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时中先生

放个之前的回答。

其实可以看一看开元、天宝时期唐朝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经过。

首先是开元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天灾，关中无粮，河南、河北等地也同时遭灾。

于是因着逐食洛阳/整个制度改革前后——略去不谈——形成的政务班子，一位宰相充河南开稻田使（张九龄），另一位宰相充都江淮、河南转运使（裴耀卿），最后一位宰相则在长安负责“沙汰奸伪，裁减冗员”与规定地方度支奏抄——比如“随乡土所出”——官僚制度、律令制度的修改编纂（李林甫）。

张九龄可以不去管他，在狭乡开水屯，缺地又缺人，不是侵占土地——上哪去找大规模连成片的“河渠故道”——就是耽误农时——强征丁役——到底收成多少不知道，反正开元二十五年与长春宫田共三百四十余顷“并令分给贫人”。

裴耀卿就不一样了，领着两位郑州刺史（崔希逸）与河南少尹（萧炅）的副使，

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

这一通析县设县、新建、改建仓，置输场，凿山十八里，人力物力的消耗当然比开水屯还要多得多，节省是别想了——“斗钱运斗米”——但效果不错。

凡三年，运七百万石。

等到开元二十四年，“今稼渐熟，漕运复多”，李隆基不想再当“逐粮天子”，崔希逸和张利贞先后又给他带来了河西的好消息：“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

牛仙客是怎么做到的呢？

被抽象为大政方针的和粜。

于是有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以户部钱并江淮所输之回造纳布/轻货——改漕粮为纳布代租——和粜各得三四百万石。其他水运不通的地方也纳布或绢，至开元二十七年推及天下，

速计料天下诸州仓，有不充三年者，宜量取今年税钱，各委所由长官，及时每斗加于时价一两钱收粜。

但问题是，这样的裴耀卿、李林甫、张九龄、牛仙客满足不了李隆基这位封禅泰山，屡受徽号的“盛世”君主的物质与精神需要。

因为刻在李隆基这一房DNA中“亲纡秘策”的指挥欲望所象征的“边事”是要庞大的军费来支持的——我不是说李隆基制造了开天时期西南、西北和东北的战争，只是强调他作为君主的这一特性开启了宦者行边-受贿-杖杀或自欺/欺人成功的循环。

这便离不开同一时期（开元二十一年）知太府出纳的杨慎矜，监京仓的杨慎余，为含嘉仓出纳使的杨慎名兄弟——太府卿严挺之、裴伷反倒不管事——和看见了“致恩顾”坦途的太子妃兄长安令韦坚升任陕郡太守领水陆转运使之后有样学样的“富国有术”。

开广运潭（李隆基命名）集天下租船于望春楼下，取陈各郡珍货，充分发扬了“聚敛专家”杨氏兄弟的工作经验——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籍此“进步”为自宇文融之后第二位租庸使，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而在韦坚当上陕郡太守前不久的开元二十九年，一年一度的团貌停了。

到了终末——此时李林甫活着跟死了没区别——杨国忠一个人能领十几个财赋使职，又以兵部侍郎兼召募剑南、河西健儿等使，章仇兼琼则是户部尚书，哪怕就这些，事实上原有的整个中枢系统也差不多完蛋了。

插一句：所以为什么开天政争动不动就是“坐赃”，逢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在这里摆着。

安禄山以东北边功市宠崛起，靠的是一手“肆其侵掠”逼反两蕃，一手“朝为浮囚，暮为战士”这种长安天子瞧不上也玩不来的“幽蓟风格”。

李过折在开元二十二年杀了可突干一党，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来朝，当年秋天张九龄就突厥东下献策“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论东北军未可轻动状》。

到底是要打突厥呢，还是要打有组织内附（部落）与突厥作战的两蕃？怎么又幻想着联手突厥去打突骑施？

然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与儿无间，终不以此为怀。

安禄山对手下军将的控制是松散的，阿史那从义到了长安说走也就走了，既然唐朝廷刻剥聚敛到杨国忠都在左藏库搞起财物堆积成山能站人的猴戏，怎么李隆基就知道没完没了的赏赐，给安禄山加宪衔或者让杨国忠在云南驱使长镇士兵排队送死？

李献忠是安禄山一个人逼出来的吗？

“将《仁孝诗》颁示中外”，糊弄鬼呢——李亨的太子位是主线，但又实在不必提。

“比刑滥，悉温所为”，彻底绝了安禄山入相的望——吉温作为酷吏相继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麾下，这个轨迹是谁吃大同殿的灵芝吃坏了脑子？

“班爵与公同，而礼数异，何也？”，李林甫面对裴耀卿很惭愧——这哪是惭愧，这是恐怖。

用不着史敬忠等人“言天下将乱”，心没瞎的都能看见“盛世”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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