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塔列朗生平考索 CHAPTER II
Talleyrand: A Biographical Study
by Joseph McCabe (1867-1955)
破站也发一下（，
CHAPTER II The abbé malgré lui
第二章 身在教门[直译:被迫成为的教士]
直到此时为止，塔列朗其人还是没有多少神秘可言的。被迫成为教士能够塑造出许多种性格。一部分青年受到环境的正面影响，高尚地选择以博絮埃和费内隆等伟岸形象为榜样；大部分人满心不耐烦，浮光掠影地捱过在神学院的年头就算完事，期间频频尝试一下巴黎式的生活聊以解闷，最终成为我们即将就要见到的“哲学的（philosophic）”教士和主教，仅在头衔和收入的层面上是神职人员。他们往往在求学时期即怀着大致明确的政治理想，不声不响地稳步前进，使教士的普遍教育和为形成系统神学思想而接受的特训服务于自己的秘密目标，譬如西哀士、塔列朗、富歇、路易[Joseph-Dominique Louis (1755-1837)]、孟德斯鸠[François-Xavier-Marc-Antoine de Montesquiou-Fézensac (1757-1832)]，多努[Pierre-Claude-François Daunou (1761-1840)]、莱因哈德[Charles-Frédéric Reinhard (1761-1837)]和拉贝纳蒂埃（La Besnadière）。想来其实不难预判，塔列朗最终会站到第三等级一边。由是他面临的异常不愉快的处境——被迫放弃更加自然也更加向往的生涯——将使他变得独立、自我中心、精明，稍微有点愤世嫉俗。而一旦对神学教学产生理由充分有根有据的怀疑（虽然很难判断这种怀疑具体从何时开始），塔列朗二十岁那年可以心在凡尔赛、人在索邦讲坛一本正经地探讨身负神职者应当具备的品质这件事便不难理解了。但我们在解读这位斯芬克斯的路途上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
大约在神学院的时光渐近尾声之际，路易十六将在兰斯加冕，塔列朗的父母邀请他也去参加仪式。他父亲在一系列流程中有职在身，他叔父则负责为新君施涂油礼，考虑到年迈的德·拉罗什-艾蒙主教恐怕力不从心。然而，这一意图使他对神职产生兴趣的努力只显示出他父母究竟有多么不了解他。透过革命可怖的烈焰回望那场盛大辉煌的加冕礼，塔列朗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明媚的春日预示着如此风雨交加的秋天和如此严峻的冬天”。在场的政治家中无疑有人曾试图直面并考量每况愈下的现实，思忖着年轻真诚的国王和他美貌的王后到底该怎样应对日趋聚集在这个贫困不堪的国家上空的乌云。而对时任辅祭【注4: 布伦纳哈塞特夫人和绝大多数传记作家都错误地称他为神父，实际上他直到四年以后才被授予这一职位。索邦的申请记录（1776年4月和6月）文件中仅用辅祭称呼他。】的塔列朗来说，这个场景想必另蕴一种黯淡意味。彼时彼地，他也许从中只看到那个可望不可即的世界的幻景，那个他似乎注定要被排斥在外的流光溢彩的世界。身披饰金长袍、手捧圣油，奉行苦修达到戏剧化的程度，他决不要这种徒有其表的教士派头。他肯定非常清楚，现今是妥协的时代；他已经见识过，不少大主教（例如狄龙和德·布里耶纳）、数不胜数的主教和教士，身边有所谓“漂亮朋友”，在剧院也不会少了专属包厢。就事论事，这样一类人的存在使教会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他和他们往来，被引见给巴黎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女士，德·吕伊内斯公爵夫人、德·菲茨-詹姆斯公爵夫人、德·拉瓦尔子爵夫人，等等。他的言谈举止已然显现出某种闪光，将来这种闪光将使任何他有参与的对话都备受向往。阿意或否，他取容取得有声有色：一部分最紧随潮流的沙龙向他敞开大门，而算算也是教会为他提供一笔收入的时候了。
这笔收入已在路上。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是，有天在德·巴里夫人的沙龙里，他和一群年轻活跃的贵族待在一起。她注意到他的沉默寡言，问他在思考什么。“唉！夫人，”据说他这么答道，“我只不过是在想，在巴黎找一位女伴要比找一座修道院容易得多。”故事的结局是他当即被授予了兰斯圣德尼修道院，每年进项一万八千利弗尔。【注5: 基于这个荒谬的故事，一些历史学家（比如Professor Sloane）就告知他们的读者说塔列朗“是声名狼藉的德·巴里夫人之友，他的升职要归功于她”。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在严肃文学中时不时地瞥见传奇版本的塔列朗。整个故事透出一种令人生厌的过时气息，而单单修道院位于兰斯这一事实就已明白无疑地指向他的叔父，塔列朗大主教的影响。】事实上，塔列朗要到路易十五逝世、德·巴里夫人淡出首都生活两至三年后才会见到凡尔赛的内景。直到一年以后，他才被任命为修道院长，取得神父职位则是更迟得多的事。德·拉孔布先生业已通过考察兰斯和巴黎的教会记录，耐心地厘清了这一时期他生活的轨迹，我们也得以将那些有关他如何“早熟”如何耽于享乐的神话一笑置之。但无可否认，其时他已经开始攀登教会晋升的阶梯。当年一月份，他被任命为兰斯教区圣母礼拜堂神父，不久又取得辅祭职位，而在加冕礼后，他几乎是立刻被兰斯的神职人员推举成为他们在教士议会的代表。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一任职可谓殊荣，近于不符合向来的神圣规则的地步（虽说候选名单上其实还有一位辅祭），促使我们做出他那时已得到相当关注的设想。教士议会按规每五年在巴黎举行一次，讨论法国教会的重大事务，每个教区派四名代表，教长两人、较低级别的教士两人，共聚一堂探讨教会和国家的经济联系、政治往来及有关行为准则和宗教的问题，时长四到六个月不等。
假若想要理解塔列朗晚些时候的一系列行为，尤其是所谓“叛教”，设身处地地用他的眼睛去看他早年作为神职人员度过的时光无疑是有必要的。在神学院，他学习身在教会身为教士的宏伟理念，但又凭异常敏锐的目光，留意到教会究竟有多么乐于就这些理念做出妥协。在兰斯，对高级教士和贵夫人之间的千丝万缕，（这是教会在那个时代保持声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看得太透也见得太多。在巴黎，喜剧——正在迅速消解成悲剧——仍将继续。奥古斯当修道院中三十二位身披繁复法衣的教长端坐在扶手椅上，身后又各坐着一位来自教会更低层的对应代表，身披黑袍、头戴方帽，配享“一把有靠背的椅子”。首要的问题是：国王究竟会问我们要多少钱？法学家和政治家、以及后来的哲学家对神职人员免于税收的特权窃窃私语已非一日，教会仅仅靠着每次开会都以“无偿礼物”的名义抛出去个几百万才得以保有这份权利。然而，礼物的数额由国王决定，教士阶级倘若拒不从命，后果可想而知。随着国家财政的窘迫程度与日俱增，“礼物”的数额愈变愈庞大、也愈来愈频繁。在1775年7月举行的教士议会集会中，国王的信使宣布，陛下将向他忠诚的神职人员们请求一千六百万利弗尔【注6: 全书所有货币单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利弗尔（=法郎）。具体数目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确凿不可更改。】的馈赠。主席德·拉罗什-艾蒙红衣主教表示，愿意将国王要求的数额双手奉上，可此情此景，他实在是很难不想起陛下在上次集会时做出的减少钱财需求的承诺；信使们退缩了。
无论如何，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教会风格修辞的长篇大论喷薄而出宛如泉涌。塔列朗在回忆录中点评说，“良心在这些金钱事务中起到的作用，使得现场的诸般演说议论格外具备雄辩之风，尤以与会的神职人员为甚。”奥什大主教（单他的教区每年就有十二万利弗尔收入）被委以传达普遍感受的任务。个人而言，他们当然是想冲在为国奉献的第一线的，问题是，他们能够支配的资源仅限用于服侍天主和修建祭坛的领域。陛下这样岂不是将他们的神圣财富和亵渎神灵的俗世钱款混为一谈？他们“不堪重负”，被无偿的馈赠“压得喘不过气”。【教会每年的收入在一亿五千万利弗尔左右。】德·拉罗什-艾蒙主教（名下的一个挂名教职就值十三万利弗尔年金）颔首赞同。狄龙大主教（每年收入十六万利弗尔，还不算各种各样的挂名职位），德·布里耶纳大主教（每年只有九万利弗尔进项，他那时还没当上首相），德·拉罗什富科大主教（十万/年）和其他教长也纷纷表示赞成。几乎所有与会代表都兼任某座修道院的abbé commendataire。颇具历史意义的圣伯纳德修道院，曾几何时修士以食林中树叶为生，现下的院长职位值到每年四十万利弗尔；圣摩尔的本笃会修士（1672人）有近八百万利弗尔收入；德·罗昂红衣主教兼亲王年均两百五十万进项丝毫不妨碍他债务累累；狄龙的情况大致相同，这位先生每年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打猎上，有一大部分休息时间都花在种种不那么健康的娱乐活动上。但，这一次，他们仍会不畏艰险竭尽所能地凑出一千六百万——并且相信有朝一日国王陛下会以另种方式作出偿还。自不必说，上述一切被佩里戈尔修士【注7: 塔列朗在签署会议记录（我的描述即基于这份记录）时是这么签名的，但细究职衔，他应当被称为辅祭。“修士”头衔那时不仅被赐给神父和abbés commendataires，还被赐给许多教师和其他不受教会命令的人。】悉收眼底。这个安静寡言、苍白、作黑袍方帽打扮的年轻人思索着今日所见的古老机构和“激情（zeal）”，默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会议过程中还浮现了其他几个不无讽刺意味的问题，首屈一指的当属隐修会制度的朽败、不忠行为和新教信仰的滋长。教士议会中部分最具影响力的高级教士和相当数量的次级代表都是思想上的伏尔泰主义者（行动上还有一定距离），这时集体加入了呼吁国王和教皇采取行动的大军：改革或镇压教会内部的腐化和衰朽，遏制哲学文学的浪潮，阻止新教势力恣意生长。他们至少在抨击隐居苦修这方面是真心实意的。这一思想原本出自哲学界，正迅速在民众中传播。现如今教士频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据塔列朗所言，大革命前的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任何人试图为他们作出辩解。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上，有一位农民代表就收到指示，要为遏制野鸡、兔子和教士的存在而奋斗。除开一如既往地为免于履行封建义务而挣扎（宫廷律师们一直以来都在想方设法地将这一义务加诸教士阶级），会上其余的讨论事项基本都是常规内容。
以上便是塔列朗在教会内部生活的初体验。那些对他被迫走上神职之路，而没有采取一种宗教的、自我牺牲的态度深感遗憾的人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种种奇景。塔列朗选择的路线是自然而然的。利用颇赏识喜爱他的主席的影响，他得以加入高级教士里更恣意欢快的那个群体。通过结识狄龙和德·布里耶纳，巴黎又有一部分沙龙向他开放。随后的一系列会议中，他被指定担任promoteur一职（大致相当于副秘书，最后关头往往都能捞到一笔不菲的小费），列席某个无关紧要的计票委员会以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关宗教和管辖权的委员会。据他本人的说法，这次教士议会他有所崭露头角，已经被视为教士阶级总代表的要职的候选人。九月份（1775年——或德·巴里夫人谢幕八个月后），我们从公报上刊登的一份通告得知，他被任命为兰斯的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每年再添一万八千利弗尔收入。外交生涯自此而始。教皇确证这位辅祭兼修士的任职有效后，十二月，修道院的所有权就冠上了塔列朗的名字。借用尚福的说法，教会的单身汉当然希望和某座富有的修道院结成良缘，以便偿还债务；主教、教皇和国王悉皆默许这样一种系统存在，而且没有半点微词。所有主教都有类似的挂名职位，宫廷也总是设法留出几个空余的闲职以充金库。进入教门本就是身不由己，塔列朗决意使宗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个人的理想。但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偿清他父母还欠阿古尔中学的债务。
在前往兰斯前，他申请加入索邦学会（the Society of the Sorbonne）并且得到了批准（日后看来，这又是一份对他品行和智力素质的可靠证明），教士议会会期结束后他就住在那里。兼有教职收入（修道院每年进项七百英镑有余）和政治前景，他本可以立即在巴黎购置住宅，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但那样一来，他难免陷入教士和保持独身者的模棱两可的境地，从此和更高级别的神职和更广阔的天地无缘。事到如今，他必须按照常规方式完成神职人员的学业，站上教士阶级总代表的位置，之后再循序渐进地谋取一顶主教冠。
然而，索邦声名在外的并不包括禁欲苦修这一项。莫雷莱[André Morellet (1727-1819)]曾和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727-1781)]、德·布里耶纳在学院共度一段时光，这位修士在回忆录中对十八世纪索邦的情况及其“研究员”的相关细节有所描述。它的图书馆藏有洛克、拜尔、克拉克[当为Samuel Clarke (1675-1729)]的著作，同样提供贝拉明[St. Robert Bellarmine]和阿奎那的作品。他读伏尔泰，也读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老式的神学教学已经过时；他的同学大多都醉心于哲学思想。陈规旧律半存不存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塔列朗看来并不觉得这种环境令人反感。他在那里待了两年，按惯例写写论文，于1778年3月2日取得神学学士学位。他从未尝试过考取博士学位，但我们大可照单全收他自己对此的说法，他的心思“被神学之外的事占得满满当当”。1775年的成功不无激励作用，表现为在黎塞留墓前昏暗的小教堂里度过的许多个钟头。他同样暗示说，生活的愉快舒心是他的主要关切所在，虽然很快就又表示，有些时候必须让步：在离开索邦前他都无法和小舒瓦瑟尔往来，抑或结交世俗朋友。1778年年初左右，神学培训终于圆满结束，他一头扎进了巴黎生活的欢乐海洋。【注8：Michaud告诉我们，最初他在斯特拉斯堡参加过几个月的宪法课程。塔列朗本人对此没有提及。】
我对革命前夕法国部分阶级的社会生活已着墨颇多，在这里无需赘述，接下来的十年中，巴黎每一座光芒璀璨的沙龙、每一个闪耀的社交圈子里都能发现佩里戈尔修士（他现在通常被这么称呼）的身影。“你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 对那些沉浸在失而复得的欢乐中的、1815年以后的新一代人，他如是说，语气近乎宽容。自路易十三时期以来，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的步伐逐渐放慢，但在另一些方面不减反增。凡尔赛不再有蓬帕杜和德·巴里夫人了，然而，国王本人的威严圣仪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各种各样未免庸俗的言行举止之下——廷臣们每天都在议论他那规模惊人的三餐和消化不良症状，服侍他就寝时他那古怪可笑的动作，等等——况且退一万步说，所谓威仪早就被他自己的软弱性格糟蹋得差不多了。宫廷扮演的角色发生的变化微乎其微，洛赞[可能是Armand-Louis de Gontaut (1747-1793), duc de Biron, 也称Duc De Lauzun]在他愤世嫉俗的回忆录中已有所展示。对年轻美貌的王后，很难不用轻率、轻浮这样的词来评价。在皇家歌剧院，经由她授意，凡尔赛的王亲贵胄和戴着面具的民众混作一团，而与此同时国王陛下睡得正香（鉴于她这位缺心眼的夫君锁了门，次日清晨六点她被关在了房间外面）；此外更存在和侍女们大赌特赌直到天方破晓、给臣子展现骑士风度开了太多方便之门等情况。已然岌岌可危却不自知的年轻一代贵族受此影响，愈发在社会变革暗流涌动的火山口上放飞自我手舞足蹈。对高额赌博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说她是始作俑者不为过。在马尔利[Château de Marly]，侍奉御前的夫人们甚至不得不在牌局结束后更衣：无数金币叮当作响转手不停——每一枚都浸着这个几近破产的国家的人民的鲜血——难免玷污她们的裙摆。一个从头到脚散发着庸俗气息的美国冒险家，只要设法让“我很有钱，快来宰我”的消息传播出去，便可进入凡尔赛宫；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王室搜刮来的一百五十万就转到了他手里。（另一个人一晚上赢了一百八十万。）向来做事欠考虑的王弟阿图瓦伯爵跟王后打赌十万利弗尔，声称他能六周内在林镇（the Bois）建成一座宫殿；他赌赢了——他雇的那九百个工人也胜利地让这件事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不管是谁，只要创造出或引进某件轰动一时的事物，就必定能得到王后的鼎力支持。从英格兰引进了赛马，她便赶到萨布隆，只为下注押洛赞的马胜出，这位声名狼藉的公爵是最得她眷存的臣子之一。紧接着，战车比赛（有些战车要价一万克朗还多）闪亮登场；再然后，巴黎又成立了个旨在建造一座斗牛场的协会。议会的律师和财政部的部长们神情凝重、皱起眉头，下一秒就被扫地出门。
在衣装、家居和筵席方面，时尚有多奢华就有多罪恶。年轻一代贵族倾心于亨利四世时期的风格，试图复兴那个时代的华美服装，但国王出面干预了：大笔大笔的钱被花在购置千奇百怪的头饰上。夫人小姐们的马车在贫苦不堪的民众和倾家荡产的商贩中穿梭，脑袋顶上一眼望去可见两三英尺高的各式景观——美国独立帽，赛马帽，疫苗帽，等等等等。骑士精神的光辉秩序也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建立者是正在压榨出平民阶级每一分价值的贵族。有这么个宣扬不屈不挠精神的骑士团，内部条例由德·让利夫人制定，在洛赞名下某座花园的一顶华丽非凡的帐篷里集会，成员身着白、灰、银三色的制服盔甲；刚进入这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小团体的新人必须解开一个谜语，回答一个“道德问题”，作一番颂扬某种品质的演讲，然后——发誓为消灭世间所有不公不义奋斗，帮助穷苦受难的人们！克洛托和拉刻西斯看到这幕景象想必莞尔。在此之外还有诸多宣扬坚忍、得体及其对立面的骑士团。随后盎格鲁式的癫狂悄然潜入他们迟滞的头脑，多少个漫漫长夜就在边享用茶点边讨论大众代表（popular representation）的卓越中过去，几何美感的花园被不惜代价地英国化，绣有妖精的挂毯取代了墙纸。末了，我们迎来了如假包换的奇人卡里奥斯特罗，他的蟾蜍接受过所有圣礼，他救下过纯洁无辜的少女，他使唤各路妖魔鬼怪随心所欲。德·罗昂红衣主教兼亲王，每年收入两百五十万利弗尔且负债累累，坐拥的教职又值到十万，府邸常备二十五位贴身男仆和十四位女管家，请这位奇人下榻他在巴黎的宫殿；风度翩翩的上校、人老珠黄的伯爵夫人和“哲学的”修士们倾巢而出，只为亲眼瞧一瞧别西卜。与此同时，第四等级正在迅速成型。
佩里戈尔修士欣欣然投进这光怪陆离的湍流。时年他二十四岁，依旧苍白着脸，但我们熟知的塔列朗的轮廓特征已然尽显：沉静的蓝灰色眼睛，浓密的眉睫掩映洞察透彻的目光，鼻子尖尖略微翘起，下唇稍稍突出，嘴角永远噙着一丝浅笑，长卷发垂落在迷人的面庞两侧。他已在柏勒夏斯区（荣军院附近）置办下一栋小巧的住宅，将诸多装帧精美的著作纳入收藏，并第一时间恢复了和舒瓦瑟尔、路易·德·纳尔邦伯爵（Count Louis de Narbonne）的联系。他们三人共同持有一座赛马马厩，是某个地位超然到每位期冀有所成就的女士都得待为上宾的社交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学业不久即告圆满结束，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惠斯特高手（终其一生，这都是他的主要消遣），牌桌上的收入愈发可观。
在圣多米尼克街，他有位既有趣且有用的邻居：德·让利伯爵夫人。这位女士经历过一段相当浪漫的职业生涯，最终担负起看护沙特尔公爵子女的责任。1779年，她选择告别王家宫殿（Palais Royal）的恣意享乐和纵情狂欢，转而悉心培养公爵夫人的双胞胎女儿，教导她们最高尚的道德观念、最优秀的哲学思想。柏勒夏斯圣墓教堂的女修道院是有钱的巴黎人最爱的“静修”去处，以便伯爵夫人履行职责，院内专门建起一处宅第供她使用。在它临街那扇十足宗教气息的栅栏门上用金字写着艾迪生的卓越箴言：“真正的幸福是不张扬的，它摒弃浮华和喧嚣。” 两位修女负责看守房门，每晚十点即紧锁门扉，钥匙带进修道院。屋内陈设简朴无华（七百英镑一面的镜子全留在巴黎的沙龙了），一切都宁静而富有教育意义，伟人贤者的半身像、地图、历史碑刻比比皆是——完全符合德·让利夫人在回忆录中一以贯之的作风。她无巧不巧正是塔列朗当时会欣赏的那种邻居，同一支生花妙笔能够一气呵成论述道德教育的启世之作、公爵的雅各宾风格演讲稿、以及色情小说。贡古尔（E. de Goncourt）的评论恰如其分，她所著的道德文章证明“她的想象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填补经验的不足”。全巴黎的人们蜂拥涌向圣多米尼克街这位模范教师的工作场所。虽说屋里有位公主（宝宝），男子也可获准进入；按塔列朗不无嘲弄的说法，她“向来都立刻让步，生怕传言说她卖弄风情”。艾迪生的招牌底下宛然一座热热闹闹的赌场。有个青年在那输了一万三千路易。佩里戈尔修士既是这所早教机构的常客，更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者。“一个人在见过世间百态之后，” 他那愤世嫉俗的朋友尚福如是说，“心要么碎为齑粉，要么坚如铁石。”塔列朗可不是什么柔肠百转的人。他在柏勒夏斯的宅邸很快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小圈子的中心。他很少在凌晨三四点以前上床睡觉，但早起，新的一天从和好友们共进一杯热可可开始。他的脉搏不同常人，他自己似乎认为他对睡眠的支配力要归功于此。他吃得相当少，白天只进一杯可可或一块饼干、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晚上倒是有相当高质量的一餐；酒和咖啡的品种饮法、聘请的厨师悉皆经过精心挑选，卫生方面更不必说。相当一段时间里，巴黎最有文化的一群才俊每天早晨都聚集在他府上。年轻的舒瓦瑟尔是这个圈子中最优秀的一员，在后来的年月中，塔列朗每次提到他时都简直情真意切得令我欣慰。他言谈举止活泼生动，学术也造诣颇深，遗憾频频出差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回忆录中受到如此宽和的对待。下面这番有屈尊拾人牙慧之嫌的论断可能是他同尚福说的：“我有爱我的朋友，毫不在意我的朋友，以及恨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朋友。”无论如何，彼时彼地，这个圈子的日常交谈堪称巴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当时已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要么后来成了院士。譬如路易·德·纳尔邦伯爵，充满活力的年轻上校，三人组的一员，勤奋刻苦的军校生，在不谈品味的范畴内是个愉快可亲的同伴；譬如洛赞上校（日后的德·庇隆公爵），十七岁即开始骑士探险，三十四岁那年已经欠下逾一百五十万债务，常随国王出猎，深得王后喜爱；不久又添了年轻的（刚刚第三次出狱的）米拉波，“人民领袖”，一张点缀麻子的大脸，用雄浑的嗓音谴责对他百般迫害的社会制度。年长些的如德利耶修士（Abbé Delille），彼时的桂冠诗人，伏尔泰的朋友，每年三万利弗尔收入的abbé commendataire，生着副“婴儿般的面孔”，文采风流，思想则一派哲学风范；尚福，“头上冒电火花”（他那颗脑袋是如此地充斥着闪电般的思想），眼下正和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的遗孀同住，常态是滔滔不绝地全方位尖刻抨击人类，但私底下为米拉波和塔列朗代笔他们那些受人追捧颂扬的、富于民主气息的演说——“得要多少蠢货才能组成一个‘公众’？”曾几何时他如此发问；洛拉圭伯爵（Count Lauraguais），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科学和文学事业的慷慨资助者；瑞士银行家潘肖，深受塔列朗尊敬，借用米拉波的说法，“全法国唯一一个不杀掉鹅也能让它生出金蛋的人”；巴特兹（Barthez），医生兼哲学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年轻的路耶尔（Ruehière），俄国历史学家；杜邦·德·内穆尔[Pierre-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1739-1817) ]，年纪轻轻已闻名遐迩的经济学家。
无可置疑，这个小圈子里的对话决不会缺乏多样性抑或光彩。佩里戈尔修士和他的伙伴们开始成为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差不多人人都想请他到府上做客”，而他也从善如流地都去了。他素来对拉帮结派的理念冷眼相待，要在错综复杂的沙龙迷宫里精打细算出一条路径实在是有点难度。举办沙龙的贵夫人拢共二十来位，每一位的府邸都是一个派别的中心——国王派，王后派，阿图瓦派，奥尔良派，杜尔哥派，舒瓦瑟尔派，内克尔派，罗昂派，布里耶纳派，等等等等。除开战略性地有所针对内克尔，塔列朗对这帮人的政治差别一概忽略，自自在在大大方方地享用他们每一个人的得体友谊和影响力。他是巴黎王家宫殿的座上客，沙特尔公爵（不久成了奥尔良公爵，最后又成了菲利普-平等）就在那里消磨他那百无一用的生命；“他的恶行，”塔列朗点评说，诸如此类的妙语正在渐渐博得人们的尊敬、或者至少是中立态度，“他的恶行的唯一界限，就是他和他与之为伍的那些人的想象力。”“他与之为伍的”可不是什么缺乏想象力的人。狄龙、德·布里耶纳和西塞（Cicé）三位大主教将塔列朗引见给德·蒙特松夫人（Mme. de Montesson），其时她已和公爵秘密成婚。公爵夫妇有座私人剧院，供他们自己和其余贵族-业余演员搭台唱戏；夫人特赐他剧院的一席座位，位于某个专为“或多或少耽于享乐（dissipated）的教士”（塔列朗本人语）预留的包厢里。她的宅邸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极尽得体，但非常令人愉快”。这是唯一一个他谈到会见他精神导师的地方。洛梅尼·德·布里耶纳被提名担任巴黎大主教，提议呈送到国王面前。“可是不管怎么说，”路易表示，“巴黎大主教应该是个信上帝的人啊。”图卢兹的遴选标准里看来不包括这一点。他也拜访罗昂的府邸，橄榄肤色、目光明亮的冒险家卡里奥斯特罗就在那里向不信上帝的人们展示魔鬼。有天早晨在德·蒙特松夫人府上，他同舒瓦瑟尔的姐姐/妹妹、德·格拉蒙公爵夫人（Duchess de Gramont）说了句轻巧的俏皮话，效果立竿见影：当即就又有数座沙龙向他敞开大门。每周一次，他和他的小团体到德·艾利古夫人（Mme. d’Héricourt）府上用晚餐；跟瑞典的一位部长也有类似的约会，不幸主人家执意跟随潮流，迫使这些爱演说的年轻人听长篇大论的朗诵，冗长乏味达到不如根本不来的地步。在欧特伊，德·布弗莱-卢夫埃勒伯爵夫人（Countess de Boufflers-Rouvrel）同样是他造访的对象。爱尔维修的遗孀就住在这位夫人隔壁，在她府上可以找到（在自己家里的）尚福、日后的宪法制定者西哀士神父和物质主义者卡巴尼斯。
他可以较为私人的身份、自在的姿态拜访的府邸中，除他母亲的和德·让利夫人的以外，有且仅有德·弗拉奥伯爵夫人在卢浮宫的住处。美国大使莫里斯言之凿凿地声称，某天早上他发现他在帮她濯足。通常认为她1785年出生的儿子的父亲即是塔列朗，但在这样一个充斥妄言和丑闻的年代，追根溯源得出定论有多困难就有多毫无必要。
他受邀参加德·雷尼埃夫人主持的名流云集的晚宴，见过持自然神论观点的德利耶修士和王后在波利尼亚克夫人府上共进晚餐，也去勒布朗夫人、达巴雷（d’Albaret）和拉罗什富科伯爵家里听“又晦涩又累人的音乐会”。
决不要以为他在社交界的这些个大圈小圈里只是勉强容身；他的交际地位超然、他本人深受尊敬。据说他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从从容容地走进沙龙，略微跛着那只残脚，蓝色外套、纯白背心和麂皮马裤熨帖得无可挑剔（除非场合更适合穿法衣），人群旋即以有目可睹的幅度向他集中。他那尖刻的机智和即时应变的才华很快迫使人们关注他。无从预料他那不疾不徐的男低音究竟会何时响起，一字一句都卓有成效地在听者心中留下震动。“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不喜欢我，”有个人说； “我这辈子只做过一件坏事。”“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完啊？”塔列朗问。“西哀士深不可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是说空无一物吧，” 他当即答道。在某段艰难岁月里，有位女士问他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还有个版本是问他的腿怎么样）。“如您所见，夫人，”他温文尔雅地答道。夫人瞥他一眼。他的思想开放无疑是个优势。“他打扮得像纨绔子弟，思想像自然神论者，布道时活像天使降世，”某个人如此评价；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在哪里布过道的踪迹。不管怎么说，这是哲学家的时代。对更为执着、更为超前的那一派，例如孔迪拉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 (1713-1796)]，塔列朗没有多少好感，因为他们不仅摧毁一切形式的信仰，更“破坏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联系”——事实如此。当然，这些观点是在二十年后写下的。他自始自终未被让-雅克的噱头迷住。他非常尊敬伏尔泰，以致主动设法让自己被引见给风烛残年的老人（1778年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即在群众的狂欢中溘然长逝）；在后来的神话编撰者的描述中，他跪倒在这位年迈的哲学家面前，接受老人的祝福。
这一时期塔列朗所处的环境只差最后一块拼图没有填上，我在这里再絮叨几句。他和彼时大多数退休政治家都有交情，如莫勒帕[Jean-Frédéric Phélypeaux, count de Maurepas (1701-1781)]、马勒塞布[Chrétien 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 (1721-1794)]、舒瓦瑟尔和杜尔哥；同样和重要的科学工作者往来，如拉普拉斯、孔多塞、拉格朗日、蒙日，等等。就这一点我再稍微多说几句。我自认对他直到大革命前个性的演化历程已经展现得足够充分。下一章将要谈到的内容会证明，他绝非但知享乐度日、抑或一心只顾往上爬的那类人。1780年以来他一直都处于兢兢业业工作的状态，此前毋庸置疑也是个刻苦的学生；但在柏勒夏斯的那十年里，对巴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至少全都有所尝试。我不是说他来者不拒地接受这一切。本质而言，他是个优雅温和的人。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在牌桌上出手大方、时时流连；革命前夜巴黎差不多有四千多家赌场，还不包括马尔利堡一路往下的各种沙龙。这就是他这一时期唯一供认不讳的出格行为，而回忆录显然也并非自白书。德·瓦尔男爵（Baron de Vars）编有一本著作，重点关注塔列朗一生中的女人们。名单上除开圣叙尔皮斯那位漂亮的女演员、他最终迎娶的那位女士，仅有德·弗拉奥夫人的名字能够通过站得住脚的证据和他联系在一起。但也必须承认，不可能指望他在这类事情上有多高风亮节。他怀着的是这样一颗不受任何理念束缚的心，步入的又是这样一个——如某位社会作家所说——伦理混乱的家庭俯拾即是，上至亲王主教、下到屠夫教士全都不安于室的世界。他不是什么伪君子。教会一如整个世界也压根没指望他装那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