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判断标注

三颗星。

不知道不关心的人在答卷中设置不知道过滤器的作用。

同一事件采用不同的框架描述，会有不同的统计结果

“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

你也许会认为，自己看待事情是完全没有偏差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避免知觉偏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会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所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

这些结果都表明，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知觉。

看上去这个比赛好像是许多不同的比赛——人们常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不管它是一场橄榄球比赛，还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又或是胡说八道。” 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如此。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只是识别一张扑克牌——或是酒醉的感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的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许多能够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这个故事突出了做好准确记录的价值。就算是那些最富有经验的决策者也很可能存在记忆偏差。除了做好仔细的记录并保管好有关过去事件（如回忆、重要谈话、协议等）的记录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避免出现这些记忆偏差了。正如本章所引用的研究所示，记忆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重建性，并高度取决于情境因素。

初始效应不仅作用于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在许多需要对序列信息做出评价的情况中，它都会发生作用。例如，当人们面临一个有争议问题的对立面信息时，**初始效应使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到先出现的信息的影响。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最后出现的信息会比最先出现的信息的影响更大。这种模式被称为“近因效应”。**当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记得最后出现的信息而不是最先出现的信息时，近因效应便起作用了。

因此，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可以在一次公开辩论中选择最先发言或最后发言。如果对方会立即回应你，而且在辩论结束后要延迟一会儿人们才会作出反应，你应该选择最先发言。比如说，如果你所辩论的问题将在一周后进行投票表决，你应该选择最先发言。而如果双方各自的发言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人们在双方发言结束后马上要作出反应，你应该有效地利用近因效应，选择最后发言。

丹尼尔·伯诺利认为，金钱的价值或者说效用随着获取金额的增多（或者是已有财富的增多）而递减。丹尼尔·伯诺利书中的第24页写道：“同样是1000达克特，对于一个穷人的效用要比它对于一个富人的效用要大得多，虽然二者的金额完全相同

根据卡罗尔的假设，对给定结果的想像可以使结果容易提取，同时也增加了对其发生概率的估计。

人们在判断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倾向于高估，而判断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倾向于低估

第一个实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实验研究头三十年关注的惟一问题——就是：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个体的行为表现与独处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变化？”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1965年才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在那一年，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发现，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现得没那么好。扎伊翁茨认为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socical facilitation）的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醒状态。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场，只要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生（Henchy&Glass， 1968）。

有观众在场会损害个体完成复杂任务的正确率，同时对完成简单任务的正确率会稍有改善。

无论群体领导者是否活跃和具有鼓励性，群体表现都胜过个体，但当群体领导者积极地鼓励所有成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见解时，正确率是最高的。

一个更为简洁的方法是在不同自信水平下检验准确性。当对准确度在不同的自信水平下进行单独计算时，可以创建一条“校准曲线”，其横轴代表信心，纵轴代表准确度。图19.2包含了两条校准曲线——一条表示天气预报员关于降雨量的预测，另一条表示医生对于肺炎的诊断。正如你所看到的，天气预报员几乎完美地实现了校准；平均看来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实际的天气（与人们通常的观点恰恰相反！）。而内科医生的校准程度则很糟糕；他们的大多数预测都在对角线以下，说明他们过度自信。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评估校准，其中一些借助了复杂的数学工具。举例来说，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计算一个叫做“Brier分数”（以统计学家Glenn Brier的名字命名）的数字。Brier分数可以被分割为三个成分，其中之一就对应于校准。Brier分数中的校准成分是每个类目下正确率和与该类目存在关联的概率之间的均方差的加权平均值（关于该技术中校准方面的详细介绍，见Yates，1990）。

我们发现的第二个结论是：人们的信心评分实际上与他们的准确度并无联系（每一名答题者信心与准确度的平均相关仅有.08，接近零）。总体而言，答对了9或10道题的人并不比那些成绩较差的答题者具备更强的信心，**并且高信心的答题者与低信心的答题者得分基本相同。**这并不意味着信心评分是随机得到的；高信心的答题者在一些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即使一般性样本中两性比例十分均衡，在全部的高信心答题者（比如那些在9点的信心量表上平均分达到8以上的人）中，却有2/3是男性，而且80％的年龄在30岁以上。高信心答题者增加国防开支的意愿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倍，同时高信心答题者对前苏联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倍。这些答题者在调查中达到的平均成绩为5.1道题目正确——几乎就是机遇反应的期望值。因此，高信心的答题者难以将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错误知觉的区分非常自信并倡导增加国防开支。正如前面所谈及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发现了在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只有很小的相关或根本没有相关（

戈德堡发现了两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首先，全部三组判断者——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临床实习生以及非心理学家——都正确地对65％～70％的病人进行了分类。不存在基于临床经验的差别；秘书们表现得同那些具有4～1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们一样好。其次，在个体诊断准确性和信心程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判断者们在错误诊断的病例上所持有的信心通常与正确诊断的病例一样。

生活中存在着几种典型陷阱，每一种都有相应的反陷阱。根据克罗斯和盖耶的分类，我们把陷阱主要分为五类：延期陷阱无知陷阱投入陷阱恶化陷阱集体陷阱

罗斯和盖耶在他们的分类中没有明确包含投入陷阱，但是最近这类陷阱成为了大量研究的课题。当以前花费的时间、金钱或者其他资源让人们做出了他们本不会做出的选择时，投入陷阱就出现了。用决策理论的术语来说，这些陷阱导致了**“沉没成本效应”**。

一旦竞价者在一美元拍卖游戏中被套——“深陷泥潭”，巴里·斯塔（Barry Staw， 1976）这样形容——他们通常会继续打击对方直到对方最终放弃为止。乔尔·布罗克纳和杰弗里·鲁宾（Joel Brockner&Jeffrey Rubin， 1985，p. 5）把这种机制称做“诱捕”（entrapment），被定义为“一个决策过程，此过程中人们持续提高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误的先前选择行为的忠诚度，目的是使他们以前的投入显得合情合理。

斯塔的实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研究，并且在他的研究之后，出现了几种对诱捕行为的理论分析（其中最优的两个是Brockner&Rubin， 1985，及Staw&Ross， 1987）。尽管对诱捕的研究起步不久，但已经有实验证据表明：（1）在被动地维持现状的情境中（例如自动的再投资计划）比在主动选择继续与否的情况下更加有诱捕倾向（Brokner， Shaw，&Rubin， 1979）；（2）诱捕在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比非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来得激烈，这一点至少对男性而言是成立的（Rubin， Brockner， Small-Weil，&Nathanson， 1980）；（3）诱捕不仅在个体中，而且在群体中也会出现（Bazerman， Giuliano，&Appelman， 1984），尽管这可能仅对女性成立（Brockner&Rubin， 1985）。

在恋爱关系中也有诱捕现象存在。卡里尔·拉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1980）发现大学生在角色扮演的实验中更加忠实于恋爱伴侣——并且较少可能与他人约会——如果他们的关系持续了一年而不是一个月。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生在该关系中投入的时间是与他们未来的忠诚度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