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翻译：

在地之极北的冥海，有一种鱼叫“鲲”，身子有几千里那么大。有一天，它突然变成一只鸟，鸟的名字叫“鹏”，背有几千里那么广。鹏发奋飞起，翅膀像盖天的云那么大。

这种大鸟，当大海波涛涌动的时候，它就要迁徙到地之极南的冥海去了。极南的冥海叫“天池”。

《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鹏往极南的冥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了北冥。”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飘飘扬扬的尘埃，都是生物的气息相互吹拂所致。天空的湛蓝色，真的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还是因为天空高远而看不到尽头，所以才呈现这样的颜色呢？鹏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也就看到这些了。

如果聚集的水不够深，那么它就没有负载一艘大船的力量了。在堂前低洼的地方倒上一杯水，一棵小草就能被当作是一艘船，放一个杯子在上面就会被粘住，这是水浅船大的缘故。如果聚集的风不够强，那么就载不动一对巨大的翅膀。所以当鹏飞到九万里高空时，风就在它的身子下面了，凭借着风力，背负着青天，前方没有阻碍，然后才能朝南飞去。

蝉和小斑鸠讥笑鹏说：“我们奋力起飞，碰到榆树、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边去呢？”到近郊去的人，只带当天吃的三餐粮食，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外的人，要用一整夜时间舂米准备干粮；到千里外的人，要攒够三个月的粮食。蝉和小斑鸠这两个小生物又知道什么呢。

“小知”不会了解“大知”，“小年”不会了解“大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种生物叫“朝菌”，朝生而暮死，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有一种虫叫“寒蝉”，春生而夏死，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四季。朝菌和寒蝉都叫做“小年”。楚国南方的海上有一只巨大的灵龟，过五百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春季，再过五百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种椿树，过八千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春季，再过八千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秋季。世人把彭祖认为长寿，不也就是“小年”的悲哀吗？

商汤问夏革有关鲲与鹏问题的时候，夏革是这样说的：“地之极北的冥海，又叫“天池”。那里有一种鱼，身宽数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种鸟叫“鹏”，它的背像泰山，翅膀像盖天的云。鹏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冥去。

水泽里的麻雀讥笑大鹏说：“它要飞到哪里去呢？我飞腾起来，不过几十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之间翱翔，这样不是也飞得很自在吗？它到底要飞到哪儿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了。

由此，试看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行为堪当一乡百姓领袖、德行可以合乎国君要求、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人，他们看待自己，也像小泽中的麻雀一样。宋荣子对这些人只会淡然一笑。宋荣子是这样的人：假如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他不会特别得意；假如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会沮丧。因为他能认定内外的分际，辨别荣辱的境界，仅此而已。这种人在世上已经很少见了。然而，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

列子能驾驭风飞行，轻飘飘的十分美妙，他出去十五天才回来，他这种幸福，世上已是罕见的了。但是，他虽然不必用脚走路，究竟还是要依靠风才能飞行。

如果一个人能顺应天地自然的正道，顺应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境地，那还要依靠什么呢？至德的人忘去自己；神明的人忘去立功；圣哲的人忘去求名。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他说：“日月都出来了，而小火把还不熄灭，要它的光亮和日月相提并论，不是强人所难吗？时雨都下了，还要人工灌溉，要它的恩泽跟时雨一拼高下，不是徒劳无功吗？如果你当了君王，天下一定大治。可现在我还像行尸走肉一样占着王位。对此，我自觉惭愧。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而我再接替你，我岂不是为名而来吗？“名”是“实”的客体，我难道要做客体吗？小鸟在深林里筑巢，所需不过是一根树枝；鼹鼠在小河喝水，所需不过是喝饱肚子。请你回去吧，天下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即使厨子不下厨了，管理祭祀的人也不应该超出酒樽、案板这些礼器的范围去取代厨子的工作。”

肩吾向连叔求教：“我听过接舆的言论，他这个人大话连篇，用词不当，一说下去就回不到原来的话题上。他的话令我害怕，那种恐惧就像天上的银河，无边无际。他的言论跟一般人大相径庭，太不近情理。”连叔问：“他说了些什么呢？”肩吾转述道：“‘在遥远的姑射（yè）山上，住着一位神人，皮肤润白像冰雪，体态柔美如处女，不吃五谷，吸清风饮甘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神情那么专注，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年年五谷丰登。’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一点也不可信。”连叔听后说：“是呀！面对瞎子，我们没法和他们一起欣赏花纹、色彩，对于聋子，我们没法和他们一起聆听钟鼓乐声。难道只是形骸上有聋与瞎吗？思想上也有聋和瞎啊！这话似乎就是说你肩吾的呀。那位神人，他的德行，与万事万物混同一起，以此求得整个天下的治理，谁还会忙忙碌碌把管理天下当回事呢?那位神人，外物伤不到，即使是巨浪滚滚、直冲天际，也不能将他淹没，即使是大旱连年、金石熔化、土山焦裂，也不能让他喊热。他所留下的尘埃、瘪谷、糠麸之类的废物，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仁君来，他怎么会把管理万物当作己任呢？有一个宋国人，带着帽子和衣服到南方的越国去贩卖。但是，越人的风俗是：剪断头发，身上刺画着文彩，都不穿戴衣帽。尧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安定了海内的政局，到姑射山上、汾水北面，去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不禁怅然若失，似乎天下并不属于他。”

惠施对庄子说：“魏王给了我一些大葫芦的种子，我把葫芦种了，结的葫芦极大，可以装五石的容量。可是它的质料不坚固，用来盛水，一拿起来就破了。切成两个瓢又太浅，装不了多少东西。因此，这葫芦虽然大，却大得无用，我就把它打破了。”庄子说：“你真的不会用大的东西。宋国有个人善于制作防止手冻裂的药，他家世世代代都做漂白布絮的生意。后来有个客人知道了，便出百金收购了这个秘方。这个宋国人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做决策，他说：‘我家世世代代靠这种药漂白布絮，一年所得不过数金。现在一旦卖掉这个药方，马上可得百金，请大家答应我卖掉它。’这个客人买到药方，就去游说吴王。那时正逢越国主动发难，吴王就命他为将，在冬天跟越国人展开水战，大败越国人，吴王就用割地封侯来奖赏这位献秘方的客人。同样是一帖防止手冻裂的药方，有人靠它得到封赏，有人却只会用它漂白布絮，这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啊。现在你有可容五石东西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作为腰舟，用它浮游于江湖呢？却担忧它大、嫌弃它不能装东西，可见你的心地过于浅陋狭隘了！”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管它叫做“樗”（chū）；它的主干木瘤盘结，不合乎墨绳。它的小枝也都凹凸扭曲，不合乎规矩。这树就生长在路边，但从来就没有木匠去理会它。现在你讲的话就跟这大树一样，大而不当，大家都不相信。”庄子说：“你没有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屈身伏起来，等待捕食；东窜西跳，不避高下。结果它们往往中了机关，死在陷阱里。至于牦牛，身体像天空垂下来的一块云。这可以说够大的了，但是却不能捕鼠。现在你有一棵这样大的树而愁它无用，何不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你就可以很舒适地在树下盘桓休息。不会有人来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它。这树既然无用，自然也就不必操心了！

 

我的解读：

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是从神话开始的，可是神话没有办法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于是就产生了哲学。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哲学，而每个民族的哲学实际上都是从神话中提升出来的。神话和哲学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解答宇宙人生的问题。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哲学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所以无论是代表儒家的孔孟，还是代表道家的老庄，他们的理论都是贴近百姓的，都是深入人心的。庄子的哲学，就是从鲲与鹏的神话传说讲起的。

文中，庄子三次提到鲲与鹏的传说，第一次是他自己的叙述，第二次是引用了《齐谐》中的记载，第三次则是交代了距庄子一千多年的夏革为商汤讲的故事。无独有偶，另一部先秦道家著作《列子》也记载了夏革对商汤讲述的鲲鹏故事，只不过，这里没说鹏是鲲变的，二者大概率是两种生物。庄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却把鲲和鹏说成了同一种生物的两种形态。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考虑到了这则神话的内在逻辑性。

庄子听到鲲与鹏的神话，他想：鹏的翅膀硕大无朋，如果没有足够强劲的旋风托起，根本是飞不起来的，如果飞不起来，那么在没风的时候，鹏在哪里呢？它又是如何生存的呢？于是，庄子想到了跟鹏同样巨大的鲲，如果鲲是鹏的原始形态，那么一切就都解释清楚了：鹏在遇不到六月旋风的时候，就以鲲的形态居住在北冥，每到六月风起，就借助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南冥，实现大迁徙。这其实也是对广大中国人的隐喻：平时潜心苦学，积累经验，等机遇到来，就抓住机遇、厚积薄发，一飞冲天。

根据《列子》记载，夏革并没有对商汤说鹏能乘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庄子》关于这则传说的来源可能与《列子》不同。我们有理由认为，鲲与鹏是极为古老的上古神话，比战国时期庄子的时代至少早了一千年，且流传了多个版本。而有一部叫《齐谐》的书就记载了鹏六月起飞的恢弘景象。《齐谐》可能是先秦时期齐国人写的一本名叫《谐》的书，性质类似于《聊斋志异》，只不过比《聊斋志异》早了两千多年，可惜失传了。

庄子讲这则故事，是为了探究小和大的区别，即“小大之辩”。他的观点是“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个“不及”不应该翻译成“比不上”，而应该翻译成“理解不了”。

为什么理解不了呢？因为认知不同、眼界不同，就像蝉、斑鸠、麻雀这样的渺小生物，它们的飞行知识、境界都和鹏不一样。所以自然理解不了鹏飞向南冥的意义所在，看不到鹏在九万里高空上看到的不一样的天空。但是，我们不必嘲笑小麻雀，也不必羡慕大鹏鸟。因为人跟人生来就不一样，各有其分，各司其职，就像战国时期官场得意的人物与宠辱皆忘的宋荣子一样，只有境界大小，没有实际优劣。为官者的政绩值得肯定，宋荣子的修为也值得肯定。小知不及大知。但小知也有小知存在的道理，小知者难免会因为自己的认知所限去嘲笑大知者，而大知者只要像宋荣子一样“犹然笑之”，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是“小年不及大年”呢？

关于这个问题，庄子提到了寿命奇短的“朝菌”和“寒蝉”，《列子》中也提到了“朝菌”，并且说明了它是腐木粪壤上的一种菌。朝菌、寒蝉这些生物即使跟普通人类相比，生命也是短暂的，都是“小年”。那么“大年”呢？它是相对于小年而存在的，在绝对的无限时空中，没有什么能称之为“大年”。就像彭祖，传说它活了八百岁，是人间最长寿的了。但彭祖对于《庄子》、《列子》中记载的“冥灵”和上古椿树而言，也是“小年”。灵龟和椿树放在无限宇宙里，同样是“小年”。境界没有最高，追求卓越，永远在路上。

列子是传说中能御风而行的道家奇人，他御风而行的原理，在《列子》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列子的自述，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的：“自从我拜壶丘子为师，像朋友一样，三年之后，心中不敢有是非念头，嘴里不敢说利害得失，才勉强赢得老师多看我一眼而已。五年之后，我又变成另一种心念是非、口言利害的心境，才勉强博得老师会心一笑。七年之后，我已经达到从心所念而无是非对错、随口所言而无利害得失的地步了，老师才要我跟他并席而坐。九年之后，任由我心中所想、口中所说都不会涉及是非利害了。此时我不知道壶丘子是我老师，也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那时我只觉得内外如一，体光通明，可以把眼睛当耳朵，耳朵当鼻子，鼻子当嘴巴，都没有差别。于是心神凝聚、形体消释、骨肉融化，不知不觉随风漂浮，忽东忽西，最后我也分不清是‘风乘我’还是‘我乘风’了。”

这种去除“分别心”的境界，用佛家的思想，似乎更容易理解一些，佛家对这种境界的解释，大致是这样的：凡人处在任何时空，就像一根针掉进一桶水，针永远保持着自我，不肯溶入时、空的水中。有“我”，就有与外在对比出来的好、坏、贵、贱。有“我”，就有“他们”。佛家把内心世界以外的所有外在世界，包括自身的肉体，统称为“色”。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看自身以外的所有对象，其实这些对象同时也是本体，本体同时也是对象。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本体之外，包括你自己、你的心灵及心灵发出的感受，这些也都包含在本体之内。这个本体，佛家姑且称之为“空”。“空境”就像一粒盐溶入一桶水，把自己化为亿万个分子，自己消失了，但每一部分的水都有咸味，在时空的水桶里再也找不到自己，而是与整个时空融而为一。“空境”的彼岸与“色境”的此岸其实是同一时空，只是处于这个时空中的人态度不同，活出的境界便有所不同，所以《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佛家和道家，教给世人一个基本的处世准则：做一个融于当下的人，而不是背负过去、企盼未来的奴隶。这一点，列子做到了，与庄子同时期的宋荣子也做到了。他们的境界，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至人无己”。

“至人无己”的境界，在道家开山之作《老子》中可以找到相关论述，原文是这样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翻译过来，大意是：因为世人得失名利的心太重，所以得到荣宠和受到屈辱都身惊害怕。畏惧大的祸患，也因而身惊。为什么呢？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荣宠是高尚的，屈辱是低下的，得到荣宠就觉得高贵，受到屈辱就觉得丢人，所以得之也惊，失之也惊。我们之所以有大的祸患，那是因为我们常想到“自己”，假如我们忘了自己，那我们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把天下托付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能把天下交给他。

做到“至人无己”的人，才能心怀天下，《管子.版法解》说：“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至人”。在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三位红军女战士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给乡亲们，留下了“半条被子”的故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家承担全部救治费用，在全国范围内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中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这些都是“至人无己”的境界，都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民族脊梁。

然而，“至人无己”并不是最高境界，还有更高的一层，叫“圣人无名”。

庄子列举的这位圣人，叫许由，他是一个能让上古明君尧自叹不如的人。

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尚书.尧典》的记载，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的：尧名叫放勋，他处理政务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于治理天下，思虑通达，宽容温和，他确实对人恭敬，能够让贤，他的光辉普照四方，到达天上地下。他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部落协调和顺，天下众人从此也就友好和睦了。于是命令羲氏、和氏，严肃谨慎地奉行天道，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分头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的汤谷，恭敬的迎接日出，辨别测定太阳东升的时刻。昼夜长短相等，南方朱雀七宿黄昏时出现在天的正南方，这一天定为春分。这时，人们分散在田野，鸟兽开始生育繁殖。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的交趾，辨别测定太阳往南运行的情况，恭敬的迎接太阳向南回来，白昼时间最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方，这一天定为夏至。这时，人们住在高处，鸟兽的羽毛稀疏。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的昧谷，恭敬的送别落日，辨别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昼夜长短相等，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星黄昏时出现在天的南方，这一天定为秋分。这时，人们又回到平地上居住，鸟兽换生新毛。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的幽都，辨别观察太阳往北运行情况。白昼时间最短，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冬至。这时，人们避寒而住在室内，鸟兽长出柔软的细毛。尧说：“你们羲氏与和氏，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六天，要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来成岁。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守，各种事情就都兴起了。”

真的不得不肯定尧的不世之功，他所研究出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天文历法被中国人沿用了五千多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人，却在许由面前甘拜下风，可见许由的能力之强，境界之高。然而，面对尧的让位，面对“名”的诱惑，许由果断拒绝，还为后人贡献了“越俎代庖”这个成语。人常为求名而委屈自己受苦，只有去名去功，才能得到真实。《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有小鸟、鼹鼠一样的知足之心，天下就容易太平。

在道家看来，在“圣人无名”之上，依然有更高的境界，叫作“神人无功”。

庄子借接舆和连叔之口，讲了姑射山“神人”的故事，据《山海经.东山经》记载：“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现代考证，这座山可能在山西省临汾市西。姑射山的神人太神了，尧的政绩在他们眼里微不足道，列子的御风而行也微不足道，因为终究还是依靠了风。道家是相信神的，也会讲神的故事，所以最终发展成了完整的宗教。而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儒家，是不会讲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家从来就不是完备的宗教，宗教势力在中国也不会占主导，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一书中写道：“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由此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权威。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坚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

那么，中国有没有神人呢？当然有，只不过他不像《庄子》中描述得那么神乎其神，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比如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许多人家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他家仍住在茅草房里，面对老屋漏雨，他跟家里人说：“我没有钱，你们要暂时克服困难，漏雨就买几个盆接一下。”1992年，他在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第一间砖瓦房，却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有一次他下村住在一户农家，这家人觉得伙食差，对不起他，偷偷退回两角饭钱，他硬是赶了一百里夜路还了回去。在一些人眼里，他就是个不讲究吃穿住行的“傻子”。他却说：“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快乐。”这种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精神永不过时，永远需要发扬。一辈子发扬这种精神的人，就是“神人”就是中国人心中的神，心里的光。

在论述“神人无功”的时候，庄子引出了另一条重要哲学思想：无用之用。

在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庄子在不经意间讲述了越人断发文身导致宋国人衣帽卖不出去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先秦时期的东部少数民族被称为“夷”，《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这里记载的不是“断发”，而是“披发”，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不需要戴帽子。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的越国人就是“断发”：“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也就是身上刺画着文彩，剪断了头发，披着草裙居住，确实不需要穿衣带帽。不仅如此，越国的邻居吴国也是断发文身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大意是这样的：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仲雍，三儿子叫季历。周文王姬昌就是季历的儿子。周太王喜欢孙子姬昌，就希望季历能继位。太伯和仲雍就逃到了今天湖北、湖南一带的“荆蛮”之地，主动像当地人一样文身断发，表示自己无能，从而躲避季历的迫害。入乡随俗的吴太伯也不穿衣戴帽了。

庄子引用这则故事是为了说明：用和无用，功和无功，都是相对的，不可执着不化。尧的有功和宋人衣帽的“有用无用”都不是绝对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庄子，跟他的好友惠施斗起了嘴。惠施讲述的大葫芦故事，其实是指桑骂槐，暗讽庄子“无用”。而庄子坚持认为有用和无用是相对的。惠施以为葫芦只能装水在里面，其实水也可以装在外面，一种想法不通之后，再变通另一种便显出了妙用，这叫做“无用之用”。

为了论证自己的“无用之用”，庄子还讲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以距庄子二百多年的吴越战争为背景的。

吴国和越国这对老邻居，不是冤家不聚头。吴国传到第十九代国君寿梦的时候，国力开始发展壮大，寿梦开始称王。这时候吴国人应该早就知道穿衣戴帽了。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楚国的叛逃大夫申工巫臣先是逃到晋国，然后辗转来到吴国，教会吴国“用兵乘车”，吴国任命申工巫臣的儿子为“行人”，这个职位在吴国一般由国君亲属担任，主管外交事务。从这时起，吴国开始同中原王室打交道。在春秋历史上，吴国的兴起是一个大事件。这个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以及它的北上争霸，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也改变了人们对“夷”的认识。司马迁写《史记》，把吴放在“世家”的“第一”，是有一定道理的。

八十多年后，吴国的邻居越国也崛起了，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朝创始人禹的后代，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庶出儿子，被分封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负责先祖禹的祭祀。传了二十多代，到了允常继位，期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吴越两国结怨，成了世仇。越王勾践就是允常的儿子。越王勾践元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就乘机带兵讨伐越国，越国奋起反击，双方大战于檇（zuì）李，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嘉兴。吴兵战败，吴王阖闾被射伤，临死前叮嘱他的儿子夫差记住此仇。

庄子所说的吴国翻身仗，发生在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他所说的关于防止手冻裂的药的故事属于小道八卦，史家并不相信。历史上，越国的失败还是因为战略失误。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整训军队，要报檇李之仇，想主动发起攻击。范蠡劝他说：“不可，我听说战争是凶器，主动进攻是违背德行的，发动战争是最迫不得已的选择。使用阴谋违背德行，惯于使用战争凶器，用最迫不得已的选择去尝试，是违背天意的，现在出兵大大不利。”越王勾践说：“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兴师伐吴。吴王夫差知道后，调集苦心训练的精兵迎击越国，在夫椒（今太湖椒山）打败越国。

范蠡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与《孙子兵法》不谋而合。《孙子兵法.谋攻篇》写道：“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大意是：战争的法则，以保全国家完整为上策，倘若国家受了损失，就差了些；保持全军完整为上策，受到损伤就差了些；保持全旅完整为上策，受到损伤就差了些；保持全卒完整为上策，受到损伤就差了些；保持全伍完整为上策，受到损伤就差了些。因此，百战百胜还称不上高明中的高明；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所以最高明的战略是以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用外交的方式使敌人屈服；其次是用强大的军力击败敌人；最下策就是攻击敌人的城池堡垒。越王勾践采用的，恰恰是最下策。

勾践显然是被檇李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在毫无周密计划的情况下贸然发难，这是犯了兵家大忌的。《孙子兵法.军形篇》写道：“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思是：古代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善用兵作战者的胜利既显示不出智谋的名声，也看不出勇武的功劳，因为他的取胜都是有把握的。其所以有把握，是因为他的措施都站在胜利的基础上，自然能战胜已经显露出失败征兆的敌人。所以善用兵作战者，先要站在不失败的基础上，而且不要错过敌人败亡的机会。所以胜利者都是先创造必胜的条件，然后再与敌人作战；失败者总是先与敌人作战，然后再侥幸求胜。

勾践明显属于先与敌人作战、然后再侥幸求胜的人，而《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正是吴国的老功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一味逞勇的勾践碰到深受《孙子兵法》熏陶且有备而来的吴国，其失败是必然的。然而庄子讲的小故事也不无道理，先秦战争对兵众战斗力要求很高，孙武预判双方胜负的其中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兵众孰强”，宋国客商通过特效灵药提升吴国人战斗力，从而为战争胜利创造条件，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当时情况来看，真的是可行的。

被庄子反驳的惠施不甘示弱，又讲了一个樗树的故事，暗讽庄子言论无用。而庄子依旧保持自己的一贯认知，讲了另一番道理：樗树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不会被砍伐，对樗树来说，“无用之用”正是它本身最大的用处。

不得不感叹，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人意识到保护树木的重要性了。历史已经证明，树木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被砍伐和被使用，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在今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印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被惠施说成无用的樗树放在哪里都是国宝。但必须要说的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树木砍伐过度和保护过度都会导致其“无用”。上世纪80年代，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情况，中央暂停了分山到户工作。二十多年后，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乱砍滥伐因素减少了，林业大省福建的广大林农却依然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针对此种情况，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抓住“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个难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2008年中央10号文件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经验。发挥“无用之用”的作用也并不是简单的事。做事要有魄力，为官要有担当。凡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事，就要大胆地干，坚决地干。要不断提高“至人无己”的境界意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