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成败转头空—“王安石变法”硬核解析（一）

    在中华文明5000年发展史中，有这么一个朝代绵延了320年，却始终无法完成一统江山，最后彻底被少数民族征服。这个朝代就是宋朝。

    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并存对峙，最后被忽必烈灭亡。贯穿整个宋朝，积贫积弱、外战外行，似乎成了宋朝的标签，因此宋朝也被网友戏称为“怂”朝。当然其中也不乏锐意进取，期望富国强兵的君主；才华横溢、期望大展宏图的能臣，然而始终无法使宋朝摆脱被外族亡国的命运。面对社会制度的缺陷，社会从皇帝到大臣，都有变革的强烈动机和决心。其中最著名的变革当属“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充满争议的社会变革。至今对其评价都趋于两极分化。赞成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挽救了宋朝建国后的颓势，反对者认为其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本期开始，我们就好好聊一聊王安石变法。UP主尽量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还原变法本身。

    讲“王安石变法”之前，我们得先回到宋朝建立伊始。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宋朝建立之初，后周的一些藩镇以及荆湘、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政权并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南征北战，于公元978年迫使吴越“纳土归地”，终于完成了统一南方的大业。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灭亡。攻灭北汉后，宋太宗想趁着军队士气正旺，一举攻灭盘踞北方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政权。然而宋军由于连续作战，人困马乏。而辽国军队也在两位名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的带领下成功抵御宋军的连续进攻，并在高粱河一战大败宋军。

    高粱河之战，使宋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受阻，但宋太宗并没有因此放弃收复北方失地的理想。雍熙三年（公元986），辽景宗病死，十二岁的幼子耶律隆绪继位，趁此机会，宋太宗发三路大军，再次大举北伐。三路分别以曹彬、田重进、潘美为主帅，米信(与曹彬搭档)、杨业（与潘美搭档）为副帅，初战连捷。辽军也正值良将如云，在辽圣宗、萧太后以及耶律休哥的指挥下，避实就虚，夜袭宋军粮道，宋军大败，此战杨业父子战死，宋军伤亡极为惨重。

    经此一役，宋太宗再无北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军事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

    鉴于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给中央政府带来的军事威胁，宋朝开国两位皇帝在防止武将拥兵自重、犯上作乱上下足了功夫。遂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军事大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中央禁军集团。

    宋朝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意思是和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宰相只负责中书事务，而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则主管兵权。但枢密使只有按皇帝的旨意才可发兵，并没有统帅军队的实际权力。统兵之权由皇帝“命将出征”，而且打仗要按皇帝亲自下的“阵图”打。皇帝的诏书随时可以把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将领召回，甚至下狱。这一点从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前线作战的岳飞中就体现出其威力。

    在分割相权方面，还设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同为宰执大臣。

    地方官则由中央委派，多由文臣出任，各州府直隶朝廷。

    另外，从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上也加强了控制。赵匡胤曾下令禁止新中进士向主考官谢礼，不得师徒相称。对于各级官员，还有一套督察机构进行监督，使得官员们“各不相知”，小心谨慎，恪守本分。因此官员们不必求功，但求无过，熬资历成为了大多数官员的常态。因此，在北宋的官场上，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现象尤其严重。

    鉴于唐朝亡于藩镇势力做大，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权。赵匡胤按照宰相赵普“制其钱谷”的意见，一方面加强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财务，另一方面强化其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中央财政主要分为两块。“三司”掌管国家财政，“内库”掌管皇室财务。宋朝的内库规模非常庞大，甚至超过了三司财力。三司经常还要向内库借钱来应付国家财政支出。

    而地方财政则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转运使主管，并负责运往京城，取代了以往节度使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上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官员们有意不按中央规定行事，隐田漏税，截留财物等等现象层出不穷。

    宋初所采取的一整套重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在整个宋朝被称为“祖宗之法”。两宋的历朝帝王，大多受这套“家法”约束。汉唐时代是以拓展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文明体制，到了赵宋一朝，则开启了以守内虚外、以文制武为特征的另一套体制。

    这套治国理念的转换也使得整个宋朝趋于内向、保守。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一个朝代的方向作何选择除了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也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毕竟地方军阀势力做大，是导致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风雨飘摇一百多年并最终招致灭亡的根本原因。直至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给华夏大地带来的生灵涂炭，不得不让赵匡胤纠正前朝的社会弊病。只是制度的转换是否矫枉过正，使得整个宋朝军民丧失了阳刚之气，恐怕已超出宋初帝王的设想之内。

    宋初君王十分注意发展生产，积极劝课农桑、鼓励垦殖和增加人口。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特征，是从行政干预逐渐向着依靠经济手段和市场调节过渡。

    在土地制度方面，根据《宋史》的作者脱脱（元顺帝时右丞相）描述为：宋初制定“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政策。安史之乱以后，我国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包括均田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有的甚至彻底崩溃；由于均田制的崩溃，那些一向隶属于国家、作为国家分配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只要按章缴纳赋税，全部许可民户垦辟；只要垦辟的土地登录在国家版图上，政府能够据此按亩征税，至于这些土地归谁占有，占有的数量多少，政府是不闻不问、不加干预的。晚唐以及五代十国各政治统治势力，基本上沿袭这个土地制度，直至宋朝。

    好了，本期我们先聊到这里，“王安石变法”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诸多方面，如果跳脱出历史而但拎出来讲，那对“王安石变法”的认知一定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此UP主会尽可能按照史书的记载以及各种文献的记录还原当时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领略北宋那些上至君主、下至臣民志在复兴中华的宏伟志向，也为当今中华文明之发展寻找历史给出来的试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