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非法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

斯托雷平改革

（一）20世纪初的俄罗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1905年革命俄罗斯对宪政体制作出初步的尝试，新的宪政体制对沙皇和大臣会议主席的关系作出一定的要求。尼古拉二世急需寻求一位强有力的大臣会议主席来有效地进行改革，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革命给斯托雷平的上台提供了机会，他在萨拉托夫省镇压革命的手段和关于改革国家土地制度的想法受到尼古拉二世的赏识，于1906年7月9日接任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二世面对国家体制的改变有着自己的妥协和坚持，斯托雷平对国家的改革有着全面的理解，两人在处理杜马问题上殊途同归。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都认可在传统东正教和君主制下的立法机关的设立以及改善社会的生存状况，但在改革的表达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对待杜马问题上尼古拉二世认为俄罗斯社会意识发展不健全，建立咨议式的杜马比较符合当下俄罗斯的情况。而斯托雷平认为杜马是国家实行宪政的重要途径，有了杜马这样一个平台才更利于俄罗斯法治国家的建立，他们在与杜马的互动中能体现出他们对待国家法治问题上不同程度的改革思想。实际上国家杜马开幕之后尼古拉二世对国家杜马的活动可以说得上是冷淡甚至是抵制的，这是因为尼古拉二世对现在这种形式下的国家杜马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存在保留，他认为设立国家杜马不是要让它管理自己，而是要让它给自己主意，可以看出尼古拉二世认为杜马还不够成熟到能行使立宪的职责，杜马的性质最好还是咨议式的。在国家杜马开幕之后尼古拉二世对国家杜马的活动也表现得十分冷淡，在他的影响下总理大臣戈列梅金连国家杜马会议都拒绝列席。

（二）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帝国农业落后，政府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有效的帮助农民改善其落后的情况，加在农民身上的税收更重了。斯托雷平之前在内务部和农业部工作的经历使他对俄罗斯的农业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农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1904年作为萨拉托夫省省长的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提交关于萨拉托夫省的报告，内容中心就是要告知尼古拉二世基础改革的重要性，虽然现在改革面临着很多的苦难，但至少要在政策上减轻对农民的影响。斯托雷平试图让尼古拉二世了解必须寻找一条途径使农民脱离农村公社，成为独立的劳动致富的居民，而这些土地的稳定拥有者代表者将会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的中流砥柱。面对农民的骚乱斯托雷平指出政府要采取治标又治本的措施，一方面要采取严厉的惩治手段调动军队镇压，另一方面为农民开辟出一条自由地尽其所能利用土地的道路，而这些观点都十分符合尼古拉二世的心意。

（三）早在斯托雷平提出这些解决措施之前尼古拉二世也曾为解决俄罗斯农业问题作出一定的尝试和努力，右翼君主政党了解到商品经济的流通会破坏原有的宗法制度，农业上出现的分化会导致专制统治失去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尼古拉二世采纳了右翼分子的建议于1893年12月14日签署关于禁止转让农民土地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只有根据村社大会决议并取得权力机关同意之后才能出售村社土地，而农村的份地也只能出售给本村社的成员。俄罗斯土地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农民应有权拥有土地，之前政府避重就轻的法令没能让农民就此罢休，相反更加刺激农民起来采取暴力行为，1902年春天发生在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的较大规模的动乱使政府开始正视起土地问题。1901年尼古拉二世在维特的提议下于1901年11月16日成立“农业中心区贫弱原因研究委员会”（简称“中心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务秘书科科夫佐夫担任主席，主要是为了研究1901年农业歉收和欧俄农业中心区农民经济衰退的问题。在维特的提议下尼古拉二世同意设立委员会来研究农民问题，并且希望维特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以亚历山大二世所制定的措施作为行动准则，并希望维特能担任委员会的主席。1902年1月22日尼古拉二世成立“农业工业需要问题专门会议”（简称“专门会议”），主要研究关于农业工业需求的一切事务，希望能让农民安居乐业。

（四）1905年11月3日尼古拉二世发布两部诏书，第一个诏书是从1906年的1月1日起减少农民50%的赎金，直至1907年1月1日完全取消赎金。第二个诏书规定对农民银行的还贷期限予以放宽，其实就是变相的用取消赎金的方式让农民从村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06年1月到2月期间流行的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是三种观念，一是原有土地关系的保留；二是改变土地关系，鼓励农民离开村社；三是征收私有土地缓解农民土地短缺问题。库特列尔是第三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但尼古拉二世明确表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打算采取农业大臣古尔科路线。尼古拉二世成立古尔科委员会（即“内部编纂委员会”），专门研究法令问题，也起草一些破坏传统农村的条款，它强调政府以农民份地为基础严格地整理土地，并逐渐地脱离村社。尼古拉二世还克瑞弗辛委员会（即“土地和解委员会”），主要关注的土地问题，帮助农民将他们的条状的变成单一的土地，以优质的土地来取代贫瘠的土地。1906年3月4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关于成立土地规划事务委员会及其地方委员会的方案（1906年3月4日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改革组织的中央机构是“土地整理事务委员会”，由农业部大臣领导。尼古拉二世还设立“省土地整理委员会”和“县土地整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帮助农民银行购买土地以此来卖给农民。尼古拉二世赋予土地规划很大的意义，在这点上他和斯托雷平都认为土地规划是土地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帝国末路

（一）20世纪初德国因英德矛盾尖锐化而企图拉拢俄罗斯帝国，1904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提议建立反英同盟并把法国拉进来，尼古拉二世虽然表示同意但认为必须先得到法国的赞同，威廉二世对此埋怨尼古拉二世因欠了法国的债而变得太没有骨气。1905年7月威廉二世利用沙皇政府因国内革命高涨和对日战争失利所处的困境再次提议德俄结盟，两国皇帝在芬兰的比约克岛上签订反英同盟条约，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摆脱对法国的依赖并加剧同英国的冲突。不久尼古拉二世因不能从巴黎和伦敦得到俄罗斯所急需的借款而写信告诉威廉二世说在同法国谈判以前条约不应生效，从此俄罗斯帝国加紧同英法两国勾结。1907年尼古拉二世同英国签订协定，形成英法俄协约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对峙。1914年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美尼亚，还想趁此机会从奥匈帝国手里夺取加里西亚。8月2日尼古拉二世签署战争的动员令，俄军一开战就直奔东普鲁士，这一紧急行动为的是把德军的压力留给法国，但这一战役后来被证明对于俄军是一场灾难，它在台南堡之战（8月26-30日）和曼苏里湖（9月6-15日）之战中被粉碎。1915年尼古拉二世解除颇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职务，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把俄罗斯帝国推进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由于战况不利、粮食困难等原因激起人民的不满。

二月革命

（一）二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反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沉重的压迫，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尼古拉二世虽然平庸无能却是镇压革命的老手，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就是被他扼杀的。1905年至1907年俄罗斯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从日程上取消。190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决定俄罗斯革命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极不适应、农民的破产、无产阶级贫困的加深以及失业现象仍然存在，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还没有解决，同时革命力量也没有被彻底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群众性革命斗争的规模已经接近1905年，其组织性和觉悟性已经大大提高。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发生且规模很大，仅在1912年参加罢工的有72.5万人，而在1913年则有88.7万人，这种群众性的革命罢工斗争直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革命运动的发展才暂时被中断。

（二）为了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和对外掠夺尼古拉二世把俄罗斯帝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俄军屡遭失败，本来就很落后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战争的灾难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俄罗斯革命时机的成熟，俄罗斯的工业基础本来就不够发达，战争期间使俄罗斯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在前线俄军的武器和弹药严重不足，俄军每月需要6万支步枪，而1914年8月至12月只能造出13万4千支步枪。俄军每月需要800支机枪，而1914年下半年总共才制造机枪860支。1913年俄罗斯的钢铁产量只有420万吨，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非常薄弱，而且没有汽车制造业。许多机器和武器仰赖外国，战前俄罗斯进口的机器占37%，重要的设备和车床的自给率不到1/3，战争削弱了俄罗斯同国外的商业联系导致机器的进口大幅度下降。机器和车床的严重不足影响矿石、煤炭、石油开采量的下降，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导致工厂的高炉停火，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1914年至1916年俄罗斯机器工业虽有所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战争消耗掉，这期间123个大机器制造业的产品从20030万卢布增加到95460万卢布，平均军工生产每年增长13倍，而民用生产只增长40%。1916年俄罗斯机车生产减少16%，车厢生产减少14%，铁路承担不了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1916年战前靠进口棉花生产的纺织厂停产，彼得格勒有20%的织机不能开工。1916年农业机器产品只有战前的1/5，造成粮食产量下降。

（三）1916年最后5个月铁路为军队运送的粮食只能满足需要量的61%，到1917年粮食运输量又下降，1月为50%，2月为42%，有的伤兵几天领不到食物和纱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粮食匮缺，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里海、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却有大量粮食、肉、鱼烂掉，1916年储存变质的粮食达15万车厢。波罗的海和黑海早就分别被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封锁，俄罗斯和盟国的联系主要通过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但是内地和摩尔曼斯克之间没有铁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沃洛格达之间的铁路是窄轨（1916年改为宽轨），海参崴离俄罗斯腹地又太远，结果大批货物被堆积在港口而无法运入内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煤堆得像一座座山一样，沿码头堆着一箱箱供兵工厂使用的车床，在摩尔曼斯克船只等待卸货要等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大战爆发后俄罗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17年在欧俄50个省份内农村男劳动力减少47.4%，耕地面积减少1千万俄亩，耕畜从1914年的1800万头减少到1917年的1300万头，粮食收获量减少1/4。运输的困难又使城乡联系断，在市场上粮食、肉、糖和其他农产品日见短缺。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只能得到计划供应粮食的14%，地主、富农和商人却掌握着大量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粮食往往从商店消失却又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1916年夏彼得格勒粮食价格比战前提高1.5倍～3倍（肉和糖尤其昂贵），广大人民不得不起来斗争，1915年因饥饿引起的农民暴动达684起，1916年头5个月民众暴动达510次。

（四）在各交战国中俄罗斯的战线最长，战争俄罗斯领土中的一部分土地进行（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300万难民缺衣少食、无家可归，很多人在战争中断送生命、受伤致残或死于瘟疫，1917年3月30日止俄罗斯共损失840万人，许多士兵的家庭因无人抚养而生活非常痛苦。为了维持战争沙皇政府的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到1917年3月军费达300亿卢布，。其中1/3靠借外债支付，其余靠借内债和滥发纸币支付。1917年卢布的官方牌价降到55戈比，购买力降到27戈比，国债从1914年的88亿卢布增加到1917年1月的336亿卢布，沙皇政府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沙皇政府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在1915年成立国防、粮食、燃料和运输4个专门会议，来调节国内的经济生活，不但没有能够挽救经济的破产，反而对劳动人民实行无比残酷的掠夺。大多数工厂为完成军事定货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剥削妇女和少年的劳动。据345个企业的统计材料平均纯利润在1913年为8.84%，1915年增加到16.49%，1916年又增加到17.58%。经济混乱加上军事失利促使全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五）1915年5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接着科斯特罗马工人罢工。1915年爆发波罗的海“汉古特”号主力舰水兵的起义，1916年彼得格勒10万工人罢工。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抗捐、反对征调粮食和马匹的运动遍及各地，士兵也受到革命的影响。俄罗斯境内被压迫的民族也进行维护民族利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16年6月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起义，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土耳盖起义一直坚持到二月革命后，还同临时政府展开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权危机趋于表面化，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在政治上、军事上走投无路，在精神上便寄托于迷信。拉斯普京冒充“仙长”、“先知”进入宫廷以迷信填补沙皇和皇后心灵上的空虚，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宫廷日渐得势后终于操纵皇室部分的权力。1914年至1916年在拉斯普京的策划下更换了4个内阁总理、6个内务大臣、4个陆军大臣、3个外交大臣、4个农业大臣、4个司法大臣。1916年统治集团又分裂为以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施蒂默尔为首的亲德派和以外交大臣萨松诺夫为代表的亲英派，两派互相攻讦。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和防止革命的发生表示愤懑，亚历山德拉甚至被怀疑是德国的间谍（因为她出生在德国），在贵族间对沙皇的昏聩无道亦痛心疾首。1916年12月拉斯普京在彼得格勒被尤苏波夫公爵等保皇派集团刺杀，保皇派妄图以此来拯救罗曼诺夫王朝来阻止革命的爆发。在拉斯普京被杀后便传出一种政变的风声，说一小撮阴谋分子正准备集结于彼得格勒，企图在皇村和彼得格勒之间潜入沙皇的列车，逮捕沙皇并立即把他送到国外去，所有这些明沙皇制度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六）1917年1月22日彼得格勒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4.5万人，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巴库等城市也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感到恐慌，资产阶级向沙皇呼吁希望沙皇让自己参加政权，但是沙皇根本不予理睬，并以解散国家杜马进行威胁。孟什维克为着给资产阶级撑腰，邀请工人在2月27日国家杜马开会那天到杜马所在地塔夫利宫附近举行和平示威，要求杜马建立一个使“人民有生路”的政府，这样可以提高杜马的声望并对沙皇施加压力。布尔什维克坚持反对孟什维克追随资产阶级的路线，由于沙俄政府的迫害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处在国外（称中央国外局），党在国内的工作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1917年初党中央俄罗斯局通过决议指出到杜马去示威游行必然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在2月27日有9万人参加罢工，大部分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在涅瓦大街示威游行，去塔夫利宫的寥寥无几。

（七）在中央俄罗斯局的领导下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厂冲压车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和召回被解雇的工人。厂方无理拒绝并以高压手段进行威胁，宣布不定期歇业。在这个厂的工人中已有重大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同厂方针锋相对地斗争，罢工扩大到整个普梯洛夫厂。3月7日厂方按军管当局命令紧闭普梯洛夫厂，工人因无法入内便成立罢工委员会并决定请求其他工人支援，冲突进一步发展为全市性的斗争。1917年3月8日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决定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并进行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宣传鼓动。散会后女工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男工也跟着走了出来，这一天参加罢工的人数达9万人。当天晚上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讨论一天来斗争的形势，主张继续开展斗争和推进革命。3月9日彼得格勒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涅瓦大街集合，警察企图把群众分开但无济于事，工人们时而在这里集合时而在那里出现，继续示威游行。在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发展起来后布尔什维克把争取军队转到革命方面作为重大的任务，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人深入营房、哨所、巡逻队说服士兵不向人民开枪。1917年3月10日彼得格勒罢工转变为总罢工，各种企业、商店、餐厅、咖啡馆都停止工作，当时尼古拉二世的大本营在莫吉廖夫，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关于首都局势的报告后尼古拉二世下令对彼得格勒罢工运动实行恐怖手段。

（八）1917年3月10日晚沙皇军队逮捕5人名彼得格勒委员，在彼得格勒市中心和交通要道上布满军警，在屋顶和角楼里架起机关枪。但是革命烈火并没有被扑灭下去，根据党中央局的决定维堡委员会代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职权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1917年3月11日彼得格勒工人涌向街道、广场，禁卫军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士兵起义并拒绝向人民开枪，这次起义标志着士兵已经开始转到人民方面。晚上维堡委员会开会，会议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并计划与士兵联合夺取武器库。1917年3月1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向彼得格勒市中心行进，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组织工作军队中的大批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早晨6时沃伦禁卫团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队长后开往附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托夫斯基团，把这两个团的士兵联合起来。整理好队伍后起义兵团开往维堡同工人会合，驻在维堡区的莫斯科禁卫团教导队阻止士兵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冲进营房击毙教导队长，夺取了武器并武装了工人。工人和起义士兵夺取兵工总厂和炮兵总部，缴获4万支步枪、3万支手枪和大量子弹。布尔什维克带领群众冲向监狱释放了政治犯，获得释放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奔向工人区参加战斗，参加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从3月11日晚的600人增加到12日早晨的10200人，中午增长到25700人，晚上达到66700人。

（九）1917年3月12日晚沙皇的大臣们在玛丽亚宫召开会议，但很快就被起义军逮捕了。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前线调回军队来彼得格勒镇压起义，但是彼得格勒附近的军队已经起义，沙皇的讨伐队被阻拦在半路，整个首都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1917年3月12日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告沙皇制度垮台，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宣言还指出工人和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制止战争。这份宣言曾在彼得格勒广为传播，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宣读，以后又重印。它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最低纲领，是实行民主革命的指导性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见证。1917年3月12日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和士兵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来支持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3日晨莫斯科开始总罢工，游行队伍向红场、市杜马行进。武装的工人把警卫撵走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市杜马对面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走进营房同士兵联合，士兵很快转到革命方面。3月1日工人和起义士兵占领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火车站、市政府、警察局、电报局等，从监狱里放出政治犯。彼得格勒附近的驻军和舰队热烈响应首都武装起义，1917年3月14日整个喀琅施塔得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赫尔辛基的水兵和士兵也举行起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广大士兵立即行动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实行监督。农民也开始欢迎革命，他们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广泛地开展起来，这样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

（十）在罢工和武装起义过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1917年3月12日早晨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和工人的会议上依照莫洛托夫的建议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起小组，并以这个小组的名义于当天向全市散发告工人、士兵书，号召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并指定以芬兰火车站为代表的集合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包括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劳动派、地方自治局、城市自治机关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律师，新闻记者、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小组的成员等，3月12日下午他们3点到达塔夫利宫，他们当中一些同工人保持着联系并进行合法活动的代表人物自称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首都公众发表通告。通告立即被印成传单，并在当天的《彼得格勒新闻工作者消息报》上公布。告说在国家杜马开会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居民的代表宣布自己的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定于今晚7点在国家杜马所在地召开，所有转到人民方面的军队每1连选1名代表，工厂每1千人选1名代表，不足1千人的工厂选1名代表。从通告发表到开会只有几小时，许多工人正在街头参加战斗而不能参加选举，孟什维克在沙皇统治时代已经能够从事合法活动，拥有方便的条件（如通过军事工作委员会“工人小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来通知自己的支持者出席会议，结果大多数苏维埃代表不是工人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合法工人组织指派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也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到会议即将结束时莫洛托夫才赶到塔夫利宫，经过他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才有3名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十一）由于群众的压力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得不采取一些革命措施，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进一步领导军队的革命运动。成立工人民警以维持首都的革命秩序，成立粮食委员会以保证首都军民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供应，委派10名专员到彼得格勒各区建立革命政权。在银行和造币厂设立岗哨，剥夺旧政权对财政金融的控制权。查封反动报纸，出版苏维埃的机关报。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的战斗联盟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苏维埃。1917年3月13日士兵代表开始到塔夫利宫参加苏维埃会议，14日举行统一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10名士兵、水兵代表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发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号命令，规定在所有部队中通过选举成立士兵委员会、水兵委员会，各部队的一切活动只能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其中第五条规定武器必须归士兵委员会掌握，废除旧军衔，禁止军官虐待士兵。第一号命令保证军队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对巩固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立同样的权力机关，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它的职权。

（十二）当时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外还有另一个政府，即临时政府。俄罗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无产阶级更甚于害怕反动派，这些人很多是保皇派，只要求立宪同沙皇瓜分政权，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沙皇制度。但在革命高潮中他们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3月12日夜他们急忙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企图抢先夺取政权，他们还派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国家杜马代表叔尔根前往普斯科夫同尼古拉二世谈判，妄图保存君主制度。叔尔根和古契科夫竟向沙皇献策说挽救皇朝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最高管理权转到其他人手中，尼古拉二世最后决定退位让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917年3月15日午夜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宣言，并按照古契科夫和叔尔根的请求签署任命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诏书。由于人民的强烈抗议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当古契科夫和米哈伊尔返回途中在彼得格勒车站被工人们逮捕，米哈伊尔也没有登上皇位，在1918年均被枪决。

（十三）当时的实际力量在苏维埃一边，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连印一张声明的地方都没有，没有苏维埃的同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因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窃取苏维埃领导岗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孟什维克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后合法的主人只能是资产阶级，苏维埃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布尔什维克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1917年3月15日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批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杜马代表达成协议的计划，建议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惜攻击无产阶级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鼓吹利用资产阶级来巩固对沙皇制度的胜利，蒙骗一些苏维埃代表。结果苏维埃以多数通过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1917年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地主李沃夫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为外交部长，十月党首领古契科夫为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司法部长。这样形成了既有苏维埃又有临时政府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直接卷入革命浪潮中，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和不稳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有觉悟的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二月革命期间革命领袖列宁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侨居在国外，在国内多布尔什维克尚被关在监狱或在远离革命中心的流放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这些使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优势，当沙皇制度倾覆时资产阶级便接着上台。

（十四）1917年3月8日在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要求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得不将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禁于皇村，临时政府曾准备把他们送到英国去投奔沙皇的表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虽然英国议会已经批准但乔治五世害怕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革命（当时英国工会同情布尔什维克）而拒绝，以后尼古拉二世全家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十月革命后又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1918年7月16日深夜尼古拉二世全家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使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地区的一个废弃洞穴中，尼古拉二世年仅50岁。除此之外沙皇家族的其他人也纷纷被逮捕和转移，罗曼诺夫家族有个别的血脉到了国外，但尼古拉二世一脉没有幸存下的人。

完全竞争

（一）完全竞争又称纯粹竞争，是一种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指那些不存在足以影响价格的企业或消费者的市场。是经济学中理想的市场竞争状态，也是几个典型的市场形式之一，可以证明完全竞争的结果符合帕累托最优。完全竞争是这样一种市场结构，在其中同质的商品有很多卖者，没有一个卖者或买者能控制价格。进入很容易，并且资源可以随时从一个使用者转向另一个使用者。例如许多农产品市场就可以看成无限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并不等同，因为完全竞争市场是理想化的。完全竞争通常是指下列条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状况，即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具有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卖者和买者；产品是同质的，可互相替代而无差别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可自由流动，不存在进入或退出障碍；卖者或买者对市场都不具有某种支配力或特权；卖者和或买者间不存在共谋、暗中配合行为；卖者和买者具有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条件，不存在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市场明显地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状态，属于理论抽象。现实中的市场都不具备这些特点，因而都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充其量接近完全竞争（比如可以认为股票市场是接近完全竞争的）。1920年以后出现斯拉法、张伯伦及琼·罗宾逊等人对完全竞争理论的修正，尽管如此但完全竞争性仍然是经济学家分析市场的起点。只有从具体事物中进行抽象才能了解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过于具体则不利于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本质。由于完全竞争的理论价值，完全竞争理论迄今仍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分析的基础。一般的如果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规模足够大，并且每个个人（包括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接受者，而且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时，这样的竞争性状态被称为完全竞争，同时也称这样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特点：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收者，竞争地位平等；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无区别的）；资源自由流动；市场信息畅通；厂商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基本没有，厂商加入或者退出市场完全自由。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企业面对的是一条水平的或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

（二）完全竞争的行业是由许多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的公司所构成的（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因为没有差别的基础，所以竞争者的价格将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把行业说成是垄断竞争可能更为合适。销售商要获得不同的利润率，只有通过低成本生产或分销来实现。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许多销售相同产品的卖者，而消费者能够无成本地获得充分信息，因此市场价格由市场中所有的购买者和供应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但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控制市场价格，每个企业都爱用市场既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厂商是价格的接受者，能够进行的决策：要不要生产，生产多少。市场特征：需求量，大量的买者，其含义是说每个个别买者的商品需求量相对于市场上的总需求量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任何个别买者都不具有买者垄断的力量，他的需求量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能影响市场的总需求。大量的卖者是指任何一个卖者的商品供给量都只是市场上总供给量的极小一部分，微不足道，其变化影响不了市场的总供给；商品的同一性，同一数量的同种商品之间完全同质，不存在差异。这就保证任何数量的任何商品，不论谁来购买或销售都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差别。商品的同一性是对大量买者与卖者的补充，二者一起共同说明个别买者与卖者的需求与供给都只是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自由进入或退出，卖者有自由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自由。所谓一个行业是指由生产同一产品的所有卖者（也叫做企业）所构成的社会部门，进入一个行业如果有障碍，则该行业中卖者数目可能少到每家卖者都具有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退出一个行业意味着进入另一个行业，总之自由进入或退出进一步补充说明买卖双方的大量存在；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之中，即生产要素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一个企业。例如工人可以自由调换工作，原料不受垄断控制等；

（三）完全的信息与知识，买卖双方完全了解市场行情，市场信息畅通，得到信息不需付出代价。这样每个人对市场价格的变化都非常熟悉，如果有人抬高或降低物价，市场上每个人都会立即知道这一变化，人人都见机行事；价格既定，由于大量买者与卖者的存在，某个卖者抬价，顾客就会去别的卖者那里购买所需的商品；同样他降低商品的售价，虽然可招来顾客，但因他的供给量微不足道，结果并不能因他的商品已售完而使市场上的总需求受到影响。对于买者方面，个别买者抬高买价，招来卖者向他出售商品，但他的需求影响不了市场总需求与总求供给，结果也就对市场价格产生不了影响。他压低物价，卖者就不向他出售商品。这样以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既定，任何买者与卖者都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只能根据价格行事，而无法对市场价格施加任何可以看得见的影响。完全竞争市场的上述六个特点，又可概括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市场上每种商品的价格对所有买者与卖者都一致；第二个特征，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不依赖于个人的决策；第三个特征，市场上每个买者与卖者都能感到，按照市场价格他能够买进或卖出自己所需或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商品。对于第三个特征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每个买者的需求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会感觉到自己想买多少，市场上就能有多少。同样对于个别卖者来说他的供给只是市场供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而也会感到自己想卖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外汇市场是整个市场的缩影，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会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此时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将达到最优。但实际上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因素的存在，很难实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不存在，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个假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刚体力学假定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变形为零，这个假定根本不成立，但并不影响力学分析的正确应用。

（四）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证明中要假定一个封闭系统和外界没有热量交换，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宇宙中一切物体都有和外界的热交换，但有了这个假定定律才能够证明。完全竞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已经达到市场均衡的状态下一切获利的机会都会被利用，一切额外的收益都是有成本的，而且收益的价值等于获益的成本。拿节能来说很多人认为节能一定能有所收益，其实这个想法不对，节能都是有成本的。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节能的收益已经被所支付的成本所抵消，否则就还没有达到均衡。有人说随手关灯总不需要成本吧？不对。要所有人都自觉随手关灯，必须耗费一定的宣传教育成本。如果宣传成本低于节能收益，说明这种宣传教育还没有做到家，或者说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一旦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一切的获利机会都会被利用到，为了获益付出的成本刚好跟的收益抵消，这就是市场均衡。类似地一个人如果嫌银行的利率太低，想把存款从银行里提出来，改买股票或基金，他能否赚到更多的钱呢？按照市场均衡理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买股票必定赚更多的钱，银行里的存款早就流到股市里，也就是说的银行利率和股市指数已经包含两种投资方式的收益状况的信息。如果能够在股市里赚到钱，那一定是对股市有特别的研究，或者愿意承担额外风险。股票市场为什么没有人保险？除了失败的概率难以确定，更因为如果有人保险则额外收益只能由保险公司所得。另外还有基金，那是专家通过专门研究为客户挑选出来的股票组合，盈利的可能很高，但这种盈利必定被专家的服务费用所抵消，它不可能让你赚到更多的钱。还有一个例子是企业金融学中的一个重要定律，叫MM定理（以Modigliani和Miller两位经济学家命名），这个定理研究在企业的金融资产结构中，自有资金、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应该如何决定可以使企业的市场价值为极大？

（五）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假设没有税收，没有交易费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扣除风险成本之后任何比例的金融资产结构的市场价值是都相等的，但在分别引入税收、交易费用、风险等干扰因素后企业的最优资产结构将发生变化。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优惠政策将破坏一个均衡市场（除非原来的市场本来就不均衡），破坏均衡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而且优惠的另一面是歧视，有优惠必定有歧视。优惠外资就是歧视内资，优惠开发区就是歧视非开发区。所以税收应该遵循中性原则，对征收对象一视同仁，避免发生市场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人们经常听到“利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这样的话，这其实是违反市场均衡最优原理的，应该尽量避免。在完全竞争市场里所有的获益机都会被利用到，没有任何空子可钻，这就是它最重要的特点，当然这只是静态的说法。从动态的角度看因为人口、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变化，市场总会产生新的盈利机会，自然垄断是妨碍完全竞争和市场均衡的一个重大因素。所谓自然垄断是由于规模经济使得某一行业只有在一个企业生产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率的，这主要是因为边际成本递减和由此造成的平均成本递减。对一般企业来说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往往是先下降后上升。但自然垄断行业的特点是产品的平均成本持续下降，生产越多，平均成本越低。所以一旦有一个企业进入市场，别的企业就不可能再进来，因为原来的企业产量大、成本低，后来的企业肯定竞争不过它，这样就形成垄断。例如电话，铁路、供水、天然气等。自然垄断的行业特点跟庞大的固定投资和网络效应有关，例如电话业务需要投入大量的先期成本，建造基础设施，然后才能提供通讯服务。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使用的人数越多，不但平均成本降低，而且每个人得到的效用就越大，因为他可以和更多的人通话，只有一个人的电话网是不会有用户的。

（六）由于这种情况，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与其让多家企业竞争，不如把全部生产都交给一家企业。这样可以避免每家都生产一点，但每家都吃不饱（从而平均成本居高不下），造成资源浪费。所以理论上讲对自然垄断的行业要保护他的垄断性，不让别的企业进入竞争，事实上不会有企业跟他竞争。当然也有人指出自然垄断的本质是一个市场容量问题，当市场容量不够的时候可容纳的企业就少。但一旦市场容量扩大，一个产品服务系统可能无法满足全部市场需求，新的竞争机会就出现了。例如一个城市的人口是100万，用一个供水系统就足够了，但如果城市人口增加到200万就可能需要建造新的供水系统，这时就可以引入新的竞争企业，无论如何对于自然垄断企业来说存在一个产品定价的两难处境。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才能保证资源配置最优。但如果垄断企业遵循这一原则，因为其边际成本递减，收入不能弥补成本，将导致企业亏损和破产。另一方面如果让企业自由定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定价会远远高于边际成本，这将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一个资源缺乏的世界里在卖者之间和买者之间必然会产生有意识的彼此依赖或对抗，卖者的对抗是通过多种方式表现的：广告、产品质量的改进、推销、开发新产品以及其他措施。买者之间的对抗也能刺激特定的行为：寻找较好的交易、寻求利用数量折扣、为获得供给固定的产品而提出较高的价格等等。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的总成本的增量，这个概念表明每一单位的产品的成本与总产品量有关。比如仅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而生产第101辆汽车的成本就低得多，而生产第1万辆汽车的成本就更低了（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 

（七）生产新的一辆车时所用的材料可能有更好的用处，所以要尽量用最少的材料生产出最多的车，这样才能提高边际收益。在卖者之间和买者之间也许存在着激烈的对抗，然而却不能称之为完全竞争。例如在三大汽车公司的轿车市场不择手段谋利是激烈对抗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市场结构不是完全竞争类型。另一方面生产者之间的完全竞争可以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对抗，内布拉斯加邻近庄园的两个小麦农场主是完全竞争者，然而肯定不是有意识的对手。完全竞争的定义也许可以加上完全没有有意识地对抗这一附加的属性，一旦假定完备的信息，那么现实市场就不存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分析的市场过程。的确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所有有意识的对抗迹象都将不复存在，没有做广告的动机，无需市场研究，当然也没有差别，因为产品是同质的。在买方方面买者无需寻求更为有利的交易，买者也不会为某一次购买而遗憾，当然也没有买者会费神察着商标。简言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一部分个人的行为不能被归之为有意识的对抗，然而在某些方面没有有意识的对抗和完全竞争模型是相矛盾的，例如能够分析剩余和短缺情况可以发现均衡价格与市场上存在的价格不同，然而均衡产生的唯一途径依赖于经济交易者之间的对抗发生作用的动态过程。例如在过量供给情况下卖者为了脱手不需要的存货可以接受较低的价格，因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有在一种均衡价格下（或在一个不断由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运动的世界）才有意义，这里提到的观点不是说完全竞争模型没有价值。的确将发现这个模型能使理解许多经济行为受到一般限制的结果，然而必须清楚在使用完全竞争模型时为了使模型适合于现实世界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修改假定。

（八）有时在纯粹竞争和完全竞争之间是有区别的，特别如爱德华·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中区分完全竞争和纯粹竞争。纯粹竞争是指没有垄断因素存在的竞争，完全竞争还包括其他竞争条件的完善，如资源和信息充分流动并不是专指不包括垄断因素在内的那种竞争状态，这就是说完全竞争比纯粹竞争的限制条件还要严格。根据张伯仑的观点时纯粹竞争存在的充足条件是：产品的同质性；相对于总的市场份额来说每个卖者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得到完全竞争必须补充几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伴随资源移动的新厂商进入壁垒，正如已经看见的与完全竞争相联系的附加条件包括投入和产出的连续可分性以及对现在和未来市场条件的完备知识。伊斯兰法系也称“阿拉伯法系”，是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法律的总称，以《古兰经》和《圣训》（穆罕默德言行录）为主要内容。在8至9世纪阿拉伯帝国全盛时期伊斯兰法也臻于全盛，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从喜马拉雅山麓至地中海岸这一广大地区的国家均实行伊斯兰法。后随阿拉伯帝国的崩溃，影响逐渐减弱。伊斯兰法系是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法律的总称，又称阿拉伯法系，包括《古兰经》、圣训教法学和阿拉伯原有习惯。《古兰经》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法律，是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是仅次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教法学是著名法学家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伊斯兰法原理的解释和发展，实质上也就是为疆域扩展和社会生活复杂化的需要而进行的法律创制活动。阿拉伯原有习惯是伊斯兰教创立前阿拉伯人的古老观念和处理民商事纠纷等方面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中只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抵触或被穆罕默德改造、吸收到伊斯兰教义中的才继续有效，伊斯兰法系是指以伊斯兰法作为基本法律制度的诸国所形成的“法律传统”、“法律家族”或“法律集团”。

（九）《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经典。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在传教过程中作为安拉（真主）的启示而发布的经文，共30卷114章，其中绝大部分涉及法律，是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圣训》原意为“传闻”、“传述”，后专指对逊奈的传述，即对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认的行为的传述。穆罕默德死后发布安拉启示的活动随之停止，凡在《古兰经》中没有规定的问题就从《圣训》中寻找答案或依据。《圣训》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和补充，是仅次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教法学音译菲格海，是著名法学家通过决议（大家一致的主张）和类比（相似事件按相似原则处理）的方法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伊斯兰法原理的解释和发展，实质上也就是为疆域扩展和社会生活复杂化的需要而进行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政治斗争和对法律原理解释的不一致而产生不同的学派，主要有逊尼派（正统派）和什叶派（异端派）。逊尼派又分为四派，即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各派都以创始人命名，什叶派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初期阿拉伯国家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在位）的拥护者创立的。9世纪一些著名法学家对伊斯兰法原理进行系统的注释和编纂，他们的权威著作是法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各学派的继承人代代相传，推动伊斯兰法的发展。阿拉伯原有习惯即伊斯兰教创立前阿位伯人的古老观念和处理民商事纠纷等方面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中只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抵触或被穆罕默德改造、吸收到伊斯兰教义中的才继续有效。信仰真主是穆斯林的首要义务，穆斯林一词意即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执行5种善功，即念功、拜功、斋功、朝功和课功。

（十）土地是安拉的财产，只有先知的继承人哈里发才有权支配，阿拉伯贵族和普通自由人只享有占有权，后期土地占有者的权力逐渐扩大。麦加城及其邻近地区是圣地，非穆斯林不得在该地居住。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占有者如果皈依伊斯兰教，可以保留原有土地。因致人损害所生之债和因契约所生之债已经分开，以宣誓确认的诺言必须实践，食言者应以施舍赎罪，通常是释放1个奴隶、救济10个贫穷穆斯林、斋戒3天等。因欺诈、错误、强迫而缔结的契约无效，非穆斯林不能购买土地和穆斯林奴隶。奖励交易，禁止利息。婚姻是一种契约，妇女不是缔约当事人，而是契约的标的物，必须由监护人代为订立。男方必须交聘金，一夫可娶妻4人。血统近亲、乳母近亲禁止结婚，一方行为淫荡、宗教信仰不同等也禁止结婚。妻子应尊敬和服从丈夫，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丈夫不赡养妻子，妻子才可以请求离婚。休妻制盛行，被休之妻在一定期限内应仍居住原处，在此期限内丈夫可以与她言归于好。休妻可进行3次，第三次为永久离别。妇女应披长衫，除丈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外在人前不能显露身体面容，不能轻易和男人直接交谈。非穆斯林不能继承穆斯林的财产，除近亲属（包括妇女）外盟友也可继承。每一继承人都有应得一定份额，若有其他继承人，这种份额依比例递减，遗嘱人只能处分其财产的1/3。保留阿拉伯人原来通行的血亲复仇制度，若被害者近亲属同意可缴纳赎罪金，杀害自由穆斯林所缴纳的赎罪金比杀害妇女和非穆斯林高得多。伊斯兰法认为肉体刑印象最深，最能起到儆戒作用，因而广泛采用。对奸淫罪规定罚100鞭，女奴减半；诬告妇女失贞罚80鞭；偷窃罪砍手；强盗罪断右手左足；酗酒罪罚80鞭；背教、叛乱、渎神等重罪处死刑（绞或斩）。

（十一）印度法系是古代印度法律和仿照这种法律判定的各国法律的统称，印度古代法是在婆罗门教法和佛教法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以《摩奴法典》为代表。《摩奴法典》是古代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汇编，以维护神权政治和等级特权为宗旨，具有浓厚的宗教和种姓特征，后婆罗门教法与佛教法长期融合而产生印度教法。以《摩奴法典》为代表的印度法曾传播于中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如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后世学者将上述各国仿照印度古代法制定的法律统称印度法系。现在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均已不再采用，此法系基本上已成为历史，但有些习惯还保留有《摩奴法典》的遗迹。古代印度居住着不同种族、不同风俗习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其各自法律的共同点是都与宗教、道德规范和哲学联系密切。印度古代法大体可分为佛教分支和婆罗门教分支，相互兴替。它起源于婆罗门教法，后佛教兴起。孔雀王朝阿育王定佛教为国教，婆罗门教法的影响遂逐渐缩小，而为阿育王召集高僧编纂的三藏经典所取代。三藏即《律藏》、《经藏》和《论藏》，《律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和佛寺的一般清规，《经藏》为释迦牟尼说教集，《论藏》包含佛教哲学原理的解说，三藏佛教法特别是其中的律藏具有法律的性质。后来佛教影响减弱，婆罗门教法又兴盛起来。8～9世纪婆罗门教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改称为印度教，因此印度古代法也往往被称为印度教法。婆罗门教法律将古老文献《吠陀》奉为经典，其中的《法经》起着法典作用，以后由各学派编辑成各种汇编，其中流行最广、后世研究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摩奴法典》。

（十二）后人假托这是由天神之子摩奴制定的，实际是约在前2世纪至2世纪之间陆续编成，共12章。采用诗歌体裁，包括宗教、道德和法律规范以及哲学等内容，18世纪末叶由英国法学家琼斯（1746～1794）从梵文译成英文。以上这些汇编并没有像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那样由国王明令公布，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包含着实际生活中通行的习惯和宗教戒律。印度古代法律肯定王权无限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布国王是具有人形的伟大的神，其光辉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还肯定古印度奴隶制社会的种姓制度，四个种姓是：婆罗门，即僧侣贵族。掌握教权，垄断知识，享有种种特权，是最高种姓；刹帝利，即武士贵族。握有政治军事权力，是世俗统治者；吠舍，包括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社会的基本生产者；首陀罗，是最低种姓，无任何权力，专为高级种姓服务。种姓实行世袭，界限森严，对社会影响极深。《摩奴法典》还规定奴隶来源有被俘、为了得到给养、出生、购买、赠与、继承和惩罚等七种，奴隶所得财产归主人所有，此外还有关于土地、债权、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刑法、诉讼等方面的规定。现在上述各国包括印度在内均已不再采用印度古代法，印度法系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习惯中还保留有一些遗迹。主要特点：印度宗教众多，影响到印度法律的结构、体系异常复杂。婆罗门教以吠陀经为其最高经典，佛教以三藏为基本经典，还有耆那教等；汇和法律、伦理道德和哲学为一体；法典不是国王或立法机构颁布的，而是由宗教界的著名人士或婆罗门教的僧侣贵族按照社会需要和阶级利益而进行编撰的；公开宣扬社会的不平等，将一切居民的地位和权利义务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形成一套完整的种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