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死就不会死——占卜

周易象数学，是我进入中国科技史接触到的第一个领域。了解的时间越长，感觉就越糊涂。

众所周知，中国最基本的哲学流派是儒学。儒学的缘起是殷商文化，而殷商文化的核心就是占卜。商王每事必占，除了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甲骨文，也留下了儒学经典宝库。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就是这样一部占卜之书。历朝历代，不管占卜之法出于哪一家，都会言必称周易，除了拿儒家给自己脸上贴金外，周易的思想确实影响极深。然而，人们又很容易想起“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孔子，却又对《易经》爱不释手、韦编三绝，这着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一桩怪事。

在谈及占卜之前，要先澄清一个流传甚广的误区。那就是，占卜不等于算命。

现代人一说起占卜，就几乎与算命、八字这些事情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占卜是人类共有的文化，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出现占卜。西方有占星术、占数术、塔罗牌等等，其源起各不相一。中国传统则有以周易象数学为基础的，龟甲、蓍草等占卜之法，发展到后来，占卜术进一步简化，出现了铜钱占卜法、梅花易数、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的占卜术有着十分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占卜术，完全依赖概率，没有任何主观成份。西方的占卜术，则很大程度受主观的影响，比如人的生辰八字、或者占卜者对被占卜者的了解等。中国古代，至少宋以前，没有所谓“算命”这一说。

的确，我们有很多文人笔记，记录着对某些名人的品评，也有类似“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样预测性质的话。然而这些和算命都相去甚远。人物的品评通常是从道德层面的说教为出发点，并不是通过诸如生日、姓名等客观因素，推导主观上的人生际遇。

同理，中国古代婚礼的确有纳吉一说。先秦时期的婚礼纳吉，完全依赖周易卜筮，和新人的八字无关，也不会因为“八字不合”这种不靠谱的理由就拒绝婚姻。先秦的婚礼在历代都有简化。到宋朝，已经基本没有纳吉这一步了，最多就是在老黄历上翻一个良辰吉日完婚即可。合八字是明清以后自西方传入的，具有典型西方占卜术的特征。所以我一向不主张合八字一类的事情，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所谓八字、生辰，这些都是西方占卜术，尤其占星术的特征。占星术大约在明朝时传入中国，又与传统占卜术结合，才形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所谓“算命”这种占卜形式。所以本质上，算命是西方传入的东西。读者一定要明白，西方传入的不光是只有现代科技，其迷信的程度，是远超古代中国人的。

中国的占卜术，本质上就是在使用概率，从占卜之法就能看出来。最早殷商时期的占卜，就是烧龟甲牛骨，根据烧出的裂纹来判定吉凶。这种方法首先完全客观，烧出的裂纹无法人为操纵，完全随机形成。其次，判定的结果只有“吉”和“凶”这两种，不会有更多人为、主观的判词。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在抛硬币。而且抛硬币还有人为操纵的可能，比如特殊制造的硬币、或特殊的手法，使某一面出现的概率总是高于另一面。而烧龟甲牛骨则显然很难作假，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用需求的加深，仅仅是“吉”“凶”二分的占卜之法就显得过于陈旧了。这个时候，周易体系中最重要的揲蓍法也就应运而生，该法与周易整个体系一道，构成了中国占卜术的核心内容。

揲蓍法的出处，是易传系辞中关于卜筮之法的记载，也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开头的那一段。不过，这一段并没有准确记载揲蓍法的详细流程，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揲蓍法是取蓍草（艾草）的茎来完成，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堆小木棍儿。占卜之时取多少根儿，这个没有定论。汉代扬雄取36根儿，而宋朝以后基本取49（50-1）根儿。我们现在是沿用宋朝的方法。

占卜之前什么沐浴更衣之类就不说了。占卜时，就是将这一堆木棍儿，随机地用双手分配，然后把分配好的木棍儿的数量按一定规则取余数。如此反复施为三次，就能得到一组四个数，24、28、32、36。这四个数就构成了周易中的老少阴阳，同时可以生成本卦和变卦。

关于揲蓍法的具体细节，宋朝时曾发生过激烈的讨论，尤以郭雍和朱熹为最。郭雍给出的方法叫“过揲法”，朱熹给出的方法叫“挂扐法”。两者大同小异，只是在操作细节上有一个“挂一”的程序，郭雍的方法省略了，而朱熹却强硬的一定要加上。这个我们今天看来很无聊的争论，其实非常有代表性。朱熹之所以反对郭雍的方法，原因就是，郭雍的方法最后得出的四个数字，其概率相差过大。朱熹在他的书中详细计算了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字所出现的概率（这很奇怪，因为朱熹并不是算学家），并由此来证明他的方法更符合义理（比如老阴出现的概率恰为老阳的三分之一）。因此，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朱熹本人的名气使然，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揲蓍法，基本都采用了朱熹的方法。

朱熹的方法，好处是概率分布更精确，坏处是操作要繁复一些。一通占卜搞下来，没半个小时搞不定，这实在不利于民间推广。可能马上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不直接抛铜钱算了，简单又实用。这是一个好主意。事实上，从唐朝开始，钱筮法，或称六爻法，就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依然是周易占卜的主要形式。不过，铜钱占卜与揲蓍法相比，除了失之不够庄重外，还有技术上的问题。铜钱法由于操作简单，又往往容易受人控制，结果的非客观性很高。更重要的是，铜钱出现的概率只可能是二分之一，或其幂指数，情形过于单一。而揲蓍法，只要对卜筮细节稍作调整，就能得出占卜者想要的任意概率组合，比如朱熹想要的1:3。就适用性来讲，揲蓍法显然要高出一筹。

除了钱筮法，还有一个值得讲的，就是梅花易数。梅花易数是以占卜时的年月日时为起卦点，根据其规则，一年中任何时间进行占卜，其结果都可概率均匀地落在相应的数字上。所以梅花易数基本上就是一个以年月日时为种子的求随机数程序，这和我们今天编程时广泛采用的求随机数法完全一致，科学性非常高。

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的占星术，以星座为占卜的基础，然而每月的天数又不一致，于是就出现有的星座概率大、有的星座概率小的情况，这应该说是很不科学严谨的。

关于占卜术，反传统者总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伪科学，必须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而挺传统者，则认定是现代人不懂传统、尤其不懂传统哲学，所以才会误以为这是伪科学。可是，真要讲出个子丑寅卯，又似乎语焉难详。即便你举再多亲身经历的案例，都可以用主观臆断来轻易驳斥。于是，占卜术无疑成了一大悬案。

关于占卜的科学性，并不应该是现代人才开始讨论的。荀子就已经明确讲了“善为易者不占”这样的话，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殷商时期遗留的占卜术基本上属于骗人的玩意儿。到了汉代，即使图谶之学最鼎盛的时期，张衡也曾上书议禁止图谶。而到了魏晋以后，图谶之学便多次被禁，直至绝迹。不仅如此，历代为周易作注的大家中，多数也极力回避“占卜”的探讨。但凡讲到占卜，总是一句话带过去。

然而，就在大家们都对占卜术避之不及的时候，占筮之法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讨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汉的扬雄，他首创了三进制方法，以及朱熹，他对大衍术的研究是他的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奠定其历史地位。而古代数学家中也有相当多大家参与进来。典型的有僧一行，他的《大衍玄图》今已不传，但很可能是宋朝人讨论大衍术的基础。还有秦九韶，把他的大衍求一术应用到了筮法上，而且是融合了系辞筮法和扬雄筮法，形成一个具有充分数学基础的完整筮法。虽然其影响力并不算大，但今天再去回看，也颇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总体来说，今天之人仍然很难理解，几根小木棍儿这么扔几下，如何就能“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这种骗人把戏，骗一次两次还可以，每件事情都骗，一骗还骗几千年？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商王断吉凶时，如果真是严格按吉凶各半的概率来占卜，那么最后对与错的概率也不过一半一半，一个王朝就依靠这一半的成功率存活于世五百多年？往小了说，民间结婚总要选良辰吉日，那么万一这选的良辰吉日那天恰好就是滂沱大雨、无法出门迎亲，那不是全瞎了？再比如说，如果事事都占，而且都采用五五开的概率，那么对于一些当然事件的占卜，又将如何进行？比如，我一定要占一下，明天早上太阳是否从东方升起，会不会占卜的结果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有时候，看上去很滑稽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其了解甚少的缘故。

就是因为了解得太少，反而让附会之说盛行，也进一步加深了其神秘的色彩。到了今天，很多民间爱好者为了给周易找一个合理解释，更是将各种现代数学附会于其上。有研究周易与布尔代数（二进制）的，有研究模糊代数的，有研究概率论的，有研究集合论、甚至群论的，甚而还有人把多维几何的胞腔引入进来。他们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相当唬人的学科名，叫做“科学易”。

这里我必须要指出，即便中国古代的数学的确非常发达，然而诞生于先秦、成熟于两汉的周易，绝无可能包含多么高深的数学思想。或许有人会说，《庄子》中的芥子不也启发了现代人对介子的发现吗？墨子的思想不也启发了量子卫星吗？事实上，介子的发现、量子卫星的工作完全得益于高能物理和量子物理的技术进步，庄子和墨子的贡献实在太不显然了，权当一个娱乐故事来看吧。

所以，到了历史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加有必要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好好说一说，周易和占卜，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周易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主要是从周易的文字本身中汲取有用的哲学思想。而象数则很明确的是用于占卜。古代大家们多以研究义理为主，研究象数的并不多。基本上，北宋是一个节点。北宋时期还有很多图书（河图、洛书）之学的探讨，而北宋之后，随着朱熹的最后定型，图书之学也随之转入民间，不再是显学。由此可见，占卜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其神秘色彩逐渐淡去，也就不再特别为人关注了。这也说明第一个道理，占卜是信息获取渠道尚不健全时代的一个权宜之计。

中国历史上，占卜术真正发达的时期只有两个，一个是先秦，一个是东汉。殷商时期每事必占，到了周代也基本延续。《左传》、《国语》中记录的占筮结果有16条之多，而且很多还直接主导历史进程，可见占卜的确是当时社会的重要仪式。到了两汉时期，由于“五行学说”大行其道，五行与周易结合，形成了一门全新的占卜之学，就是东汉的图谶之学。图谶之学是从西汉的易学发展而来的。西汉太学明定五经，易学居于其一。最著名的易学大家就是昭、宣时期的施、孟、梁丘。犹以梁丘为最，因为梁丘贺以学术之名上了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列，在当时应为学界最重要人物。施易和梁丘易都不传，只孟氏易传下只言片语。

施孟梁丘之后，西汉出名的尚有刘向父子、焦延寿、京房等人。其中，焦氏和京氏均有《易传》残本流传，今人称之为《焦氏易林》与《京氏易传》。不过，这些残本有多少是其本人所著，多少是后人托伪，实难考证。总之，西汉易学虽算得发达，但却流传甚少，断代非常明显。这个断代很致命，它使得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推定周易之学是如何演化成后来模样的。因此，我们今天之人要想研究周易象数学，已经不能再沿着先秦到两汉的传统研究道路，而只能扑在流传至今的各类东汉纬书上，去一窥东汉的人是怎么看待占卜之学的。

记录图谶之学的书有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白虎通义》，算是图谶之学正式得到官方的背书。《白虎通》是白虎观会议的总结，由《汉书》的作者班固编成。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是定了后世记史的体例，影响极大。太史公司马迁写史，有时候还会“自由”发挥一下，把历史情节写得生动。而班固记史，则每一个字都精心考究，从不会为了情节生动、精彩而随意添加字词。由此也可看出班固其人性格，应是相当严谨的。如此严谨之人所记下来的《白虎通》、及其图谶之学，当然不可能是凭想当然而随意发挥。

除了《白虎通》外，还有流传更广的各类纬书，也就是辅助说明儒家经典的书籍。纬书有七纬之说，但真正留传下来的并不全面，常见的只有《易纬》、《书纬》和《春秋纬》，这其中又以《易纬》中的《乾凿度》最全、也最为有名。巧的是，《乾凿度》便正是专论占卜的，这也为我们现代人回看占卜历史留下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分裂的时期，长期征战中自然会产生百战成名的英雄。然而，没有哪一个时代比得上三国的名气响亮。三国时期一个三流武将的名气，都能抵得上其它时期一个五星上将的名气。譬如，知道“潘凤”是谁的人，绝对比知道“龙且”是谁的人，要多得多。这其中，《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小说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然而我却想问，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精彩的时期，为何偏就三国能够写成这样一部影响如此深远的巨作？答案当然可以有很多，但我个人的解读则是，三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神棍辈出的时代。

神棍这种生物无时不有。唐朝的袁天纲、明朝的刘伯温，俱是半仙级别的神棍。历史上演绎传说不计其数，演义小说中也常常出场，甚至于在“五道兴唐”的传言中，袁天纲也是排名榜首。然而即使如此吹捧，袁的神棍级别依然没法达到三国那些神棍们的程度。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与正史是否为其背书有关。

袁天纲最有名的事迹，莫过于预言了襁褓中的武则天将登天子位。然而新旧《唐书》中对此都只有聊聊数语，没有具体的占卜过程，让人看了仿佛就是普通的恭维话。隋末乱世，谁当皇帝都不是没可能的。虽然武则天生于唐朝建立以后，但那时唐朝初定，鬼才知道它会不会和隋朝一样短命呢。说不定袁天纲这神棍，见人就说“你以后能当皇帝哟”，结果武则天恰好被他说中了，于是记在史书上。

二十四史中，神棍们的传，一般是放在《方术传》或《方技传》当中。《史记》有《龟策列传》，但没有到十分具体的人。《汉书》无此传。前四史之后，则多是用几句话记载生平事迹，不详细阐述其占卜之法。唯独《后汉书》和《三国志》却是将神棍们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成为现代神棍们主要引以为据的文本资料。

以《后汉书》为例，其《方术列传》中记载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时期的神棍就有华陀、左慈、费长房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在该传中的神棍于吉，《演义》中直接咒死了小霸王。当然了，这些神棍都不如《三国志》中的管辂厉害，《三国志》中的管辂绝对是神乎其技，记载于正史之中，让人不知到底是应该相信呢，还是相信呢？正是因为有了正史为神棍们背书，演义才有了夸张的基础，诸葛孔明被描写为半人半神的超级大神棍，就显得不那么违和。

管辂最牛的地方在于射覆。所谓射覆，就是别人把一个随便什么东西用布盖住，神棍们起一卦，从卦象中一看，就知道这个被盖住的东西是什么。这事儿一听就很不靠谱，真要能这么准，那治国直接全改扔棍棍不就得了？汉朝还哪里会灭亡呢。更有甚者，全中国哪里有最大的金矿，直接扔一下棍棍就能确定，那多简单啊。可是这样不靠谱的事，却偏偏堂而皇之记录于正史之上，且言之凿凿、绘声绘色。

原文中记载了人家故意刁难管辂，弄什么山鸡、燕子蛋、蜘蛛之类的让他猜，结果这老兄总是一猜即中，还每次都能说出一大堆道道来。要放到今天，那绝对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可惜的是，管辂这神奇的射覆技术并没能流传到今天。虽然三国以后射覆一直是文人雅戏的一种，但更多的演化成了猜谜游戏。《红楼梦》里有射覆游戏的全过程，基本就是覆一个字，然后用一句诗来当谜面，让射者也用一句诗来猜。这种形式，也就演化成我们能理解的样子，和管辂的射覆完全是两码事。

管辂的射覆本领是不传之密，但我们也不是全然寻不到踪迹。民国时候有个接近神棍级别的，叫尚秉和，这个人在现代神棍界也很有地位。在他的书中，老老实实的写出了他射覆的一些过程，其中有射中的，也有没射中的。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竟然还有能射中的？大千世界，千变万化，随机放一个东西竟然能够通过一些随机数就猜出来，这不是瞎扯是什么。但仔细去研究他记录的射覆过程，或许能窥见些许秘诀。比如，某一次有一个小孩拿一个橘子皮让他射，他卜了半天，答成了小木鼓。再有一次，一个人拿圆规让他射，他却答成了铜钉。还有一次，有人藏了一张烟纸，他却答成了洋铁片。这三次都没答对，但都有些接近。从他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小孩子那个，他答的是木鼓，这是一种玩具；第二个拿圆规的，他答铜钉；第三个拿烟纸的，他答铁片（应是起火用的工具）。这三样东西都应当符合三个覆者的基本特征，这说明，他射覆时首先是根据了对方的特征来缩小范围，而不是完全由随机数决定。

如果这个方案成立，我们就可以回推管辂射覆的方法了。管辂所处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那时候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或动植物均是有限多的。这有限多的物品中，又并非所有物品都能拿来射覆，它有一个容器大小的问题。将这些因素考虑之后，所谓大千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有限大小的世界，在这其中再按概率来推算，把对的那些部分写进史书里，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的模样。

不要因此而诟病史书的记载。这就如同我们今天总诟病各种民调数据一样。民调数据受人控制的因素极多，选择倾向性的调查样本，能够极大地改变统计结果。然而我们做政治、经济的，不看民调数据，又能看什么呢？同样的道理，在管辂所处的那个年代里，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就到那个程度而已。当信息掌握不全的时候，选择倾向性的调查结果，是一个常人能想到的好办法。

到了后世，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办法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三国以后，神棍的光辉事迹很难再进入正史，射覆也退到了民间和地下。当然了，唐以后中国人能接触的物品种类越来越丰富，再玩射覆游戏，就基本已经脱离概率论能控制的范围。这时候再玩传统意义上的射覆，那就不是游戏，而是搞笑。

管辂射覆的例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占卜师们并不完全依赖概率，他们还是要根据占卜的人和事来进行主观性的判断。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们又对概率分布有如此精确的要求呢？这二者难道不是一对矛盾吗？事实上，正是这个矛盾，为我们指出了古代占卜术最核心的内容。

《乾凿度》对于周易的“易”字用了“三义”来解释，即简易、不易、变易。

简易容易理解，就是说周易很简单。这就像搞物理研究的人都会告诉你物理学追求的就是简单，信不信由你。

不易，就是不变。

变易，就是变。

后两条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对矛盾体，这正与上面说的矛盾体是等价的。为什么一会儿又不变，一会儿又变？所谓不变，是指自然界的基本秩序是不变的。比如，太阳明天早上一定会从东方升起，这是不变的。用概率论的语言，这叫当然事件。所谓变，是指某些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信息掌握不充分时出现的情况），比如今年某个时间可能会发一场大水，但这个大水的时间地点都不确切。这叫偶然事件。偶然事件又叫灾变，占卜之人通常不会占自己什么时候能中五百万，而是占自己如何躲避灾祸。占卜所用的随机过程（变化），正是关于灾变的模拟。变化的两端，就是当然事件。

自然界发生的所有事件，是由当然事件和偶然事件组合而成的，并且当然事件与偶然事件是交错着发生。周易囊括了所有事件，所以既包含当然事件，也包含偶然事件。世界上每天要发生很多事。如果每一件都是当然事件，那么不管国家决策，还是个人生活，其轨迹都能固定下来。但由于偶然事件的大量存在，世界运行的轨迹才是不确定的，而身处其中的人，也就无法确知明天将要发生什么。然而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总不希望被随机数主宰自己的命运，总希望在随机之间寻找某些可能的途径，使事件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要在无穷多条路径中找到一条利于自己的路，何其难也。

举个简单例子，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炒股一个简单的盈利方案，无非是买蓝筹绩优股（白马股）。然而中国股市上，跌得渣都不剩的白马股何止一两家啊。同理，各种选股方案，市值最大法、市值最小法、ROE选股法、成交量最大法等等，没有一个能确保盈利。不仅如此，在几千只股票中，要选中一只来炒作，选哪一只呢？市场上消息满天飞，听哪个消息才能让自己赚钱呢？

对于非股权投资的短线投机客，占卜决疑似乎是一种可能的操作方法。

占卜并不是利用五五开的概率分布来随机地选择明天可能上涨的股票。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盈亏各半，最后还要输掉一部分佣金，也就是所谓的负和博弈。占卜只能帮你从几千只股票中确定其中一只，确定的方法，就是利用随机数，或者说，掷色子。选好股票之后，接下来你要不要买，什么价位上买，买多少，就完全取决于“线仙”们（很会看K线图的人）的分析。这就是所谓的解卦。

绝大多数时候，解卦比起卦更重要。历史上记载过很多经典案例。比如《论衡》中讲到的，鲁将伐越，筮得鼎卦，子贡解卦为凶，因鼎易折足，而行动要用足，所以不利。而孔子解的结果却是吉，因为他说，伐越主要是水战，不需要用足。由此可见，占卜决疑，只是一个提供方士们说辞的机会。事实上，以六爻筮法为例，解卦的方案非常之多，除了用本卦、变卦（之卦）、本爻、变爻这些常见的外，还有重卦、内卦、外卦、象、彖等等，这么多种解卦方法，基本上什么可能的答案都能解出来。

问题又来了，既然并不依赖随机数，又为何还要费那工夫去扔半天小棍棍，直接翻着《易经》讲大道理不就行了？这样的做法等于又否定了偶然事件的事实存在。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大学生喜欢去野外当驴友，虽然专家们一再提醒，这个事情很危险，但乐此不疲的人很多。的确，并不是每个驴友都会出事，如果一味杜绝，说不定就扼杀了某位冒险家的天赋。而一旦出了事，伤亡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偶然的灾变我们主观上不希望它发生，但又不应去强行阻断。就如同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明知基因突变会引起重大疾病，却始终没有进化出一个机制来避免基因突变。这是因为进化本身也同样依赖于基因突变，没有这种偶然的突变，生命就无法从单细胞生物一路进化成智慧生物。疏和堵之间，必须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

事实上，历史很多时候恰恰由某些偶然事件主导着的。若当初项庄出剑速度再快点、刘邦溜出去尿尿时间再长点，结果会如何？丘处机没有经过牛家村，结果又会如何？如果所有的决策都不包含偶然因素，这就是周易占卜中常讲的，叫不会变通。变则活、不变则死。占卜术，就是一门变通之术。

我们可以想像一个醉汉随机踱步的模型。我们在空间上排列很多格子，这些格子有随机的能量分布，一个小球按照醉汉踱步的规则随机在这些格子上行走。如果，小球完全是依照随机数任意行动，那么理论上，它在足够长时间后仍然是在原地踏步。如果，小球按照某个规则确定的行动，比如它总是往能量小的方向走，那么最终结果它一定被塞进某个能量最低的格子上、再也无法动弹。只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小球在统计意义上有序地行动，那就是把以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既考虑概率，又按一定规则行动。

周易，正是将概率和秩序统一在一个框架下的一门学问。

周易的占卜中，对于吉和凶的认定，往往是十分模糊的。除了吉凶以外，还有悔、吝、无咎等字眼，来表示处于吉凶中间的状态。不仅如此，对自己吉的事，可能对别人就是凶，反之亦然。这就是“阴阳互抱”的基本逻辑。再加上吉凶之间本身还可以变换，今天吉的事，明天可能就凶。

因此，为了判定吉凶，首先我们要完全依据概率来起卦。起卦的过程是完全客观的，概率分布必须精确固定。然后，我们对于随机起的卦进行解卦。解卦的过程遵从某种秩序，也就是周易卦辞和爻辞所确定的义理。这些义理是一个笼统的规则，它使得随机得到的数字总是在统计意义下趋向于吉的方向。于是，如果我们每事必占，而且坚持使用占卜决疑，那么虽然某些个别决策中我们会发生错误，但在大样本统计意义下，多次决策的结果一定是导向正面的。这也就是《系辞》中说的，“变而通之以尽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最后，这其实也回答了我之前的问题，就是如果占卜当然事件，结果会如何。答案是，当然事件不是用来占卜的。只有当成败两可之时，才需要使用随机占卜。完全依赖概率，优于人的主观判断。因为，人毕竟还受到感情、怯懦、贪念等的影响。而概率则是无心的，阴阳也是无心的。正因为阴阳的无心，由它决断，才是最客观高效的决策。

我把占卜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定为“不作死就不会死”，我觉得这很好地反映了占卜术的精髓。在《后汉书》中记载了许多不听术士的建议最终失败的案例，我想，当时那些术士们一定会在心里默念“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一句话。它既不是说你这样做就一定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看着悬崖还往下跳，但又似乎暗示着，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不好的。

不作死就不会死，既是一句诅咒，也是一句狠话，还反映着从事后结果看的某种必然性，同时还体现着某些先验的智慧。今天的人，当我们说出这话时，其实已经和古代那些熟谙占卜术的神棍们，发生了某种思想上的共鸣。这一个小小的“作”字，极好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内涵，这恐怕是外国人永远都理解不了的，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