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2021年南开大学世界史真题】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统治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求它不断走向扩张,把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到资本主义潮流中来。因此,资本主义建立其统治和形成世界体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并把一切“野蛮的”民族和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引起了东方各国社会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对此,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的这个精辟而科学的结论,既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适用于整个近代资产阶级的殖民制度。

这里所说的破坏性使命,指的是对亚非拉地区各种前资本主义、旧的社会结构的破坏。西方殖民者在进行这种破坏性活动时,给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种灾难和破坏性是多方面的,是最残酷的一幕。殖民者对东方国家的征服本身就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残酷的征服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质的损失,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在征服过程中以及在征服之后,殖民者往往通过公开洗劫国库珍宝,抢劫黄金、白银;勒索战争赔款;进行不等价交换,实行垄断贸易、商品专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各种残暴的手段,掠夺了难以数计的财富。1757—1815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榨取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之多。西方殖民者早期的殖民掠夺,基本上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它采用的方式既带有封建专制的野蛮性,又带有商业资本贪婪的特点。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本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工业革命后,西方殖民者在被征服地区除了保留原有的剥削方式外,更倾向于倾销商品,进一步把东方国家变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剥削方式的改变,给东方各国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灾难。来自宗主国的廉价商品在有利的关税政策和贸易垄断政策的保护下,大肆向殖民地进行倾销,摧毁了东方各国的手工业,大批手工业者破产,昔日繁荣的城市衰落了。与此同时,殖民地的农业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征服活动和残酷的剥削直接导致公共工程的破坏,大片土地荒芜,饥荒不断发生。1770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因饥饿而死者达1 000万人,占孟加拉总人口的1/3。19世纪前半期,印度先后发生7次大饥荒,约有150万人饿死。

综上所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给东方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城市衰落,商业凋敝,田园荒芜,人民贫困化。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灾难仅仅破坏了社会的表面,殖民主义破坏性的更重要的表现,还在于它消灭了东方国家原有的整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公社。破坏自然经济,将这些地区缓慢地纳入商品经济,亦即世界市场的轨道,是殖民主义最重要也最深远的破坏性使命。它使得东方国家在告别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后,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西方。

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就在于它实际上对东方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改造。殖民者的统治和剥削,在客观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前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初步形成了现代国家的版图,使得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一大体上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国家的统一为殖民地国家日后的现代化创造了政治上的必要前提。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完全征服,才真正结束了印度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此后,一支由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英印军队一方面维护着殖民统治的秩序,另一方面也维护着印度的统一局面。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保护在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的各种利益,西方殖民者还采取了各种新的手段,如大力修建公路和铁路,架设通讯线路,建立邮政系统,沟通贸易来往等,在强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和压迫的同时,也加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巩固统一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是殖民地复兴的重要前提。

其次,农村公社的解体和传统手工业的被摧毁,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创造了条件。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英国统治印度后,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对传统的土地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沉重的国家税收逐步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印度确立起了私有土地制度。通过强大的商品倾销手段和原料掠夺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切不仅摧毁了印度的农村公社和传统手工业,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由劳动力出现。这样,在破坏、摧毁旧的亚洲社会的同时,又为一个新的、现代的亚洲社会的诞生创造了初步的条件。马克思就此评论说:“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修建铁路、电讯、邮政系统等基础设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兴起。在印度,英国殖民者为了加速把印度变为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产地,加紧在印度修建各种交通和通讯网络,兴办各种与此有关的工矿企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因此,英国人的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为印度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殖民者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按照西方的模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培训了掌握近代交通、工业以及行政管理等的各方面人才;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也有部分人士留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了解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大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渐成长了一批具有初步的现代文化知识、懂得欧洲先进科学技术、并且有管理国家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西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出现,成为东方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而其中的先进分子则成为后来民族运动和各国国内改革或革命运动的先驱者。

总之,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是残酷的,像西方列强的同类活动一样,它在破坏东方的旧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给东方带来一个新世界。但不容否认,在客观上,它的确为东方带来了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上述情况说明,近代殖民主义曾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当然,它的双重历史作用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它首先体现出来的是破坏性,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表现很残酷,因而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的建设性则往往是在较后的一段历史中才表现出来,也容易为前一种使命所掩盖。一般说来,到19世纪中叶以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随着殖民主义建设性使命的逐渐体现,东方国家才逐渐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这一进程非常缓慢,然而,这种现象恰好说明世界各国、各地区,不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将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由此走上现代化的不归路。但不应忘记,这种进步毕竟是用“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