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的意义在哪里？
法律的尊严、司法的独立性一直是社会热点深潭的潜在炸点，每每相关案件爆出总会激起一排巨浪。比如近期民意一边倒的于欢案，比如15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判决。不讨论事件本身的合法性，揪出法律本身来看，它是否应该受到民意或政府权力的干扰而修改裁决呢？
这里有一个日本在司法体制确立中节点式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大津案，在这个案件里也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二选一，你要国家生存还是法律尊严？
图左为津田三藏，图右为尼古拉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五月十一日，年方二十二岁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正乘着人力车队与群众的欢呼声缓慢前行，车队正钻入京都宽窄不过四米的街巷，街两旁处处张灯结彩，挂着日俄两国国旗，每隔二十米就站着一位巡警，车队一靠近，巡警们便立正敬礼。而这时，其中的一名巡警津田三藏却正目光灼灼的盯着这位威风凛凛的贵公子。津田士族出身，三十六岁的年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平时负责村中的治安执勤工作，此次因为人手不足而被临时借调过来。谁也没有想到，当车队靠近的时候，津田三藏本该行庄重军礼的右手却拔出了腰间的军刀，直直的朝尼古拉的头部逼去，两刀下去给在尼古拉的头上留下了两道长约十厘米的头骨创伤。庆幸的是，是站在尼古拉身后的表弟——希腊太子格奥尔基是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敏捷的挡住了后面的攻击并和随行的车夫控制住了津田。
大津事件的发生使整个日本陷入到近乎恐慌的慌乱中。这是日俄战争的前夕，国力的悬殊使日本政府也变得战战兢兢。事发当天的午后二时东京收到了相关电报，四时许天皇便召开了御前会议，赔款、宣战、亡国……政府方面决定严惩肇事者津田，天皇翌日亲赴京都慰问尼古拉皇太子。
审判是一定的，分歧在于以哪条法律对其论处。
明治十三年《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对天皇三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以及皇太子的加害行为以及企图加害的行为应处以死刑。
《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有预谋而杀人者当处以死刑，犯罪实施未遂者降低量刑一级或两级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按《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判决，即使重判津田三藏也只能是无期徒刑。而如果出于外交层面考虑为了处死津田三藏，则只能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做扩展解释，使其同等适用于外国皇室，而这与相当于承认了在日本法律中承认日本天皇与他国元首同级。
这也是以当时最高大院的大法院院长儿岛惟谦为代表的法院法官们与以首相松方正义为代表的内阁官僚官僚们攻防争论的焦点。儿岛坚持法律精神，不肯违背司法解释。而松方坚持：“有国方有法，国家面临重大抉择时，国之存亡优于一切。”当日，儿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呜呼，何等狂言！内阁有何权利处分犯人？这分明是要以行政权插手司法权进行非法干预！”
大法院院长儿岛惟谦
１９世纪末的日本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国民的“当事人感”极强。案件一经发生，全国各地的县村自发停止了一切祭祀和节日庆祝活动、尼古拉收到了来自日本国民的数千份的慰问信和慰问品，甚至还有一名叫做畠山勇子的县民为了向俄国谢罪而割喉自杀，可见日本国民受冲击之大。
与此同时，对津田的预审也在进行中，他表示：刺杀的念头是临时产生的，他因为尼古拉一行未先到东京觐见天皇陛下，而到各出去游山玩水而感到愤怒，认为其目的是详细了解日本的地形和装备，为今后的侵略做准备。并对西南战争纪念碑匆匆远观的不尊重举动而怒火中烧，因为在这场战役里获得的晋升和勋章是他最引以为豪的荣誉……预审完成，判决恐怕就不能以“对皇室的犯罪行为”来论处。而伤势大致恢复的尼古拉却接到停止一切活动即刻回国的命令，俄国表现出威胁震慑的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首脑们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比如：判定津田为精神病患者、雇佣杀手暗杀在黄成其病逝等等。松方首相也对本案的七位审理法官进行了一一劝说，其中四人被说服。至此，整个事件已开始朝着日本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大津案的宣判法庭
然而儿岛的内心是痛苦的，他呈上“致政府意见书”递交首相与司法大臣，并使其中被说服的两位法官回心转意。这几位法官均做好了辞职，为国尽忠的准备。事情进行到这里，结果已然明了。五月二十七在公审开始，过程中检方与辩护律师并未发生激烈争论，津田也没有过多的表情。经过两次开庭，提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结果：“被告人谋杀未遂之罪名成立，依照……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话音未落，全体法官站了起来，旁听席响起“日本万岁”的呼声。六月三日俄国政府发表声明：“判决如是依照贵国法律，则沙皇能够谅解，俄国国民也无不满。”至此日本全体国民悬着的心也算落了地。
回到最初的问题：法律的尊严、司法的独立性要如何坚持。公审开始前，内务大臣西乡远道赶来再次劝说儿岛：“你真的要为了法律毁了国家吗？”儿岛答案依旧：“要想使日本比肩海外列强，就一定要依靠对法律严格公正的执行。”政府不一定是公正的、人民不一定是理性的，法律也不曾绝对完善，但严谨不苟的执行是这个社会理应得到的公平与法制。
——本案收录于〔日〕夏树静子 著，李昊译：《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