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柴达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四）

文/吴德令

        1981年6月26日　多云　三级风

       今天早上，黄副院长带着叫张芳容的那个女人来找我，让我接待她，说：“小齐，张芳容想了解李磊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你给她说说。”比起昨天追悼会的现场，她已经平静了许多。她说：“我是采油四队的技术员，因为离基地太远，得到消息来晚了。还好，赶上送李磊最后一程。我想听听李磊最后是怎么生活的，凡是李磊的一切我都愿意听。”听她意思，她对李磊也不是很了解。

       我就把近一年来对李磊的了解讲给她听。我说：“这几年来，李磊一直从事柴达木盆地生物气的研究，李磊很勤奋、很努力，特别是近几个月来一直驻在井上，做了很多工作，很受大家尊重。李磊对生活充满信心，从来没见过他沮丧，作息很有规律……”其实我对李磊的了解并不是很深，但为了安慰她，只好编些事给她听。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她不断插话,问李磊在研究工作中吃力不吃力,毕竟他离开岗位已经20多年，专业扔下很久，再捡起来不容易；问李磊的饭量怎么样，喜欢吃米饭还是面食，看见过他吃红烧肉吗，20多年前他一顿能吃一大碗红烧肉，现在还能不能吃一碗了，还问李磊现在还拉不拉手提琴，他最喜欢拉中国的《梁祝》还是贝多芬的《春天》。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她的情绪随着讲述的内容不断变化，有时她的脸上现出潮红，好像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有时她紧紧地攥着双手，身体不安地拧来拧去；有时她陷入沉思，仿佛回到了什么时代；有时她突然就哭了，但不像白天那样哭，而是咬着嘴唇，任泪水慢慢地流淌。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她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负罪情绪，好像是因为她没有照料好李磊，李磊才死了。

       在这中间，她也笑过一次，我说：“大家给李磊起过一个外号，工作的时候大家叫他李高工，下班的时候大家叫他外号。”她追问他的外号叫什么，我说：“叫‘牛皮鞋’。”她问道：“为什么叫‘牛皮鞋’？”我回答说：“他的性格其实很好，对人很和蔼，但他又有自己的主见，他认准的事特别不容易妥协，只要他认为正确的事，一个人能和一帮人争论，脾气跟牛皮鞋一样硬。”她笑了一下，脸上现出妩媚的样子。

        “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想要知道他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对苦命人，现在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你，如果不告诉你，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告诉别人了。”说完，她闭上眼睛，仿佛是要下决心来讲隐藏在心中的往事。我仔细打量她，发现她的额头上爬满了细细密密的皱纹，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不应该有这么多皱纹，那得受过多少苦才能让额头爬满这么多的皱纹。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缓缓地说道：

        “我和小石头是1955年认识的。对了，小石头是我给他起的外号，我一直都这么叫他。我们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同学，我俩一个系，他学的专业是地质勘察，我学的专业是油气储运。小石头是江西人，我是贵州人。小石头可聪明了，他会演讲、写诗，还会拉手风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相爱了。毕业的时候，他想留在学校搞研究，我想到柴达木盆地来，因为有个苏联专家刚从柴达木盆地考察回来，给我们上过一课，苏联专家说，‘柴达木盆地面积很大，地质结构很有希望，是个出大油田的地方。’苏联专家的话让我动了心，那时候我们国家特别缺少石油，搞石油的人谁不想找大油田给国家做贡献，我想来柴达木搞大油田，小石头拗不过我，被我动员着一块来了柴达木盆地。我分配在研究所，他分配在测量队。来了不久就赶上了‘运动’，我们刚刚出校门，一点儿社会经验都没有，还以为在学校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特别是小石头认死理，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就给领导提意见，你们给他起外号‘牛皮鞋’真的挺贴切的，他就是那样性格的人。有一次为了一个方案，他和队上的书记闹了起来，说了一些过头话，书记就抓了他的典型，说他挑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向党猖狂进攻，结果就把他打成了右派。一开始，队上觉得小石头有文化，工作上用得着，舍不得把他弄走，让他戴着‘帽子’在队里的监督下劳动，可小石头不服，一再上诉。我也不服，帮着小石头找书记讲理，找上级去申诉，还给中央写过信呢，结果把人家搞烦了，干脆把我算成右派分子的帮凶，也打成了右派。最后把小石头送到劳教农场改造，把我遣送回贵州老家。小石头走的那天，我们见了一面，小石头说，‘这一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你照顾好自己，遇到合适的人就嫁了吧。’我不答应，说，‘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人，总之我要等着你，等你解除了劳教来娶我。’当时小石头哭了，说，‘既然你有此心，我吃多少苦都能忍，那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外面，又说道：“回到贵州后，我在一个大集体的自行车修理铺工作，起初，小石头每个月给我写两封信，告诉我改造和生活的情况，我也给他回两封信。日子虽然苦，可是心里有盼头，也能过得去。我从小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姐姐，姐姐看我打成了右派，还和小石头交往，特别反对。她说，‘你脑子不开窍，明明是受了小石头所累，还天天想着小石头，不肯嫁人。’为了这事我们姐妹不知吵了多少次架，但无论姐姐怎么反对，我一直都没有动摇。这样过了两年多，突然小石头就不给我回信了，前一封信他还说因为表现好，快要解除劳教了，等他解除劳教，日子安定了就来找我，后面就再也没有音讯。我着急死了，不知道他是病了，还是出了别的什么事，我发了疯似的给他写信、发电报，可是所有的信、电报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儿的回音。我想去找他，可是他寄来的信封上的地址只有代号，根本没有具体地址，青海那么大，到哪里去找他呢，何况那时候，我也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街道上也不容许我去。”

        “自从断了小石头的音讯后，姐姐就逼着我赶快嫁人，她说，‘小石头一定是另有新欢，重新找人结婚了，否则为什么快要解除劳教了就突然不来信了。’我说，‘不会的，小石头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他绝对不会抛弃我去找另外的女人。’姐姐说，‘如果不是另外找了人，那就是死了。’我嘴上不相信，可心里却很害怕，如果他好好地活着，为什么突然不给我写信了呢？30岁那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算起来我们已经分开整整8年了，而没有他的音信也6年了，我想姐姐说的也许是对的，他可能另外找人过日子了，要知道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或者他真的是死了，不然为什么6年来一封信也不给我写呢？万念俱灰之下，我按照姐姐的安排，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炼钢工人。其实我们也没有过多久，结婚才五个年头，男人就得病死了。

        “上前年落实政策，我回到油田，打听他的消息，知道他还活着，也平反回来了，可是他竟然没有结婚，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我找到他问道，‘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也不来找我？’他说，‘在劳教所里我又牵扯进一起反革命案子，判了8年徒刑，没法来找你，但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整整写了10年。’而且，在我收不到他的信的同时，他也再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他也以为我变了心，早早嫁人或者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除了你，什么人也不会娶了，从我们分手的那一刻，我的心就永远给你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年我写给小石头的信和他写给我的信都去了哪里？我回去问姐姐，姐姐这才说了实话，说这是她干的。她觉得我完全是受了小石头的牵连才把好好的工作丢了，以后跟着小石头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坚决反对我和小石头继续保持联系，更不想让我嫁给小石头，但她又劝服不了我，所以想出了扣留我们书信的办法。我姐夫在邮电所工作，有这个便利条件，只要是小石头写给我的信，我写给小石头的信，统统都被我姐夫扣留下来，整整两麻袋。”

        “一下子我变成了负心的罪人，竟然用一纸空口的允诺耽误了小石头的半生。我恨姐姐，这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可是她也是为我好，想让我过上好日子，只能说上天对我不公平，对小石头不公平。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告诉了小石头，我说，‘你打我吧骂我吧，只要你心里能畅快点怎么样都行。’小石头一点儿也不记恨我，他说，‘不怨你，是那个时代造成的，现在我们都回来了，一切向前看，咱们可以重新开始。’前两个月，他给我写信，说等他忙完这一段，秋天的时候，我们俩就举行一个婚礼，把下半生过好。可是谁知道老天爷却要这样安排，让我们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梦想没有果实。”

       “为什么，这是老天爷用最恶毒的法子来惩罚我们，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啊！”女人捂着脸，泪水顺着指缝溢了出来。

        我深深地被震惊了，我终于明白在追悼会现场，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发出那么哀恸的哭叫？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惨的故事，如果不是她亲口讲出来，我都不会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女人，其实什么话也安慰不了她，一个人经过了这么多事，就像心里始终扎着一把刀子，每走一步都会流出脓和血来，就算一时挤干净，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流出来。今后，她将怎么生活，该怎么打发剩下的日子呢？

       临走时，张芳容说：“虽然小石头走得急走得快，我们最终无果，但他也算是得偿所愿，死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是体体面面死的。”　

       1981年6月30日　多云　无风

       庆功会变成了追悼会。惨重的伤亡让整个研究院都充满着极度压抑的气氛。特别是我把张芳容和李磊曲折悲惨的爱情故事转告院里后，大家更是唏嘘不已。“历一井”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大家的心口上。

       昨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突然听到了哭声，是好几个女人在哭，有的抹眼泪，有的直接哭出声来，原来中午吃萝卜烧牛肉，有个资料室的女同志说了一句这饭朱总最爱吃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引得几个女同志哭了起来。这顿饭大家吃的一点滋味都没有了，个个低着头走开了。

       因为这次事故，大家上班都没有情绪了，一个个在办公室里默默无语，谁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许路山说要做一张报表，做了三天都没有做出来。孙丽华一向拿得起放得下，我觉得除了工作她就没有什么忧心事，平时拿着样品或者地震解释资料能一看几个小时，话也数她说得最多。可这几天，她也没精神头了，面前放着样本，她却没有看，只是怔怔地发愣。她的调令早就来了，原来说过等这口井钻探成功后，她就去和爱人相聚，大概她唯一的想法就是快快地调走。也难怪，她亲眼看见了朱江来和李磊的死亡过程，心里的压力一定很大。虽然她在我眼里是个女强人，但也毕竟是个女人。

       “历一井”的工作受到事故影响，扔在那里，“历一井”怎么办呢？

       补录：

       同日　晚9点

       下午5点，突然通知开会。参加会议的人是院里中层以上的干部，加上项目组的三个人，主管勘探的马副局长亲自主持会议，还带来机关的几个处长。

       这个会就是专门为“历一井”召开的。机关的一个处长先讲了一下“历一井”现在的情况。因为放喷没有成功，第一手数据取不到，后续的测试工作、评价工作都没法做，仍然不能准确判断历北这个构造的性质，难以估算储量。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应当继续放喷，完成后续工作。但这口井的地层压力过大，再次放喷时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另外，这次事故对大家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大家都很害怕，钻井队的好多人请求调离，要求休假的人也比往日多了很多。

       马副局长让大家都谈谈意见。发言中大家的意见不一，有的人说现在大家情绪低落、士气不高，继续放喷很容易出问题；有的人说探明历北构造的天然气储量的现实意义不大，即使探明了，拿到了储量，但没有条件开发，增加不了效益，还不如暂时封存起来，待以后有条件开发时再做进一步的工作，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石油勘探中；有的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有困难也绝不能半途而废，应当组织精干力量继续完成下一步工作。油田领导让我们研究院的三个院长谈谈意见。三个院长的意见也不太一样。乔院长说：“要慎重一点，我们对原油的勘探有点经验，但对天然气的勘探没有什么经验，需要好好总结一下，重新制订方案，不能操之过急，等方案成熟再说。”黄副院长说：“放不放喷，根本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必须组织人员尽快放喷，不放喷这个井就是‘半截子井’，咱们怎么给外人解释，说死人了，咱们害怕了，不敢干了，丢不起这个人。”路副院长说：“‘历一井’对队伍的士气挫伤很重，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恢复，从事故调查原因看，可能存在岗位工作麻痹大意、责任缺失的问题，所以继续放喷一定要把队伍的士气恢复起来。”

       马副局长点了孙丽华的名，说：“小孙，你说说看，你对历北地质情况研究的时间最长，这几个月又经常跑现场，情况最熟悉，现在我们怎么办？”孙丽华思考了一下说：“放喷失败，就是对地质研究成果没有什么验证，相当于我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仍然是资料上的认识，而不是实践上的认识，在地质上还是半瞎子，也相当于过去20多年的努力在我们的手上放弃了。因此，我们不但应该组织第二次放喷，还要尽快完成。”停了一下后，她又说道：“我的能力不强，但如果组织需要，我愿意担任第二次放喷的技术负责人。”马副局长说：“你不是打算调走吗，我听说调令来了好几个月了。”孙丽红猛然一扬头，一字一句地说：“放喷前我说过，这口井如果没有眉目，我是不会走的，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马副局长在桌子上猛地一拍，说：“好，孙丽华，我以为你‘草鸡’了，也被‘历一井’给吓住了，看来没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说的都有道理。我也讲几句我的意见。这次‘历一井’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了油田十多年来没有见过的重大人员伤亡，这暴露出我们在管理上的许多问题，暴露出许多新的领域存在的短板，教训很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但是，难道因为这样一次事故我们就止步不前了？这几天来，我也听到不少的议论，有人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是我们走得太急太快，那么究竟快不快呢？大家都是搞地质开发的，知道我们这个盆地虽然地质结构上发现了不少有利的圈闭，但总的来说资源不是太好。现在发现的几个油田都是小油田，几百万吨，顶多是千把万吨的储量，始终没有形成大场面、大规模。抓住地质勘探，发现新的油田，既是我们十分迫切的任务，又是万分艰难的事，不走得急、不走得快，何时才能发现大油田，何时才能兑现我们为祖国献石油的承诺？现在历北出现了好的苗头，但我们因为害怕伤亡就放弃了，或者暂时放弃了，谁能答应呢，首先我就不答应。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历一井’没有国家投资，完全是靠我们压缩各方面资金开的钻，甚至连职工的福利都挤出了钱，没有结果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全油田的职工家属交代！”

       马副局长还说：“这次‘历一井’发生重要伤亡事故，令人心痛，但也要客观地看待。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搞勘探工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在柴达木盆地这个艰苦的地方。历北的东面就是南八仙，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南八仙，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我来给大家讲讲，1954年，有8名年轻的女地质队员进入到那个地区，遭遇沙尘暴迷路，全部遇难，至今尸骨都没有找到。她们的牺牲比我们今天的牺牲更大，过程更悲惨，但是老一辈勘探人并没有因为重大牺牲就停止勘探柴达木盆地的脚步，反而把她们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南八仙，让她们作为我们奋斗的旗帜、学习的榜样，让她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

       马副局长的话铿锵有力，讲得太好了，特别是他提到了妈妈和她的伙伴们牺牲的事，让我感动得都快要落泪了。的确，作为石油人，我们就应该像妈妈她们一样，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马副局长又说道：“南八仙是一块有希望的地方，难道那里死过人我们就不敢去吗？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勘探那一片地方，但是我相信，将来一定要去南八仙，要在那里开辟新的战场，建设新的油区，要让八仙们知道，我们绝不会辜负她们的期望。”

       马副局长的话深深地鼓舞着大家，这是在伤亡事故发生后，第一次油田领导在会上这么讲话，这代表了一种态度，代表了一种决心，也扫去了大家心中的阴霾，我感觉到这个会开得太及时了。

       院里的三位院长都表示要尽快组织队伍继续做好“历一井”的后续工作，完成好放喷工作，告慰牺牲在“历一井”的6位烈士。

       1981年7月17日　阴　无风

       来到“历一井”快20天了。

       我们组里又补充了两个人，一个是蒋运国，和我年龄差不多，工作经历也差不多，比我早一点来研究院，此前一直在基础研究室工作。王涯，是个老同志，有十多年勘探的工作资历。孙丽华被院里任命为组长。

       这些天来，针对地层压力大的问题，我们和井队的师傅们共同研究，采取了多项措施，稳住了压力，使井下达到了放喷所需要的条件。

       针对上次放喷时出现的问题，我们对放喷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了推演，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其实这不是多么难的事，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事故还是经验不足，考虑得不周全，放喷前把这口井当成一般的油井进行放喷，采取的措施也是按照油井放喷做准备，没有考虑到天然气构造的地层压力，从而没有对放喷管线进行固定，现在我们加固了放喷管线，给它套上了三道铁箍，相信它再也不会乱动了。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把放喷的时间定在了明天，油田的领导和院里的领导正从基地赶来。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制定了新的安全措施，规定明天放喷时，除了必要人员，其他人不能待在钻台上，我们项目组需要一个人到钻台上记录数据，孙丽华要去记录，我和其他人都不同意，因为她是组长，又是研究天然气勘探的专家，不能出现不测。最后我把这个工作抢到手了，我的理由很充足，我是组里的老人，除了孙丽华，就数我熟悉这口井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我坚信安全措施不会有问题，但万一遇到问题，我也不后悔。朱江来和李磊已经牺牲在前了，顶多我做一个后来者。站在高高的井架上，在晴朗的天气下向东望去，是一片更加广阔的戈壁，也能隐隐约约看到沙蚀林，那就是著名的雅丹地貌，是妈妈牺牲的地方，我没有害怕，反而有一股豪气。

       1981年7月18日　晴　无风

       今天的天气好极了，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这就是好兆头。马副局长亲自来了，还带来了许多专家，在我们周密准备的基础上，马副局长又带着人把放喷前的各项步骤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连我的工装和安全帽也有人检查。上钻台前，马副局长和我们每一个上钻台的人握手，预祝放喷成功。和我握手时还特意问我：“紧张不紧张？”我说：“一点都不紧张。”马副局长说：“不紧张是假的，我都很紧张，心扑通扑通地跳，不过要有信心，咱们的准备工作做了一个多月呢。”

       10点钟，马副局长下达放喷命令。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人人都屏住呼吸。负责开启闸门的两个工人站到闸门前，做最后一次检查，其中一个年龄大点的人居然还擦拭了一下额头，显然他紧张得出汗了。我的心跳也开始加速，真是奇怪，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放喷不过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根本不算什么，我想可能是受了上次放喷事故的影响，才让人紧张。

       闸门打开，高压气流发出尖锐的叫声，从放喷管里喷涌而出，然后被点燃，一团橘红色的火焰绽放在20多米的空中，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放喷成功了。

       我快速记录放喷时的流速、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后期进行储量测定的重要依据。这时候，一阵欢呼声在气流的啸叫声中传来，我抬头向下看，下面的人跳跃着、欢呼着，还有不少人把自己的头盔一次次抛向天空。

       我再次望着燃烧的火焰，火焰在气流的作用下，变幻着各种不同的形状，仿佛是礼花，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象。远在烈士陵园的朱总、李磊他们应该也能看到，他们为之而努力的事业有了结果，他们可以放心了。

摘自《南八仙》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