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和：西医为什么不会治病？（四）西医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器官不见完人。西方

刘仁和：西医为什么不会治病？（四）西医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器官不见完人。西方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普遍重个体轻集体，重局部轻整体，反映在西医上，情况相同，且越来越严重——分科分项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作为单纯的医学研究人员，如此细分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医生，也深陷在如此细分之中，又怎么能看见完整的人体和生命？   比如，我在几家大型省级医院的眼科，看见过一张巨大的眼睛透视与分解图，密密麻麻标注了近百个分项名称，并根据这张图标设立了三四十个诊室。仅仅看眼科一项，就会让病人发晕：不知自己究竟该看哪个、哪几个或哪十几个诊室，或先看哪个诊室后看哪个诊室。为此，医院还专设了咨询台，以分配病人到各诊室。   一个眼科医生，要把那一张眼睛示意图烂熟于心，也许不太难。但那对治愈眼病有用吗？中医认为肝主目，眼睛出现问题，不一定全是眼睛的问题，病因多在肝上，所以疏肝理气，往往能轻松治好眼病。西医的肤浅、短视和无效，由此可见一斑。   除眼睛外，各个组织器官或病种病名都越分越细，检查的大项小项，也越来越多，常常检查单一大摞，每张检查单罗列一大串这样那样的指标，高出标准值的，箭头向上；低于标准值的，箭头向下。一张张检查单上，或向上或向下的箭头密密麻麻，乱箭齐发，射向医生，射向病人。医生看得过来、照顾得过来吗？开药时怎么兼顾？   对病人来说，那些箭头除了增加心理负担，又还有什么意义？比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鲁若晴，临死前还抽出17管血，等这17管血一查完，还不犹如“草船借箭”一般“箭如雨下”吗？可这些“箭”对病人有用吗？   一个西医医生不管精力多么充沛，他（她）能把自己所在某系统（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的知识弄清楚就不错了，想弄清旁系统或所有系统，完全没有可能性。而病人往往不止一处有病，那么，一个有综合性疾病的病人进了医院，该找哪个科室呢？而一个只懂一个系统的医生，面对病人的多处疾病，他（她）就像瞎子摸象且只会固定摸某一处一样，能知道大象的全貌吗？又还能给予病人以正确的治疗吗？   对于情况紧急而复杂的、尤其是其中身份地位或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病人，医院也往往像后文将要提到的对待佘艳一样，进行同科或多科医生的会诊，但这种会诊，就像多个瞎子在摸象，可是摸头的只会摸头，摸耳的只会摸耳，摸腿的只会摸腿，摸尾的只会摸尾。最后来交流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只会各执一词，不可能真正让每个摸象者都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 对佘艳的会诊倒是个特别的例子，因为是同科——全成都或全国范围一些大医院血液科的“专家”在会诊，治疗方案也是大家共同决定，这就相当于一大群只会摸大象某一部位的瞎子，在摸他们最熟悉的大象部位。可这么多瞎子一起摸象（这么多“专家”一起会诊）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佘艳为什么仍然会口腔、消化道、电解质和免疫功能全面恶化而最终惨死呢？这就涉及到西医的另一个大问题了：治疗手段不但错误而且单一，对佘艳不管怎么会诊，最后的方案都只有化疗一个途径。事实清楚地说明，这样的会诊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个瞎子摸象的比喻，可能太有点不给大医院及其大专家面子，但这却是最贴近真相的比喻。一想到那么多像鲁若晴、佘艳一样的病人被无辜治死，我的愤怒之情就无以言表。所以我虽再三犹豫，仍然坚持用这个比喻。   大家都知道西药有很多毒副作用，比如降压药普遍伤肝肾，激素药普遍伤肝，伤肝就再用护肝药，但护肝药往往又伤胃，护胃药又往往伤肝，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因为西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器官不见完人的思维缺陷先天不足。这样的思维体现在制药上，就必然出现这种自相矛盾、左支右绌的难堪结果。 单纯从这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用西医药治疗病人，完全犹如盲人瞎马沼泽地，险象环生撞运气。西医医院越建越大，越建越多，与病人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是绝对的正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