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
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
《考古》 1965年08期
1964年4月，西安西窑头村一座唐墓中出土三枚阿拉伯文金币。承陕西省博物馆将拓片寄来给我，以供考释。现将硏究结果写成此文，提供读者参考。至于这座唐墓的结构和出土物等情况，已由陕西省文管会写成发掘简报发表①，现在不再赘述。
一
这三枚金币，两面都是苦法体（kufic script）阿拉伯文。铭文中除了引用《可兰经》的字句之外，还明言“这第纳尔（Dinar）镜于XX年”。现在逐件描述如下：
编号六四•190〈陕西省博物馆编号，以下同此）。这件直径1.9厘米，重4.3克，厚0.1厘米。正面中央铭文三行。边缘铭文一周.背面也是如此，背面中央第三行的下边正中，有两个小圆点（见原简报图版壹，1、4图四,1、2）。这些苦法体阿文，如果以现代通行体阿文改写，当如图一③。
阿拉伯文读法，从右向左行，和欧洲各国文字适相反；边缘一周的文字的读法，也是逆钟表时针移动的方向。现在将这些铭文译成汉文如下③：
正面中央三行：“安拉〔眞主〕之外无神，他是独一无偶的。”边缘一周：“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以中正的道和眞理的敎遣派了他，必定使他战胜了其他一切宗敎。”
背面中央三行：“安拉是唯一的。安拉是永劫的。他不生育，也不被生。”边绿一周：“以安拉的名义，达第纳尔铸于八十又三年。”
如果我们査对《可兰经》，便可以看得出正面的铭文是引用《可兰经》第九篇、第33节，而字句稍有删节国。背面中央三行铭文是引用《可兰经》第百二十篇、第1一3节⑤。阿拉伯奥梅雅（或译翁米亚）王朝〈白衣大食）时所铸的金币上的铭文，有东方系统和西方系统的两种不同类型。西方的流行于北非和西班牙，文句较短简I而东方的则流行于亚洲⑥。我们这三枚的铭文都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它们大槪是在当时阿拉伯首都大马士革铸造的⑦。八十又三年是指回历纪元，相当于公元702年，即我国唐代武后长安二年。
编号六四,188。这件直径2厘米，重4.2克，厚0.1厘米。正、背面的铭文，和前一件大部分相同，仅是年份不同，（见原简报图版壹，3、6；图四，5、6）。标明年份的文字是在背面边缘铭文的末尾；在"年”（senete）的后面，这里是一个“百”字（图二，a）。回历一百年，相当于公元718至719年，即唐玄宗开元六至七年⑧。
编号六四・189。这件直径2厘米，重4.3克，厚0.1厘米。正、背面的铭文，除了年份之外，也是基本上和前二件相同（见原简报图版壹,2、5；图四，3、4）。这件背面铭文的末尾，“年”字的后面是“九又二十又百”等几个字（图二，b）,回历129年相当于公元746至747年，即唐玄宗天宝五至六年⑥。
这三件金币都在铭文中标明是“第纳尔”，每枚的重量是4.2—4.3克。伊斯兰阿拉伯兴起后,不到二十年便攻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等处。在币制方面，他们从前自己没有铸币，所以最初是采用这些被攻服的地方所流行的拜占廷（东罗马）和波斯萨珊朝的铸币。不久便自己铸造仿制，便是所谓“阿拉伯一拜占廷”式和"阿拉伯一萨珊”式的铸币。其中金币都是沿袭拜占廷金币的祖型，正面常有人像，铭文是希腊文或拉丁文，有时加上阿拉伯文。到了回历77年（公元696-697年）奥梅雅王朝（白衣大食）第五个回敎主阿布达•马立克（Abd al-Malik）改革铸币形式；依照伊斯兰敎的敎义不准人像或动物像出现于铸币上，仅只铸出铭文。幷且铭文都用阿拉伯文。这些铸币称为“改革后的铸币n（Post-Reform Coinage）,后来各回敎国家的铸币都是承继这一系统⑩。我们达三枚金币便都是这种“改革后的铸币”。虽然金币形式已经改变，但是单位重量仍是沿袭未改。拜占廷的金币单位为“索里得”（Solidus）或“诺米斯玛”（Nomisma）,重量是4.42.5克。阿拉伯文的名称为"第纳尔”（dinar）。初期在大马士革所铸的"阿拉伯一拜占廷”式的“第纳尔”金币便近于4.5克，但在北非和西班牙所铸的较轻，平均约4.25克；改革后的第纳尔，平均重约4.25克⑪。我们这三枚的重量，都和这平均数相近。它们镐造的年代，最早的一枚便铸于阿布达•马立克在位的时期中，距他改革货币仅只六个回历年；最晚的一枚是镜于奥梅雅朝最后的回敎主马尔凡第二（即《新、旧唐书•大食传》的“末换”）时期，上距货币改革已五十二个回历年,下距这王朝的灭亡，只有三年了。
二
这三枚金币，是发现于一座曾被盗掘过的唐墓中，它们都发现于墓室中的西部。因为墓室已被扰乱过，它们和别的东西的位置关系已经无法弄淸楚了。这座墓的年代，原简报的作者根据墓中劫余的随葬品有"三叠式绘彩红陶罐”和墓室作抹角四方形，推定它属于中唐和晚唐之间，大致不错。这种杂子虽已在盛唐时出现，但是盛唐类型的罐腹和器座都较为肥矮。我们这件较为瘦长，器座的上端远较下端为小，实属于中、晚唐的形式。西安白鹿原一座随葬有这种晚期类型绳子的唐墓出土有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墓志⑫。我们这座出阿拉伯金币的唐墓，时代当也相去不远，约在八世纪后半到九世纪前半。这时在阿拉伯本土，已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时代了。
达三枚金币，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朝的金币，幷且也是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铸币。从前在新疆所发现的一些伊斯兰铸币，最早的也不过公元十一世纪，幷且绝大部分是在新疆居民改信伊斯兰敎以后在本地所镐的⑬。它们都比这次所发现的金币耍晚得多。
南宋初年洪遵所撰的《泉志》卷十，有《大食国钱》一条。这一条中，在图形的后面有下列的说明：“右大食国钱。《广州记》云：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岀金最多，凡诸货易，幷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银各千文入贡。余按：此myw钱以金为之，而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尝见之”⑭。洪漫《泉志》卷十书中所附的图，是在无孔圆载大食国钱图钱中央绘画一只站立着的象（图三）。据我们所知道的，大食国的金币，幷无这种以象为图纹的。只有一种奥梅雅朝希姆斯（Hims）地方铸造的铜币是铸一象形，象的上下都有阿拉伯文⑮;这币比较罕见。我怀疑洪遵在南海（今广州）所见到的金币，可能是大食商人所携来的别国货币，而他误认为即是大食国钱。我们知道，例如印度古钱中，便有很多种是以象作为图纹的⑯。《四库全书提要》卷一一六，批评《泉志》多“以意而绘形”。至于现今刊本《泉志》中的插图更是后人所添入（据郑家相云：洪志的图是明代徐象梅所补的），乃是根据原书中“而文象形”一语推想出来所绘成的。我们不能由这虚拟的图形来推测洪遵所看到的外币到底是那一国的货币。但是我们可以说，洪遵所看到的有“象形”的金币幷不一定是大食国钱。我们这几件标本，才是眞正的大食国金钱。
三
最后，我们想谈谈古代中阿交通和伊斯兰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伊斯兰兴起以前，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便已有交通。伊斯兰敎创造者穆罕默德便曾说，“为了追求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当往求之。”这是由于阿拉伯沿海的居民已因交易而知道有东方大国的中国，这可能是由于波斯商人的媒介，也可能有中国商人来过阿拉伯沿海⑰。金吉堂以为“大食商贾在回敎出世以前即来中国通商”⑱，乃是主观的臆测，幷无史料上的证据。唐代自永徽二年（651年）起，其后一百四十七年中，大食国通使中国共达三十六次之多。唐玄宗时两国之间，也有过三次武力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天宝十年（751年）怛逻斯战役。这次高仙芝被大食打得大败，是唐朝和大食在中亚霸权消长的转折点。但是在这次战役后的第六年，大食派兵助唐平安禄山之乱。幷且那位写下来最早的关于伊斯兰敎的汉文记载的杜环，便是这一次战役中被掳的战俘，在大食和其附近国家中生活了十一至十二年后才回到中国的⑲。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撰进的贾耽《四夷述》，对于大食的政治历史和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世系，一直到同时的诃论（Harun al-Rashid,公元786—809年在位）为止，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励。在了解了当时的中阿交通的历史背景以后，我们才会对于这批在唐墓中出土的阿拉伯金币的意义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至于伊斯兰敎传入中国的年代，从前有隋开皇年间（七年和十九年）、大业年间（三年和四年）、唐武德年间、贞观年间（二年和六年）、永徽二年等诸说。根据各家的硏究，除了最后永徽二年这一说以外，其余诸说似乎都是明代或淸代才开始提出来的错误的说法，不足为凭。只有永徽二年的一说，两《唐书》都有大食遣使的记载，确实可据㈣。“通常都认为这次使节之来，就是伊斯兰传入中国底开始”㉒。但是，像金吉堂所说的，这次交聘，“是国际关系，非传敎关系”㉓。伊斯兰的传入可能是这一时候或者稍后，但是我们现下无法确定是那一年份。
从前传说圣徒斡歌思（或作挽个士，或畴心）于贞观二年来广州传敎，死于贞观三年，有墓留在广州。陈垣加以订正，以为其来广州传敎是永徽二年，其墓当为永徽三年所建的。以为“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⑥。实则，这传说是根本不足信的。明初由于误以中历计算，以为回历纪元为开皇巳未，误提早二十三年。贞观二年较永微二年恰巧也是早二十三年，但这只是巧合，幷不能证明这传说的可靠性。阿文方面幷没有这项记载，所以不会发生误算的事。至于贞观二年（628年）的传说，可能是由伊斯兰文献中公元628年穆罕默德曾遣使到拜占廷和波斯二国王廷的传说推演而成的。但当时穆罕默德的势力不出麦地那四郊，所以现今谨严的史学家们都认为这遣使拜占廷和波斯的传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后起的传说㉕。至于远处极东的中国，当时更不会有使节或圣徒前来的。
我们这三件金币的发现，也只能说明当时中阿两国的交通情况。我们无法断定这墓的墓主是阿拉伯人，也不能说是别国的穆斯林。根据该墓的形制和随葬品，我以为还是把它属于汉人为妥。在西安或别处的唐代汉人或完全汉化的国内少数民族的墓中（有些有墓志可证），也常发现有外国金银币随葬㉖，这幷不足为奇。在我国所发现可确定为阿拉伯人的古墓，例如泉州的宋元时代墓，墓制是和汉人的完全不同。自然我们幷不完全排斥这墓是属于汉化了的阿拉伯人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似乎幷不大。
关于伊斯兰的唐代遗物，著名的西安市“天宝元年王锁撰”的“创建淸眞寺碑”，经过考证后已被认定为明代所伪撰刻上去的㉗。相传为唐代所建的广州怀圣寺的光塔和干歌思墓，也是不可靠的。前者可能创建于宋代，而后者是明代中叶才出现的传说⑤。泉州灵山的圣墓，相传是唐代来泉州传敎的圣徒三贤四贤的墓，有元、明时代的碑记㉙，但也是证据不充分，疑为后起的传说。宋赵汝适《诸蕃志》说：泉州有大食商人施那嶂，“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事”㉚。林之奇为泉州市舶司在宋高宗绍兴末年，可能一直到这时泉州才有为胡贾（包括大食回敎徒）专用的墓地（丛冢）。我们这一批金币，是目前所知道的唐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阿交通的实物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