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喻的解释传统（1）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每个神话都有其真理P3

希腊对人类经验的贡献不是发生在实际历史的层面，“而是通过它在哲学象征形式中的表达，这种象征手法声称在科学层面对所有人有效”。（p4）

柏拉图的主要概念在现代读者看起来是“奇怪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已经丧失了柏拉图一对对术语中的对立部分。（p10）

我们既不能说它们只是隐喻的——统治者的共产主义，等等——也不能说它们是实践的秘诀，而必须在柏拉图的视角里面来看它们，他既受益于他对城邦的依恋，也为对城邦的依恋所累。（p14）

沃格林口中的诋毁者如汉纳福特所讨论的，诸如波普尔、科罗斯曼、波兰特·罗素、汉斯·凯尔森。沃格林认为《国家篇》如何书写了一个关于社会历史中人类生存的戏剧性对话，而不是一个改革的政策文件，要识别柏拉图的宇宙论象征手法。洞穴喻不能被视为纯粹私人的，而是可以公开复制的，是卫士全面教育（paideia）的基础。达不到范式的标准也不会导致标准的可靠性降低。范式不是“理想”，而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它即反映了柏拉图的生存，也反映了他灵魂中的秩序。范式是宇宙中类似秩序的东西，它不是封闭在自动节奏中，而是向哲学家灵魂的深处开放。（p14-15）

沃格林把柏拉图描述为神秘主义哲学家（p17），柏拉图秩序哲学的“中心”是“神话哲学”。柏拉图的神话哲学没有被任何灵知主义诱惑去“像一本书一样打开上帝”，这很可能是因为柏拉图“分享……一个共同的希腊信仰，即神圣事物非有死者所能理解”。（P20）基督教对信仰（fides）与理性（ratio）的区分对应于柏拉图对神话与知识的区分。“理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在方向上依赖于前理智的开放，柏拉图将这种前理智的开放称为神话。（p21）

真理不是关于内在世界对象的一组主张；它是先验世界至善（summun bonum），被体验为灵魂中的一种定向力量，我们只能在类似的象征符号中谈论它。我们自己只是在“我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象征手法所到达的区分范围”之内。（p27）

为什么需要借助神话通向善：柏拉图在论述秩序的范式时之所以借助一个神话来讲述，是因为灵魂学习善的理念踏上了一条“更长、更艰难的道路”（435D），这种艰辛使得我们不得不借助神话和人间意象来理解超验的善。沃格林认为，就善的内容而言，什么也不能说。这是柏拉图的伦理学的主要洞见。善的超验性使得关于其内容的主观命题成为不可能。善的景象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行为规则，而是通过超验经验来塑造灵魂。间接地通过与景象有关的好的“产物”的功能，即太阳的功能，苏格拉底描述了这种经验的本性以及善在其中的位置（506E起）。关于太阳的命题充当一个类比（analogon），使善在理性领域（noetos topos）的作用可被理解（508C）。（p163）

沃格林论洞喻的含义：它是对哲学家教育及其在腐败社会中的命运的一个讽喻，并且它在最后暗示了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引入的目的：（1）洞喻为澄清全面教育做准备；（2）因此，全面教育、转向和善三者密切相关，转向在经验本是上海保留在狄俄尼索斯精神范围内（而非宗教皈依，对比薇依）；（3）哲学家返回洞穴只在《国家篇》的城邦中才是一个义务，而不是在周围的腐败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