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传统社会及其形态

金观涛 刘青峰 

三 轴心文明性质之二：形形色色的有机体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因为四种超越视野的展开方向互相排斥，不同轴心文明的文化发展不会相交（如果它们不互相碰撞的话）。每个文明的超越视野中的普遍观念构成该文明的核心价值，不变的超越视野及其独特的展开逻辑共同构成一种文化传统。这一切使得轴心文明成为一种有不死传统的可继承的社会。换言之，“传统社会”从此形成了。

        在每一个轴心文明独立发展的过程中，超越视野虽不变，但由它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却可以变化，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稳态就是该轴心文明社会的基本形态。不同超越视野的社会组织蓝图有所差别，其基本社会形态亦大相径庭。

        换言之，轴心文明社会的基本形态，取决于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如何形成。其原因在于，超越视野中的价值规定了应然社会，它是具有超越视野的人对应然社会（理想社会形态）的想象，这是古文明所没有的。

        当超越视野的基本价值（终极关怀）对应然社会的想象被转化为社会行动时，各种条件（如Z治、经济、地理及其他限制因素）会细化和再刻画应然社会的结构，进而形成该文明独特的社会组织蓝图及其与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稳态，这就是超越视野对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塑造。

        下面我先以中国文明为例，讨论超越视野如何塑造中国传统社会有机体，然后再将该分析推广到其他轴心文明中。

中国文明：家国同构体

        我和刘青峰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曾谈到汉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其通过如下一些环节实现：大一统帝国建立了以后，为了让人民自愿服从统治，必须在超越视野（T4：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中寻找为其提供正当性的观念。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学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儒学成为Z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这一步实质上是用超越视野的基本价值来想象一个正当的社会（应然社会）。只要超越视野被该文明中的人普遍接受，这种想象就成为人们自愿服从统治的前提。一旦现实社会成为超越视野想象的应然社会之实现，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家”获得无可辩驳的正当性。

“家”主要包含三种形态：

        第一，由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

        第二，家族；

        第三，大家庭，大家庭甚至可以有几世同堂、数百之口的规模。

        具体来说，儒家思想把等级制家庭伦理作为道德规范，服从伦常等级是道德实践的内容。“家”是儒家社会组织蓝图中构成有机体的基本细胞。只要人们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各式各样“家”的兴起就不可避免。

        在“家”成为社会有机体基本细胞的同时，家国同构观念出现：“国”被视为“家”的延伸。原因很简单，“家”获得了正当性，大一统帝国亦必须成为超越视野价值的想象，于是“国”成为“家”的同构扩大。

        汉代儒学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皇权被视为父权的放大。臣民服从皇帝是出于“忠”，家庭成员服从父权统治的核心观念是“孝”，“孝”本是儒家伦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把父权放大为皇权，需要从“孝”推出“忠”，只有这样，“忠”才能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此，汉儒重编了孔子语录。

        汉代出现的《孝经》，将“孝”视为人的本性，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接着从“孝”推出“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样一来，“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君亦成为扩大的家庭伦理。

        与《孝经》同步形成的经典还有《礼记》，道德实践被看作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从此，维系家庭的道德实践以建立大一统帝国为目标。汉代之所以是儒家经典形成的关键性时期，其原因正在于家国同构观念必须从儒家经典导出。

        由于家国同构观念的出现，皇帝成为儒家伦理中伦常最高等级；但皇帝一个人无法管理所有的“家”，他只能通过建立官僚机构把一个个“家”组织起来。这就产生了中国传统独特的三层次社会整合方式：上层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中层是道德精英（他们放大了Z府功能），基层是一个个家族。换言之，皇帝用相信儒家伦理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依靠道德精英阶层的协同效应管理所有家族。

        必须指出，儒学中家庭和家族之外的等级秩序是由家庭伦常秩序外推而成的，其背后的划分标准是道德水平高低，故符合正当性最终标准的社会等级制度只能是道德精英Z治。“德治”蕴含着“劳心者治人”和统治地位（甚至是皇位）由“有德者居之”的理念，而且重视道德J化并视社会上下流动为正当。

        正因如此，该社会组织蓝图中形成了基于道德和学问的文官选拔制度。而且因道德的可欲性，每个人只要修身都能成为道德精英，故在道德精英视野中不同家族在原则上是平等的（除皇帝家族外）。奴隶制度、贵族Z治和军事封土制都与儒家社会组织蓝图相矛盾，这两种Z治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因得不到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支持，也是不能持久的。

        这样一来，和儒学基本价值相匹配的社会组织蓝图，只能是一幅以皇权为中心、由道德精英组成的官僚机构整合宗族的图画。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基本结构。

        家国同构在汉代确立后，在中国历史中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帝国因外来冲击变得不可欲，中国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除此之外，大一统帝国都代表了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稳态。其实，只要超越视野不变，用其想象的应然社会当然不会变。当社会组织蓝图形成后，只要它是可欲的，作为其实现的现实社会有机体当然也具有基本不变的形态。

        上面整个论述可以概括为“家”先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然后随着社会行动的展开，“国”成为这些基本细胞放大并相互整合之后形成的系统。在家国同构观念的支配下，一个个“家”被整合成大一统的“国”，这还需要道德精英治国的观念，该观念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组织蓝图。完善的社会组织蓝图一且形成，家国同构的三层次结构在其设计下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超越视野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过程恰恰与超越突破发生的过程相反。

        超越突破发生的过程是超越视野从古文明的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中脱颖而出；

        超越视野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过程则是新的普遍观念（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在超越视野支配下形成。

        在中国文明案例中，这两个过程都存在“家”作为道德的载体，后者是周代的血缘组织（宗族），前者是汉朝以来的历代家族。正因如此，“家”从周代到汉代的发展趋势呈马鞍形。

        为什么会是马鞍形呢？周代把基于家族血缘的族群传统作为道德，用其建立等级制Z治次序，跨地域组织是和“家”（宗族）连成一体的，这是“家”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汉代的“家”是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不是周代“家”的自然延续。从周代的“家”到汉代的“家”，其中有一个超越突破导致“家”衰落的过程。

        我在第一讲中分析过，正是随着周朝的衰落，道德载体从“国”变为“家”（宗族），再从“家”变为“个体”，这既是宗族的瓦解，亦是中国超越视野的形成。到战国时，为了扩大动员力，国家用行Z手段强行将大家族分解为核心家庭让更多的人来服劳役、交税，这使得战国至秦是“家”演进中的低谷。

        只有到汉朝，家族才成为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一个相反过程才启动。“家”重新兴起，日益强大并演进到更成熟的形态。换言之，“家”在中国呈马鞍形的发展历程，正反映出中国超越突破的发生以及超越视野对传统有机体的塑造（通过对应然社会的想象）。

        其他轴心文明中有无类似现象呢？印度种姓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类似于中国“家”马鞍形的变化。其原因和中国类似，种姓作为解脱等级是“解脱”这一普遍观念之载体，一开始就与超越视野的形成有关，它在超越突破后又是超越视野规定的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

        与种姓的马鞍形发展历程相对应的正是印度超越突破的发生和超越视野对印度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