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论“四个世界”和“天地人”的合一（上）
第五章 若干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论“四个世界”和“天地人”的合一
李伯聪
以上三章分别对工程过程的三个阶段——工程的计划阶段、工程的实施阶段和用物生活的阶段——的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本章中我们将着重地对关于工程哲学的若干总体性问题进行一些理论分析，尤其是要着重地分析和论述作为一个哲学分支学科的工程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的问题以及关于四个世界和天地人合一的问题。
现代哲学是一个包含许多哲学分支的学科门类，这些哲学分支既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与哲学中的其他分支尤其是认识论、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经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在以上三章的内容中已可看出工程哲学与经济哲学、伦理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本章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工程哲学与认识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尤其是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关系的问题上。
应该特别注意和强调指出的是，如何认识工程哲学的学科性质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认识某一具体哲学学科分支的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涉及到如何认识整个哲学学科的性质的问题。
在国内外都曾有一些哲学家主张哲学就是认识论。目前虽然直接地和明确地把哲学和认识论等同起来的观点已经并不多见，但种种迹象表明“泛认识论”的哲学学科观在我国仍是根深蒂固的。我认为：如能明确工程哲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它在整个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则那是会对消除“泛认识论”的哲学学科观大有助益的。
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和学说，而所谓世界观就是对于“世界”的总观点和总看法。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可听到有人说：人生在“世”。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这里所说的“世界”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如果说世界不只一个，那么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显然，这既是一个事关哲学全局的问题又是一个与工程哲学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本章第二节将以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的评论为契机和线索简要地阐述一种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人合一是一种很古老的观念和历史很悠久的传统，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它更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在西方哲学中，20世纪的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问题。人们可以察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些古今唱和、东西呼应的意味的。
本章第三节中将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问题与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问题进行一些简要的讨论，并将简单地谈谈本书作者对天地人合一问题的看法，本书就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为结束。
第一节 工程哲学的学科特点及其与认识论的若干对比分析
本书第一章曾谈到在哲学历史上令人遗憾地迷失了造物主题，而迷失造物主题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哲学的学科体系中“遗失”了工程哲学这个分支学科，使工程哲学成为了哲学历史发展中和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缺环”。
现在我们弥补上了这个“缺环”。虽然姗姗来迟，但工程哲学毕竟可以自立于哲学学科之林了。在哲学学科体系中，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工程哲学与其他分支学科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在工程哲学和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中，工程哲学与认识论的关系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本书在绪论中已经谈到了认识过程与工程过程的区别、认识论与工程哲学的区别，但由于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节将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论述。
在哲学学科体系中认识论是最早形成且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没有人可以否认认识论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肯定认识论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必定是哲学中的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如果把认识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不对了。
夸大认识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而稍“温和”一些的表现则是那种可以称之为“泛认识论”的观点。
在前苏联和我国的哲学界曾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观点认为：“论证实践改造活动在人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人的最伟大的功绩。”这种观点和评价貌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实际上却是极大地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因为这种评价的基本立场是一种泛认识论的观点。
M《实践论》一文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着这种泛认识论的倾向的。许多人都说实践论就是认识论。这种观点把实践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把实践的哲学问题强行塞到认识论的“框架”之中，虽然这种观点和做法在我国曾经风行一时，但我却不赞成这种观点，我所写的《人工论提纲》一书就是同这种观点针锋相对的。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绝不是他把实践问题纳入认识论的“框架”之中，而是他立场鲜明地摈弃和批判了泛认识论的哲学观点。
虽然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哲学的内容是绝不能仅仅囿于认识论的藩篱的，在整个哲学学科体系中，除了认识论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在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一点也不亚于认识论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于工程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方式，所以在马克思所说的关于“改变世界”的哲学中，工程哲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和势所必然地要占有一个重要地位甚至核心性的地位了。
为了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工程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我们不但需要分析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而且需要分析工程哲学和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以下我们就先从工程哲学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的关系谈起，然后再回到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关系的问题上面来。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希腊语中“哲学”的含义就是“爱智慧”，据说毕达哥拉斯是最早使用“哲学”这个词的人。在哲学传统中，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永恒的动力和永恒的目标。工程哲学和智慧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工程哲学所涉及的智慧的问题呢？这也是本节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与工程哲学
让我们先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的关系谈起，然后再分析工程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关系的问题。
很显然，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是认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必需基础。
科学、技术、工程三者之间是密切联系、互有重叠、互有交叉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绝不等于可以把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混为一谈了。
科学（以基础科学研究为核心）
技术（以技术发明为核心）
工程（以生产活动为核心）
科学不同于技术，技术又不同于工程。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区分、相互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限制又相互转化。
在此，我们需要首先肯定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因为如果它们不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那么，它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正是以它们各自具有相互独立性为前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问题才被突出了出来；如果有人否定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那就等于随之取消了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问题。
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转化可以有两个方向：
1、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再转化为工程（生产）的方向。
在古代社会中，技术发明是依靠经验的。虽然在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了科学，但在古代社会中却并不存在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古代技术“来源”于经验而不是来源于科学。这种情况甚至到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也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接二连三的技术发明仍然是来自于工匠的经验而不是来源于那时的科学。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发明“飞梭”的凯伊等人都是“纯粹”的工匠。
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瓦特在发明（严格地说应该是“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接受和学习了当时的热学知识，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蒸汽机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明的，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蒸汽机基本上是来源于经验的技术发明。
电力技术的发明揭开了技术发明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这一“波”的技术发明中，科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技术发明的“源头”——如果没有电学理论走在前面，仅凭工匠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电力技术的发明的。
科学经过发明和“开发”这个转化过程而从科学转化成为了技术。这个转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虽然有许多人都说技术发明是“科学的应用”，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用这种说法，但必须强调指出，即使是根据科学原理而进行技术发明的过程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或单纯的推演或演绎的过程，技术发明不但需要新的灵感而且需要进行新的综合，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技术一般来说还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应用在生产上的，发明出来的技术必须经过一个“工程化”的过程或者说“创新”的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是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的过程。
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innovation）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关于从技术发明到生产的转化过程的经济学理论。
在现代社会中，从科学经过发明活动而转化为技术，又从技术经过“工程化”和“创新”活动而转化为生产的过程是愈来愈快了，转化周期是愈来愈短了。
在“日常语言”中，工程和生产的含义往往是并不相同的，但在本书中，工程的含义是把生产也包括在内的。
2、从工程到技术再到科学的方向。
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预料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高速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很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从生产（工程）到技术再到科学的转化过程及其所发挥的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目前对于技术的含义和所指，学者们是意见不一、众说纷纭的，对于我在以上的分析中把技术的含义理解为技术发明，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在此我不想涉及在这方面可能产生的意见分歧。我只想指出，一些学者所主张的这种把技术和技术发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言之成理和言而有据的。
根据之一是在技术史领域，因为几乎所有的技术史著作实际上都是把技术理解为技术发明的，于是所有的技术史著作在内容上也就等同于技术发明史了；
根据之二是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些技术哲学家已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技术发明的哲学问题。
如果这种把技术解释为技术发明的观点可以成立的话，则技术与工程（生产）的区分也就一同“水落石出”了，从而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观点也就“水到渠成”了。
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工程的过程是一个愈来愈具体的过程，而从工程到技术再到科学是一个愈来愈抽象的过程。
不同的对象往往可能形成不同的学科。既然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的对象，则要求形成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这三个不同的哲学分支的“前提”也就具备了。
现状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只有工程哲学还没有“自立门户”。尤其是，人们还看到：不但科学哲学本身已经成为了一门影响巨大的哲学分支学科，而且在科学哲学中还形成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地学哲学等更“低”一层次的分支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程哲学再继续“没有户口”或“寄人篱下”那就太不应该了。
科学哲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了，对于科学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已无必要在此多费口舌了，在此需要稍作介绍的是技术哲学的情况。但应该注意和强调指出的是，在工程哲学没有自立门户的情况和条件下，迄今的技术哲学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担当”起了同时研究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问题的“责任”。
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可以被视为技术哲学的滥觞。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工程哲学的滥觞。
1935年苏格兰化学工程师安德鲁·尤尔发表了《制造的哲学》一书，目的是阐述“制造业用自动的机器进行管理所遵循的一般原理”。现在看来，尤尔的这本书的哲学思想是显得有些贫乏的。
1877年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已被许多学者公认为现代技术哲学的开端。卡普提出了关于工具、武器是人的各种“器官的投影”的重要观点。
其后，俄国工程师恩格梅尔、德国工程师季默尔和德索尔也先后出版了自己的以“技术哲学”为书名的著作。
日本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所进行的技术论研究也被认为是属于技术哲学范围的研究。
在技术哲学的发展史上，如果说在技术哲学的奠基期，欧洲工程师和哲学家表现得特别活跃和作出了格外突出的贡献，那么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者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了。
1966年，美国技术史协会举办了以“技术与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有人认为这次研讨会就是技术哲学研究在美国兴起的标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方面的各种论著在数量上日益增加，在质量和水平上也日益提高。美国学者杜尔宾自1978年起主编《哲学和技术的研究》，自1983年起主编大型系列丛书《哲学与技术》，在10年中出版了10卷。
1994年米切姆出版了《通过技术而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米切姆在他的这本著作中把技术哲学的研究划分为两大传统或流派：
工程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卡普、恩格梅尔、德索尔等人；
人文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芒福德、奥特加、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等人。
米切姆还高度关注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米切姆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技术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我认为可以把米切姆的这本著作看作是代表西方技术哲学研究最新水平的著作。
从以上对技术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简介中和对技术哲学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尤其是在工程哲学还没有“自立门户”的条件下，许多本来应该属于工程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也就只好在技术哲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了。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在技术哲学这一个名称下同时研究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和关于工程的哲学问题是不适当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哲学家应该在技术哲学的名义下研究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在工程哲学的名义下研究关于工程的哲学问题才对。
总而言之，虽然从现状上看，工程哲学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但从理论上看，它是完全应该成为一个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相鼎立的独立学科的。目前，工程哲学“诞生”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工程哲学在“自立门户”之后，它一定会在短期内就取得长足发展的。
一方面，工程哲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是应该和必须借鉴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成果和方法的；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工程哲学自身的研究成果一定也会反过来促进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以下再简要地谈一谈关于工程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的问题。
由于人类的工程活动既是涉及人与物（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关系的活动，同时又是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所以工程哲学就其内容来看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的，更由于工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我们甚至有理由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工程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哲学。
如果我们承认工程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哲学，那么工程哲学是一种什么性质或类型的社会哲学呢？它与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呢？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方面，前者也就是生产力的方面，后者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方面。
在此，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上述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中，都是既有“宏观性”的活动又有“微观性”的活动的。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不但有宏观经济学而且还有微观经济学，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仍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对于经济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来说，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类似地，在社会哲学领域中，情况应该也是完全一样的，即应该既有宏观社会哲学这个分支，又应该有微观社会哲学这个分支。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社会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革命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关于改变社会的宏观社会实践的哲学理论。
一百多年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许多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身还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其中最明显的缺陷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迄今还未能建立起一种研究微观社会实践——首先是微观生产实践——问题的哲学分支。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的研究中，许多人确实是只重视和注意了对“宏观”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而严重忽视了对“微观”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其实这种缺陷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哲学的研究中，而且它也存在于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哲学的研究中。
也许可以一般地说，在社会哲学中，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既包括宏观理论又包括微观理论的比较完整的社会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论体系来说，它也是既应该有研究宏观社会活动的部分又应该有研究微观社会活动的部分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宏观社会哲学”的话，那么所谓工程哲学就是一种“微观社会哲学”了。
工程哲学是研究人的造物活动的哲学。在工程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中，不但应该包括对物性——尤其是机器和人工物品的特性——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应该包括对人的本性——人的个体本性和人类的本性——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马克思又说：“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这就是说，人如果不从事造物活动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无从展开的，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即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人类的工程活动，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的本性和人的真正本质的。
哲学家在以往都是把人性问题当作一个伦理学问题来研究的，他们只注意了人性的善或恶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对于人性的问题除了从伦理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之外，哲学家也还是必须从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性的问题的。
本书中所分析和论述的主要是关于“微观生产”和“微观生活”方面的哲学问题。由于工程这个术语目前已经泛化了，例如人们也常说“希望工程”、“送温暖工程”等等，所以本书的许多内容——例如关于计划、目的、运筹、时机、决策、制度、运作等——对于其他类型的“微观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用的。
正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密切的联系一样，关于微观社会活动的哲学分支与关于宏观社会活动的哲学分支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宏观和微观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是这样，在经济学中是这样，在社会哲学中也一样。
本书未能把“微观社会哲学”角度的研究与“宏观社会哲学”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
对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若干对比分析
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对外部世界的映射性、反映性的过程；
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过程，工程过程则是改变外部世界的过程。
认识论研究的是认识世界的问题，工程哲学研究的是改变世界的问题，尽管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类活动，认识了世界不等于已经改变了世界，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是不应也不容混为一谈的。
认识过程从本性上说是一个信息输入和信息加工的过程；
工程过程从本性上说是一个物质输入和物质加工的过程。
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都是需要有“加工工具”和“加工方法”的，但由于信息加工和物质加工是两种性质大不相同的“加工”过程，所以人类在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中所需要和所应用的“加工工具”和“加工方法”在类型上和性质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都是由人—主体—进行的过程，而不是自然过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认识活动、工程活动都是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制度化的认识过程和制度化的工程过程在其主体的组织特点和制度运行机制上都是有根本不同的。
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在过程的前提、过程的起点、过程的阶段、过程的“终点”等方面都是不同的。
主体的认识过程是以在此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客观对象”为前提的。
认识的目的是要获得对于那些本来已经存在着的“客观对象”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真理性的知识。
认识活动是真理定向的活动和过程。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寻求真理就是认识活动的“唯一的”目的。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其本性而言是不能用价值尺度来衡量的。
应该承认在价值哲学中也是可以和需要研究真理的价值性的问题的，但必须注意：我们应该同时承认在认识论领域中真理与价值无关的论断和在价值哲学领域中关于真理有价值性的论断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主体的工程活动过程也是要以在此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某些物质的“客观对象”为前提的，但在工程活动过程中，这些物质的“客观对象”的前提性表现在它们是作为工程活动的原材料而起作用的，而不是像在认识活动中那样是作为认识对象而起作用的。
工程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在工程开始的时候在世界上还不存在的“人工物品”，而这些人工物品如果没有人类的工程活动是不可能在世界上出现的。
工程活动是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广义的价值而不是狭义的经济价值——定向的活动和过程。
在认识主体的眼中和心目中，外部世界是一个“清净世界”、“本真世界”，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真理和认识外部世界的“本真”面目；
在工程活动的主体的眼中和心目中，外部世界是一个有“价值色彩”和“价值负荷”的世界，工程活动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世界。
人类的认识活动的过程是一个愈来愈趋向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真理性为进步尺度和指标的过程；
人类的工程活动的过程则是一个创造和“提升”价值的过程，它是一个以价值性为进步尺度和指标的过程。
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这两个阶段组成的；
工程过程则是由计划阶段、工程实施阶段和用物与生活阶段组成的。
在《实践论》一文中，M把行动方案、行动计划和理论性的知识不加区分地都看作了理性认识。其实，行动计划和理论性的知识无论就其实际作用而言还是就其哲学本性和语言形态、逻辑形态而言都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是不能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的。
理论性的知识作为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活动的产物，它是以反映已有事物的共相为特点的，它是以全称判断、范式（paradigm）或研究纲领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而行动方案或工程活动的计划却是以设计尚未存在的人工事物的殊相为特点的，它是以设计蓝图、行动命令、操作程序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理论知识和行动方案二者之间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内在本质上都是有根本不同的，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
对于哲学来说，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和在工程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在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过程的前提或出发点的客体是已经存在之物，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不依赖于人的认识和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对象；
在工程过程中，在工程过程开始的时候，在设计图纸上的东西、在计划方案上的东西却都只是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作为工程活动的结果的客体却是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造物活动才有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对象，这些客体不是不依赖于人的对象而是依赖于人的计划、人的意志的客体和对象。
这就是说，认识论研究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对象，而工程哲学研究的却是依赖于人的计划和意志而存在的对象。
认识过程和工程过程是两种不同的过程，而不同的研究对象又决定了应该形成认识论和工程哲学这两门不同的哲学分支学科。
作为不同的学科，认识论和工程哲学是有不同的基本问题和不同的研究范畴的。
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
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人是否需要改变世界、人是否能够改变世界、人应该怎样改变世界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人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目的、人应该怎样操作和行动、世界改变之后的结果如何（是否出现了异化现象与怎样对待异化现象）和怎样才能获得生活的自由等问题。
认识论的主要范畴是感知、经验、理性、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先天（先验或验前）、后天（后验或验后）、归纳、演绎、思维方法（思维“工具”）、概念、判断、规律、真理、认识阶段、真理标准、第三世界（世界3）等。
工程哲学的主要范畴是目的、计划、边界条件、时机、决策、合理性、原材料、组织、制度、规则、（物质）工具、机器、操作、程序、控制、半自在之物（半为人之物）、人工物品、作为废品和污染的自在之物、意志、价值、用物、异化、生活、自由、第四世界（世界4）、天地人合一等。
在哲学学科体系中，工程哲学是一个应该与认识论并列的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工程哲学甚至是一个比认识论更加重要的哲学分支学科。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那种无视工程哲学的独立地位和有意无意地把工程哲学“归结”到认识论之中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
本书第一章中曾经谈到，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语言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它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语言哲学家以其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运用给哲学领域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语言哲学家依靠语言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谈到我不赞成对语言哲学的地位评价过高，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不承认语言哲学的重要意义，相反，我是完全承认语言哲学有重大成就和重要贡献的，尤其是对于语言分析的方法，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哲学利器”，哲学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是必须特别注意运用这个哲学方法的。
在对比研究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学科性质和不同特点时，我们是完全有必要把认识论的著作和工程哲学的著作作为“对象语言”和“文本语言”对其进行认真的语言结构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的。
以下我们就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认识活动和工程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认识论和工程哲学这两门学科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分析。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认识论和工程哲学这两门学科所使用的“文本语言”在语言结构上和语义、语用方面都是有许多区别的。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认识论研究的主要是“主语—系词—表语”形式的句子，是判断句和判断句之间的关系，而工程哲学中研究的主要是“主语—动词—宾语”形式的句子及“主语—动词—宾语”形式的句子之间的关系；
（2）在传统的认识论的研究中是以对名词的研究为主的，而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中是以对动词（在汉语中直接表现为动词，在英语等语言中可以表现为动名词或某些表示动作的名词）的研究为主的；
（3）在认识论中，主要研究的是判断句或陈述句的句型，而工程哲学中主要研究的是命令句的句型、有助动词的句型和有模态词的句型；
（4）休谟曾指出在“是”和“应该”这两个语词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但是认识论和伦理学在语言表现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它也是认识论和工程哲学在语言表现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在此我想顺便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许多哲学家都高度关注了语用学的问题，这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哲学研究中重要的方向性进展。如上所述，我们也是应该注意研究工程哲学的文本语言中的语用方面的哲学问题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研究工程活动中的语用活动的问题，但更加应该注意的是，在工程哲学中我们不但必须注意研究语言之用的问题，而且应该更加注意研究物质工具、机器、人工品之用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必须高度关注物用学的问题，任何认为“物之用”不是一个哲学问题的观点或忽视研究“用物”的哲学问题的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
企业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的智慧与生活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有经验的人比只有知觉的人要智慧些，有技术的人比只有经验的人要智慧些，大匠师比只会操作的工匠要智慧些，而理论的各种知识比生产的各种知识要更合于智慧的本性。”这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的“水平”是分“层次”的，例如生产智慧的层次就低于理论智慧的层次。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理论理性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许多哲学家都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但康德不赞成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康德认为实践理性的智慧要高于理论理性的智慧。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心目中的所谓实践又都是只包括道德实践而不包括生产实践的。
自从古希腊的哲人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以来，许多哲学家都把寻求智慧当成了哲学的唯一的主题。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智慧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唯一的主题，除了智慧这个主题之外，还有一个与智慧主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哲学主题——造物主题。
造物主题是不能归结为智慧主题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造物主题和智慧主题是没有联系的。相反，我完全肯定造物主题和智慧主题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我绝对无意贬低智慧主题的重要性，但在此我想强调指出两点：
第一，在造物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造物的智慧；
第二，虽然造物活动是离不开人的造物智慧的，可以说没有造物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造物的活动，虽然在造物活动中造物的智慧发挥了引导作用，但我们仍应肯定造物的智慧是从属于造物活动的，造物的智慧只是造物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关于造物智慧的问题不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课题，也不意味着不能承认关于造物的智慧是人类的“统一的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必须承认人类的智慧主题是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话，我想强调指出：传统哲学在对这个智慧主题的认识和研究上是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的，这就是几乎完全忽视了对造物的智慧的问题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人的智慧划分为两种类型：
经验—理论类的智慧，也就是理论理性的智慧；
目的—行动类的智慧，也就是造物与生活的智慧。
前者就是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的内容和对象，而后者乃是工程哲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这两种类型的智慧并不是互不联系、互不相关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
如果我们把传统哲学“定义”为对人的智慧的研究，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哲学几乎完全忽视了在理论理性的智慧之外还有与之同样重要的造物的智慧、用物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这就是传统哲学在对智慧主题的认识和研究中的主要缺陷和不足了。
造物的智慧、用物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以下通称为造物的智慧）是与理论理性的智慧不同类型的智慧。人的智慧不但表现为理论理性的智慧，而且表现为造物的智慧。哲学家不但必须研究理论理性的智慧而且必须研究造物的智慧。
研究造物的智慧是工程哲学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造物活动离不开造物的智慧。造物的智慧是造物活动的灵魂。工程哲学通过对造物的智慧的研究纠正了那种把理论理性的智慧看作人的全部智慧的错误观点，弥补了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只研究人的理论理性智慧的缺陷。
造物的智慧是人的完整智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离开了造物的智慧人类就要灭亡，人类必须通过同时开发人的理论理性的智慧和造物的智慧才能使人在智慧方面和生活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上文谈到人类的智慧有理论理性的智慧和造物的智慧这两种类型。对于理论理性的智慧，哲学家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人们对它已经并不陌生了。从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哲学家一直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和深入分析的是造物的智慧。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的智慧的发展史。从人类智慧的发展史来看，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是造物和用物的智慧，而理论理性的智慧则是很晚才出现的。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大概是天然的木棒和石块等“天然物品”，在这个时候，人类的智慧主要表现为用物的智慧——更具体地说是把“天然物”当作工具来使用的智慧。
后来，人类又发明和掌握了“制造”石质器具——例如各种打击的石器或磨制的石器——的技术，这时的人类智慧发展成为了制造工具的智慧。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不但使用人造的工具进行渔猎和农业生产，而且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这个“用工具制造工具”的智慧是人类智慧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正是依靠这个“用工具制造工具”的智慧才使人的智慧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的“工具王国”的范围和发展走上了加速进步之路。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用工具制造工具”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称为一个不断地寻求“第一推动”的过程。
所谓造物的智慧，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它包括了运筹决策的智慧、把握天时地利的智慧、设计的智慧、操作的智慧、使用机器的智慧、用人的智慧、交往的智慧、用物的智慧、生活的智慧等等。
在造物活动中，不但有复杂的人和物的动态关系问题而且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动态关系问题，所以，在造物的智慧中也就既需要有认识人—物关系的智慧而且又需要有认识人际关系的智慧。
人类的造物活动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在造物活动中，人类不但发展了使用工具、制造机器的智慧，而且发展了关于生产制度、人际交往的智慧。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愈来愈细密。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智慧的类型和社会分工的类型往往又结合在一起了。而智慧类型和社会分工类型的“一体化”又使我们可以把智慧的类型“人格化”了。
我们知道，古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缪斯”和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都是把人的某个方面的特性“人格化”的神话人物。
如果我们需要选择人类社会中的真实人物来把智慧类型“人格化”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把理论理性的智慧说成是哥白尼式的智慧或爱因斯坦式的智慧，把技术发明的智慧说成是爱迪生式的智慧，把运筹决策的智慧说成是诸葛亮式的智慧。
工程哲学研究的智慧是企业家的智慧、策略家的智慧、设计师的智慧、工程师的智慧、工人的智慧、普通人生活的智慧。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慧分为理论理性的智慧和实践理性的智慧两大类，那么，科学家的智慧、哲学家的智慧都是理论理性的智慧，而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的智慧则属于实践理性的智慧。
在中国小说《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诸葛亮的形象。诸葛亮随机应变、料事如神、计出无穷，我们可以把诸葛亮当作实践理性的化身。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智慧、科学家的智慧都早已获得了社会的承认，而企业家的地位和企业家的智慧却是晚近才得到承认和重视的。
西尔弗说：“经济是由企业家决定的。经济是结果，企业精神则是原因。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经济。企业家们使经济活跃起来；他们发动这场竞赛，带来球、球拍和手套。”也许有人会认为西尔弗对企业家作用的评价有些过高了，但无论如何，肯定企业家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西尔弗又说：“忽视企业家关键作用的经济理论是荒谬的。然而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作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从历史角度看，经济学家们未能在他们的经济棋盘中安排企业家的位置。因而就出现了关于企业家身份的危机。”
西尔弗认为亚当·斯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保罗·萨缪尔逊都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在这方面属于“例外”的经济学家是萨伊和熊彼特。
如果把萨伊和熊彼特进行对比，那么我们又应该说萨伊只提出了一种比较粗糙的关于企业家的理论，而熊彼特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关于企业家的理论（关于创新的理论）。
目前西尔弗所说的那种“关于企业家身份的危机”的状况已经成为了历史。在熊彼特之后，不但经济学家注意了对于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而且管理学家也高度关注了从管理学角度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现在是到了哲学家也注意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企业家问题的时候了，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企业家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企业家的智慧的研究。
企业家的智慧（以及工程师的智慧、设计师的智慧等）与理论家的智慧相比，二者在性质上、形态上和表现特点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前者的智慧是具体化的智慧，后者的智慧是抽象化的智慧；
前者的智慧是“殊相”的智慧，后者的智慧是“共相”的智慧；
前者的智慧是“计谋、决策、运作”的智慧，后者的智慧是“概念、理论、论证”的智慧；
前者是价值导向和价值定向的智慧，后者是真理导向和真理定向的智慧；
前者是制定规则的智慧，后者是发现规律的智慧；如此等等。
在本节的最后我还要指出：生活的智慧也是智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本节就不再对这个问题作具体分析和论述了。
毫无疑问，通过对企业家的智慧、工程师的智慧、设计师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的研究我们将大大丰富哲学对于智慧问题的认识和知识，大大丰富作为“智慧学”的哲学的内容。
第二节 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
“世界”是一个人们经常谈到的术语，例如许多人都说“人生在世”，有一些人关心研究世界图景的问题，我国也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汉语是一种形态学不发达的语言，汉语的名词往往是单数和复数不分的。可是，语言的精确性和理论的明晰性往往却要求人们明确指出一个名词或一个概念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
那么，在人们用到“世界”这个术语的时候，特别是在谈到世界观或世界图景等概念时，他们所说的“世界”究竟指的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还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或者说有多个世界呢？应该承认，这可不是一个咬文嚼字、无关大局的问题，而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
波普尔认为在西方哲学中存在着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等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向人们提供了不同的世界图景。
在欧洲哲学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有完整著作流传到今天的哲学家。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其后的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脚注而已。
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对于理念这个中文译名，全增嘏说：“必须强调指出，柏拉图的‘理念’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不应译为‘理念’或‘观念’，只能译为‘理式’或‘型’、‘相’。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只是现在‘理念’的译法已为大家所熟悉，我们觉得只要明确其真正的含义，不妨仍采用“理念”这一译名。”以下我们也从众，采用理念这一译名。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把人的外部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的哲学理论。他认为所有的理念——例如桌子的理念、房子的理念等——构成了一个理念的世界，这是一个虽然不能被人们感觉到但却可以通过理智认识到的世界，与理念世界相对立的是那个可以被人们感觉到的世界，那些具体的一张一张的桌子、一座一座的房子等等个别的东西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真实的世界，而人们的感官所触及的世界反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苏联学者谢列日尼科夫说：“柏拉图在哲学中，第一个把世界分为：（1）理念世界，彼世的、超越的世界；以及（2）现象世界，围绕我们周围的变化的、流动的世界。”
波普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不但诠释和评价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谈到过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波普尔说：“我认为，我们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想象的同时又是论证的、批判的理论，主要是方法论方面的理论，以丰富我们的世界图景。”
波普尔又说：“西方哲学主要是由各种世界图景所组成”。我赞成波普尔的这个观点。
关于世界图景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本章中，我将不涉及对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世界图景理论的评价的问题，本章的目的是集中地对波普尔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一些评论，并以对波普尔的理论观点的评论为契机阐述本书作者的一种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
世界4的创造和世界4的半自在性
1967年在第三次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波普尔首次提出了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当时，他把“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称为第一世界，把人的“意识状态或思想状态的世界”称为第二世界，把“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称为第三世界。后来他又采纳了艾克尔斯的建议，把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改称为世界1、世界2和世界3。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在提出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之后，他对世界1和世界2的解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而他对世界3的解释和界定却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看来对于究竟怎样才能更“准确”地解释和界定世界3的问题，波普尔本人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
在1967年的演讲中，波普尔把“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称为第三世界。
在1968年的另外的一次演讲中，波普尔在把第三世界解释为“可理解物即客观意义的观念的世界”的同时，又把第三世界解释为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他说：“根据我这里所采取的观点，第三世界（人类语言是它的组成部分）是人造物，正如蜂蜜是蜜蜂的产物、蛛网是蜘蛛的产物一样。”但波普尔却未明确说明作为第三世界的人造物与蜂蜜和蛛网之类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大约十年之后，在《自我及其脑》（波普尔与艾克尔斯合著，1977年出版）一书中，波普尔才明确地把世界3“定义”为“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但在此书中，波普尔又不加区别地把新合成的药物、计算机、飞机与书本一起说成既是世界1的对象又是世界3的对象。
我赞成把世界3定义为“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但我却无法同意波普尔不加区别地把飞机与书本同样地划入世界3之中。我认为：飞机和书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对象，它们是人类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的产物，飞机是人类的物质创造活动的产物，而书本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的产物，它们是不应混为一谈的。
波普尔为什么会犯把飞机和书本混为一谈的错误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波普尔只注意到了人的精神活动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如果波普尔能在关注人的精神活动的同时也关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话，他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我认为如果需要承认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形成了一个世界3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承认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形成了一个世界4。
在《客观知识》一书的前言中，波普尔批评了传统的“常识认识论”，宣称他的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同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常识知识论的传统相决裂”。
波普尔批评传统的认识论只对世界2感兴趣，只对主观的知识感兴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常识上面；而在他看来认识论的重点应该是科学的知识、客观的知识，他认为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对象应是世界3。波普尔几乎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世界3上面。
波普尔强调世界3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正确的，他对传统认识论的许多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他也犯了过分夸大世界3的地位和作用与过分贬低世界2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
他认为世界2（即精神世界）正“越来越变成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中间环节”，理解世界3比理解世界2更重要，“如果不理解第三世界（‘客观精神’或者‘精神’）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精神和人类本身”；
他认为“不能把第三世界解释为仅是第二世界的表现，也不能把第二世界解释为仅是第三世界的反映”，他说他的目的是要用这个第三世界的理论去成功地解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可以看出在波普尔的思想（即波普尔本人的第二世界）中，世界3的理论已经“霸占”了“波普尔本人的第二世界”的几乎全部的“精神兴奋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连传统哲学家无不关注的世界1和世界2都几乎找不到什么位置了，于是，在波普尔的思想中不能再给关于第四世界的理论留出“位置”——即完全忽视第四世界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知道，如果说原始人主要地是生活在世界1即那个天然的物理世界之中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主要地就不再是生活在世界1即那个天然的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人工物的世界即世界4之中了。
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波普尔不可能无视飞机等世界4的成员的存在，然而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又没有为世界4留下位置，波普尔在他的精神活动中想到飞机等世界4的成员时也就只好把它们生硬地“塞入”第三世界之中了——尽管这样做在理论逻辑上是颇为不伦不类的。
本书在上一节中论述了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认识活动和工程活动是人类的两类不同的活动。现在根据四个世界的理论框架我们又可以说：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3，而人类的工程活动的产物构成了世界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马克思当然是承认有一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的，但是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现代人周围的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的“感性世界”也就是我们在此所说的世界4。
现代人的确是生活在一个人工物的世界而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天然的自然界之中了。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看一看我们的衣、食、住、行，看一看我们的房子、电灯、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体育馆、歌剧院等等，可以说现代人已经很难在自己的周围找到多少“纯天然”或者说“纯自然”的东西了。
在现代社会中所谓人—物关系主要地已经不是人与（纯）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工物的关系了，或者说主要地已经不是人与世界1的关系而主要是人与世界4的关系了。
波普尔在提出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时，明确地声明他是一个实在论者。
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实在论流派，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有与唯名论相对立的实在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培里的新实在论、桑塔亚那的批判实在论、穆尔的常识实在论等，特别是在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中实在论问题更是许多哲学家关注的焦点。波普尔反对所谓常识认识论，所以他所主张的实在论应是属于科学实在论范围的实在论哲学。
在西方哲学中各种各样的实在论观点确实过于多种多样了，过于意见纷纭了，以至我们简直很难给实在论观点下一个适当的“定义”。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分”的角度来看，有些实在论观点是属于唯物主义哲学的，另一些实在论观点又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的。在此，我们将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我们分析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实在论观点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要回答的都是关于“实在”的“是什么”的问题，是关于“已然的”“实在”的哲学问题。
经院哲学家关心的是“已然的”“SD”的实在的问题；
经验实在论关心的是经验对象的实在的问题；
科学实在论关心的是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的实在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些传统的实在论关心和研究的是已经存在的实在、被认识或被思考的实在、科学理论的实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实在论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我愿意把工程哲学同实在论传统联系起来，我也愿意把工程哲学和四个世界的理论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实在论理论。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四个世界理论框架中的实在论或者说工程哲学所研究的实在论是一种与传统的实在论有很大不同的另一类型的实在论——我们可以称其为工程实在论。
传统实在论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实在”是什么的问题；
工程实在论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却是怎样创造“实在”的问题。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的重点在于突出世界3，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的理论的重点在于突出世界4。波普尔的世界3和我们所说的世界4在它们都是世界2——下文将谈到我们所理解的世界2与波普尔所理解的世界2是有很大不同的——的活动的“产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波普尔的世界3和工程哲学的世界4在它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性质上又是有根本区别的：
世界3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世界3主要是信息形态和符号形态的存在；
工程哲学中的世界4却是人的物质活动的产物，世界4主要是物质形态的存在。
波普尔在他的论述中反复地强调世界3的自主性的问题。波普尔说：“自主思想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中心思想：虽然第三世界是人的产物，人的创造正如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创造了自己的自主领域。”波普尔对于世界3的自主性的分析和论述有一些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不恰当的，因为他把世界3的自主性的一面有些绝对化了。
波普尔强调世界3的自主性和客观性，他把世界3称为一个客观知识的世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是如许多中国学者所习惯于理解的那种物质的客观性，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的客观性主要地是指世界3的对象的“外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性和世界3的“成员”之间的不依赖于人的逻辑关系。
对于波普尔的世界3与其他学者的类似理论之间的关系，波普尔说：“柏拉图是第三世界的发现者”。他又说：“我的第三世界与弗雷格的客观思想内容的世界（引者按：此处的“世界”的原译文为“宇宙”）最为类似。”然而，根据诺图尔诺的研究，波普尔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和弗雷格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realm）之间还是有着带根本性的不同的。
对于弗雷格来说，第三世界的实体是永恒的、不变的、非物质的和客观的，可以看出，弗雷格所说的客观性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类型的客观性。
对于波普尔来说，第三世界的对象是人心（human mind）的产物，它们是可错的，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
与波普尔和弗雷格不同，工程哲学也是要强调世界4的客观性的，但在工程哲学中，这种世界4的客观性乃是一种物质的客观性。
工程哲学认为世界4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的。但工程哲学不像波普尔看待世界3那样认为世界4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世界。我们认为世界4的自主性只是一种半自主性，或者说世界4只具有半自在的性质。
由于世界4的创造过程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人工的过程，从而世界4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一定的为人的性质或属人的性质，但人又是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创造世界4的对象的，这表现在：
人在创造世界4的对象时必须借助于物质的原材料和主体的行动必须符合客观自然规律；
人所创造出的世界4的对象不可能是完全的属人之物而只可能是半属人、半自在之物。
创造世界4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为人的过程，世界4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为人的世界和完全属人的世界。世界4具有半为人、半自在或者说半属人、半自在的性质，对于世界4的这种半为人半自在、半属人半自在的性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已有分析，此处就不再赘言了。
在此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有许多技术哲学家（包括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埃卢尔在内）都是主张技术的自主性理论的，他们的观点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正如舒尔曼所说的：“现代技术是一种自主的力量，这种感觉可以在现代技术的结构中发现自己的产生，但是它的原因却应该在人类自身中去寻找。不管怎么说，是人把自己的信赖置于技术之中”。
舒尔曼批评有些人“丧失了看穿技术性和体制性自主论的表面现象的能力”，他是不赞成技术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的观点的，我们也是不赞成技术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的观点的。
波普尔的世界2和工程哲学的世界2
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有一个世界2（以下称为波普尔的世界2），在我们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也有一个世界2（以下称为工程哲学的世界2），虽然这两个世界2在都是指“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二者在以下三个方面又是有根本不同的。
第一，波普尔的世界2指的仅仅是人的精神状态即“纯精神”和“纯思想”的方面，而工程哲学的世界2指的却是“既有精神又有身体”的人的整体即身一心统一的人。
上文已经谈到波普尔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首先提出了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的，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为他的这篇演讲确定了一个有点“骇人听闻”的标题：“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由于波普尔在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仅仅把世界2“定义”为“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所以，活生生的“身一心统一的人”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就变成只拥有“纯精神”和“纯思想”的“人”了。
我们知道著名的现代哲学家普特南曾写了《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普特南在书中曾假定性地设想了一个“缸中之脑”——一个假设被手术切割下来并放在一个盛有营养液的大缸中但却仍然具有“正常”的功能的大脑。饶有趣味的是，现在我们看到波普尔所“定义”的世界2就正是这种没有身体的“缸中之脑”。
由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所关心的只是精神活动的创造问题，而在许多人看来，对于人的精神创造活动而言，人的身体的方面又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波普尔在定义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的世界2的时候，也就只注意了人的“纯精神”和“纯思想”的方面，而对于活生生的人除了“纯精神”和“纯思想”的成分之外还有“身体”这个方面就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了。
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的范围是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个精神（英文的mind既可译为精神亦可译为心）世界的，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世界2的含义和所指不但包括人心而且包括人身。
工程哲学中所定义的世界2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因为四个世界的理论所关注的首先是世界4的创造的问题，而如果离开了人手和人身而仅仅依靠人的精神或人的意识，人是不可能创造出世界4的。不经过人手的操作，不通过人身和外部世界的物质性接触和作用，人是不可能仅仅依靠人的思想和精神而进行工程活动的。
在此我想再次引用本书第三章中曾经引用过的陈毅的那首很风趣的短诗：“一切机械化，一切自动化，一切按钮化，还要按一下。”这首诗，语言极其平易朴素，但其中却包含了一个许多“深邃”的哲学家都与之失之交臂的极其重要的哲理。
当然，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指人手和人身，因为离开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意识而仅仅依靠人手和人身也是不可能进行世界4的创造的。这就是说，进行创造世界4的活动的“世界2”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身—心统一的主体，这个主体既不能仅仅是一个“纯精神”的主体，也不能是一个“纯身体”的主体。
身—心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早就在传统哲学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了。但这个哲学问题一向主要只是在“心的哲学”的“门户”中或“范围”中来进行研究的。虽然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并没有否认身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既承认心的存在又承认身的存在的，但总体而言，对于心的地位和作用哲学家是倍加垂青、认真研究的，而对于身的地位和作用哲学家却是心存冷淡、不屑一顾的。
在许多哲学家的心目中“心”是高贵的、值得哲学家玩味再三的，而“身”却是世俗的、没有资格登上哲学的大雅之堂的，甚至简直只是一个“臭皮囊”而已。这种哲学偏见的结果使得在中外哲学史上对身的哲学研究成为了一个格外薄弱的环节和一个格外冷清的角落。
从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轻视研究身的哲学问题的观点和倾向是不对的，哲学家应该既重视研究关于心的哲学的问题又重视研究关于身的哲学的问题才对。
第二，波普尔的世界2指的是“个人”的“精神”，而工程哲学的世界2则是集体化、组织化、“制度化”的主体，对于现代的生产活动来说，它主要是指拥有生产工具的“团队”或“组织”。
由于波普尔把他的世界2定义为精神状态的世界，这就不但把他的世界2局限在“纯精神”的范围内，而且把他的世界2局限在个人的范围之内了。
上面在谈波普尔的世界2和工程哲学中的世界2的区别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程哲学的世界2指的是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主体，但这种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主体实际上也只是涉及了作为整体的个体而已。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绝不仅仅是指那些一个一个的个人，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作为进行工程活动的主体的世界2主要指的是作为集体的主体，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主体，这就是工程哲学中的世界2和波普尔的世界2之间的第二个根本区别。
波普尔是一个进化认识论者，他的《客观知识》一书就是以“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为副标题的。他和进化认识论的创始人之一康拉德·洛仑茨还是儿时的朋友。应该说，波普尔是承认并且非常重视研究知识的进化和发展的问题的，但在波普尔的理论中，认识的进化主要是指“客观知识”即世界3的进化，波普尔完全忽视了世界2即认识主体的进化的问题。
尤其是，从本质上说，波普尔不但没有提出关于认识主体在性质、形态和类型上的进化的问题，而且从他的理论的内在逻辑来说，认识主体在性质、形态和类型上的进化的问题甚至是无从提出和很难找到容身之地的；因为他的世界2只是一种关于精神状态的抽象概括。
作为一个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实际上是把认识主体仅仅理解为单纯由精神（理性为主再加上灵感）构成的主体的，对于这样的抽象理性或抽象精神来说，主体的进化和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无从谈起的。
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作为工程活动主体的世界2不但不是那种纯精神的主体而且甚至也不仅仅是作为身—心统一的个人的主体，四个世界理论中的世界2即工程活动的主体是集体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主体。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上，所谓世界2即造物活动的主体是在不断演进（evolution，亦可译为进化）的。关于世界2即工程活动的主体的制度演进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成果，工程哲学应该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努力作出自己的新贡献才对。
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的进化过程绝不仅仅是理性的进化的过程，而主要是一个制度进化的过程。
大体而言，造物活动的主体——我们权且不涉及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只谈“制造业”主体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古代的家庭手工业到近代的手工业工场，再到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然后又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是在现代社会中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主体。目前现代企业制度还在不断地演进之中。本书第三章曾经谈到了关于制度的问题，但并没有涉及制度的进化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很显然，这些都是工程哲学应当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波普尔在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反复强调世界3的自主性的问题，而全无一字涉及世界2的“主体性”的问题，甚至还颇为洋洋自得地强调他的理论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
与波普尔对待世界2的这种态度相反，在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我们是要反复强调全面研究世界2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重要性的。
波普尔说他的认识论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这就等于“宣布”取消了世界2在三个世界的理论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世界2是被明确地认定为多重活动的主体的。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谓世界2既是指决策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又是指生活的主体。
从理论上说，任何认识论学说中都必定是有其特有的关于认识主体的观点和理论的，所以从内容实质上看，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不可能如同波普尔“宣布”的那样是什么“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实际上，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认识活动的“产物”的“客观性”与特别看重认识主体即世界2的精神性的认识理论罢了。
与波普尔特别看重认识主体即世界2的精神性的一面不同，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我们特别强调与特别看重的是世界2作为工程活动主体的多重性与全面性，尤其是要强调研究作为决策主体、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世界2的重要性，强调世界2作为行为主体的全面性，强调不能孤立地和片面地看待和研究世界2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问题。
与波普尔在他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中过分夸大世界3的自主性相反，我们在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中，在充分强调和认真研究世界2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必须研究世界2还有“受动”于其他三个世界的方面，所以四个世界理论中的世界2并不是一个“纯主动”的主体而是一个只有“半自主性”的主体。
对于四个世界理论中的世界2和其他世界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一并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于世界1、世界3和“四个世界”的相互作用
上文简要分析了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之间的两个重要区别，即前者“多”了一个世界4和二者对“世界2”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除了这两点不同之外，二者在对世界1和世界3的理解和解释上也是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的。
工程哲学中的世界1和波普尔理论中的世界1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世界1界定为外部的物理世界，即那个非人为的自然界，或者说天然的自然界。
工程哲学中的世界1和波普尔理论中的世界1的不同之处是：在波普尔理论中世界1与世界2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关系，而在工程哲学的理论中世界1和世界2的关系主要地是一种价值性的关系（包括世界1作为工程活动的“原材料”和作为世界2的生存环境的关系）。
如果说四个世界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对世界1的理解上虽有区别但其间的区别毕竟比较小的话，那么工程哲学的四个世界的理论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对世界3的理解上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了。
工程哲学中的世界3和波普尔的世界3的相同之点是：它们都是指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
工程哲学中的世界3和波普尔的世界3的不同之点是：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视野中和工程活动的过程中，所谓世界3的主要“成员”是“信息情报”、设计图纸、行动方案、操作程序、行动命令、质量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等形式和类型的“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们和波普尔理论中的主要以命题和理论为表现形式的世界3的“成员”显然是有许多不同的。
本章第一节着重地分析了工程哲学和认识论的不同，谈到了理论家的智慧和企业家的智慧的不同，可以说其中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二者在对世界3的认识上的不同之处。
总的来看，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
世界1是天然之物、天然原材料和人生的天然环境的物理世界；
世界2是指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制度化的工程活动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世界”；
世界3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或者说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的世界（主要地是指以行动方案、操作程序、行动命令等形式出现的那些“精神活动的产物”）；
世界4是由人的造物活动的物质产品所构成的世界。
对于这四个世界的基本特点或基本性质，尤其是从它们的自主性或自在性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借用”和参考康德的术语说：
世界1是“自在之物”（在这里我们把“自在之物”定义为天然之物即非人为之物）的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和非为人的世界；
世界2是人的世界（包括人心和人身，个人和集体），人在活动中具有主动性的一面，但也具有被动性的一面；
世界3是一个符号世界即“他在之物”的世界，它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的世界，从而它是一个被人所“建构”的世界，但它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世界4是人的造物活动的产物的世界，它是一个由半为人半自在，即半属人半自在之物构成的世界。
波普尔在提出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时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三个世界并不是互不联系的而是其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波普尔指出“关于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他说：“三个世界发生如下的关系：前两者可以发生相互作用，后两者也可以发生相互作用。因此，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世界可以跟其他两个世界中任何一个发生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除非通过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世界的干预。”
工程哲学的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也认为在四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认为关于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很显然，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是要比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更加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三类：
（1）世界2和其他的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2）通过世界2而发生的其他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3）可以不通过世界2而发生的其他世界之间的直接的相互作用。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与波普尔理论中的“相应”观点进行对比，容易看出，对于前两种类型的相互作用，可以说对于四个世界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而言，它们在分类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这两种类型的相互作用在具体内容和“展开”上要稍微复杂一点而已。
在第一种类型的作用中，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多出了一个关于世界2和世界4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在第二种类型的作用中，世界2所发挥的是一种枢纽性、中介性的作用。在三个世界的理论中，这种中介性的作用只有一种（世界1和世界3之间的中介），而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世界2可以发挥的中介性作用又“增加”了两种，即“多”出来了在世界1和世界4之间以及在世界3和世界4之间的通过世界2的中介性作用。
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第三种类型的作用在波普尔的理论中是不存在的。波普尔认为世界1和世界3之间是不能发生不通过世界2的直接的相互作用的。
虽然在这个关于世界1和世界3能否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问题上，我们和波普尔的看法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四个世界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一种可以不通过世界2而进行的世界1和世界4的直接的相互作用，这就又是关于四个世界的理论和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了。
关于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是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
世界4的成员在与世界2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显示了世界4的成员的价值性的一面和世界4的成员的属人的一面；
世界4的成员在与世界1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显示了世界4的成员的自然性的一面和世界4的成员的自在的一面。
世界4的成员与世界1的成员之间在它们作为物与物而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与同类的世界1的成员与世界1的成员之间作为物与物而发生的相互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
例如，房屋、厂房、万里长城要经历与其他地表物质一样的风化作用，高楼大厦、万里长城等人工的建筑物不可能因为它们具有宝贵的经济价值或历史价值而免受风化作用，机器要生锈，地震会使桥梁断裂，这些都是世界4的成员直接受到世界1的作用的例子。
从人类的观点来看，世界4的成员与世界1的成员之间的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类型、性质和价值后果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本书第四章曾经谈到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特殊类型。
所谓四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但是指它们之间的“静力学”的相互作用，更是指它们之间的“动力学”的相互作用。
由于四个世界之间的“动力学”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促使四个世界中的一方或多方出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变化，这就造成了多种形式的“历时性的演进”。
以下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关于世界4——尤其是机器等形态的世界4——与世界2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生产工具（世界4）和生产主体的组织形式（世界2）都是变化得非常缓慢的，如果不考虑这缓慢变化的一面，则我们有理由把这时的世界4和世界2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种“静力学”的相互作用；
可是到了近代大工业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GM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机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GM，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世界4和世界2之间的“动力学”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经济学家关注了经济制度进化的问题、产业组织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作用和演化的问题、现代工业实验室制度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与世界4和世界2之间的“动力学”的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目前对这些问题的许多研究都是在经济学和科技ZC研究的“名义”下进行的，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也会出现在工程哲学的名义下对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我相信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从工程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会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和独到成果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四个世界的理论绝不认为这四个世界是绝对的各自独立的，相反，四个世界的理论认为这四个世界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尤其是我们还认为这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四个世界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
波普尔承认世界1、世界2和世界3是比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更恰当的名称，大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使用世界1、世界2和世界3这样的名称时“暗示”了这三个世界乃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不同的组成部分。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明确承认对于四个世界的理论来说，世界1、世界2、世界3和世界4是比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更恰当的名称——尽管我认为在一定的语境中和上下文中也是可以使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等术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