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十）
（书接上文：CV5894033）
二十，在肃宁县高家口村教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告投降了。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今，山河光复，大地春回。人民无不喜笑颜开，欢欣鼓舞。特别是冀中平原，广大农民饱经日寇三光政策摧残，艰苦历尽，如今人人放酒纵歌，村村锣鼓喧天，家家户户爆竹不断，城里乡下大戏连台。肃宁县高家口村有个业余戏会，以唱河北丝弦和老调梆子而著称。此时，他们应扁渡口村的邀请去参加演出，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虽然戏唱得挺不错，但没有昆曲，群众听了不过瘾。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他们特意派人到高阳河西村来约我给他们协助演出。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高兴，当即收拾了一下，便与同村的张文生（武生）、侯炳武（老生）三人来到扁渡口村，当天夜场，张文生唱了一出《林冲夜奔》，侯炳武唱了一出《秦琼出潼关》，我唱了一出《花荡》。这一唱全场观众情绪大振。高家口村的业余剧团看后，非要留我们三人给他们的小青年教戏。我因为河西村还有一帮学生，不能丢开不管，于是婉言回绝，可他们不干，死说活说非留我不可，万般无奈我只好答应帮忙半年，这半年还要同时兼顾高阳河西村的曲会教学工作，他们这才满意。
在高家口村教戏期间，附近有个村庄叫北归环，属肃宁县管辖，每月三六九日逢大集，赶集的人特别多，交易也非常兴旺。就是一样，集头收地皮钱特别狠。群众意见很大，但舍此别处又再无集市。离北归环不远有个大村子叫庞家左。他们想趁机把北归环的集市夺过来设在自己村里，但这洵非易事，起码得有一个好戏班子连唱几天大戏招徕群众。否则便难以达到夺集目的。于是他们来高家口村约我，要我去唱三天的大轴戏。我随高家村的业余戏会来到庞家左。头一天唱了一出《通天犀》，海报一贴出去就把北归环的集市给拉垮了一半儿。第二天再唱了一出《钟馗嫁妹》，去北归环赶集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样三天工夫，庞家左便把集市彻底夺了过来，直到如今集市还设在庞家左。追本溯源还就是一九四五年那会夺过来的。
高家口村教戏半年多时间，先后给唱武生的傅振祥、唱花脸的张永年、唱刀马旦的张顺和、唱老生的张玉池、唱小生的牛兴隆、唱青衣的张诗昆、唱丑的高文治和唱武生的崔振强等六十多人教了《花荡》、《激良》、《快活林》、《蜈蚣岭》、《三打祝家庄》等数十出昆腔戏。特别给唱武花脸的张建阁说了《嫁妹》、《花荡》、《打孟良》等剧目，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从此，各村的青年人都对我比较熟悉了。方圆十里地内，素不相识的小青年们路上碰见都管我叫大叔。他们都知道我是高家村教戏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应聘离家来北京，临走那天，各村青年不下数十人来为我送行。直到如今还有人经常来信询问我的情况，或是询问有关昆曲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二年春节期间，我由北京请假回高阳探亲，路过肃宁县时，正赶上全县在西关举行文艺汇演。不少参加汇演的人是我的学生。他们听说我路过这里，便半道上把我接到了肃宁城里，并要我帮助演出一场。当天夜里我唱了一出《嫁妹》，招得几十里地的群众都来观看，唱完谢幕十几分钟，观众热烈鼓掌不肯散去，这场面真使我感动。第二天，他们还要我再演一场《通天犀》。我因为请假日期较短，实在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好再三道歉，最后让我的弟子韩建成代我演出了一场《时迁偷鸡》，才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一九八〇年北昆剧院到高阳一带旅行演出。我因为年岁大了剧院没让我去。阴历二月初二是河西村逢庙会的正日子，这天夜戏由我的孩子侯广有主唱《钟馗嫁妹》，海报一贴出来，附近几十里地的农民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纷纷赶来购票，特别是一些上年岁的观众，热情更高。他们说看不上侯玉山我们能看看他儿子的戏也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机会。那天夜场，三角钱一张的戏票，售了两千多张，把个小戏场无法长挤得水泄不通，真是盛况空前。
在家十年，连高阳河西村带肃宁高家口村，我先后教过上百名学生。这些学生虽然都是长期跟我学戏的，可以说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但大都没有履行过拜师手续。后来有的人当了专业演员或戏校教师，也还提议要向我补行拜师礼，大都被我回绝了。这主要因为我对拜师问题，向来有自己的看法，故而基本不收弟子。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拜师问题的一点个人见解吧。
二十一，我对拜师问题的看法
我从事昆曲事业八十年，连农村带城市，先后给几百名中青年演员说过戏，教过功。还给歌剧、话剧、舞蹈、梆子、京剧以及其它戏曲剧种的演员传过艺，但正式向我磕过头拜过师的人，却是为数甚寥。这主要因为我不大喜欢人们这样做。我觉得，严格的师徒关系，有时反倒会使教与学显得过于拘谨。再说拜师花钱浪费，仪式又挺繁琐。如果徒负虚名而无实效，反到不如来点真格的实惠。鉴于此，所以我基本是“紧闭山门”，非到万不得已才收个“开门弟子”。但是，无论拜不拜师，教他们学戏我却是义无反顾，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剧种，更不分名演员与一般演员，本市演员与外地演员，只要有人找我学，我就诚心实意教。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这么做，我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无可推卸。
一九三六年，我随祥庆去山东济南演出时，头一天的打炮戏，是侯炳武主演《别母乱箭》，韩世昌、白云生主演《水漫.断桥》，我和魏庆林等人合演《通天犀》。山东省立剧院的王泊生院长，带领全院京、昆、徽、话等各剧种的学员来北洋大戏院观摩，看完戏之后，昆曲班的七名唱花脸的演员没有走，请求他们的院长到后台与我商量要学《通天犀》。王泊生与昆曲班教师田瑞庭向我说明来意后，我立即应允了下来。我觉得青年人愿意学本事，这是好现象，求之不得。我们老一辈应全力支持和鼓励，哪能却之门外？从那时起，每天一早田瑞庭便带这七名花脸学员来祥庆驻地学戏，前后二十多天。我极力排除各种杂务的干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争取早日教会他们，终于在我临走前，这七名学员都学会了《通天犀》中青面虎的全部表演。记得这七名学员是许元昌、张宝彝（此二人今在南京京剧团），李懋文（今在湖南湘昆剧团）、王平（今在中央歌舞剧院）、白鸿林、范超俊（此二人现在山东戏校教学），还有一位叫赵质朴的（今不知在何处）。当时他们也曾提出要履行拜师手续，让我给搪塞过去了。事实证明不拜师他们不是也学到了真东西吗？如今算来事情过去近五十年了，这七名学员眼下也该是六十左右年岁的老人了。
同年我在苏、杭地区演出时，这一带的专业昆曲班社和业余昆曲曲会相当多，也有不少人向我学过戏，更有人提出过要拜我为师。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杜门回绝，但也和往常一样，不惮劳碌倾囊相教。如今活跃在南昆舞台上的一些花脸演员，不少是向我学过艺的。至于北昆向我学过戏的演员，那就更多了。几乎所有唱花脸的甚至唱老生和旦角的也大都跟我学过功或问过艺。比如，南昆主要演员方洋（主演《醉打山门》的演员），陈志平（主演《火判》、《花荡》的演员）；湖南湘昆剧团的雷子文（主演《山门》的演员）和武汉戏校花脸教师谢宗俊，以及我们北昆当前年富力强的演员周万江、贺永祥、侯宝江、侯广有、刘国庆、张敦义、代祥祺、张增群、王涓以及学员班教师陶小庭，中国戏曲学院教师侯新英，已故著名昆曲演员白玉珍和白玉珍的儿子白士林、女儿白小花。如今在石家庄戏校的高生门，在天津戏校的贺永泉，在广州戏校的王石，在空政文工团的马希图、张振铎，在海政文工团的邱凤山，在总政文工团的张文明、聂茂林、刘淑珍，在京剧界的姜茂贤，梆子界的赵太平以及改了行的高文魁、侯丑、侯平等等，都是我的学生。连比我大四岁的高腔演员白惠安（白永宽的儿子）当初也跟我学过《敬德装疯》。女演员李秀玉，张玉文等也都跟我学过旦角剧目。就连从事戏曲教学工作数十年的北京戏校老教师、七十多岁的姜涛和六十多岁的崔荫轩，如今也经常找我求教。我始终本着知无不告、告无不尽的原则，给予力所能及的传授和示范。一九八二年夏季，北昆又招收了一批小学员。这些孩子们，年龄都是十一到十二岁，属于刚开始学戏的“蒙童”。尽管是些蒙童，我也偶尔去到练功房给他们指点指点。按岁数讲，他们似乎应算是我的第四代学生了。因为他们的老师的老师不少人都是我教出来的。如今我九十多岁了又来教他们，所以说这是第四代学生恐怕也不为过分的。
有人说我在“玩老命”，这么大岁数还不在家颐养天年，跑来跑去的为了个什么？我的回答很肯定：为了报答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德，也为了昆曲艺术事业能兴旺发达和后继有人。要不是党和人民政府，恐怕昆曲早在解放前就绝响了，哪还谈得上继承发展，哪还会有今天的北昆剧院。没有北方昆曲这个剧种的存在，我自己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从施展的，何况自己并无什么特长，所以说昆曲事业能有今天，我们昆曲艺人能有今天，全都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二十二，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拯救行将泯灭的北方昆曲，及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当年十月，政务院文化部便派人到河北农村寻访失散的昆曲艺人。同年十一月，我和孟祥生、侯炳文等六七名昆曲演员，便被接来北京，并分配了合适的工作，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文化部就已经把沦落在城市里的韩世昌、白云生、马祥麟、侯永奎、魏庆林、吴祥祯、陶小庭等人聘请了出来，为恢复北方昆曲进行准备。而且，五十二岁的韩世昌，已经与京剧班同台在长安戏院演出了几场昆曲剧目《思凡》，受到了很多专家和领导的好评，同时也让社会上知道昆曲并未绝响，而是恢复在望。
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可以说是正值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需一步一步地分批办理此时组建北方昆曲剧院还顾不过来。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这批昆曲艺人，只好暂时先分配到华北人民文工团工作。一九五〇年元旦，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基础之上又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而这时期的北京人艺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团体，除话剧外还有戏曲和舞蹈音乐等艺术门类。而且也招收了一批新学员，需要有人教功，根据需要，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等同志也同我一道被分配到了人艺歌舞剧队。在这里除每天从早到晚给学员们教基本功外，偶尔还排演几出戏，但为数不多。
这年我已经虚岁六十了，由于心情舒畅、生活安定，工作劲头也就非常之大，一天到晚简直不知道倦累，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不伏老的老黄忠”。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北京人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代表党和政府讲了话。可惜我那时对四川话还听不甚懂，加上又不会作记录，因此如今想不起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只记得政务院文化部当场宣布：李伯钊同志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金紫光同志为副院长。并明确规定，我们昆曲艺人的当前任务是给青年学员教功和传戏。现在北昆剧院工作的丛兆桓、李倩影、安维黎、秦肖玉等人，都是那时北京人艺的学员，我都给他们教过戏曲基本功和戏曲舞蹈表演动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前夕，北京各界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天安门广场要组织文艺大军数千人，载歌载舞，款款通过。当时，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在咱们国家还不十分流行，民族舞和国外流行的舞蹈，北京都极少见到过。除老区带来的“过街秧歌”与“集体腰鼓”外，剩下的就是民间的旱船、高跷、龙灯、竹马之类的艺术形式了。我和几位昆曲教师琢磨，庆祝建国一周年是件很隆重的事，应该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欢悦心情，体现出大伙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意，因此应出点新花样，让它既有政治内容，又有民族色彩。于是我们决定，把昆曲传统戏《九莲灯》中跑莲花灯的舞蹈，加以改革利用，使舞台演出动作幅度小的舞姿给以夸大，将原先只用八个人演出的舞蹈场面改成数十人演跳，把演员手中原先举的莲花灯，改成红五星灯。这样既适应了广场演出大场面的需要，又增加了节日的欢快气氛，还填进了新的政治内容。结果演出效果很好，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赞许。特别引起总政文化部和总政文工团领导的注意。他们问我是怎么想出这个点子的，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党和政府对人民这么好，对昆曲和昆曲演员这么尊重，我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党和政府的，也许是出于报恩观点，出于对党和对政府的热爱之情，才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吧。
一九五三年，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也招收了一批舞蹈学员。领导上可能觉得我还能利用旧形式编点新舞蹈，于是决定调我到那里当教员。刚去没多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昆曲艺术片《钟馗嫁妹》。他们听说我在北京人艺期间曾内部示范演出过这个戏，所以便从总政文工团借调我去制片厂。说实话，这时我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一来是自己没拍过电影，没有经见过大场面，怕演不好贻笑于人；再说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同时又整整十年没正式登台公演过，确实信心不大。后来经过领导上的鼓励，自己在北影也狠练了一阵子功。终于心里有了点底儿，拍片时在摄影棚还收到了导演和专家们的嘉许，特别是钟馗表演的椅子功和喷火功，专家们看了都觉得满意。拍摄任务完成后，我在剧组总结会上发言说，这又是体现党和政府关怀昆曲艺术的一桩大事，这要是旧社会，昆曲再好也不会有拍电影的机会的。
拍完电影我又回到总政文工团舞蹈队。从这时起我坚定了要重上舞台当演员的信心。每天给学生们教完功，便自己一人关在宿舍里穿上厚底靴子对着穿衣镜练私功，一练就是一出戏，从场面表演到曲牌间奏，滴水不漏地过一遍又一遍。终于，北昆建院后把我调去当演员了。那是一九五六年夏天，南昆来北京演出《十五贯》以后的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