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一）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年11月17日—1976年3月25日）是英国军事家、政治家、陆军元帅，第一代阿拉曼的蒙哥马利子爵。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于1887年11月17日出生在英国伦敦肯宁敦区圣马克教区一个家境清贫的爱尔兰人家庭，是牧师亨利·蒙哥马利与姆德所生的九个孩子中的一个。亨利·蒙哥马利34岁时娶了16岁的正值妙龄的姆德，姆德意志坚强，遇事不屈，她的这一性格对蒙哥马利日后的戎马生涯影响颇深。由于父亲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主教，蒙哥马利不满2周岁时便随父母来到塔斯马尼亚，一住就是12年。他早年就教于来自英国的家庭教师，因为人顽皮和不爱学习招致母亲不快，所获的知识也不多。1901年蒙哥马利随父母返回伦敦，翌年进入圣保罗公学。他爱好体育，迷上橄榄球和板球运动，作为学校第15橄榄球队和第11板球队的队长，被描述为一只灵活的“猴子”：它彪悍凶狠，精力无穷，邻近的动物见之会害怕，因为它会把它们的头发拔掉。但蒙哥马利的学习成绩不佳，被校方列入落后学生之列，评语说他要上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把握不大，必须努力学习。这个评语深探触动蒙哥马利，他决意图新，认真听课，潜心学习，进步很快。1907年蒙哥马利顺利考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8年12月蒙哥马利毕业，在同期毕业的150名军校学员中名列第36名，随后加入在当时被称为标准步兵团的英国驻印度皇家沃里克军团。

（二）8个月后他所在的第一营调至印度西北重镇白沙瓦（今属巴基斯坦），这里是英国驻军进行山地战训练的中心，经过训练后他成了步兵下级军官。1910年蒙哥马利随营队调往孟买，在此服役期间他领悟到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精通业务，他开始认真刻苦地训练。1912年5月提升为陆军中尉，1913年第一营奉调回国，驻在沙恩克利夫营地。蒙哥马利在青年军官勒弗罗伊上尉帮助下开始系统学习军事艺术，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10月13日在第一次伊珀尔战役中蒙哥马利指挥一个排击退敌人的进攻，因其作战英勇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升为上尉。由于在这次战斗中胸部受重伤，他被送回英国医治。1915年2月恢复健康的蒙哥马利在国内参加训练国民军的工作，1916年初他到法国的西线战场，升任旅参谋长。这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中蒙哥马利负责指挥一个营同敌人作战，1917年蒙哥马利参加阿拉斯地道战，从中学到陆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通过这次战斗的实际锻炼后他成了具有战斗、训练、后勤等多方面专长的军官。同年7月16日蒙哥马利升任第47师参谋长，1918年6月17日该师参加进攻里尔的战斗，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任驻防德国科隆明火枪联队第二指挥官。根据四年作战的经验时他认为：“战场上士兵的伤亡主要是指挥官无能，缺乏有效的计划造成的。指挥官必须细致地分析官兵的个性，因为他们所领导的对象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还要记住人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指挥官主观片面地将所有的人当成一个模样，那么在处理一大堆人事问题时就会带来失误。”

（三）战争使蒙哥马利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是一门高深的学问，1920年1月他在当时驻德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的帮助下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进入该学院的学员都是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军官，他们被认为是未来可以担任陆军最高指挥官的佼佼者。蒙哥马利在校期问埋头读书，刻苦钻研。1921年一年学习期满后蒙哥马利被派往第17步兵旅任参谋长，该旅被派往南爱尔兰镇压新芬党的独立活动。蒙哥马利非常厌恶这场战争，他写道：“这样的战争对官兵都是有害的，它降低军人的品格和骑士气概的标准，我为它结束感到欣慰。”1922年镇压新芬党的战争结束，蒙哥马利被调往英格兰北部第19师任参谋长。在这支部队里他研究新步兵训练和新作战方法，并与利德尔·哈特互相进行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研究和争辩，二人结成终身好友。1926年1月蒙哥马利调到参谋学院任教官，在任教的三年里他学到更多的军事理论知识，为日后担当重任打下基础。1930年蒙哥马利担任英国陆军部委员会秘书，应陆军部邀请修订《步兵训练手册》，他强调重视坦克的威力，认为应把坦克视作进攻性武器。1930年下半年蒙哥马利被提升为皇家沃里克郡团团长，从1931到1934年蒙哥马利率领营队先后在巴勒斯坦、埃及、印度等地驻防。1934年6月他奉命调离部队，去奎达（今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被提升为上校。

（四）1937年夏蒙哥马利被调回英国，任驻朴次茅斯第9步兵旅旅长，在他领导下这支部队成了英国陆军中的“明星”，因带兵有方得到当时南部军区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的赏识。1938年10月蒙哥马利被派往巴勒斯坦指挥第8师，参与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暴动，升为少将。1939年8月底英国对德宣战前几天，蒙哥马利被委任指挥一战中的“老钢铁师”英格兰第3师。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3师编入第2军，作为英国远征军的组成部分，随军横跨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1940年5目10日德国向西线发动进攻，第3师进入比利时鲁汶防御阵地，在德军强大攻势下英军被迫撤退。5月最后一周英国第二军退回到临近法国里尔的设防区，5月28日比利时投降，英军开始撤退。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说：“对这样的决策，我给它打100分。我相信历史同样会给它打100分，因为它拯救远征军的士兵，他们又可以在第二天再次投入战斗。”5月29日午夜第三师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侧阵地，防守菲利内和纽波特之间的运河线，以阻止德军进一步推进。为了防止高级军事指挥官被德军俘获，英国政府陆续将军以上的指挥官撤回本土。5月30日第2军军长回国后该军改由蒙哥马利指挥，他按照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戈特的命令率领第2军撤回英国。在撤退过程中德军以猛烈炮火袭击第2军的滩头阵地使得临时码头坍塌，蒙哥马利不得不与士兵一起沿海滩步行五、六英里赶到敦刻尔克，在那里乘上“科德林顿号”驱逐舰于6月1日回到英国。 

（五）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后重新指挥第3师，在敦刻尔克溃退中英军的辎重武器均丢在法国，国内的武器车辆仅够装备一个师，第3师被选定首先重新装备。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原定重返法国的第3师经过整编和重新装备后奉命驻在布赖顿海岸战略要地，防止德军入侵。蒙哥马利对专守防卫毫无兴趣，他以反击敌人进攻的战术，加强部队的训练。同年7月他任第5军军长，翌年4月转任第12军军长，负责防守当时被认为最可能遭受入侵的肯特地区。7月他晋升为中将，12月升任东南集团军司令，在这些岗位上蒙哥马利的指挥经验不断丰富，并努力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他命令部队不论盛夏严冬、风雨冰雪还是白天黑夜，都进行持久的连续作战训练，他规定不仅作战部队就是平时坐办公室的参谋、文书以及政治、后勤部门的官兵也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任何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经受不住这种紧张的训练就予以撤换，懒惰和不称职的老年军官不论是什么级别也被撤换掉。为了在战时不为家眷问题分心，保持部队高昂的战斗力，他一反传统命令所有随军家属立即离开驻地。经过严格整顿和训练后蒙哥马利所部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在他指挥的部队的影响下英军的训练有了一定的改进。与此同时在北非战场上德军于1942年2月和5月至6月的两次进攻中相继占领班加西、托卜鲁克、马特鲁，最后在阿拉曼一线停下来。

（六）德军距亚历山大港不到40英里，埃及指日可下，英军中东总司令克劳德·约翰·艾尔·奥金莱克拟撤退到尼罗河三角洲。8月8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任命蒙哥马利为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到任后根据新任中东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向敌人进攻，歼灭他们"的命令，着手恢复第8军的士气和组织，充实其人员和装备，解除一些贪生怕死的军官的职务，统一指挥陆军和空军，建立独立的装甲部队。经过整顿后第八集团军已达19.5万人，拥有1000多辆坦克，而北非的德意军队此时只有10.4万人，其中德国”非洲装甲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仅5万人、490辆坦克，英军在人员和装备上占了明显的优势。此时的蒙哥马利得到丘吉尔的支持，而英国的密码破译专家也向他提供隆美尔的战术计划的全部概况，在精心积聚力量后蒙哥马利于10月23日夜间命令第8集团军向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发起进攻。据蒙哥马利日记记载：“敌人知道我们将发动进攻，于是加强防御。我们不仅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在人力、坦克、大炮和其他物资方面都占有极大优势。必须发挥我们战术的优势，使隆美尔的机械化部队进退维谷。”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第8集团军迅速突破德意军队的防线，11月4日德、意军队全线溃退，蒙哥马利挥师西进。8日收复马特鲁港，11日攻克托卜鲁克，15日占领杜巴机场。1943年1月23日英军进入的黎波里，德意军队败退到突尼斯境内，在这次战役中德、意军队丧失6万人，损失坦克350辆。

（七）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战功显赫，晋升为陆军上将，获得巴斯骑士勋章。他也被人们称为捕捉“沙漠之狐”（隆美尔的称号）的猎手，而蒙哥马利通过阿拉曼一役名扬世界，被胜利鼓舞的丘吉尔甚至向世人宣称：“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再没有打过一次败仗。”1943年3月第8集团军与在北非登陆的美国第1集团军合编为北非盟军，由美国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统一指挥，进入突尼斯作战。3月20日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对马雷特防线发起攻击，经过一星期的激战后28日攻占该防线，4月6口突破加贝斯隘口，与东进的美国第2军胜利会师。20日盟军对败退的德意残军发起总攻，5月7日解放突尼斯城，13日25万德意军队向盟军投降，北非战役结束。1943年7月蒙哥马利率英军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至12月协同美军实施进军意大利南部的战役，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1944年元旦前夕蒙哥马利奉命将第8集团军交与奥利弗·利斯将军指挥，他返回英国指挥第21集团军，准备参加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军事行动。蒙哥马利负责欧陆战役开始阶段的地面作战，领导制定诺曼底登陆总体计划的任务。6月5日代号“霸王行动”的诺曼底战役开始，盟军飞机在晓幕时分猛烈轰炸德军设防薄弱的滩头阵地，陆军登上诺曼底东北部的滩头。根据蒙哥马利等人制订的计划，英国第2集团军在左翼佯攻牵制德军装甲部队的主力，美国第1集团军从右翼向南出击再折向东面。由于遭到德军顽强抵抗以及恶劣的天气，盟军进攻受挫。

（八）担任主攻的美军伤亡较大，英军伤亡较轻，这引起美国方面（特别是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的不满。8月19日盟军最终消灭诺曼底的残敌，陈兵塞纳河畔，这次战役共歼灭德军20万人，摧毁坦克1000多辆。蒙哥马利在有关西欧作战的战略方针上同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陆军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1944年8月25日盟军收复巴黎后分歧变得格外尖锐，蒙哥马利主张以巴黎为中心，集中主力向东北方向挺进，在冬季到来前夺取德国鲁尔工业区，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以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9月蒙哥马利大胆制定市场花园行动，试图在阿纳姆建立横跨莱茵河下游的桥头堡，加速进军德国。但由于缺少阿纳姆周围敌人的布防信息，这次行动遭到德军异常顽强的阻击，加之第30军团延误、第一空降师投放位置远离目标等导致盟军空降的伞兵损失惨重。在1945年1月前未能打通安特卫普港，这一计划最终破产。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主张宽大正面战略，以塞纳河为基地，向北起海牙、南至瑞士边界的正面开阔地上的莱茵河各重镇出击，以歼灭德军有生力量。但他的计划攻击面过宽，使盟军暴露自己的薄弱环节。1944年12月16日德军乘美国第8军防守的阿登地区兵力单薄，楔入盟军防线，将一个美国集团军分割为南北两部。蒙哥马利受命阻止德军攻势，并指挥北部美军，经过两个星期的战斗后消灭进攻的德军。阿登战役后盟军主攻方向定在鲁尔工业区，并由蒙哥马利担负指挥盟军作战的重任。

（九）1945年3月23日蒙哥马利指挥英、美联军强渡莱茵河，击溃北德平原的德军，日夜兼程后波罗的海沿岸挺进。5月2日到达吕贝克，封锁日德兰半岛，4日蒙哥马利代表盟军在吕讷堡荒原接受驻在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150万德军的投降，8日欧洲战场战争正式结束。22日蒙哥马利就任英国驻德占领军司令兼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委员，1946年6月蒙哥马利出任英国总参谋长。在任期间他对英国陆军的组织、训练等进行改革；建立参谋长制度，使司令长官摆脱具体事务，集中精力考虑重大军事问题；部队应学习现代战争的知识，坚持常年训练，实行国民兵役制；他极力主张战时建立的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在战后仍应继续发挥作用。同年蒙哥马利获授嘉德勋章，并被封为第一代阿拉曼的蒙哥马利子爵。1947年1月蒙哥马利应邀访问苏联，1948年10月出任由英、法、荷、比、卢五国组成的西方联盟各国陆海空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他就主张欧洲应建立共同防务，任职后他极力推动美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加入这个体系，最终促成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1951年4月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建立时蒙哥马利任盟军最高副统帅（艾森豪威尔为最高统帅），1958年9月蒙哥马利结束50年的军旅生涯而退役，他是英国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将领。退休后蒙哥马利以民间人士身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59年4月他到访苏联，1960年1月访问印度。

（十）此后的大部分时间蒙哥马利都在汉普郡奥尔顿的家中撰写回忆录及著书立说，相继出版《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近于稳健》、《领导艺术之路》、《战争史》等多部著作。1976年3月25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汉普郡奥尔顿逝世，享年88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及各界人士均对他的去世表示悼念，中国政府在唁电中称其为：“英国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蒙哥马利毕生致力于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和作风。在建军和战备训练上主张革新；在作战上主张集中兵力，积极进攻，强调战前的充分准备工作；在军官训练方面的表现也堪称优秀。蒙哥马利强调人是战争中一切成败得失的关键因素，他讲的人主要指军事统帅和各级指挥官，其作用指对部队的感召力和军人相互之间的信赖等思想、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只是许多个人和许多坦克、火炮、机关枪等等的总和，还必须来自士气、战斗精神、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信任、伙伴关系的素质以及其他无形的精神素质。两军决战实际是两种意志之间的斗争，作为高级指挥员必须具备统御风格，即一种能凝聚士兵于共同目的下的能力和意志，一种能激发鼓舞信心的性格。在道德教育上他要求通过严格训练，培养官兵必胜的信念，旺盛的攻击精神，无忧无虑的乐观情绪，艰苦卓绝的作风和健壮的体魄。他认“在人的心灵深处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要带好兵必须懂得人的这种本性，使人的情感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出来。

（十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盟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1939年至1940年任步兵第三师师长，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时参加过指挥英军从敦刻尔克的撤退。1942年8月接任驻北非英军第八集团军司令，10月23日至11月4日指挥埃及的阿拉曼战役（1942.10—11）与德、意军队激战，挫败德意联军，扭转长期失利的北非战局。阿拉曼战役后挥师西进，1943年春与盟军配合作战并执行火炬计划，在突尼斯彻底击败德意在北非的军队。1943年7月指挥第八集团军在西西里登陆作战，9月在意大利南部登陆，1944年1月被任命为盟军第21集团军群司令，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6.6）。1944年9月协助策划阿纳姆战役，损失惨重。1945年3月指挥第21集团军群横渡莱因河，打进德国本土，5月代表盟军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军北方兵团的投降。在战争中蒙哥马利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46年至1948年任英国总参谋长期间，曾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极力促进战后的西方合作。1947年访问苏联，为缓和日趋恶化的东西方关系作出贡献。

路易斯·蒙巴顿

（一）路易斯·蒙巴顿是第一代缅甸的蒙巴顿伯爵，英属印度末任总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英国海军元帅。1900年6月25日蒙巴顿生于英国伯克郡温莎堡的弗罗格莫尔宫，是王室亲属，曾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受洗时维多利亚女王给他取名叫巴滕贝格的路易斯·弗朗西斯·艾伯特·维克托·尼古拉斯。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出身于德国王室，早年放弃德国国籍，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务，1912年任海军参谋长。1913年13岁的蒙巴顿进入怀特岛的奥斯本海军学校，成为少年军校生。1914年底转入达特茅斯海军学院，1916年7月以80人里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巡洋舰队旗舰、贝蒂海军上将的狮号战列巡洋舰服役。1917年路易斯·蒙巴顿随其父亲将姓氏由巴滕贝格更改为蒙巴顿，并放弃黑森亲王的身份及殿下头衔。1918年年初蒙巴顿被调到K-6号潜艇上服役，但是只待了两个月就又被调到P-31号巡逻艇上担任少尉，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反潜警戒，并护送到法国的运兵船队。1919年1月15日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尉，并于10月从海军中暂时退役，前往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国际政治。1920年3月蒙巴顿奉令重返海军，前往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报到，然后随同威尔士亲王、约克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访问澳大利亚。1921年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上尉，又随威尔士亲王乘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出海8个月，访问印度、马来亚和日本。

（二）1922年7月18日蒙巴顿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同一位犹太富商的外孙女埃德温娜·阿什莉结婚，1923年1月蒙巴顿前往地中海舰队的复仇号战列舰报到，并前往土耳其沿海监视希土战争的进程。1924年蒙巴顿前往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学习远程联络方面的课程，此后两年中他又在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读完高级电子学理论，然后在百人队长号战列舰上服役半年。1927年1月调到地中海舰队，担任舰队司令的助理无线电通讯官，并被提升为海军少校。1931年8月蒙巴顿就任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并在12月被提升为海军中校。1934年蒙巴顿就任新建的“大胆”号驱逐舰舰长，一年后转任一战时建造的老驱逐舰“威斯哈特”号舰长。1936年蒙巴顿被调往海军部任职，负责海军航空兵事务，在任内作为皇家海军的负责人，同皇家空军争夺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1936年初蒙巴顿被爱德华八世指定为私人海军副官，爱德华八世退位后又担任乔治六世的海军副官，并升为海军上校。1939年初蒙巴顿被任命为新建的“凯利”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23日“凯利”号加入现役。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凯利”号奉丘吉尔的命令前往法国，将温莎公爵夫妇接回英国。1939年10月“凯利”号奉命北上挪威海域，为英国和挪威之间的HN和ON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在这段时期蒙巴顿发明被称为“蒙巴顿粉红”的海军迷彩。

（三）1940年3月9日在从苏格兰前往卑尔根的ON-17护航队中“凯利”号和南下的HN-17护航队中的“廓尔喀”号驱逐舰在挪威沿海的大雪天气中发生碰撞事故，两舰受损都不严重，各自驶到了原定的目的地。在船坞中检修时发现“廓尔喀”号舰尾的螺旋桨保护架将“凯利”号的舰首戳开一个口子，英国海军部对这次碰撞事件进行讯问，但由于当时海面状况恶劣，因此两舰舰长都没有受到处罚。1940年5月9日蒙巴顿率领第五驱逐舰分队在英吉利海域巡逻，接到巡逻机发回的报告称发现一支德国布雷船队，蒙巴顿闻讯后率“凯利”号、“坎大哈”号以及“大斗犬”号驱逐舰去搜捕敌舰。当天晚上23点45分德国海军S-31号鱼雷艇向“凯利”号发射两枚鱼雷，将其炸伤。在“凯利”号大修的时间里蒙巴顿将旗舰转移到“标枪”号驱逐舰以指挥第五驱逐舰分队，在11月和德国海军发生战斗，“长矛”号受创，而德舰无一损失，蒙巴顿因此受到指责。1941年4月第五驱逐舰分队调到地中海，在5月的克里特战役中“凯利”号在5月23日上午遭到大批德国飞机轰炸，最终被炸沉，128名舰员遇难，包括蒙巴顿在内的38人幸存。“凯利”号沉没后蒙巴顿奉命前往美国就任“光辉”号航空母舰舰长，当时该舰正在美国大修。1941年10月蒙巴顿被丘吉尔召回英国，被指定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负责制订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计划。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准将，并在1942年被同时授予海、陆、空三军的中将军衔。

（四）蒙巴顿的职权包括担当联合作战的技术顾问，负责训练计划，创办训练学校，研究各种联合作战战术，从小规模突袭到大规模两栖作战，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需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蒙巴顿担任联合作战司令后对德国目标发动一系列的突袭，包括1941年10月用伞兵摧毁挪威瓦格索的重水工厂，1942年2月袭击法国沿海的德国雷达站，1942年3月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圣纳泽尔港的突击，以及同年5月英国和南非军队在迭戈-苏亚雷斯港实施登陆，对维希法国统治下的马达加斯加岛进行“预防性占领”。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以及美国参战后斯大林不断要求英国和美国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为了进行登陆战术验证，同时向苏联表明盟国尚没有实力开辟陆上战场，丘吉尔指示联合作战司令部设法在法国北部搞一次较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突袭。突击计划在1942年5月拟好，当时的行动代号叫“开辙犁行动”，后来改成“50年节行动”，突袭的地点选在法国北部的迪厄普。1942年8月18日上午10时蒙巴顿下令开始实施登陆行动，由于情报泄露、准备不充分等多方面原因，登陆部队在8月19日上岸后不久即被德军击败。1943迪厄普突袭失败后为掩盖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企图，英国海军情报处展开代号为“肉馅”的欺敌活动，诱使希特勒认为盟军的下一步目标是占领撒丁岛以及希腊，蒙巴顿配合海军情报处的行动亲笔撰写欺敌行动所需的信件。

（五）西西里登陆成功后蒙巴顿和丘吉尔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参加美英首脑的“四分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协调这一战区的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军衔被提升为海军上将。1943年10月6日蒙巴顿抵达新德里，正式就任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协调指挥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各场战役。在他指挥下盟军先后在若开战役、英帕尔战役、科希马战役中击败日军的进攻，并于1945年初在缅甸发动反攻，缅甸成为除菲律宾以外盟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唯一“收复”的殖民地。1945年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市政厅举行盟国东南亚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战争结束后蒙巴顿的军衔由战时海军上将和陆空军中将变为海军少将，1946年1月2日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1946年8月23日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在缅甸击败日军的战绩，被英王乔治六世封为缅甸的蒙巴顿子爵，1947年10月28日加封缅甸的蒙巴顿伯爵和罗姆塞男爵。1946年12月18日英国内阁决定由蒙巴顿出任最后一任英属印度副王兼总督，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夫妇抵达新德里于3月24日即位。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国、朝鲜、越南、印尼等远东国家和殖民地相继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或反西方的民族独立运动，决定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多项准备工作，加快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

（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以及印度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等人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蒙巴顿也赞同印度统一建国，以便扶植建立一个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抗衡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革命浪潮。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则希望成立单独的巴基斯坦国，并以发动内战相威胁。1947年4月10日谈判最终破裂，为避免内战爆发的蒙巴顿在印度国大党同意分治的前提下开始制订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5月13日蒙巴顿将拟好的方案发给印度临时内阁讨论，6月3日晚上7点蒙巴顿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阐述英国政府战后对印政策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然后全文宣读《蒙巴顿方案》的内容。决定印巴分治后蒙巴顿对当时印度半独立的565个土邦国进行大量劝说工作，劝其加入印度（国大党只允许6个土邦加入巴基斯坦）而不要选择独立，经过劝说后绝大多数土邦与印度签署合并协议，只有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两个土邦希图保持独立地位。海德拉巴后于1949年被印度出兵占领，克什米尔则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占。1947年8月14日蒙巴顿在卡拉奇主持巴基斯坦独立仪式，随后又于8月15日在新德里主持印度独立仪式。原英属印度帝国变为印度自治领后蒙巴顿的“副王”头衔也被取消，但他被印度聘请为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

（七）1948年6月20日蒙巴顿辞去印度总督职务返回英国，重新担任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1950年6月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中将的蒙巴顿调离地中海舰队，就任第四海务大臣，负责皇家海军的补给、军饷和后勤工作。1952年5月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955年3月21日至1959年出任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1956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59年5月22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蒙巴顿为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成为英国武装力量的最高专职统帅。1965年6月30日蒙巴顿从国防参谋长职位上退休，他退休后居住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罗姆塞的布罗德兰兹庄园。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自治领（今津巴布韦）的白人总理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宣布单方面独立，建立白人少数政权。蒙巴顿作为英国政府特使派往罗得西亚，与反对单方面独立的汉弗莱·吉布斯总督一道建立一个联合抵制运动，有可能的话蒙巴顿使团将联合罗得西亚军队中忠于英国的高层军官，发动一场推翻种族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蒙巴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对其可行性提出置疑。11月26日罗得西亚政府软禁总督，英国飞机被禁止降落，切断同英国的一切联系，“蒙巴顿使团”方案无疾而终。1968年蒙巴顿牵涉到英国国内的一场政变传闻中，5月5日他的朋友休·卡德利普把英国传媒巨头、MI5的秘密代理人塞西尔·金以及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朱克曼请到布罗德兰兹庄园，一起讨论如何振兴国家精神的问题。

（八）金告诉蒙巴顿在英国国防部、三军和情报部门中已经形成一个反对工党政府的右翼军官集团，如果蒙巴顿同意出面做最高领袖，他们将动员国防部的少壮军官集团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员。在伦敦发动突然袭击，派出机枪封锁道路并实行戒严，逮捕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其他工党要员，并将其递交军事法庭，以审判其“叛国罪”。蒙巴顿以其在军队和国民中的崇高声望，将成为“救国政府”的最高独裁者。虽然蒙巴顿拒绝参加政变，但此事后来被当事人披露，引起公众哗然。1970年10月蒙巴顿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制造和部署战术核武器，由于蒙巴顿在欧洲王室有众多亲戚，在英联邦和美国军界也有众多故交，因此他退休后经常成为英国的非官方特使，出访外国参加外交活动。1966年1月代表英国女王参加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的葬礼，1973年9月代表英国女王出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国葬，1974年访问中国，1975年出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的加冕典礼及1975年访问苏联等。蒙巴顿在晚年参加记录片《海军元帅蒙巴顿伯爵的时代和生平》的拍摄工作，退休后的蒙巴顿喜爱到爱尔兰斯莱戈郡的马勒莫度假。由于该地位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边界，经常被用作爱尔兰共和军的藏身地，所以爱尔兰和平卫队（国家警察）早就对蒙巴顿发出数次警告，指他有被谋杀的可能，但蒙巴顿没有重视。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携家人在马勒莫小码头乘坐“幻影五号”游艇捕虾。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托马斯·麦克马洪先趁船上无人值守时安装一枚重达50磅（23千克）的炸弹，当蒙巴顿一家都上船后麦克马洪引爆在船上的的炸弹。

（九）蒙巴顿的双腿被几近炸断，虽然他很快就被附近渔民救起，但在上岸之前就因伤重而逝世，终年79岁。同船身亡的还有他14岁的双胞胎外孙之一尼古拉斯·纳奇布尔，他女婿的母亲布拉伯恩女爵，以及船上的15岁爱尔兰籍少年船员保罗·麦克斯韦尔。随船的蒙巴顿长女帕特里夏和丈夫的两腿都被炸断，但两人均存活。爱尔兰共和军则迅速表示对此事负责，并且宣称处决蒙巴顿是为了吸引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持续侵占北爱尔兰行为的关注，新芬党当时的副党魁盖瑞·亚当斯则称爱尔兰共和军对蒙巴顿的谋杀行动“恰恰是蒙巴顿一生都在对他人做的事。刺杀蒙巴顿的当天爱尔兰共和军还对在北爱尔兰唐郡沃伦点行军的英国陆军发动大规模袭击，共18名英军士兵丧生，包括16名伞兵团的士兵和一名英军中校，并且有6人受重伤。这次袭击被称作沃伦点袭击，并为北爱尔兰冲突中伤亡人数最严重的一次冲突。1979年9月5日蒙巴顿的国葬仪式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是1965年温斯顿·丘吉尔去世后英国最大的一次国葬，出席葬礼的除了英国王室全体成员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摩纳哥等国的君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等欧洲战败国以及希腊的前国王，美国、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泊尔、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君主、总统特使或政府代表。按照蒙巴顿生前特地声明的愿望，没有邀请日本人出席葬礼。

（十）国葬仪式后蒙巴顿的灵柩被运回罗姆塞，安葬于罗姆塞修道院的墓室中。刺杀蒙巴顿的凶手麦克马洪在1979年底被控谋杀罪，不过在1998年依据《贝尔法斯特协议》中的条例被释放，他至今仍然住在爱尔兰，且未对蒙巴顿的死表有任何歉意，仅为两名少年的死表示懊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提出“分而治之”的方案，1947年6月由蒙巴顿在“克里普斯提案”的基础上提出“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根据居民宗教信仰时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巴基斯坦由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即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构成；王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为当时的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所接受。1947年8月15日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基本未受影响，而印度独立法规定的内容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形成一些争端，其中最严重的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不久后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

第二次中东战争

（一）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全长175公里。它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缩短欧亚两洲的航程，是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运河自开通以来一直被英法所控制，1882年英国派兵占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它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1936年又签定英埃条约，肯定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二战结束后老牌殖民国家如英、法等受到很大削弱，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51年10月埃及废除英埃条约，1952年7月23日以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之后于1954年10月英国同埃及签定协定，同意分批撤军。1956年6月英军全部撤离埃及，但苏伊士运河仍为英法控制。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主要目的是为了用运河盈利筹措阿斯旺大坝的费用。此前由于中埃于5月30日建交，美国撤回对埃及的经济援助，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1956年8月16日在英法倡议下22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9月19日美、英、法召集18国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

（二）9月30日英法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10月13日安理会否决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提案，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决定采取武力来解决问题。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时法国首先提出邀请以色列加入，而对以色列来说它早已对埃及不准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不满，早在1955年11月就制定一个入侵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的作战计划，所以两者是一拍即合。1956年10月13日法以商定作战计划，14日英法又在艾登的乡村举行秘密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决定由以色列首先向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发起进攻，吸引埃军的主力部队支援。接着英法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摧毁埃及的军事基地。然后英法军队从塞得港登陆，向运河区进攻，切断埃军退路。最后由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全境，英法占领西奈半岛运河区，全歼埃军。开战前以色列军队共有10万人、坦克400辆、火炮150门、作战飞机155架，而埃及总兵力为15万人、坦克530辆、火炮500门、作战飞机255架，但仅100余架能完成作战任务。埃及许多飞行员和坦克手还在苏联接受训练，多数先进和重型装备不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况且埃及的防御重点是尼罗河三角洲及运河地区，所以在西奈半岛仅有3万人左右，兵力远逊于以色列。

（三）1956年10月29日下午5点由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埃军司令部接到前线报告后东部军区司令部于当日命令第2步兵旅的第5和第6营立即开过运河，迎战米特拉山口的以军部队。埃军总参谋部派遣第米特拉山口4装甲师的主力由运河西岸进入比尔.吉夫贾法地区，两个国民警卫旅尾随前进。第2侦察团向东南运动，企图切断以色列空降部队的退路，对米特拉山口的以军构成包围之势。米特拉山口全长30公里，两旁悬崖峭壁，十分险峻。1956年10月31日中午以军两个连（包括坦克支队和重迫击炮队组成的侦察分队）进击米特拉山口，以军一进入海坦谷地就遭到埃军5个连伏兵的袭击。埃军占据东南两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以军进退两难，只得利用临时工事进行抵抗，双方激战至黄昏，以军才占领谷地东部。以军为实现中间突破战术和威胁西奈北部埃军主力，配合202伞兵旅在南线的进攻，决定以第38特遣部队突击阿布奥格拉。

（四）阿布奥格拉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东距埃以边境30公里，向西可通运河重镇伊斯梅利亚，从阿里什到库赛马的公路也通过这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埃军在阿布奥格马的前方鲁阿法水坝等地有坚固据点，形成完整的防卫体系。1956年10月30日中午以军第7旅进至乌姆卡特父南线600米处遭到埃军反坦克火炮的袭击，损失不小。以军正面进攻失败后第7旅奉命采取迂回战术，于31日越过埃军防守薄弱的达卡山口，进逼阿布奥格拉和鲁阿法水坝。以军南部军区司令部为配合第7旅行动，命令第10步乌姆卡特夫兵旅提前于30日下午行动，由东向西正面进攻，于当晚抵达乌姆希汉和乌姆卡特夫的东线。第7旅由乌姆卡特夫南面进攻，埃军也从阿里什和运河方向调集部队增援阿布奥格拉。1956年10月31日以军以第7旅对阿布奥格拉发起进攻，受到埃军顽强抵抗和正确的炮火轰击，中午埃军两个步兵营夹击以军。以军在空军火力增援下占领阿布奥格拉，之后该旅立即分兵两路，一路向西推进，一路向东围攻鲁阿法水坝的埃军据点。埃军凭借20多个反坦克掩体组成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但未能抵挡以军的推进。以军于当夜占领该地，尔后转入防御。乌姆希汉和乌姆卡夫特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埃军依靠两个营的兵力就顶住以军两个旅的进攻。

（五）达扬总参谋长亲自督促第10步兵旅进攻乌姆卡夫特，但遭到埃军炮火猛烈袭击导致进攻屡屡受挫，旅长古迪尔被撤换。以军命令第37机械化旅乌姆卡夫特在1956年11月1日凌晨让第37旅先头部队发起进攻，遭到埃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后续部队也误入雷场，旅长戈林达阵亡，大部分官兵受伤，进攻失败。以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命令停止进攻乌姆卡夫特阵地，但这时阿布奥格拉已落入以军之手。正当埃及军队在西奈抵挡以军，大批埃军由运河开进西奈并准备大规模反击的时候。1956年10月30日下午6点英法两国借口保护运河航运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允许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否则派兵干涉。限12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两国政府立即停止在陆海空的敌对行动；两国军队相互后撤，埃及军撤至苏伊士运河西岸，以色列军撤至运河以东10英里处；埃以两国政府同意英法联军为隔离两国军队和保障一切国家船舶在运河航行而暂时占领福阿德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以色列按照早已和英法商量好的接受最后通牒要求，纳赛尔则在当天深夜加以拒绝，并于31日早晨命令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区的防空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命令阿密尔在英法军进攻时撤退西奈半岛和部队以保卫苏伊士运河。

（六）纳赛尔认为只要能守住拉法阿布、奥格拉、阿里什三角地区就能阻止以色列军从北路、中路进攻西奈半岛，而当前威胁最大的是已经到达哈萨拉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即将与米特拉山隘的空降部队会合，为此埃及军迅速将运河西岸的第4装甲师推进到哈萨拉，同时为阻止第7装甲旅与空降部队的会合而将部队推进到萨马代。遭埃及拒绝后英法空军（司令凯特利上将，拥有100余艘潜艇、650架飞机以及大量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地面部队）在1956年10月31日下午对埃及的15个机场、一些兵营和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等城市的重要经济、交通设施进行疯狂的轰炸，同时轰炸西奈的埃及部队，企图将埃军拦截在西奈半岛，使拥有250余架作战飞机的埃及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联军海军也出动对埃及港口进行袭击，掌握制海权。埃及识破英法的这一战略企图，在英法空袭后埃及总统纳塞尔为防止英法占领运河区，而使西奈部队受到夹击的危险，命令增援部队停止进入西奈。在西奈的守军迅速撤至运河区，这样埃军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撤出西奈半岛。驻守在乌姆希汉和乌姆卡夫特的埃军虽受以军三面包围，但仍然利用夜色掩护向阿里什方向撤退。1956年10月31日以军在英法空袭埃及后向开始准备撤退的埃军进攻，但沿途遭到埃军顽强阻击，至1956年11月2日凌晨以军进至阿里什时埃军主力已撤退西奈半岛。

（七）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是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沙姆沙伊赫是蒂朗海峡西岸重镇。11月2日以军第9旅开始进攻沙姆沙伊赫地区，该地的埃军两营守军在接到埃总部的撤退命令后鉴于海上有英国海军的封锁，陆路缺乏交通工具，因此只能固守阵地，以军多次发动进攻仍未得手。5日埃军在多面夹击、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丧失阵地，埃及军队这种不顾后路的打法使得军队主力得以后撤，但此时埃军主力已全部撤出西奈半亚喀巴湾岛，从而保存有生力量。埃军同英法军队的战斗主要在塞得港进行，从11月1日起英法空军对塞得港进行连续轰炸。1956年11月5日拂晓英法向塞得港空投第一批伞兵，英军伞兵600人在加密尔机场周围着陆并迅速占领机场，法军伞兵500人在富阿德港降落并很快占领供水厂。下午1时45分英法第二批伞兵又在上述两地着陆，1956年11月6日上午英法军队首先用猛烈炮火袭击塞得港防御阵地，然后2.2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开始登陆。英海军第三突击旅在塞得港登陆作战，法军海军陆战队在富阿德港登陆。6日深夜英法登陆部队沿苏伊士运河南下，企图一举占领运河区，但遭到埃军抵抗。埃及军民奋起保卫塞得港，英法第一批伞兵着陆后埃及当局通过设在各重要地点的广播，迅速告诉居民敌军降落的地点，群众立即集合起来，协助守军消灭敌人。使英法军队始终没能完全占领塞得港，先头部队只进到塞得港以南27公里的卡卜。

（八）此时苏联的注意力正为匈牙利事件所吸引，难以兼顾埃及危机。在匈牙利局势明朗化之后苏联便采取一系列行为，主要是以不同的措辞照会有关各方。在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中称以色列的行为将使以色列是否能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发生问题，致使本·古里安大为不安，赶紧向联合国表示接受其一切停火建议而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在致英国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的信中称：“如果拥有各种现代化毁灭性武器的更强大的国家向英国和法国进攻的话，那么英法两国会处于何种境地呢？”致使英法慌忙要求美国保证北约组织的团结。而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函则称：“如果这场战争不予制止则将险象环生，并能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和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原子武器的大国，对于制止战争和恢复近东地区的和平负有特别的责任，此时的美国政府既面临苏联要求联合采取决定性措施，又面临英法要求保证北约组织团结，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如果不与苏联联合采取行动，那么在运河回合中得分的将是苏联，而得罪阿拉伯国家的就是美国。经过内部的紧急磋商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声明拒绝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并以美军进入全面警戒状态为姿态，警告苏联不得进攻英法。另一方面照会英法，表明只有当苏联进攻欧洲或埃及进攻英法舰船时才有所谓大西洋的保护问题，当务之急是限英国在12小时内停火。

（九）英法以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作为三国盟友的美国也不满这次秘密行动，他们将英法的侵略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再次体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致电英国首相艾登施压。经济上美国政府故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浮动并贬值15%，同时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亦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也提交议案要求英法立即撤军，遭到英法两国否决后又敦促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战争并从埃及撤除所有外国军队。忙于匈牙利事件的苏联也插手苏伊士运河危机，甚至警告英法两国必要时苏联将动用核武器（虽然北约的情报显示苏联当时根本没有能够直接从本土袭击巴黎或伦敦的导弹）。美苏两国的介入动机各不相同，美国希望能够拉拢一批刚刚从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统治底下独立出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避免他们倒向苏联阵营；而苏联则能通过插手苏伊士运河危机淡化国际社会对其出兵匈牙利的关注。英法和以色列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苏联宣布如英法不停火时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来威胁英法。

（十）在埃及军民坚决反抗和国际社会强大舆论压力下英、法被迫在11月7日宣布停火，1956年11月22日撤出全部军队，在埃及应允以色列有蒂朗海峡水面航行和空中飞行权后以色列军队于1957年3月从西奈撤出全部军队，所遗有争议的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沿岸地区由“联合国军”暂时管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法对埃及的轰炸持续6天，地面战斗40余小时，伤亡400人，损失飞机50余架。以色列方面伤亡1000人。埃及方面死亡1000多人，伤2万多人，损失飞机200架，五大城市遭到严重破坏，1.2万幢住宅毁于战火。以色列虽撤离西奈半岛，但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亚喀巴湾的航行不再受阻。苏伊士运河危机推动英法两国在全球的庞大帝国加速瓦解，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对法国来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只有拉拢欧洲其他国家才可能与美国和苏联抗衡，制造第三股平衡力量，苏联的核攻击威胁也让法国下定决心必须研发自己的核武器。对埃及的纳塞尔来说虽然埃及在军事战略上彻底失败，但在政治上却获得胜利，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并且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根据地。

安国军政府

（一）奉系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各派军阀虽然相同，但具体环境和条件有很大差别。在形成的时间和背景上的差别，北洋军阀嫡系直系、皖系形成于清朝末期。1895年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中的统治地位，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练兵，从此以袁为首的能够左右政治的强大军事集团初露端倪。袁世凯以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逼迫清廷退位、革命派妥协，窃得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嫡系就是这样形成的。而南方军阀的形成虽然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但正式形成均在护国战争末期及其以后滇系、桂系军阀都是利用护国战争的声威将势力扩大到邻省（滇向黔、川发展，桂向粤、湘发展），从而形成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川、黔、粤、湘系军阀也多在这一时期形成。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背景却有很大区别。奉系军阀是以张作霖率领的军队为基础逐步发展而形成，即这支军队是通过镇压奉天辛亥革命和维护清王朝在奉天的统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相同，背景不同，形成之初的宗旨却与北洋军阀的直、皖两系非常相似。军阀人物出身上的差别，近代军阀人物的出身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四种：一是清代的武官，清朝灭亡后这些人掌握着军队，演变为近代军阀，这种情况在军阀人物中占多数；二是行伍出身，他们这些人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逐渐地由士兵演变成为控制一支军队、占领一块地盘的军阀，冯玉祥就属于这一类；三是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军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有些毕业于国内学校，有些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着军事发展的进程，这类人物在军阀队伍中逐渐增多；四是土匪头子出身，由土匪头目演变成为军阀，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张作霖是这类人物的典型。奉系军阀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时不仅其头目是土匪出身，而且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多有绿林经历，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汲金纯、阚朝玺等。

（二）后来王永江、杨宇霆、张学良等参与帷幄，奉系军事集团首领出身结构有所改变，但奉系仍然是以绿林出身的人物为核心。这一点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时是明显不同的。一个出身绿林的人物由于有了枪和地盘，当上了小头目后势力不断扩大，而被朝廷收编，由此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军阀，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不多见的。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说军阀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指导思想，不等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由于各派军阀头目出身、所受教育的不同，在意识形态上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互相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军阀头目们的共同信条是争兵、争枪、争地盘、争势力，认为兵多、枪多地盘就大，地盘大势力自然就大。但为了战胜对手并争取舆论，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明白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将其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分类的话可分为三种：一是尊孔读经的封建道统类；二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立法类；三是占封扶乩迷信类。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意识归入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都不太确切，张作霖戎马一生崇尚武力，追求权势是明确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中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四省区。地处边陲，广阔丰饶，在这里居住着汉、蒙、回、满、朝鲜、鄂伦春等各族人民。现在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构成其统治的区位优势，东北的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一是与外界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丰饶。以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自然资源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地理上和资源上的区位优势。在军事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东北在地缘上自成一体，与关内联系仅有西南一隅的渤海湾沿岸狭长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关要冲可供据守。

（三）山海关古称榆关，相传于583年隋文帝时所筑，后为唐朝防御契丹的边郡重镇，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既是关内防御北方的关隘，同时也是关外自成一体的关隘。张作霖多次率奉军入关争霸中原，胜时向南挺进，败时退回关外，对方轻易不敢出关征讨。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惨败，直系追击至山海关，双方摆开阵势对峙，最终谈判言和。国民党新军阀四大集团军战败奉军后最终仍以政治解决东北易帜问题的提出和实现，当然这里有诸多因素，其中地缘上的优势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无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阀，还是盘踞一隅的地方军阀都不具备奉系这种地缘优势地位。如直系和皖系都位于华中，边界相互交错，与其它派系冲突难于避免，也不利于内部的据守与巩固。在经济上控制着资源富饶、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在以农业经济占绝对比例的国度里经济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上。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与关内各省区相比时人口密度小，但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但随着关内人口不断迁入，加上其它各种因素，东北地区的农业近代化发展较早，而且进展快成就大。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农场经济、规模经营、企业化生产，尤其是粮豆的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生产自近代以来便形成地方优势。因此在奉系统治的16年间（1912至1928年）东北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而且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增长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大。在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与关内各省区相比时发展也较快，这些都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总之奉系军阀之所以由地方军阀逐渐发展成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阀，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经济支援是其它军阀所不具备的。内部统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军阀政治决定军阀派系之间的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决定军阀派系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四）奉系军阀在本质上是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的，但同国内其他各派军阀相比时它的内部统治是相对稳定的，张作霖作为该集团的首领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奉系军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三次大的动荡：第一次是因用人分歧引发的汤玉麟离张出走事件，最后汤玉麟虽然带一旅人马出走，但奉系内部统治的稳定，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次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徐世昌遵照直系的旨意，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及省长各职，听候查办。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省长。这是直系以奉攻奉，分化瓦解奉系的一着。吴佩孚想藉此以离间张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利用战败之机，瓦解一派军阀是很容易成功的。结果冯德麟、吴俊升、袁金铠、史纪常四人却联合通电：“对此乱命，拒不承认”。拒绝接替张作霖本兼各职。由此可见张作霖虽然打了败仗，但在奉系军阀中的地位还是巩固的，这不是北京政府一纸空文所能改变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尚有实力，二是他在奉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别人无法替代；第三次是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郭松龄突然举兵反奉，张作霖感到突然，当郭军攻克山海关、连山、锦州后张作霖便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并准备逃亡。在这期间张作霖曾下诏罪己，承认因连年战祸，影响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这当然不是张作霖的心里话，只是缓解矛盾争取舆论的一种姿态而已。郭军失败后对此要有所表示才符前言，于是张作霖主持会议提出让贤，他让袁金铠宣读通电，并准备于次日发表。通电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军事交吴公兴权（俊升），本人甘愿避路让贤。”还没等念完通电，吴俊升站起来说：“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撂下！”王永江也急忙表态：“唯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

（五）接着到会者几乎都发言表示现在决不是大帅引退之时，在这种情形下张作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出“让贤”的滑稽剧，大家心里都明白，但它也再次表明在如此巨大事件后张作霖在奉系暨东北的统治地位仍是十分稳固无人能替代。当时国内各派军阀首领对派系控制的能力与张作霖相比相差甚远，段祺瑞属北洋派元老，可当直皖一战失败后便失去对皖系的控制，皖系也从此一蹶不振。吴佩孚的能力与威望不在张作霖之下，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直系便分崩离析，冯玉祥独树一帜，孙传芳也另起炉灶。一些小股力量虽然继续追随着吴佩孚，吴佩孚也多方努力重整旗鼓，但直系始终未能恢复元气。比较而言奉系军阀的内部统治是稳定的，张作霖的统治地位是巩固的。能够保持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秩序最混乱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奉系统治的东北地区却相对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奉系军阀能够发展成为大的军阀集团的根本原因。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年间首先保证区域内部的统一，在1916年除东北外全国多数省区都被两三个或更多的军阀所瓜分，每个军阀所能指挥的军队都非常有限，因此为争夺控制一省或数省地盘和政权的争斗从未间断，而奉系统治的东北却保持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其二免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从1916年到1928年间除各省小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外全国性的大战有7次：1917年的反复辟战争、1918年的湖南战役、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底的郭军反奉战争、1927至1928年的奉军对抗北伐军的战争。在这7次大的战争中由奉系扮演主要角色的有4次，而只有1次郭军反奉战争是在东北区域内进行的，而且时间较短，这就使东北避免战争的直接破坏。

（六）其三能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年里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及内部统治稳固等特点，得以能够保障其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诸如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在开发矿业、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等等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社会的相对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缓慢，但与国内其它省区比较时已相当可观。在奉系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出现人口、土地、粮食三者成正比同步增长的态势，1912年至1928年东北净增人口1065.8万人，1914年至1930年东北耕地面积净增104,0667,0590亩。1912年至1930，东北地区粮食净增10,0862,0695吨。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即每增加一口人则扩大9.8亩耕地，多产10182斤粮食。粮食生产历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民族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以1905至1914年和1915至1924年两个9年的民族企业增设数字为例：纺织业前9年共建立15家，后9年共设立88家；豆油业前9年共设立54家，后9年共设立75家；酿酒业前9年共设立28家，后9年共设立78家；制粉业前9年共设立2家，后9年共设立14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这个时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难得的机会。但同时也应看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两大强邻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垄断地位给东北民族工业发展带来的困难，所以有如此程度的发展已属难得。美国学者包华德认为：“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候国内军阀混战的物力损失，农业、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这种比较性结论说明奉系军阀在其统治期间与其它各省区的军阀相比较时具有保障统治区域内社会稳定、经济正常发展的突出特点。”奉系军阀政治集团统治东北10余年并多次问鼎中原，数度操持北京政权，其首领张作霖居然还爬上北洋政府时期末代元首的宝座等等，通过研究该集团的这些特点可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对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七）安国军政府是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建立的军政府，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1927年6月18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北京就任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布军政府“组织令”，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公布九个部的总长名单，正式组成安国军政府。1928年5月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共同北伐奉系并占领北京，至此统治中国十几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束。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军事打击之下到1926年底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纷纷溃败，唯有奉系军阀还保存有相当的实力，在北洋军阀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收拢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准备集中力量对抗北伐军。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于5月1日准备兵分三路，继续北伐，与张宗昌、孙传芳及奉军等部决战于苏皖一带。5月中旬奉军与北伐军第8军唐生智部和第4军张发奎部在西平、上蔡一线发生激战，奉军溃败。5月下旬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与冯玉祥的部队先后占领开封、郑州、鄢陵、洛阳等地，奉军屡屡败退，最后撤至河北境内。这时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战场上也相继溃败，退回山东。奉军退回河北后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奉系军阀内部对于奉系何去何从这一现实问题，产生重大分歧。由于奉方用兵一再标榜反赤，而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宣布反共，因此奉方的年轻一辈主张改旗易帜，称为国民革命军，可是老一辈却不赞成。6月9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北方的政治问题，孙传芳、张宗昌及奉系将领张作相、吴俊升等参加会议。在会上张作相、吴俊升等人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但是孙传芳和张宗昌认为奉方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必然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们极力反对和谈。同时积极拥戴张作霖为大元帅，改组北京政府，以统一军令和政令，同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

（八）张宗昌慷慨激昂地说：“今后的敌人已经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还不如痛快大干。这样升格之后既若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的局面，易于号召也。”孙传芳和张宗昌的主张得到老一辈奉系将领的支持，他们都赞成推举张作霖为大元帅，破釜沉舟地与国民革命军大干一场。张作霖本人一心想当中华民国的元首，而且他也企图在北洋军阀统治发生危机和各派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攫取北京政权，并以此作为他统一号令北洋各派的招牌，所以张作霖对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的主张也表示极力支持。6月16日张作霖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等各路军队的称号一律取消，统一称为安国军，还任命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1至第7军团长。当日又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等8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同一天发表“讨赤”通电，当天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孙传芳等（张学良除外）重行互换兰谱结为7兄弟，以加强北方的团结。6月18日午后3时半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仪式，当时怀仁堂前架起机关枪，上空还有两架飞机，担任空中警戒，可谓是戒备森严。但是除放了108响礼炮之外就职仪式进行得冷冷清清，北京市民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一消息，十分平静，参加仪式的人员也仅仅限于孙传芳及奉、鲁军将领。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就职陆海军大元帅后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至此临时执政段祺瑞被逐后北京政府元首虚位以待的局面结束。军政府以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张作霖又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进行组阁，主持内阁事务，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任内阁。

（九）这届内阁的阁员名单如下：国务总理潘复、内务总长沈瑞霖、财政总长阎泽溥、外交总长王荫泰、军事总长何丰林、司法总长姚震、教育总长刘哲、实业总长张景惠、农工总长刘尚清、交通总长潘复（兼）。依据1927年6月19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规定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总揽中华民国海陆军，在军事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大元帅的命令须经国务总理副署，关系各主管部务者须有各部总长连带副署。但因国务总理由大元帅指定，所谓副署只是形式。又因军政府不设立法机关及代议机关，大元帅不受任何约束，不对任何机关负责，以军事首领的名义兼有军政两权，实际是军事独裁者。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为办事机关，府内设有秘书厅、军事办公处、庶务司、礼官处、侍从武官处、翊卫处等机构，大元帅直隶机关有平政院、审计院、蒙藏院、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司法官惩戒委员会等。军政府下设国务院，由国务员组成，职权是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司法总长、农工总长，国务员由大元帅任免。国务员组成国务会议，国务活动由国务会议议决进行。国务总理为国务会议主席，国务总理遇有事故不能列席时得呈明大元帅，以其他国务员代理。国务会议议决的内容为：命令案、条约案、决算案、预算外之支出、陆海军的编制、宣战议和、简任官的进退、各主管部争议、国务总理或各部总长认为应经国务会议事项者。国务总理职权是管领国务院，管领不属于各部的行政事务，依职权发布命令。国务院内置参议8人，简任，承国务总理之命，审议法令，院内设秘书厅、法制局、铨叙局、统计局、印铸局。军政府各部由国务员分管，设有外交、内务、军事、财政、司法、教育、交通、实业、农工等9部。各部是纯粹的行政部，缺乏独立的权限，直隶于大元帅（各部职权与编制另文）。

（十）各部设总长1人，其中军事总长的职权定为承大元帅之命，掌管本部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并辖各官署，其余各部总长除此职权外尚有两种权限：对于各省区最高级行政长官执行的本部主管事务有监察指示之责；于主管事务对于各省区最高级行政长官的命令或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呈由大元帅纠正之。每部设次长1人，辅助总长，整理部务。但军事部设4人，分掌参谋、陆军、海军、航空各署；财政部设3人，分掌盐务署及烟酒署事务。1927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战败，孙传芳乘机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浦口一带，南京一带长江北岸尽为奉军所陷。8月24日奉军南渡长江，攻占南京以东的龙潭等地。8月28日李宗仁等指挥国民革命军打败奉军，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孙传芳率奉军北撤。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部分化，使得北伐中断，北洋政府得以继续维持，甚至派兵南下进攻国民政府。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4月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张宗昌、孙传芳被相继被打垮。1928年6月3日张作霖撤离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6月4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安国军政府遂告瓦解。龙潭战役是1927年8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麾下东南五省联军与北伐军之间争夺南京外围长江沿线，在南京郊区的龙潭镇周围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龙潭战役中6万余直军战死和淹死约4万余，被俘2万余，孙传芳的主力几乎消耗殆尽，再无力南侵。北伐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也不计其数，仅仅黄埔5期学生阵亡达500人之多，战况激烈程度由此可见。这是一场恶战、血战，此战后北伐军在东南一带再无真正对手，而以北洋第二师为核心的孙传芳军事系统基本已经宣告瓦解。孙传芳也由此走向没落，渐渐告别政治舞台，而民国的基业也由此真正巩固起来。龙潭战役是孙传芳麾下东南五省联军与北伐军之间进行的一场著名战役，也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龙潭战役奠定国民政府的基业，也决定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变成光杆司令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