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读书笔记其四

第二节：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

李自成率驻守在西安的主力前往潼关和多铎部的清军决战时，清阿济格统领的部队也进入了陕北。

大顺军由李过守延安，高一功守榆林。

阿济格命姜瓖统领明朝降兵围攻榆林，自己带满汉主力攻延安。

两军七次交锋，大顺军两次乘夜出城反击，因兵力不够未能奏效。

最后李过（李锦）军不支，夜遁。

而榆林的高一功并没有与敌人作战，据守半月后，主动放弃该地，兵力没有多大损失。

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西安和延安之间是清军主力，已经无法按照李自成的撤退路线撤离。

于是他们选择向西撤退，会和在甘肃和青海的大顺军向南撤退。

其它一些奉大顺政权命令的原明朝贵妇将领先后在清朝的招诱下投降。

而镇守汉中地区的大顺军旧部四将已变节降清，经过激烈战斗，李过、高一功等部冲破了贺珍等降将的防区，由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江东下，1645年夏抵达湖北省荆州地区。

从清军进攻山西开始，李自成和李过等就再没有见过面。

后来李自成牺牲，李过、高一功领导的入湖广的部队就成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第三节：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西安地区大顺军主力进入河南，李自成由于携带家属和辎重，行军缓慢。

阿济格原奉命西征大顺政权，但由于迂道蒙古鄂尔多斯部索取马匹，耽误了时间，被豫亲王多铎部夺得了攻取潼关，占领西安的头功，因此受到清廷的责备，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遛之咎。”

阿济格不敢怠慢，猛追李自成部大顺军。

据阿济格报告，在河南、湖北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

大约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进入湖北襄阳一带，从西安和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兵力，与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七万兵员会和，合计二十万众。

李自成决策把襄、荆四府的兵力带领跟随主力南下，想抢在清军之前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但这次集中兵力是失策的：

1.自古以来夺取或保卫江南必据守襄阳、荆州

2.大顺军放弃黄河流域后，唯一的后方基地就是襄阳、荆州等四府，一旦放弃就变成了无后方作战。

镇守大将白旺认为应当固守，但李自成没有采纳，当阿济格尾追而来的时候，襄阳四府很容易就被占领。

李自成南下进攻南明，阿济格很快尾追而上，此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没有后勤供应，也要保护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nai四声）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并不知情，于是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张鼐逃回，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噩耗，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加，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

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一节：南渡三案——大悲、伪太子、“童妃”

朱由崧以亲藩得继大统，因此唯恐崇祯三子不死。早在甲申七月间，就依据一个卑微小官的传言，宣布崇祯三子遇害。

唯一可信的事定王朱慈烺长期隐姓埋名，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于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南明三案，表面上相互独立，却贯穿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1.大悲案，一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的亲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于是严加刑讯，才弄清他是一个骗子。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2.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高梦箕的奴仆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个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皇太子，到达南京后，高梦箕无法分辨真假，于是送往苏杭隐蔽，但这个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将少年送往南京，大学士王铎曾任东宫教官三年，一眼就看出了假冒，于是上奏疏。

但“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怀疑是真。

3.“童妃案”，一名姓童的女性，自称是朱由崧的妃子，和朱由崧走散，朱由崧否认。

出现这些案子的原因，还是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爱走极端。

东林——复社人士其实非常复杂，明末名满天下，能够左右朝政，于是其中混杂了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他们所说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为“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

对弘光人身攻击，并且借“三案”大肆发挥的也是这些“君子”。

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借黄宗羲等人的文章可以看出，流言蜚语都是为了否定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身份是无可怀疑的，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十岁时被封为德昌王，后来因为福藩无嫡子，被立为福世子。1641年，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逃走，随行209名官员侍从，还有王亲无人，要说是假冒属于是奇谈怪论。

且崇祯十四年，福藩一败涂地，生活无着，到处乞怜，没人会预料到他能继承大统。

1643年，朱由崧袭封福王，洛阳再陷后，逃到卫辉府，后来又向潞王借银，后来一道逃亡淮安。

这些材料都证明，没人怀疑朱由崧的身份。

黄宗羲等人对弘光母子极尽诬蔑，是在南明政权肇建伊始反对福藩继统的一股暗流不择手段展开的政治斗争。

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把责任归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ya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第二节：睢（sui一声）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史可法是联虏平寇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1644年十二月的北使失败，史可法在奏疏中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看似史可法是在考虑和清军作战，但史可法的真实意图仍然是尽量避免和清军兵戎相见，继续一厢情愿的和清军配合对大顺军进行围剿。

1645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只是进军目的不是针对清廷，而是想在剿灭“流寇”行动中充当清军的盟友，幻想在和谈中给自己增添筹码。

但是清廷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

高杰等来到睢州城，许定国深知自己的兵力不如高杰，一面出城迎接，一面暗中策划对付。

此时高杰已经知道许定国把儿子送入清营的消息，为防止许定国把睢州地区献给清廷，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大摆宴席，给高杰等人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以防意外。但高杰一介武夫，自以为兵多势众，许定国不敢轻举妄动。

宴席上，许定国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的大醉，半夜，伏兵猝发，把高杰和随行兵卒全部杀害，越其杰等人逃出睢州。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愤恨不已，进入睢州队军民大肆屠杀，许定国率部过河投降清朝。

高杰死后，黄得功等又想趁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双方剑拔弩张。

史可法计划落空，十分伤心，亲自前往高杰营中善后，高杰妻子害怕儿子年幼，无法服众，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夫，史可法拒绝。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史可法本应该趁着主帅遭暗算，部下实力没有多大损失的时候，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做出针对清方的部署，但他却仓皇南逃。

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第三节：左良玉率兵东下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玛瑙山战役之后，拥兵自重，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朱由崧登极诏书下达的时候，左良玉初期还不愿意承认，在部下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因为左良玉不是定策功臣，于是对受到朝廷信赖的马士英和四镇感到反感。

1645年三月，李自成在阿济格部的追击下，进入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于是率部顺江逃窜。当时南京正因为“假太子”、“童妃”案满城风雨，马阮的掌权在官绅中引起不满，于是左良玉以此为借口，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率军乘船东下，走前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袁继咸为九江江督，左良玉邀他相见，并拿出密谕，袁继咸不信，回城后领将士固守。但是部下张世勋同左良玉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烧城，左良玉部兵趁乱进入城内杀戮淫掠。左良玉部将将袁继咸抓到舟上，袁继咸一在投水自尽，但左良玉竭力劝说，袁继咸无可奈何，只能和左良玉约定好禁止烧杀抢掠。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久病之躯，恸浔变之惨，一时殒命。”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继续东下。

马士英害怕左良玉来到南京，要调刘良佐的兵回防，但此时史可法请求面见皇帝，陈述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不是左良玉部，可马士英担心史可法名位居前，自己的首辅位置保不住，于是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

由于清兵南下，左良玉东来，弘光朝廷完全处于被动，马阮也做好了拥兵出逃的准备。

王铎自告奋勇请求“领兵视师上江以遏左兵重敌”，但马士英、阮大铖全部愿意把兵权交出去。

左梦庚部下总兵十员、兵卒数万，不敢迎击阿济格和多铎部，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避锋芒，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部向阿济格投降。

袁继咸被胁迫见清英王阿济格，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他降清，“仍做九江总督”，早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