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建立

（一）1917年11月7日的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俄国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并立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局面，苏维埃政权正式在俄国建立起来。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个位于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格勒的城市议会，所以工兵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全称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在俄国临时政府统治俄国期间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其最大的反对派势力，其成员同时也是十月革命期间关键的生力军。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于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作为工人和士兵代表机构的彼得格勒已经有了市议会和圣彼得堡市杜马（中央杜马），同年三月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裁决的工人们进行一次大罢工，彼得格勒苏维埃对罢工者持敌对态度。孟什维克声称这些工人的不服从行为，是在为苏维埃抹黑。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组成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政府，1917年3月12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国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成立以罗江科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14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孟什维克、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协议，3月15日临时政府成立。李沃夫王公（宪政民主党）任总理兼内务部长，帕维尔·米留科夫（宪政民主党）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人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十月党）任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任司法部长，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宪政民主党）任运输部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进步党）任贸易和工业部长，米哈伊尔·捷列先科（无党派）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马努伊洛夫（宪政民主党）任教育部长，安德烈· 申加廖夫（宪政民主党）任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李沃夫（进步党）任东正教圣议会检察官。当时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还有一个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1917年4月18日（儒略历）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科夫照会协约国盟国政府，承诺将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胜利结束。 4月20日和21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爆发大规模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者要求解除米留科夫的职务，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希望武力镇压示威游行，但总理李沃夫王公拒绝使用暴力。临时政府最终接受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军部长古契科夫辞职的条件，并邀请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共同组成联合政府，5月5日双方谈判达成一致，六位社会主义部长入阁。临时政府吸收部分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成员后苏维埃中的左派势力布尔什维克迅速抬头，由于临时政府同时存在左派和右派部长，使其经常呈现两面性，无法制定决定性的政策。

这次李沃夫王公（宪政民主党）任总理兼内务部长，米哈伊尔·捷列先科（无党派）任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任陆军和海军部长，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宪政民主党）任运输部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进步党）任贸易和工业部长，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社会革命党）任司法部长，安德烈· 申加廖夫（宪政民主党）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马努伊洛夫（宪政民主党）任教育部长，维克多·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任农业部长，马特维·斯科别列夫（孟什维克）任劳动部长，阿列克谢·佩舍霍诺夫（人民社会主义党）任食品部长，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孟什维克）任邮电部长，弗拉基米尔·李沃夫（进步党）任东正教圣议会检察官。

（三）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多次发生危机，它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摆脱危机。正当布尔什维克党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继续推进革命的时候临时政府却于1917年7月1日驱使士兵在前线向德国、奥匈帝国进攻，妄图以战争消灭革命，结果这次冒险进攻遭到惨败。消息传来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1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格勒50多万工人、士兵和水兵上街游行，示威群众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立即夺取政权。下午2时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临时政府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七月流血事件后俄国领导阶级是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领导者是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随着克伦斯基的上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转向反革命营垒，采取一系列反革命措施（例如通缉列宁等）。直到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他们推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

（四）七月流血事件后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最高总司令，他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于9月7日公然发动叛乱，企图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来消灭革命力量。他借口“保卫首都”调克雷莫夫骑兵第三军团向彼得格勒推进，同时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全部政权转交最高总司令。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立即辞职与之配合，与阴谋叛乱有密切关系的克伦斯基，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又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同科尔尼洛夫断绝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彼得格勒的4万多名工人武装和1万多名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严阵以待，几千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赶到首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控制通往首都的交通要道。布尔什维克党还派出大批鼓动员到叛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9月12日克雷莫夫在绝望中开枪自杀，克伦斯基政府被迫将科尔尼洛夫解职下牢，翌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国内阶级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临时政府的支柱军队陷于瓦解，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武装起义与临时政府对抗的形势开始成熟。

（五）1917年8月右派支持的俄军总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欲推翻临时政府，史称科尔尼洛夫事件。临时政府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最终粉碎政变，但政府的统治能力也被进一步削弱，令左派更加壮大。10月8日临时政府第三次重新组阁，总理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副总理兼贸易和工业部长是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进步党），外交部长是米哈伊尔·捷列先科（无党派），内务和电信部长是阿列克谢·尼基京（孟什维克），陆军部长是亚历山大·维尔霍夫斯基（无党派），海军部长是德米特里·维尔杰列夫斯基（无党派），财政部长是米哈伊尔·拜尔纳茨基（激进民主党），司法部长是帕维尔·马良托维奇（孟什维克），运输部长是亚历山大·利维罗夫斯基（无党派），教育部长是谢尔盖·萨拉兹金（无党派），农业部长是谢苗·马斯洛夫（社会革命党），劳动部长是库兹马·格沃兹杰夫（孟什维克），食品部长是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无党派），卫生部长是尼古拉·基什金（宪政民主党），宗教部长是安东·卡尔塔绍夫（宪政民主党）。

（六）临时政府奉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图谋消灭工兵代表苏维埃，引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1917年5月1日米留科夫向协约国各国政府发出照会，声称俄国遵守沙皇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要把世界大战进行到“胜利结束”。5月3～4日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临时政府被迫撤换米留科夫和古契科夫的职务。 5月18日成立第一届（临时联合）政府。其主要成员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和策烈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也参加政府。7月1日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进攻但遭到惨败，群众对临时政府深恶痛绝，7月16日彼得格勒再次爆发工人、士兵的示威游行，并有转入武装起义的趋势，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经极力劝阻无效，决定参加示威使自发的运动带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1917年7月17日临时政府出动军队屠杀示威群众，死伤达400多人。同时大肆逮捕和杀害布尔什维克，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接着下令通缉革命领袖列宁，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篡夺领导权的苏维埃已经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物。

7月21日克伦斯基代替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8月6日成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其主要成员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企图进一步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1917年9月初立宪民主党和克伦斯基政府策划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叛乱，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士兵平定叛乱，此后各地苏维埃逐步摆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临时政府陷入困境。10月8日克伦斯基重新组阁，成立最后一届（临时联合）政府。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次起义史称俄国十月革命。

（七）然而迎接苏维埃政府的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敌人，叛乱此起彼伏，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这个新生的国家几乎从诞生伊始就面临着夭亡的威胁。内战爆发时的形势对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各种各样的叛乱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相互勾结、遍及全国，反对苏维埃的叛乱和干涉不仅数量多、范围广，占据全俄大部分领土，并且从各个方向包围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核心地区。大部分的军官和尚有组织和战斗力的部队都投向新政权的对立面，而由于缺少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军官指挥和组织的红军部队组织涣散、纪律败坏、战斗力低下，无力镇压由军官、军校士官生、哥萨克军人这样的职业军人为骨干组成的白军。英、法、日、美等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乘机进行武装干涉，扶植俄国反革命势力发动武装叛乱。1918年3月6日起，英、法、美干涉军先后在摩尔曼斯克登陆，4月5日起日、英、美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此外协约国军队还侵入俄属中亚和南高加索。4～5月德国和处于瓦解前夕的奥斯曼帝国违背《布列斯特和约》，侵占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

（八）《布列斯特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俄政府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它是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同德意志帝国及其同盟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签订的条约。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为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被迫采取的暂时妥协性行动，使苏俄尽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和建立红军赢得喘息时间，为后来消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武装和击退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一步奠定基础。和约由14条正文、5个附件和7项补充条约组成，主要内容有：缔约双方宣布停战；俄军全面复员，在签订普遍性和约之前，俄军舰驶回俄港口或立即解除武装；俄国放弃对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利夫兰和爱斯特兰的管辖与主权；在缔结普遍性和约和俄军全面复员之前，德国将继续占领德军于和约签订前夕在上述地区以东所占领的地方；俄军立即撤出阿尔达罕、卡尔斯和巴统地区（该地区实际由土耳其兼并）；俄国承认乌克兰、芬兰独立，立即从芬兰、乌克兰和奥兰群岛撤军，保证同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并承认乌克兰同德、奥、保、土之间的和约；俄国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承诺不干涉苏俄内政，不从芬兰方面进攻俄国。这个苛刻的和约不仅使苏俄丧失3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万居民，而且在被占领区有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

（九）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原来俄国属于协约国一方而与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为了退出战争新成立不久的苏俄政府在提出的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拒绝后，便与同盟国的德国进行和平谈判。1917年12月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引起苏联共产党内严重的分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季维诺也夫、索柯里尼柯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尔乔姆、斯塔索娃、斯维尔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帝国主义继续世界大战，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与德国签约，即不战不和。中央委员克列斯廷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支持托洛茨基。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60人出席的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仅15人。最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主张因处于少数而未能被通过。1918年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主张以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被多数所接受。

（十）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谈判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临行前与列宁约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结果德国果然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列宁立即复电坚持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而是发表拒绝签约的声明，率团离开布列斯特，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举进攻。2月18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被以6：7的票数否决。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列宁的提案。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但是德国在得到通知后仍没有停止进攻，并于2月23日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苏俄党中央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大多数委员表示不赞成列宁的主张，列宁只得提出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自己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对此毫不在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也未发生动摇，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4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获得通过。

（十一）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照合约苏俄割让323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托洛茨基被解除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但苏俄成功地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喘息的时间。德国战败后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1922年苏俄与德国魏玛政府签署拉巴洛条约，两国借此宣布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拉巴洛条约是于1922年4月16日由德国魏玛政府与苏维埃俄国在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拉巴洛签署的条约。条约是在热那亚会议上由俄罗斯苏维埃外长格奥尔基·契切林和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所签署的，两国也同意外交正常化并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1922年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会上契切林宣布苏俄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互惠平等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但协约国要求苏俄归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全部外债，归还一切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和财产。苏俄断然拒绝，在会议陷入僵局之时受欺压的苏俄和德国决心加强合作。

（十二）1922年4月16日苏德双方签订《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10年的苏德合作时代（1922—1932年）的《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彼此放弃对战争费用以及因战争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德国放弃自己在俄国的公私财产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而产生的赔偿要求；立即恢复两国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两国按最惠国原则发展彼此的经济和贸易关系。7月29日根据一项秘密协议德国能够送军士到俄国受训，其实违反凡尔赛条约。11月5日两国在柏林签署附加协议，将条款延伸到俄国所控制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美尼亚与远东共和国的苏维埃。《拉巴洛条约》是第一个在事实上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肯定下来的国际条约，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并在完全平等和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条约。

《拉巴洛条约》的缔结在帝国主义列强反苏阵线中打开一个缺口，这是列宁和平外交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孤立苏俄的阴谋，使苏俄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形成1924-1925年与苏联建交热。同时它也改变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国际地位，这一条约为两国经济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条约结束德国与俄国在一战及俄国革命之后的外交孤立，由于双方都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可观的领土与政治力量，所以两国的目标是组成“反凡尔赛同盟”抗衡西方国家。基于两国的地位提高，西方对其友好关系有所担忧。在德国对于共和政府跟一个共产国家和解并保持良好关系，部分保守和极右人士也感到担忧。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与芬兰都因俄国地位提高而紧张，它们尝试在国防与外交增加合作，但由于各自的议会反对而没有成事。

白色政权的建立

（一）白军对红军的反抗开始于布尔什维克起义随后的时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使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在俄国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旧贵族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所有的商人、投机分子、投资者、地主、军官、政客、教师、学生（那时能上得起学的都是富人家庭）、职业人士、店主、职员和掮客（中间人、投机者）们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组成松散的联盟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的武装力量由强制征兵、恐惧和外国影响所支撑，并主要由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领导（人称白军），并且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候控制着前沙皇俄国的重要部分。白军全称白卫军，白军以保皇党派为基础，是苏俄内战时期支武装力量。以忠于沙皇的反动军官为骨干并得到外国支持，最后被红军消灭。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白军没有一个统一组织，是一系列与红军相对立的军事组织的统称，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军国主义者、自由民主分子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组成。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白军聚集各方面力量，试图打垮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但归于失败。

（二）白军以保皇党派为基础，而在沙俄时代沙皇常被冠以“白色沙皇”之称。白色则成为皇室的代表颜色，主要将领有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人。白军的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分别是南方在黑海之滨和顿河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的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3.5万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一路上又继续招兵买马。由于白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内部保皇党人和自由民主分子、温和社会主义者又产生许多分歧，最后在交战中败给了列宁领导的红军。白军将领许多被逮捕处决，有的逃亡国外，包括巴黎﹑柏林﹑中国的哈尔滨和上海。白军势力在1921年被瓦解，红军统一苏维埃俄国。

（三）1918年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在乌法设立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后来迁到鄂木斯克。1918年11月由于对该政府感到极度不满，临时政府军事部长高尔察克在军队的支持下宣布自认俄罗斯最高执政官，并得到邓尼金、尤登尼奇的支持。在他们的号召下白俄武装力量迅速扩充到15万人，并向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中部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1918年5月26日由5万余名奥匈帝国战俘编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经西伯利亚遣返途中发动叛乱，先后侵占伏尔加河中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称“捷克军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协约国协同作战的捷克族裔和斯洛伐克族裔志愿军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得到盟国的支持，从而可以在奥匈帝国境内的一部分建立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始于1914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志愿组建的小战斗单位，不久后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俘虏也参与进来，在难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帮助下军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成员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最终也在1918年得以实现。在帝俄陆军中作为一个小型旅团三年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在1917年建立，其他的志愿军部队（包括来自美国的志愿军）自战争开始便在法国作战，其后转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些成员包括俄罗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的战俘以及法国和俄国境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军团参与一战的诸多战役，包括武济耶、阿拉斯、兹伯里夫、巴赫马奇等，在苏俄内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发挥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构成的主体为捷克人，占到90%左右。斯洛伐克人在俄罗斯军团、意大利军团和法国军团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4%、3%和16%。

（四）顿河地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北高加索邓尼金的“志愿军”相继叛乱，成立反革命政府，并着手扩充叛乱武装。年中由于苏维埃实行粮食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乘机在各地支持叛乱，成立反苏维埃政权。至同年夏苏维埃共和国丧失3/4领土，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十月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结果导致面对白军的叛乱与进攻。苏维埃政府掌握的军队数量严重不足，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疲于应对、顾此失彼，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军队也因为军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被留用的军官有相当部分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甚至隐藏大量的破坏分子。那些忠心于新政权的军官也往往因为由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兵运宣传造成的军队内部自由思想泛滥、组织纪律涣散，难以建立权威、发挥与旧军队或白军中的军官相当的作用。

（五）表面上看起来红军面临着众多缤纷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透过现象去抓问题的本质，那么红军方面的种种问题可以归结到一点。制度问题在以往的革命中他们破坏和废除军队中旧有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来替代，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重新在红军内部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组织、指挥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么干脆恢复旧有的制度，抓住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保证红军的兵源、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就能够解决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红军的建立和初战告捷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奠定基础，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初颁布组建工农红军和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月4日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4月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全国实行普及军训制，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法令，俄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将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为统一领导在东线作战的部队，6月13日成立东方面军。9月2日宣布国家为统一军营，并成立由列夫·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9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扩充部队编制，除东方面军外组建南方面军、北方面军及西部防区（次年2月改编为西方面军），同年12月又组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所有这些措施，保证苏维埃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工农国防委员会是1918-1920年苏维埃国家的最高非常机关，俄罗斯联邦在国内战争期间军事、经济的主要领导机构。后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

（六）白军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却不像红军的问题那么好解决，有些问题短时间来看也许并不是很危急，但如果放任下去其后果无异于慢性自杀。首先是兵员的补充，在内战的初期白军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白军中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经验丰富的军官充裕到可以作为普通步兵使用。高素质的兵员是白军最大的优势，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在量上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就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

（七）白军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苏维埃政权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有妄图复辟罗曼诺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高尔察克、邓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捷克军团，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叛乱的哥萨克，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马赫诺。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是目标立场大致一致的力量，彼此之间也缺少人望、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由此看来对俄罗斯皇族和被俘的白军主要将领的果断处置应该也有消灭白军为之团结战斗的精神支柱和偶像的考虑。这些都决定他们不可能在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也就难免被内线作战的红军各个击破。

不仅他们还有参与进苏俄内战的外国干涉军也是各怀鬼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为了彻底解除俄国继续与其作战的能力来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同时以俄国的资源补充本国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不足与损失。英国是为了恢复和维护一个对本国和协约国集团既依赖又合作的俄国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为了防止德意志第二帝国利用俄国的资源和协约国援助俄国的武器物资继续战斗，企图在由沙俄统治下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扩展自己的影响，日本是为了攫取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土和权益，美国纯粹是为了和其他协约国成员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余粮征集制

（一）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苏维埃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自己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苏维埃政府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共产主义的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于是“余粮征集制”、“战时共产主义”便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大势下出台。这些看来未免过激和残酷的政策固然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致在内战已经基本结束的1920年代农村暴乱和军队哗变仍然频繁发生。但是这些因“余粮征集制”而激化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却并不在于“余粮征集制”，即使没有“余粮征集制”农民一样不愿意把粮食交给政府，反过来“余粮征集制”虽然激化矛盾却也解决了问题，不管如何是收到粮食但更是值得的。

（二）1917年11月到1922年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为抵抗外国武装干涉和消灭国内反动军队进行国内革命战争，1919年1月11日粮食日益短缺的苏维埃政权颁布有关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规定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就是必须征集的“余粮”数。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额交售全部余粮按规定价格给国家，国家实行对粮食的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按政策农民必须按规定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并可按固定价格购得工业品。随着国内战争展开国家无法供应工业品，卢布迅速贬值，农民实际无偿交粮食给国家。推行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但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并缓解城市饥荒，保证前线红军的粮食供应成为扭转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保住政权和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联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括禁止粮食买卖和余粮收集制。1919年1月11日苏联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余粮和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还派出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最后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上来，并将相当部分的中农甚至贫农当做富农镇压惩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农民们的不满，出现不愿种粮或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等不合作行动，苏联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三）1921年3月8日至16日召开的俄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战略性转变。大会通过的关于从余粮收集制改变为粮食税的决议，标志着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确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这种税的税额应当比以前用余粮收集制的方法所征收的少，税收总额应当满足军队、城市工人和非农业人口的最低限度的必需的消费。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即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作交换的方式取得农产品时，税收总额应当随之不断减少。征税方式是从农户生产的产品中按百分比或一定比例提取，征税时要考虑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实有牲畜数量。税额应当具有累进性质，征收中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税额百分比应当低一些。最贫苦的农户可以免缴一些实物税，有特殊情况下可以免缴全部实物税。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以及提高自己整个农户生产率的勤恳农民，在缴纳实物税方面应当得到优待或降低税率、或部分地免税。

税收法的拟定和公布的日期，应当使农民在春耕开始以前就能比较确切地知道他所应当缴纳的数额。向国家缴纳产品税，应当在法令确切规定的一定期限内完成。应缴实物税的税额按农村联合组织（村社）计算，在农村联合组织内部中税额在农户定产之后根据第3条规定的一般标准在各个农户之间分摊。为了监督税收标准的实施和税款的征收，应当按不同的纳税额分别成立当地农民的民选组织。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允许在当地经济周转范围内进行，为了供应最贫苦的农民以及为了交换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自愿售给国家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应当建立专门的农具和日用品储备，这种储备应当包括国内的产品以及用一部分国家黄金储备和一部分已收购的原料从国外换来的产品。代表大会基本上同意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各项原则，责成党的中央委员会迅速将这些原则加以协调，仔细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实施相应的法律。

战时共产主义

（一）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维埃俄国或苏俄。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的处境十分困难，战时共产主义是苏俄政府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并于1918年开始实施。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并取代私商，国家继粮食垄断之后便开始对糖、茶、盐、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在全国各地实行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收集农产品时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

（二）在交换方面政府实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1918年11月决定取消私人商业，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组织供应。随着产品日渐缺乏和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实行凭证供应，根据阶级和年龄的差别规定不同口粮标准，后来对儿童和全体工人职员免费供应面包和日用品。货币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极大限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1920年开始逐渐改为免费供应，使工资实物化，货币工资失去实际意义。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成年人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同时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除大工业外国家对中小工业也宣布实行国有化，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但到内战末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小企业在私人手里。大工业国有化是内战前就开始的，1918年6月正式颁布法令，加快国有化速度。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并且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并且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战争条件下被迫采取的，1921年苏俄政府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停止实施。

（三）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采用这些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物质保障。战争结束后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社会动荡。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使苏维埃俄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保障军事上的胜利，为粉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因此作为应战解危的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战时共产主义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病、过失和错误，从措施本身来说很多措施超出战时需要的限度，主要表现有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家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超过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由于不顾条件强令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致使不少企业减产或倒闭，1920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贸易后，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没有相应发展，从而影响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正常供应；工业生产的总管理局体制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出现官僚主义滋长经济效益低下现象。

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严重偏差，征收的不仅是余粮还必需的口粮和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收，这就严重损害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有损于工农联盟。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其特点是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撇开市场，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俄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空想错误。特别是到1920年底，在国内战争（非常时期）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结束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从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俄国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下降，1921年春苏俄发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实践证明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失败的。

苏俄政工制度

（一）虽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便已经出现军队政工制度的萌芽，但军队政工制度的真正确立确是苏俄红军的首创，作为无产阶级军队的苏俄红军设立政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的稳定和忠诚。苏军的政工干部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被赋予过与部队军事首长相当的权力甚至最终决定权，但从总体上讲红军的政工人员是依附于军事主官而存在、通过对军事主官的影响来开展工作的。红军的政工人员在纵向上联系不紧密、上下之间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政工系统，他们的工作既不独立也不直接，党对军队的领导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各级军事主官，因此也就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制约，控制能力不强。红军的政工干部在工作中更偏重于对指挥员的监督和管控，而非通过层层设立的党组织来教育和领导全体官兵，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都不够强。在整个国内革命战争中红军部队的溃散、哗变、投敌以及违反纪律乃至犯罪的行为都不鲜见，可见这种模式的政工制度还是比较原始和不够完善的，其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虽然有不足但这套政工制度却是红军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坚持战斗、争取胜利而不动摇信念的根本保证。

察里津战役

（一）1918年夏东线的伏尔加河中游和乌拉尔地区成为主要战场，8月底至9月初东方面军（辖5个集团军和伏尔加河区舰队）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对白卫军转入进攻，9月10日攻克喀山，12日解放辛比尔斯克，10月上旬解放塞兹兰和萨马拉。随后红军挺进乌拉尔，至11月中旬解放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1918年7月底至8月初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白卫军（步兵和骑兵近4.5万名、火炮150余门、机枪610挺）首次进攻察里津，以便与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乌拉尔斯克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白卫军会合，察里津地段的苏维埃军队（步兵和骑兵4.2万名、火炮120余门）由数支零散的部队组成，战斗力最强的是在德国占领军逼攻下自顿巴斯撤到察里津的乌克兰第3、第5集团军的几支部队。在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7月22日成立，斯大林任主席，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任委员）的领导下为组织城市防御做了大量工作，新组建几个师建立一些工人支队，采取巩固后方的措施。7月24日将察里津地段的军队分成三个地段（乌斯季梅德韦杰茨基、察里津和萨利斯克）并建立预备队，在该城近接近地构筑野战工事，其中有2—3道掩体并在环城铁路支线（经古姆拉克、沃罗波诺沃和萨利普塔，长约40公里）外围架设铁丝网，调来伏尔加河区舰队以确保察里津的防御。

（二）白卫军依仗骑兵优势于7月底攻占托尔戈瓦亚和大克尼亚热斯卡亚两镇，从而切断察里津与北高加索的联系。8月初菲茨赫拉乌罗夫将军的集群夺取叶尔佐夫卡和皮丘任斯卡亚，在察里津以北逼近伏尔加河破坏察里津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8月18—20日马蒙托夫将军的骑兵集群在中央方向前出到察里津近接近地，苏维埃军队依托筑垒阵地并运用炮兵（尤其是装甲列车的炮火）于8月20日以突然突击打破敌合围正面，随后在8月22日解放叶尔佐夫卡和皮丘任斯卡亚。8月26日—9月6日苏维埃军队全线反击，哥萨克白卫军被赶到顿河右岸，他们死亡加上被俘的有1.2万人。9月至10月间苏维埃军队指挥部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察里津的防御，卡梅申方向和察里津方向的军队（步兵和骑兵4万名、火炮152门、机枪200挺、装甲列车13列）合编为第10集团军（司令为伏罗希洛夫）。1918年9月22日克拉斯诺夫的军队（步兵和骑兵6万余名、火炮200门、机枪400挺、装甲列车8列）第二次进攻察里津，他们对第10集团军南翼实施主要突击，企图切断察里津同阿斯特拉罕和北高加索的联系，而对北翼则实施引诱突击。

（三）哥萨克白卫军于10月2日和8日先后夺取格尼洛阿克萨伊斯卡亚镇和京古塔镇，并渡到伏尔加河左岸对苏维埃军队的后方造成威胁，到10月15日前敌人接连占领察里津近郊的萨列普塔、别克托夫卡、奥特拉德诺耶等地。为歼灭敌军第10集团军指挥部在环城铁路沿线集中数列装甲列车和由21个炮兵连（火炮100门）组成强大的炮兵群，以密集火力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使战局发生有利于苏维埃军队的转折。从北高加索开来的“铁师”（师长为日洛巴）和伏尔加河区舰队从南面发起的突击，苏维埃第8、第9集团军从北面（沿波沃里诺，巴拉绍夫方向）发起的突击均起重要作用。10—11月，第10集团军进行反攻，克拉斯诺夫的部队被逐到顿河西岸，1919年1月1日克拉斯诺夫第三次进攻察里津。到1月月中前白卫军攻破第10集团军（1918年12月26日起司令为叶戈罗夫）的顽强防御再次对该城形成半圆形包围，1月12日他们在察里津以北发起突击，夺取杜博夫卡。为消除这一威胁苏维埃军队首长被迫从南部防御地段抽调骑兵混成师（师长为杜缅科）抗击突入之敌，克拉斯诺夫白匪乘南段防御空虚之机于1月16日夺取萨列普塔。

（四）1月14日杜缅科师将白卫军逐出杜博夫卡并突破敌军正面，该师各部在布琼尼（接任患病的杜缅科为师长）指挥下对敌后方实施深远的袭击，从北部转入进攻的第8、第9集团军对哥萨克白卫军察里津集团的后方造成威胁。2月中旬克拉斯诺夫被迫退却，在察里津保卫战中苏维埃军队获得保卫大城市的宝贵经验，丰富苏联军事学术。例如在城市接近地建立防御地区，大量集中使用炮兵和装甲列车，在防御战斗和反攻过程中各兵种（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列车及内河区舰队）密切协同作战。为了达到反攻的目的苏维埃军队指挥部巧妙地将各部队在主要方向上对敌翼侧和后方的突击，在各次要方向上固守筑垒阵地结合起来。在察里津战斗中第一支苏维埃骑兵兵团（骑兵混成师）的建立和使用是国内战争中有效地使用大量骑兵的开端，1919年5月14日察里津因百折不挠地、胜利地抗击革命的敌人，荣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的革命荣誉红旗，后来在纪念察里津防御五周年（1924年4月14日）时又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为了纪念斯大林在察里津战役中的贡献，1925年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布古鲁斯兰战役

（一）在南线的顿河中、上游和伏尔加河下游以及北高加索一带，红军在察里津保卫战中连续两次击退克拉斯诺夫哥萨克白卫军的进攻，北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在与主力隔绝情况下坚持作战，牵制邓尼金“志愿军”北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腾出兵力加强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1918年11月～1919年2月13万英法联军在南方的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先后占领巴统、梯弗里斯、巴库等城市，随后兵分三路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因遇苏维埃游击队和起义部队的激烈抵抗，只向内地推进100～150公里。英、美、日干涉者则增派援军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加强对白卫军的援助。针对当时的形势的红军贯彻列宁的战略方针，决心在白卫军同干涉军会合之前先歼灭白卫军，再击败协约国军队。1918年末至1919年初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进攻，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顿河州、南乌拉尔、申库尔斯克，红军的胜利以及协约国内部爆发反对干涉苏俄的运动使协约国以武力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破产，法军和希腊的军队被迫从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撤走。

（二）红军在米哈伊尔·伏龙芝的领导下在1919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粉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协约国组织俄国反革命势力以及与苏俄接壤的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两次大规模进攻，但均被伏龙芝的部队粉碎。白军的第一次进攻以西伯利亚高尔察克指挥的白卫军为主力从东线实施主要突击，邓尼金、尤登尼奇和米列尔军队则分别从南方、西方和北方实施辅助突击，目标指向莫斯科。白卫军投入这次攻势的兵力为100万人，而当时红军仅有62.5万人。1919年3月4日高尔察克的军队近14万人发起进攻，企图占领伏尔加河中游与邓尼金军队会合后进军莫斯科。红军东方面军的10万人被迫实施防御。3～4月间高尔察克的军队占领乌法、沃特金斯克、奇斯托波尔、布古利马、布古鲁斯兰、奥尔斯克、阿克纠宾斯克，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切断红军同土耳其斯坦的联系，使东方面军的防线有被突破的危险。俄布中央号召全国一切力量与高尔察克作斗争，至4月中旬东方面军兵力增加到14万人，为顺利实施战役指挥把东方面军分编成南、北两个战役集群。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集团军于1919年4月28日—5月13日对高尔察克主要集团——汉任将军的西集团军实施进攻，双方爆发布古鲁斯兰战役，它是东方面军反攻中的第一次战役。最终苏联红军重创汉任将军的西集团军，解放布古鲁斯兰、谢尔吉耶夫斯克、布古利马，东方战线中央的战略主动权转至红军手中。

别列别伊战役

（一）1919年5月高尔察克在布古鲁斯兰附近遭到失败后将自己的其战略预备队——卡佩尔将军的伏尔加军（7300人）转录给汉任将军的西集团军，从而加强该集团军。高尔察克军队指挥部企图以该军从别列别伊地域向萨赖-吉尔实施反突击，试图一挫败南集群主力的反攻，恢复西集团军向萨马拉（今古比雪夫）的进攻。白军在别列别伊方向共拥有步骑兵有1.7万名、机枪170挺、火炮46门，伏龙芝的企图是以土耳其斯坦集团军的第25师和骑兵从北面实施深远的迂回机动，以该集团军的第31师和第一集团军第24师从西面和西南面实施正面冲击，在别列别伊地域伏击伏尔加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南集群步骑兵有2.3万名余名、机枪560挺、火炮99门，苏军对敌人占有优势为步骑兵多一半、机枪多2.2倍、火炮多1.1倍。第5集团军第26师从北面保障战役的进行，5月11日方面军首长将伏龙芝所属的第五集团军调出，用以向盖达将军的侧翼实施突击。5月10~11日第24、31师于开来实施反突击的卡佩尔的先头部队发生接触，在遭遇战斗中挫败敌军，伏尔加军主力陷入合围，于5月16日开始向东退却。土耳其斯坦集团军的骑兵当即追击逃敌，于5月17日解放别列别伊。别列别伊战役对于粉碎高尔察克和解放乌拉尔起了重要作用，为南集群在萨马拉-乌法方向取得下一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创造前提，卡希林的骑兵旅所属各团因在解放别列别伊时战功卓著而被授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荣誉革命红旗。

（二）东方面军南集群的土耳其斯坦集团军于1919年5月25日—6月20日向乌法进攻，双方爆发乌法战役，最终土耳其斯坦集团军为粉碎乌法的白卫军并解放乌法。北集群于1919年5月25日发起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战役，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为粉碎白卫军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集团于1918年9月15日—11月16日实施进攻，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两地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苏维埃共和国丧失乌拉尔的兵工厂，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责成第2集团军消灭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集团。11月7日东方面军解放伊热夫斯克，12日东方面军解放沃特金斯基，16日叛军集团被粉碎。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战役作为苏军在森林沼泽条件下，以劣势兵力合围敌军重兵集团的第一个战役而载入苏联军事学术史。在西线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军队于5月中旬突破红军防线扑向彼得格勒，6月初红山、灰马、奥布鲁切夫三个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加强彼得格勒的防御，于中旬平息炮台的叛乱，下旬发动反攻将尤登尼奇军队击退。

白军全线崩溃

（一）在南线的邓尼金军队于6月间占领顿巴斯、顿河州和乌克兰部分地区，30日占领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由于当时高尔察克已败退乌拉尔，因此邓尼金未能实现与其会师的企图。在南线形势紧张和东线红军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提出暂时停止东线的进攻以加强南线的建议，但被俄布中央否决。东方面军按照俄布中央的指示在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率领下于1919年6月21日发起总攻，至1919年8月4日把高尔察克军队完全赶出乌拉尔。高尔察克军队被击溃后协约国把战争重心转移到苏俄南方，决定以邓尼金军队为主力发动第二次进攻，1919年7月3日邓尼金下令攻占莫斯科，从顿河西岸到伏尔加河分兵三路北犯，在主突方向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一线作战的是邓尼金的精锐部队“志愿军”。7月9日俄布中央和列宁发出“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8月红军南方面军按照总部的命令发起反攻，从侧后袭击邓尼金的库班大本营但未果。9月12日邓尼金军队再次在库尔斯克-奥廖尔方向发起进攻，至10月中旬先后占领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奥廖尔，直接威胁图拉和首都莫斯科。尤登尼奇军队在西线也再次突破红军防线，于10月中旬进抵彼得格勒郊区。

（二）为适应新的作战形势的红军统帅部于9月下旬将南方面军分编为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10月俄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坚守图拉和莫斯科在南线集中基本兵力，东南方面军则暂时转入防御。10月11～12日南方面军在司令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和军事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率领下在奥廖尔─克罗梅地域和沃罗涅日地域发起反攻，至11月中旬先后收复奥廖尔、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此后南线的反攻发展为两个方面军的总攻，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方向作战，东南方面军以右翼进攻新切尔卡斯克并以左翼进攻察里津（后称斯大林格勒）。12月红军解放哈尔科夫和基辅，翌年1月攻占察里津和罗斯托夫。由于红军攻占罗斯托夫并进抵亚速海沿岸地区导致邓尼金部队被分割成两个孤立集团，一个退向高加索，另一个退向克里米亚和敖德萨。红军乘胜追击于1920年2月7日攻占敖德萨，1920年3月27日占领新罗西斯克。邓尼金残部逃往克里米亚后由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接替指挥，不久后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被伏龙芝击溃。此时红军在其他战线也取得重大胜利，在西线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攻被打退，其残部逃入爱沙尼亚并被解除武装。在北线红军于1920年2～3月先后解放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在东线红军于1919年秋从托博尔河地区转入新的进攻，至翌年1月全歼高尔察克军队。

（三）在苏俄红军击退波兰的进攻和粉碎弗兰格尔军队后内战结束，1919年德国撤军后红军帮助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毕苏斯基的波兰法西斯独裁政府在帝国主义势力大量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的扶持下于1920年4月25日发起进攻，5月7日占领基辅，红军于5月26日转入反攻，8月中旬进抵华沙城下。由于战线过长导致波军发起反攻后被迫退却，10月12日双方在里加签订停战协定。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军队于6月6日从北塔夫里亚发起进攻，企图夺取顿巴斯并进犯莫斯科，苏波战争结束后红军集中兵力打击弗兰格尔军队。10月28日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面军对敌形成强大优势，在北塔夫里亚转入进攻，经7天激战击败弗兰格尔军队主力。弗兰格尔率残部退到克里米亚，利用彼列科普防御工事顽强据守。11月7～12日红军采取正面强攻和侧后迂回战法突破彼列科普防御工事，17日解放克里米亚半岛，至此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基本结束，1922年10月下旬盘踞在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也被逐出苏俄国土。

西伯利亚干涉

（一）西伯利亚干涉是指1918年-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派遣军队在俄国远东海岸登陆，直接武装支援俄国白军推翻在远东的布尔什维克地方政权。1920年协约国军队撤出俄国后日本军队单独留在俄国远东，直到被苏维埃俄国红军击败，1922年日本军队在苏俄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撤兵到《朴茨茅斯和约》一线。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中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夺取彼得格勒的政权。随后革命形势以雪崩速度蔓延到俄国全境，在远东的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大中小城市到1918年2月前都成立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议和，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以达到下属目的：阻止协约国储存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战争物资落入苏俄或者德国之手（当时黑海被奥斯曼土耳其封锁，协约国物资不可能海运到沙俄的乌克兰）；帮助捷克军团推翻从伏尔加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沿线的布尔什维克地方政权；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取全国政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英军、法军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没有足够的军力实现上述目标，为此从英法外交上积极拉拢、推动美国、日本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革命。协约国军队在远东的干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庙街、伯力的登陆，主要目的是为捷克军团与在西伯利亚、乌拉尔的俄国白军打通铁路交通、打开出海口，获得协约国直接的物质支援。英国由于严重缺少在亚洲远东的军力，只象征性派遣1500名军人，来自香港以及上海、汉口、天津等英租界。加拿大西伯利亚远征军,于1918年8月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干涉期间约有100名加拿大军人配属1500名英军，进抵靠近乌拉尔的鄂木斯克，以支援高尔察克政权。

（二）大多数加拿大干涉军停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事训练俄国白军以及警察业务，1919年4月至6月4192名加拿大军人撤出俄罗斯回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苏俄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7月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6批2000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陆军宋焕章支队大约分驻于海参崴、伯力等地。美丽的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崴子”以言其富庶，19世纪末被沙皇俄国吞并 。海军则由林建章（颂庄）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中国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曾有一张照片流传下来，左边是海容，右边是日本干涉军的三笠号战列舰，中间还有法国军舰。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红军游击队消灭之事。而红党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极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三）2500名阿尔卑斯山区意大利人作为奥匈帝国军人在一线东线战场被沙俄政府俘虏，根据苏俄与协约国的协议，这些战俘组成意大利救赎军团，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海运回意大利参加战争。运抵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意大利军团随捷克军团发起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战斗，意大利军队参加2个月的战斗，消灭铁路沿线市镇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意大利军团集结到天津意租界，由意租界的意大利宪兵少将Cosma Manera指挥进行整训。意大利军团参加随后的协约国在远东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担任重要职责，在伊尔库茨克、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使用重型武器与装甲列车控制西伯利亚铁路与苏俄红军作战。直至1919年11月意大利军团才撤出苏俄远东，海运归国。1918年7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同意派遣美国军队干涉俄国革命，其中5000名美军组成北俄罗斯远征军，1万名美军组成西伯利亚远征军， 实际上7950名美军参加西伯利亚干涉军。1918年8月15日至21日3000名美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这些美军担任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到乌苏里斯克（绥芬河附近）铁路沿线占领任务。美国远征军指挥官威廉·格里夫斯少将认为美军不具有与当地布尔什维克作战的职责，因此多次与英、法、日军指挥官发生矛盾争议。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战争，其领土上由捷克和斯洛伐克族奥匈战俘和俄国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有5万人之多，其领导人希望继续与德奥作战。在乘火车前往海参崴途中传来德国人要求苏俄拘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并将其囚禁在战俘营的要求，于是该军团发起暴动。为了在"过激派"手里保卫这些转移的人们，就有了让日美军出兵西伯利亚的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称“捷克军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协约国协同作战的捷克族裔和斯洛伐克族裔志愿军人。

（四）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得到盟国的支持，从而可以在奥匈帝国境内的一部分建立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始于1914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志愿组建的小战斗单位，不久后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俘虏也参与进来，在难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帮助下军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成员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最终也在1918年得以实现。在帝俄陆军中作为一个小型旅团三年后俄罗斯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在1917年建立，其他的志愿军部队（包括来自美国的志愿军）自战争开始便在法国作战，其后转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些成员包括俄罗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的战俘以及法国和俄国境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法国移民在1914年也建有小型军团），军团参与一战的诸多战役，包括武济耶、阿拉斯、兹伯里夫、巴赫马奇等。在俄国内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发挥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构成的主体为捷克人占到90%左右，斯洛伐克人在俄罗斯军团、意大利军团和法国军团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4%、3%和16%。俄国十月革命动摇日俄同盟，日本决定全面控制中国以便干涉苏俄，并与段祺瑞政府就共同防御办法缔结协定。1918年1月日本海军派出两只军舰前往海参崴港，理由是协助受布尔什维克势力威胁的俄国临时政府。日本出兵兵力为7.3万余人（七个师团），占协约国80%的兵力，当时花费约九亿日元。与投入相比时因为起初远东战场苏俄放弃与干涉军正面交锋，没有多大的战果。苏俄在欧洲东部地区消灭白俄之后挥师东进，日本在西伯利亚战败不得不退兵。西伯利亚出兵日本没有多大战果，反而是日军军律极差，强奸盛行导致性病蔓延大大影响其战斗力（美军高工资可以嫖妓，日军不重视后勤和工资低导致日本兵无法合理解决性需求），西伯利亚当地群众反而支持苏俄，日本额外的战果是苏俄强制解散韩国的抗日武装。

（五）日本虽然投入很大但是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却不多，从而迫使财政危机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华盛顿体系实施裁军。1918年8月协约国军队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日本派遣7万军队参加此次行动，数量之多引起其它协约国的惊疑。英国、加拿大军队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西挺进以打通与捷克军团与高尔察克白军的联系，日本拒绝像英军那样在贝加尔湖以西的进军，美军也拒绝远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到1918年11月日军控制俄国远东的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自赤塔以东的沿线城镇，并扶持沙俄将军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组成“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在日军操纵下控制从贝加尔湖到满洲里。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俄国境内腹地作战的捷克军团士气溃散，士兵急于摆脱没有尽头的残酷战争回到祖国过和平生活。同时由于欧战结束，协约国有了精力与大量战争剩余物资可以支援俄国白军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内战。1919年4月高尔察克的白军在伏尔加河沿线特别是喀山城下的总攻被击败，从此一蹶不振，被苏俄红军一路追击退向远东。1920年6月美国、英国与其它盟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撤出干涉军，1920年7月5日日本与远东共和国签署协议，日军撤出外贝加尔。1920年11月谢苗诺夫白俄政权倒台，但日本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白俄政权——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国美国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领土的担忧，以及日本国内经济与人力难以支撑，1922年10月日军全部撤出俄罗斯远东，苏俄红军收复符拉迪沃斯托克。日军在干涉西伯利亚过程中约有5000军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约9亿日元，而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却不多。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

（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是苏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于1917年4—6月在俄国组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国俘虏的原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战俘以及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约5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称“捷克军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协约国协同作战的捷克族裔和斯洛伐克族裔志愿军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得到盟国的支持，从而可以在奥匈帝国境内的一部分建立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始于1914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志愿组建的小战斗单位，不久后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俘虏也参与进来。在难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帮助下军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成员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最终也在1918年得以实现。在帝俄陆军中作为一个小型旅团三年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在1917年建立，其他的志愿军部队（包括来自美国的志愿军）自战争开始便在法国作战，其后转战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些成员包括俄罗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的战俘以及法国和俄国境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法国移民在1914年也建有小型军团）。军团参与一战的诸多战役，包括武济耶、阿拉斯、兹伯里夫、巴赫马奇等。在苏俄内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发挥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构成的主体为捷克人，占到90%左右，斯洛伐克人在俄罗斯军团、意大利军团和法国军团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4%、3%和16%。1914年大约有7万捷克斯洛伐克侨民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大多聚居在乌克兰西部。早在1914年8月4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一周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侨民就向沙皇政府申请组建一支捷克斯洛伐克志愿者部队，并很快得到首肯，此后越来越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进入部队。在1914—1917年间俄军中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发展很慢，1917年6月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转往西南战线，隶属于俄军第十一集团军，俄国临时政府的新任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命令在7月初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

（二）在克伦斯基攻势及其后续作战中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7000人）表现不错，在兹博罗夫（在乌克兰西部）战役中占领奥军阵地，俘敌3300人，缴获20门火炮，己方伤亡800多人。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征善战，俄国临时政府终于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允许他们吸收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大规模扩充。同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步兵旅组建第4“大普洛科普”步兵团，该旅也更名为第1“胡斯”师。由于大量志愿者涌入，于是在8月组建第2师，下辖第5“布拉格马萨里克”团、第6“哈纳吉”团、第7“塔特朗斯基”团和第8“西里西亚”团。这两个师组成一个军，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捷克军团。除了两个师之外军团还有一些骑兵侦察单位（后来改编成两个骑兵团）、一个突击营、两个预备团、两个炮兵旅和一个迫击炮单位，于是全军兵力到1918年初增长到4万人。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奥和谈，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托马斯·马萨里克于同年初来到俄国，为了继续与德奥作战，计划让捷克军团转移到西线，为英、法效力。但俄国的大部分港口被封锁，捷克斯洛伐克人只能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希望一直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去欧洲。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同意允许捷克军团借道，但在2月18日德军为了迫使苏俄政府接受苛刻的和谈条件，在东线发动“拳击行动”，这是一战东线的最后一场大战役。俄军惨败，德军一周就前进150公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继续与苏俄政府谈判，以敲定军团撤退的细节。3月25日双方签订奔萨协定，规定捷克军团将其基本武器装备移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以换取安全通行去海参崴的权利。但是双方互不信任，气氛越来越紧张。马萨里克命令捷克军团在俄国内战中保持中立，但布尔什维克党还是相信捷克军团会加入反革命力量。

（三）在苏俄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裔共产党员在试图颠覆和控制捷克军团，这让军团官兵非常厌恶和反感，军团还怀疑苏俄在德、奥的压力下企图阻滞军团向海参崴的撤退。到1918年5月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撤退进展缓慢，因为铁路状态糟糕，火车头奇缺，并且不断在途中与当地苏俄当局发生摩擦，需要经常谈判。捷克军团在东进过程中经常遇到向西去的德、奥战俘（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人），这些战俘将会回国并继续在德、奥军队服役，这是捷克军团不愿意看到的。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里向东去的捷克军团与向西回国的匈牙利战俘发生冲突，一名匈牙利战俘（也有说法是捷克人）向军团士兵投掷石块，打伤一人，军团士兵开枪将他打死。随后当地的苏俄政权逮捕一些军团士兵，准备将其处决。军团官兵冲击火车站，营救自己的战友，随后占领车里雅宾斯克城。苏俄军事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命令将捷克军团人员全部缴械并将其逮捕，托洛茨基此举也是受到德国的压力，因为德国不希望看到这群捷克斯洛伐克人再出现在战场上。协约国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俄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该军团首脑在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之一部，要求将其调往法国。1918年5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由奔萨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煽动，发动叛乱。5月和6月在西伯利亚铁路全线上捷克军团一边向东前进，一边占领沿途的城市，装甲列车在这样的战斗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白军推翻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的苏俄政权，一个月内白军就在捷克军团的协助下控制从贝加尔湖到乌拉尔山区之间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地段，到7月中旬捷克军团已经控制从萨马拉到伊尔库茨克的铁路。

（四）到9月白军和捷克军团肃清整个铁路沿线的红军，并占领西伯利亚大部分大城市，包括叶卡捷琳堡。在俄国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军团于5月底至8月初占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反革命政府，大肆逮捕和杀害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在捷克军团于1918年夏季屡战屡胜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也得到越来越多协约国政府的承认，渐渐获得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的地位。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成功独立建国，捷克军团与苏俄撕破脸皮之后开始与形形色色的反苏力量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萨马拉的“制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和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在捷克军团的帮助下Komuch的军队打了不少胜仗，占领喀山，并于1918年8月5日夺取帝俄的储备黄金。为了平息叛乱，肃清反革命势力，1918年6月苏维埃政府在俄国东部建立远东方面军。远东方面军于8月遏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卫军的进攻，8月底至9月初转入反攻，9月10日占领喀山，一个月后占领萨马拉，11月底将叛乱者逐出伏尔加河流域。12月捷克军团被迫撤离前线，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军团开始瓦解，约4000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加入游击队和红军国际部队。军团的兵力在最高峰时有6万多，但随后就无法吸纳战俘以补充兵力，并且协约国也没有大规模出兵来帮助他们，这都让他们失望。11月18日鄂木斯克发生政变，全俄临时政府被推翻，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将军建立在西伯利亚的独裁统治。

（五）捷克军团有些官兵投奔他，但军团本身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大部分军团官兵更加渴望脱离俄国、回到家乡。1919年下半年该军团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1月14日红军占领高尔察克政权的首都鄂木斯克，白军和难民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东撤退。一系列农民起义和骚乱使得白军后方更加混乱，与此同时高尔察克的火车（还运载着从喀山夺来的帝俄储备黄金）在下乌金斯克附近的铁路被困，他的卫兵都抛弃他。协约国代表命令捷克军团护送高尔察克到海参崴，但沿途捷克军团不断遭到红军攻击，于是捷克军团的指挥官莫里斯·雅南（法国将军，法国驻西伯利亚军事代表团团长，代表协约国指挥捷克军团，但军团的实际领导工作是西罗维负责的）和西罗维在征询大家的意见之后作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就是把高尔察克交给“中间派”，这是伊尔库茨克一个社会主义温和派组建的政府。1920年2月7日苏俄红军统帅部与该军团首脑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时1920年春该军队的各部队被集中遣往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后从那里被陆续遣返回国。军团则承诺不尝试营救高尔察克，并将储备黄金留在伊尔库茨克。当天早些时候高尔察克被执行枪决，因为这件事情，白军指控捷克军团背叛他们。1920年1月15日第一艘运载捷克军团的船从海参崴启航，9月2日最后一批捷克军团士兵离开了海参崴港，于11月20日抵达布拉格。随同捷克军团撤离俄国的共有67739人，包括一些军人家属和儿童。据估计捷克军团人员在俄国共有4112人死亡，还有一些人员逃亡或投奔红军。军团回国后其中很多人成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骨干，捷克军团成员还用他们在长期服役期间挣得的钱组建一家银行，称为军团银行。

南京惨案

（一）南京惨案亦称“三·二四”惨案，历史学界亦称“宁案”，发生于北伐战争期间的1927年3月24日，为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中国军民骚扰外国人及由此引起的英美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的事件。此案是英美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军民，炸毁中国领土上各种设施的武装侵略行为。1927年2月上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决定攻略南京、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任命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本人指挥中央军。中央军又分为江左、江右两军，前者由李宗仁指挥，先行进攻安庆；后者由程潜指挥，先行略取芜湖。3月上旬随着安庆、芜湖、当涂等地相继克复，国民革命军逼近南京。3月15日中央军江右军距南京仅25公里，到3月21日其前锋已进抵距离南京仅10公里的江宁。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截断沪宁路，使南京处于三面包围态势下。由于北伐军已兵临城下，南京人心浮动、军心动摇。加之国民革命军派驻南京的秘密特派员章杰等人利用形势混乱和南京警察厅厅长赵永平逃离的机会掌握南京的警察机关，使城内警察散布“北伐军已入城”的消息。故驻守的北洋军各部已无心迎战，纷纷渡江北逃。3月23日下午北洋军江南总司令褚玉璞见组织城防无望，亦弃防逃窜。当晚11时国民革命军前锋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进抵南京通济门、聚宝门，南京宣告克复。24日7时起国民革命军大部队在南京“秩序良好”的情况下“安然入城”，然而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不久城内即发生士兵抢劫的事件。24日上午9时起陆续有穿着军服的士兵在城内洗劫，被劫掠对象包括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外侨住宅等。24日上午约五十名穿着军服的士兵持枪闯入日本领事馆，枪击、殴打领事馆工作人员，并逐间洗劫达三个小时。英国领事馆亦遭到袭击，三人被杀害，英国驻南京总领事杰尔斯受伤。

（二）下午3时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公民文怀恩博士也遭歹徒枪杀，进行劫掠的暴徒是何身份引起极大的争议。英美称其系国民革命军士兵，但国民政府称从被抢劫处和侨民被害现场拾得的制服等物品显示作案者应为北洋军溃兵，如在文怀恩博士被害处发现的歹徒遗留的军帽上只有象征张宗昌部的“鲁军”的红带，而无国民革命军的帽徽。蒋介石在上海亦对中外记者声明：“有丰富之证据证明抢劫、涉及外人者并非国民军士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又诬陷中国共产党策划该案，学术界早年亦认为作案者为北洋军溃兵，但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发现的材料认为国民革命军确应对劫掠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案与中共有关。早在1927年2月由于北伐形势的发展，英、美等国即停泊军舰于南京下关江面以备撤侨，并保持与领事馆的联络。3月24日下午美国驻南京领事戴维斯带领美侨离开领事馆，到江边的美孚石油公司内避难，但因该处亦陷入“危险状态”，故“请求”美舰开炮援护。下午3时37分停泊于下关江面的美国炮舰“诺亚”号、“泼利司登”号及英国炮舰“良美拉尔特”号开始炮击下关及南京城，至五时许方止，累计发射炮弹一百余发，“南京惨案”就此酿成。关于外领外侨在南京抢劫、毙伤外侨事件中的伤亡情况时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孔庆泰《1927年宁案与宁案处理始末》一文为代表认为外领外侨共伤亡17人，其中9人死亡，包括2名英国领事馆官员和1名英国水兵、1名美国人（即文怀恩博士）、1名日本水兵、3名法国传教士和1名意大利传教士；另一说以陈谦平《1927年南京事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考证》一文为代表认为造成外领外侨6死5伤、151处外国住宅和机构被劫。

（三）关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所造成的中国军民伤亡情况时争议更大，英、美竭力缩小该数字，甚至声称死者只有三人，决不会超过此数。而中国记载亦多参差，甚至有多达2000人的记载。孔庆泰在《1927年宁案与宁案处理始末》一文中综合中国方面1927年4月至5月的多份调查报告及当时媒体的报道，认为死伤者2000人之说不实，较为确切的数据是下关一带65人伤亡（39人死亡、26人重伤，其中第二军死亡特务连长1人、士兵23人）、城内32人伤亡（12人死亡、20人受伤），总伤亡数为97人（51人死亡、46人受伤）。陈谦平《1927年南京事件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的考证》一文则认为中国军民37人死亡、26人受伤，并有37间房屋被轰毁。惨案发生后英、美军舰舰长将矛头对准首先抵达下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张辉瓒，提出立即下令保护外侨；张辉瓒赴美舰商议外侨损害情形；25日上午10时前派兵护送城内外侨至江岸登各国军舰等要求。并以严厉对付，将南京和下关划为“军事区域”相威胁。张辉瓒将上述情况报告程潜，25日程潜作出正式回复，允诺保护外人，并派兵护送外侨至江岸登舰。但严正拒绝要求张辉瓒赴舰商议的要求，明确要求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并谴责英美军舰炮击损害中国生命财产不少。还指出残敌骚扰外侨生命财产，革军当然不能负何责任。从史实来看国民革命军严格遵循保护外侨的命令，如24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派一百人保护金陵大学内居住的美国侨民，并在次日早晨应其请求护送其至下关登舰。日本领事馆官员和侨民共135人亦在国民革命军保护下登舰赴上海，英国等各国侨民在登舰离开时还签字证明外侨受到革命军的保护并表示感谢。程潜等南京军方将领的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一方面坚决履行承诺保护外侨，另一方面对英、美的无理要求表示严正立场。

（四）南京惨案的发生造成列强共同反对国民革命的危险局面，对此武汉国民政府一方面对骚扰外国人事件持否定态度，声明此事系个别暴徒所为、与国民革命军无关；另一方面严正谴责英美炮击南京的暴行。1927年3月31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召见英、美驻汉领事，对炮击行为表达抗议。4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宁案，陈友仁在会议上坚称该案系北洋军有意所为并嫁祸给国民革命军。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声明宁案应由英国的保守政府及北方军阀负责。同时为了避免英国和日本联手，出现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革命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还采取分化英、日的措施，尤其是安抚在汉口的日本侨民。4月10日英、美、法、意、日五国代表到武汉会见陈友仁，提出联合照会，要求惩办行凶士兵与军官；蒋介石书面道歉并承诺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赔偿外侨一切损失。陈友仁拒绝接受该联合照会，而是迫使五国代表各自递交内容相同但分别签署的照会。4月14日陈友仁分别复照五国代表，主要内容有：国民政府愿赔偿相关损失，但对北洋军和英美炮击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国民政府在宁案中的责任需经调查才能确定，在调查清楚后才能确定是否道歉；针对英、美，要求其赔偿炮击南京造成的损失并道歉；针对英、法，要求联合调查并追究在五卅、沙面、万县惨案中的英国责任以及沙面惨案中的法国责任；要求废除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上述内容显示武汉国民政府对宁案采取的强硬态度，五国代表不满于陈友仁的表态，欲筹划下一步行动。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动政变，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宁案善后列为重要事项，由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采取追随帝国主义的立场，因此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五国也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开展谈判。1927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秘密接触，并在6月3日达成中英《讨论宁案之基础》的秘密文件，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政府对宁案中的外侨损失负责，表示道歉和赔偿，损失由一中英联合委员会勘定；英国政府对炮击南京表示道歉，但因为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起见，万不得已，致有此举，因此当不能发生赔偿问题；国民政府希望修改与英国的条约，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友谊与同情，但是否能付诸实施则要根据国民政府的善意及诚意精神。但由于英国外交部对此文件内容不满，加上宁汉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斗争激烈，各国代表采取观望态度，谈判暂时搁置。1928年2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到上海，与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提倡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关系”的妥协立场的黄郛接触，谈判解决中美宁案问题。3月30日双方以中英《讨论宁案之基础》为蓝本，互相交换照会，率先就宁案的解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将南京伤害外侨的责任栽赃嫁祸给共产党，声称将予惩办，并表示歉意和赔偿，还提议修改中美间的条约。美国政府对美舰炮击南京表示“深为抱憾”，但声称此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黄郛因对日妥协而被迫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由王正廷接替。 

（六）8月9日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互相致信，正式依据《讨论宁案之基础》达成协议。在协议中国民政府将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诬为：“在华不幸确有一种破坏中外友谊之势力存在，而此种势力实为对于该事件应负完全责任者。”9月24日至10月8日国民政府又以同样方式互相照会换文，与意大利、法国驻华公使达成内容相近的协议。由于中日彼时正就济南惨案展开交涉，因此双方直到1929年5月才就宁案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满足列强关于惩凶的要求，3月16日颁令通缉“该案要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此外国民政府还对列强秘密赔款，赔偿英国2.09万余英镑、华币230余万元，赔偿美国5.45万余美元、华币88万余元，赔偿日本华币75万元。由于英美后又以漏计损失、汇率变化等理由索取更多赔款，故赔款问题直到1937年1月才完全解决。国民党将南京惨案的发生嫁祸给中国共产党，而对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侵略行为讳莫如深，反而将该案的解决称为：“平等互惠之精神，实开我国外交上之新纪元。”实际上纵观宁案的解决仍然是不平等的。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如愿在各照会中写入修订条约的愿望，中外修约也递次展开，但国民政府除了获得关税自主权外并无大的进展。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妥协态度使中国在惨案的解决中付出巨大代价，遭受耻辱。然而也必须注意到南京惨案的善后协议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协议，它显示国民政府开始得到列强的承认，因此南京惨案的解决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打破其初期外交孤立局面，获得国际承认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