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上海：都市想象与日常生活的更张》

（个人学习向的摘录，侵删）

《从“隐逸”到“入世”——徐园与近代上海绅商的变迁（1883—1919）》

P57

        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批买办商人来说，虽然在商海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因为国人尚处在天朝独尊的社会心态中，从上层官员到普通百姓都认为“食夷利者贱”，对买办普遍带有一种憎恶情绪，所以买办商人始终进入不了上流社会，总感觉低人一等，往往耻言自己的买办身份。容闳曾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分，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

 

P62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寄居沪上的文人墨客大多是供职于传教士所办杂志报纸的“秉笔华士”，各大报刊的执笔人、编辑等职业文人，和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这些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依靠自己的笔墨才华在繁华都市中讨生活的职业文人和画家，在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时代还处于文化的边缘。在时人眼中，他们是文人的另类，是末路文人。左宗棠曾指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痛骂报馆主笔是“斯文败类”

 

P71

        1900年后，老园主徐棣山和何桂笙、袁祖志、王韬等老一辈深谙传统文化、谋生于沪上的雅商和雅士文人相继过世或归隐，新园主徐贯云和朱葆三、柳亚子等新一代饱受都市浸染和拥有新式学堂或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买办商人和文人等群体日益扩大。在民族救亡日益紧迫的20世纪初，通过附庸风雅来提高社会名望和不顾国家危局一味发展商业娱乐渐渐不合时代潮流，而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以及清末新政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广泛开展，积极参与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和地方公共社会事务，则成为个人获取良好社会声誉的有效途径。

        于是，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开始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慈善、大型集会演讲等社会公共事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买办商人借助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进行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以此获取一定的文化象征资本，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道德权威和中心地位，获得地方社会的主导权和都市“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地位。

 

P74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文明拒约社、内河报关行、公众演说会、商业求进会等多家团体数次在徐园集会。8月31日公忠演说会在徐园外十二楼集会，到者千余人，会长戈朋云报告开会宗旨，朱连魁、吴趼人、俞国桢等11人次第演说，均以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

 

P76

        上海徐园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近代变迁，正是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们为构建自己的身份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对传统私家园林不断调整和改造的结果。这是他们面对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近代民主革命日益高涨所做出的自觉选择，与之伴随的是，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和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变。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民国早期上海经济学知识的生产》

P111

        第一个中国股票交易所——虞洽卿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在1920年7月创建

 

P118

        虞洽卿从农商部得到了建立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准许，是由于此举背后所蕴含的抗日民族主义的因素。但他的交易所马上就受到了攻击。虞在筹建时回避了“上海股票交易协会”的会员（这些人也没有应虞洽卿的邀请加入他的交易所）。这些会员与他们新闻界和商界的支持者一起，迅速批评了虞洽卿的交易所与日本的密切联系、组织上的缺陷、投机的性质。

 

P130

        1921年底，马寅初已经开始以疾病来比喻上海信交风潮。上海交易所“不以经济学理为原则，而以赌博性质为原则”。“病”根在于股票市场本身就发行股票，而不是发行其他公司或者物品的股票。这种中国式的创新是绝无仅有的：“英美无此制，德法无此制，即日本恐亦无此制……”这种做法的危害效应被中国人对交易所的无知加剧了：“上海人初不知此，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乡下人更莫名其妙，以为是发财机会，一旦金尽，怅怅无归，蹈海而死者，又不知凡几也！”

《牛奶与近代上海都市想象——从施蛰存小说《牛奶》谈起》

P167

        机械化是卫生的前提，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全程使用机械生产的产品，是没有资格使用“卫生”这一颇具现代性的词汇。其次，机械化生产要求人手与产品完全脱离接触，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手碰触意味着增加微生物进入产品内的概率，产品无法保证“卫生”，而手工生产恰为中国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段的牛奶业是一个摒弃中国传统加工生产模式的行业。第三，“无菌”是基于现代细菌学、微生物学的发展出现的，它取代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食物“清洁”与“不洁”的模糊认知，提供了以科学为依据的精确标准——仅仅没有肉眼看不到的灰尘、污渍，闻不到异味的食物并不是卫生的，干净、纯洁的食物是没有活体微生物及病菌的食物（即使牛奶中存在被杀死的微生物，牛奶还是卫生的）。第四，密封是针对牛奶包装而言，在运输、售卖、食用的过程中，有效防止纯净的牛奶被空气中的细菌污染，是达到真正无菌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机械化大生产成为行业主流，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深入人心后，牛奶产业对于“卫生”的标准逐渐规范化。“卫生牛奶”的观念此时逐渐形成，而机械化生产则是这一现代“卫生”概念的保证。

《海上繁华：月份牌画里的民国与世界》

P254

        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记载，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遭受外商英美烟公司的挤压，竞争中“幸月份牌精美，才得以营销”。

《城市知识精英与“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北京为比较背景的近代上海地方社会（1900—1937）》

P290

        到19和20世纪之交，在开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过渡形态的绅商阶层。这一绅商阶层，身份双重，拥有士大夫的功名，经营各种洋务和实业，而且在地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晚清上海，绅商阶层非常活跃，他们由两个不同的交往网络组成，一个是以李平书为领袖的上海本地绅商，另一个是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绅商。上海本地的绅商是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阶层，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些前后相继的上海自治机构领导精英，皆是由绅商组成，而商人领袖占多数。

 

P291

       清末民初的绅商阶层只是转型时代的过渡性人物，到了1920年前后，近代的资产阶级代替了绅商阶层成为城市的主角，其标志性事件，便是该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美国留学回来的企业家聂云台代替了年长的买办朱葆三，出任新一任会长。

 

P291

        因此，就像晚清的绅商一样，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也非常注重投资教育，通过教育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征资本。聂云台在当选总商会会长之前，就与黄炎培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

 

P292

        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很少，多为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拮据，往往要靠企业界和金融界大佬支持和输血。而掌握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也乐意参与大学董事会，以此博得文化象征资本。1925年五卅运动之中，部分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脱离圣约翰，另行筹办光华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上海教育界、金融家和企业界名流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上海商界实力派人物中，金城银行行长吴蕴斋、震巽木商公会主席朱吟江、上海总商会会董赵晋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钱新之皆为光华大学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半壁江山。

 

P293

        资产阶级富于物质的力量，却缺乏精神的权威，甚至社会一般人往往对他们存有某种偏见。物质性的资产阶级即便是西方名校商科毕业，拥有一流的专业知识，比如上海的金融和实业大亨聂云台、张嘉璈、钱新之、李铭、陈光甫等皆有日本或美国的留学背景，但他们缺乏的是领导民间社会的话语权，而这样的话语权则需要有与专业知识不同的博雅之学为背景。而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一样，虽然不拥有任何权势，却掌控着主导社会舆论的话语权。于是，城市资产阶级纵然一时权倾天下，依然需要联合知识精英一起掌控地方社会。

 

P299

        上海史研究者李天纲引用梁启超的话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地方自治，一种是政府助长者，另一种是自然发达者，近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属于第一种，而上海属于第二种。由于全国一半以上的贸易、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银行总部和交通工具都集中在此，上海俨然成为“经济中央”，非各种政治势力能独自驾驭，日益强大的社会生长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上海的地方自治，其欲望和力量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而是从以强大的经济力、文化力和关系网络为后盾的城市社会中生长出来，于是便具有持久的冲动和爆发力。

 

P306

        近代上海不愧为人们心目之中又爱又憎的“魔都”，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魔力，无论这种魔力被称为近代文明还是资本主义，总之像一座大熔炉，迅速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新移民们融入其间，让他们对这座城市产生或深或浅的认同感。

P309

        启蒙不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且也是一门世俗的生意，一门可以赢利赚钱的生意。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近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

 

P311 -P312

        在近代上海的城市知识精英当中，史量才与黄炎培最具典范意义，一位是《申报》的老板，另一位是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史量才毕业于杭州蚕业馆，黄炎培在南洋公学肄业，如果从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似乎都不太纯粹和典型，但这两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地方名流，恰恰成为上海知识精英的标杆性人物，证明上海滩不在乎学历，只相信能力。史量才和黄炎培在清末民初都属于张謇为首的江苏省教育会圈子，这个圈子在上海和江苏拥有很高的文化权威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他俩通过这个圈子逐渐积累自己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象征资本，黄炎培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会握有实权的副会长，史量才则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买下了《申报》股权，一跃成为上海滩的报业大王。这两位民国期间上海地方名流中的领军人物，史量才既是具有现代新闻理念的职业新闻人，同时又涉足金融业，创办中南银行；黄炎培在掌控江苏省教育会的同时，又联合教育、金融和实业界实力派人物，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受史量才邀请，参与《申报》的舆论设计与事务管理。他们以《申报》、江苏省教育会（后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文化象征资本，编织了一个涉足教育、媒体与金融的社会网络，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P312

        众多的知识精英职业团体所构成城市的社会网络，在城市公共事务中未必都拥有文化权威和支配性权力，真正处于支配性地位的，除了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之外，乃是江苏省教育会。

 

P314- P315

        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到知识精英的身影。在前述的1905—1914年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之中，李平书作为一个拥有社会声望的官僚士绅，始终执掌上海地方自治的牛耳。到1923年至1927年的第二波高峰，江苏省教育会的袁希涛、黄炎培、沈恩孚等作为新崛起的知识精英，深入介入到地方自治运动之中，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十分重视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大都市，设立上海特别市，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市公所遂告解散，地方自治运动遭到重大挫折。尽管如此，由于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组成的地方社会依然存在，而且颇具实力，因此无法抑制地方的自主性冲动。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资产阶级与知识精英借此机会，联合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援助十九路军抵抗日军。战争结束之后，维持会并没有解散，在国民党地方当局默许之下，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出任会长，帮会领袖杜月笙、商界领袖王晓籁担任副会长，黄炎培出任秘书长。会员当中，实业界、金融界和商业界的实力人物占据主流，也有一批上海著名的知识精英，有知名会计师潘序伦、徐永祚，有闻名沪上的医学权威颜福庆、庞京周、牛惠生，有大学校长褚辅成、郭秉文、杨志雄、吴经熊、刘湛恩，有《新闻报》经理王伯奇，等等。

 

P316

        20世纪30年代初这些以上海为中心的运动，其背后都有上海地方协会的身影。而以史量才为代表的上海知识精英，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对一个专制的独裁者来说，最可怕的对手除了政敌之外，便是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所联手的社会力量，这种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的公共领域，有经济实力，又有公共舆论，是蒋介石最为忌讳的，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蒋派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史量才，所针对的不是史个人和《申报》，而是整个上海地方社会。

 

P316—P317

        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和世界的上海。近代以来政治格局所形成的南北分立，上海俨然是京城之外的第二个中心，慈禧太后宣布对八国联军宣战的时候，南方的封疆大吏以上海为后盾宣布“东南互保”，仿佛另一国度，置身于战争之外。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南北政府对峙，又是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最终催生了清帝逊位、民国诞生。“五四”爆发学生运动，读书人与北洋政府相持不下，又是上海的教育界与商界联手，发起“三罢”，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罢免了3位卖国的政府官员。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各界立即跟进，成立救国会，将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张为全民的爱国运动。

 

P317

        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来势汹涌，却无法持久，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呼应与接力就显得分外重要，学生运动蔓延到上海，便超越学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震撼全国和全世界，成为波澜壮阔的全民运动。北京是公共领域的中心，以知识分子为首；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代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通常由知识分子发动，随后由社会各阶层跟进参与。运动往往从北京开始，在上海燎原，并最终获胜。

 

P318

        20年代初的国民大会运动，则是在蔡元培的提议之下，由商界的聂云台和教育界的黄炎培主持，举行商教两界联席会议，议决发起全国八团体国是会议，邀请张君劢草拟国家宪法草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而1935年底的救国会运动，更是上海激进的知识精英取代了黄炎培这些温和的地方名流，成为领导运动的中流砥柱。最早成立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跟进的是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社会各界。当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的时候，又是上海知识精英在沪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随后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领袖之中，沈钧儒、史良和沙千里是律师，邹韬奋和李公朴是出版界人士，王造时是大学教授，章乃器是金融界人士，这表明了新一代上海知识精英身份上的多元性，而走在最前列的，竟然是沈钧儒为首的律师界和邹韬奋为代表的接近社会底层的文化界人士。

 P319

        从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知识精英联合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建构起一个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网络凭借由各种社会关系交错而成的城市社会，与国家权力有着既互动又抗衡的微妙联系。掌控上海“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是一批城市的地方名流，他们当中有知识精英，有实业界、商业界、金融界人士，也有帮会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助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城市社会。

 

P319

        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知识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艰难地坚守着这座城市的地方自治，即使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也有顽强的表现。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家国天下之情怀，这个家园，便是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上海这座城市，扩展开去，演绎为国家和天下意识。

P320

        遗憾的是，1937年之后，首先是日本侵略的炮火，然后是国共内战的硝烟，彻底摧毁了上海的经济基础和地方精英。企业和商业的凋敝、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张和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元气大伤，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战时体制而苟延残喘。他们不再像当年那般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不复成为城市的英雄。而城市的知识精英，在战后虽然因为拥有舆论的主导权而一度如日中天，但国共内战一爆发，他们便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而且因为失去了资产阶级以及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而变得力量空虚，徒有声势。到40年代，被抗战和内战摧残得奄奄一息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能量业已被掏空，资产阶级与知识精英各奔前程，各谋其路，往日的战略同盟不复存在，城市社会迅速解体，“权力的文化网络”千疮百孔。

 

P320

       上海这座曾经辉煌过的大都市已经死了，死在了战争、内乱之中。而何时新生，尚在未知之间，直到一个甲子之后，至今也尚未揭晓。

《上海美食街的诞生：云南南路和小绍兴鸡粥店叙事》

P379

        19世纪80年代，四马路（今福州路）成为租界中心街，戏院、妓院、茶馆、中菜馆、西餐厅集中在了那里。此后，随着租界扩大到北边和西边，租界中心街区北移到三马路（汉口路）→二马路（九江路）→大马路（南京路），也扩张到西边的河南路→广西路→浙江路→湖北路，那些路段也成了菜馆的集中地。另外，20世纪20年代之前，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大世界周边，也成了新的饮食业集中地。

 

P38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菜馆，大致上可区分为西菜、中菜、小食、素菜四种，菜馆实力的大小也大致是这个顺序。虽说是西菜，面向庶民，一般是广东宵夜馆等提供的中国式西洋菜。在30年代的上海已经能以大众的价格吃到中国式的西餐，当地的老板开设为白领提供炒饭和汤的“经济午餐”的西菜快餐连锁店。

        关于中国菜，20世纪30年代最受欢迎的是粤菜，其次是四川菜。粤菜是由广东人开设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先施、永安公司）内的餐馆（东亚、大东酒楼）推广的。抗日战争后，避难到重庆、习惯了四川菜的国民党有关人员等返回到了上海，上海式的四川菜开始流行，粤菜受了打击。本地的上海菜，到民国初期只有小饭店，不过，在民国时期，上流阶层做宴会的大菜馆有所增加。

 

P388

        1989年南京东路的东亚饭馆开设“食街”，提供又便宜又好吃的小吃，以此为开端，南京路和淮海路的餐馆也竞相提供小吃。同时，云南南路和乍浦路美食街大大地热闹起来。80年代末，黄河路（南京路国际饭店的旁边）和长乐路（平行于南京路和淮海路之间，成都南路以东，陕西南路以西的约1000米）也开张了很多国有、集体、个体餐厅，号称上海的“四大美食街”。

 

P390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上海的餐饮业迎来了复苏的盛况。1992—1994年，粤菜风靡一时。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广东菜在全中国的城市蔓延，后来被称为“粤菜北伐”。

        粤菜之后，从1993年起，四川菜开始流行，特别是从1992—1993年的冬天开始了“四川火锅”的大流行。此前的上海，四川菜的主流是在民国时期被改作不辣的“海派川菜”，但是这时已经没人气了。1995—1996年的冬季，海鲜白汤和麻辣红汤的“鸳鸯火锅”大受了欢迎。四川人在上海开了几家“火锅城”，大多繁荣昌盛。

 

P391

        从1995年5月开始实施“五工二休”之后，他们更能充分地确保休闲时间。工薪阶层的消费为餐饮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因此，餐馆要把食材和装饰变成不过分豪华，创出适合于市民消费水平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急剧成长的是快餐店。

 

P394

        1989年12月，肯德基的上海第一家店开张的同月，一家经营传统苏锡风味的酒楼被改建成叫“荣华鸡”的快餐店。荣华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以“中国式肯德基”为目标，“套餐”的价格设定为肯德基的三分之二左右，菜单也是针对肯德基制定的，例如，咸菜毛豆对土豆泥，炒饭对面包，酸辣菜对蔬菜色拉，豆腐花汤对饮料等。并且，不让食客自己上柜去端，采用了服务员送菜到座的原来方式。荣华鸡以“快、便、洁、廉”为目标，适应和符合越来越快节奏的大众生活消费。荣华鸡以后加速连锁化，1991年12月成立了上海荣华鸡快餐公司，隶属于上海杏花楼集团。荣华鸡展开了民族主义的广告宣传活动，以“荣华鸡、香喷喷，荣华鸡、荣我中华”作为广告语。

 

P396

        另外，沈嘉禄在《小绍兴传奇》中虚构了做上海菜的“同茂菜馆”以及做“白切羊肉”的“雅叙居”，把它们当作小绍兴的对手店，以致在云南南路出现了来找这两家店的游人。于是，小绍兴集团的总经理梅安生顺水推舟，在云南南路的美食街开张了这两家店。这是某一作家的想象实际造就了菜、店、街的事例。

 

P398

        1995年7月，徐家汇的太平洋百货在第7、第8楼设立“小吃街”和西餐馆，开设了“太平洋美食广场”，也被称为“空中小吃街”，很受欢迎，有时一日的营业额超过了3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