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

◼️ 矫情。这应该是年轻人常听到的词，它普遍地存在于父母、老师、领导等一切在年龄和阅历上都年长于我们的那群人口中，且也正是这番“年长”，让这个评价变得异乎寻常的正确和不容置喙。“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矫情，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这样的句式之后往往是对曾经某个“吃苦、辛劳”的细节回忆，有趣的事这番回忆大多数时候都与正在讨论的这件事八杆子打不着关系，但这并不重要——在吃苦耐劳的老一辈人看来，现在动辄不舒服、抑郁症、想发疯、不想活、很崩溃的年轻人，就是生活得太舒适了，在舒适中无病呻吟，没事找事，谓之“矫情”。

◼️ 懒惰。不会有人理解懒惰的，或者说不会有长辈理解懒惰的，纵使我们能给出千百条道理证明懒惰乃人之常情，甚至抛出数个场景说明别人也会懒惰，作为长辈的你也懒惰过，但“懒“仿佛什么罪大恶极的说辞，出现在任意场景中都是无法被原谅的，即使有的时候懒惰仅仅是“因为太疲惫而想多睡一会，心情太糟糕了想出去吃个好吃的或者玩一玩”而已，但这种“疲惫和心情糟糕”会被解读为矫情，而多睡一会和吃个好吃的，直接就等同于懒、好吃懒做。

◼️ 自私。自私叙事在遍地都是年轻人的网络空间中被巧妙的化解成了“00后整顿职场”之类的表达，但实则在很多的短视频段子去讲述年轻人如何整顿职场时总是有种明褒实贬的感觉，故意的夸张手法与对立叙事让不少人在评论区留下了“这一年年轻人/00后没吃过什么苦，太自私了”这样的表达。或许是集体主义的观点在前一百多年里太过于深入人心，又或许是个体的意识觉醒在近十年互联网环境中太过快速，以至于“自私”成为了横亘在两代人中的新鸿沟，不懂得忍气吞声、不愿意逆来顺受、不知道察言观色全都成了“自私”的表达。

◼️ 不安分。这是所有围绕年轻人的批评中最有趣也最矛盾的一点。不安分的反面是安分，安分守己——这个词潜意识里描绘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对社会秩序的顺从、对权威的服从。而这里的“社会秩序”和“权威“还应当有个前缀，诸如“旧秩序”“传统权威”“传统认知”等，即今天年轻人的安分应该是顺应传统的社会规则，活在一条直线一般的社会时钟上，读书、结婚、生子、赡养父母与后代、喜欢异性、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识大体不张扬、男性养家糊口、女性体贴温柔——所有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都会被定义为不安分。社会讨厌不安分，但社会又不得不赞扬这种不安分，因为这是顺应潮流的、是能赚的到年轻人的钱的、是政治正确的。

◼️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和无力感，其主要表现为当我在感知到一种临界和崩溃，并试图表达出：“我真的已经非常疲惫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我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你还不够努力、你这才哪到哪啊、你是不是太矫情了、你是是不是太懒了、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 无法自证、无法共情、无法理解与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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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Wed.

不安的一代人。

@TuTouSuo™️ 

最近看了一本小书，以此萌生了写下这篇推文的冲动，书叫《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是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写的，其细节性的描述了日本社会现有的、围绕年轻人的各种“没有太多欲望”“悲观”的生活状态，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众多我们有体感但并不确定的一些观点，比如工作真的变得比以前更难找了、年轻人的不婚主义、我们和宠物猫狗的关系在逐渐成为比与原生家庭更加紧密的家人关系、社会对数字化的迎合是否会抛弃一部分无法融入数字化生活的人等等。

今年开始，“东亚”这个词在社会情绪上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东亚父母、东亚家庭等视角的背后其实还存在着更大的「东亚社会」。韩国人发疯式的作息、韩女精神、不要命式的酒桌文化、社会日益下降的生育率和对宠物的依赖和《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这本书中分析的日本社会之现状如出一辙的相似。而带入到中国社会，发疯与摆烂文化的盛行、早c晚a式的咖啡与酒精的年轻人报名套餐、每年上涨的考公与考研人数、社会就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这些相似的现象背后所描摹的即是“东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身处这样社会中的年轻人，无处安放的不安和焦躁。

书里有一条隐性的逻辑链条，试图分析出为什么今日的年轻人如此挫败，而今天的社会对年轻人又如此残酷——立足于东亚这一整体性的社会背景，这条隐性逻辑实际上也是中国今天诸多问题的线索。

下流社会”的到来，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背景。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中有一个很经典的论断，他说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人生活的一代不如一代，或者说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水平或者物质层面上的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基于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GDP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而言，现在月薪一万的年轻人其实过的并不如曾经月薪三千的父母一辈要好——因为薪资的增长同时带来的也是生活成本的增长，社会不仅仅是简单的“阶层固化”，而是在阶层固化的基础上，子女甚至都无法维持和父母相同的生活水平，下流社会也就随之产生了。

在“下流社会“这一趋势之下，社会呈现出了四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第一，是大学的高中化。

最初，是经济的发展致使高校增多，毕业生人数增加，造成毕业生供大于求，学历逐渐贬值。随后，为了能在社会竞争中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学习经常仅以能通过各种职业/专业考试（四六级、注册会计师）为目标，让大学本应有的社会实践、思考个人兴趣、进行研究性学习等特征消失殆尽。除此之外，计划报考公务员或计划继续进行学历深造的学生，则很早就开始自费参加相关技术培训或补习课程。公务员考试因职位和地区的差异，报考人数比招考人数多出几十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应届生无法以正式职员的身份就职，被迫以兼职或劳务派遣等非正式雇佣形式参与工作。此外，如果进入公司后辞职就会失去应届生的优势，很难找到更好的公司，求职只有一次机会，错过这次机会，就业条件将更加恶劣——这样的体制阻碍了人才的良性流动，导致年轻人的试错成本很高，想到下一家公司的工作环境可能更加恶劣，对于眼前的不自在也就能继续忍耐下去。 应届生统一录用制度也是gap year几乎不存在的原因，毕业生没有喘息的时间，需要立即切入职场模式。

第二，是对编制性考试的依赖。

而当赤裸裸的就职压力摆在眼前时，寻找一个「高薪且舒适」的工作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之努力和付出的目标。在日本，这种目标叫「司法考试」。因为律师和部分公职人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而一旦通过司法考试就相当于是社会地位与阶级的跃迁，因此许多的日本年轻人愿意为了司法考试而付出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潜意识里只要获得了考试的成功，就意味着往后余生的稳定。

这样的模式不仅和我的「

究生班里所有人都在考公

」这篇文章中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也和前段时期引发许多人共鸣的「困在考公与考研里的五年」极为相似——在日本叫司法考试，在中国则叫做考研与考公。当就业的选择权进一步被压缩、社会阶级趋于固化，考试似乎成为了普通人想要突破现有困境的唯一办法。 而一个新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司法考试最终的通过人数是有限的，就像我们能上岸的人数也不过是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罢了。如何安置这些错过了最佳就业期、被困于考试中的年轻人，又成为了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第三，是面对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时的不安。

受到日本固有家庭制度的影响，日本女性在婚后大多居于家中照顾家庭而不再外出工作。但在整个下流社会的影响之下，日本年轻男性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不乐观也不稳定，是否能支撑起一个家庭还需要画个问号。日本女性也因为逐年的女性主义觉醒而开始对依赖于一个男性、依赖于一个收入并不稳定的男性而感到不安和恐惧。

但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所有的年轻人之中，数据证明收入稳定且较高的年轻人、或者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受到不景气婚恋市场的影响，依然能够建立起不少亲密关系，并在最终步入婚姻（笑）（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消费主义）。

第四，，出现了“单身寄生族”现象。

正是因为年轻人极大的就业竞争、不稳定的收入、糟糕的教育与社会体制中艰难生存，因此“啃老”反而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所谓单身寄生族，便是指在成年和大学毕业之后，依然要接受父母的资助才能生存下去的单身年轻人，他们既有处于工作中但工资收入实在不理想的年轻人，也有为了司法考试而年复一年考试学习的年轻人。

日本社会有个十分有名的现象与群体，叫作“平成废物”。他们信奉“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丧失了上进心和奋斗意志，成天躲进互联网和二次元的世界中无法自拔。如果我们对《传播学教程》比较熟悉的话，郭庆光教授在论证技术对社会影响时，也采用了日本学者提出的「沙发人」「容器人」等观点，这和平成废物几乎是同一年代的产物，不同之处则在于平成废物分析的是年轻人的状态，而沙发人与容器人，则是对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之推测。

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条逻辑连接起来：

下流时代里的年轻人们因为社会、制度、就业、竞争等诸多的原因并没有办法靠自己过上比父母一辈更好甚至相同的生活——既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好的婚姻关系，没有上升空间，也看到不到希望，不得不寄居于父母家中或接受父母的资助，这也就给了父母乃至更长一辈的人说教的机会：

矫情、懒惰、自私、不安分。

不努力、不上进、不踏实。

序言中的每一词语都成了社会借亲人之口刺向年轻人的利刃。长辈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曾经努力并获得了结果，便直接将年轻人的困顿归结于是个体的不努力或矫情，这背后巨大的代际隔阂和由此产生的观念冲撞不仅会消磨掉年轻人的激情与斗志，更会敦促年轻人于这样残酷无情的社会环境中不断自我压榨和自我折磨，韩炳哲所论证的“绩效社会”与“功绩社会”也就随之形成了。

纵览这几年的热词：佛系、社畜、打工人、内卷、躺平、摆烂……和日本相似的是，我国社会的负面情绪似乎愈加厚积，只能借由戏谑与调侃释放蓄积已久的压力。宏观层面的社会期许与微观层面的公司法则，都在压榨当代人的生存空间，从而对生命造成倾轧。这种不可欲的后果与不可持续的状况，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而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年轻人对个人无法向上流动的情绪映射，是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自我调侃，从而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方式，试图消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生活困境。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利·范·瓦伦据此提出了有名的“红皇后假说”。该假说描绘了自然界中激烈的生存竞争法则——不进即是倒退，停滞等于灭亡。而这一假说延展到社会学领域，正如红皇后对爱丽丝所说的——“在这个国度中，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你见过蜂鸟吗？

因为太渺小了，只能疯狂震动翅膀只为在空中保持静止。所谓悬浮社会、下流社会、加速社会、绩效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悬在空中。不能放松，不能gap、因为不能失去那个工作，也不能停下来。

我们都是蜂鸟。

因为太渺小了，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不仅仅靠个人，也需要靠背后的社会与历史框架，所以无论我们如何震动翅膀，也不一定能变成那个勇敢的、享受世界的、gap的年轻人，而更多的只是发疯的、b溃的、想要再努力一把的、不知道如何选择也没有选择的年轻人。

*我越是看小红书、看微博、看短视频软件、看社交媒体，就越是担忧于“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gap一年能有多爽”这样的视频。当世界的层次被社交媒体无差别的推送到眼前时，普通人的无力和他者的洒脱所形成的鸿沟背后，不是勇敢与努力的区别，而是阶级与机遇的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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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所王牌课程：秋日答题班」

WONDERLAND/以题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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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年薪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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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小册子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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