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两地狱相权取其轻：NKVD将军G·S·柳什科夫向日本的叛逃（5） - 哔哩哔哩专栏 (bilib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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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竹冈被从赤塔搬到了莫斯科，并于12月5日抵达那里。他是唯一一个被送往莫斯科的年轻的日军大尉。大约三天后，一个苏军中校开始了关于柳什科夫事件的新一轮审讯。竹冈给出的回答和他在赤塔时的一样。一小时的审讯之后，他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有一位体格健硕的军官，戴着上将的肩章(他认为他是退伍军人。阿坝库莫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接任审讯。将军质问他的证词并不真实。竹冈问将军的话是什么意思。很明显，将军指的问题是，谁向柳什科夫开了第二枪？武冈后来才知道将军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在他从赤塔调到到莫斯科的那一周里，有光和夫曾在远东被单独询问，并承认射出了第二颗子弹。这个信息用电报传到莫斯科，因为他的叙述和有光和夫的叙述不同，导致竹冈直接被将军重新审问。

我承认有光和夫所说的是真的[竹冈声称]，我告诉了他[阿巴库莫夫]：“直到现在我还作证说是我开了两枪，是为了让我这个特别机构的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我没有别的意图。”然后我对苏联将军说：“你说我不诚实，但我相信苏联应该关心的不是什么我开了一枪还是两枪，而是柳什科夫现在还在逃亡还是已经死亡了。将军神情严肃地回答说：“什么是重要或不重要的是由苏联政府决定，而不是你。之后他终止了我的审讯。

苏联首先将竹冈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一年。1946年8月，一名被俄国人抓走的从1922年到1945年一直居住在大连、自称阿塔曼·G.M·谢苗诺夫的反布尔什维克哥萨克老兵出现在了莫斯科军事法庭上。竹冈作为去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谢苗诺夫的负责人被传唤去法庭作证。在简短的审讯完毕后的第二天，谢苗诺夫被绞死，这表明了如果柳什科夫也在大连被捕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竹冈在莱福尔托夫监狱呆了两年，一直是所谓的未被释放的嫌疑人。 他说他很幸运；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他从来没有像其他日本军官那样被折磨或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特别是中野间谍学校的毕业生。事实上，最后一艘苏联遣返船上仅有20名中野毕业生，而竹冈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审问者补充说到竹冈显得相当“正常”，而不是残暴的；日本没有刻意地给他洗脑。 他认为竹冈的经历是不同寻常的。

1948年6月中旬，竹冈因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和间谍活动以及反苏罪行。被判处25年监禁。竹冈对他所被指控的罪行感到震惊 (似乎不包括柳什科夫案) ，根据苏联国内刑法第58条的叛国罪，他受到了惩罚。他在法庭上并不是作为战俘被军事对待。但无论如何，他后来被送到位于莫斯科东北200公里处的弗拉基米尔老城的监狱，将在这里服刑25年。又是因为未知的原因他基本上与其他日本囚犯隔离。 然而在1956年2月竹冈在监狱里遇到了浅田，当时他带来了从上校那里得知的关于柳什科夫的最新情况。浅田说“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他完全理解竹冈的行为，并认为这是恰当的。1956年6月，竹冈在弗拉基米尔度过了大约8年的时光，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一个日本军官特别营地，他在那里被安排只种植蔬菜。尽管没有任何人向竹冈说明，但伊万诺沃显然是他被遣返回国前的最后一站。鸠山一郎(Ichiro Hatoyama)首相已经制定了一个包括遣返条款的与苏联的临时协议。实际上，竹冈很快被安置在最后一艘带走日本人的船上，并在1956年回到家乡，此时距他在大连被俘已经过去11年了。很明显苏联已经清楚竹冈的价值，现在不再关心他可能会说关于柳什科夫的案子的内容。

直到1979年竹冈公开了他的供词，在在1991年接受笔者采访时，无数关于柳什科夫的命运的谣言四处传播。即使是柳什科夫在日本最亲密的助手也不能核实发生了什么。 一名日本遣返者报告说，他最后一次在大连列车车站上惊慌失措的人群中看到了柳什科夫。柳什科夫难道还梦想着通过中国逃到美国吗？一些日本人则认为柳什科夫被抓住了，苏联军队8月15日后在大连或抚顺附近将他带走或被苏联处决。其他日本消息来源也是坦率说他们认为柳什科夫被日本军队杀死是为了救他，防止他落入苏联手中，或是为了保护日本秘密。相对知情的观点认为柳什科夫在经历七年如梦般的历程后还是固执地抵制了自杀的想法。但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竹冈大尉的名字，一组受访者认为柳什科夫是在大连被一个年轻的、新分配来的，并和他接触愉快，但最后承受不住（伪）满洲国对他的疯狂洗脑的日本特务机关官员枪杀的。

然后是安东诺夫-奥夫西恩科（Antonov-Ovseyenko）的混乱描述，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杀戮是由一名日本军官亲自造成的，一位不亚于关东军参谋长的日本军人。这位将军于1948年作为一批新的日本囚犯中的一员抵达佩乔拉(Pechora)北部。据他说，当他在这座远离满洲的监狱中，被带走并询问他所管制的“间谍第一人”柳什科夫时，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日本不相信叛徒。 我们不喜欢他们。 如果他背叛了他的祖国，什么呢阻止他也背叛那给了他庇护的国家？两年以来我们都在支持他。 我每个月都亲自付钱给他。 有一天他来像往常一样希望我资助他。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给了他装有钱的信封并 说再见。 我有个大办公室。在他到走出我办公室门之前，我想是时候用我的柯尔特射进他的后脑勺了。 我点了我的进来的副官：“把那恶心的烂摊子弄出去。

这个奇怪的版本和竹冈所说之间几乎没有一丝一致，也没承认真正的刽子手是竹冈大尉。

结论

 柳什科夫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革命时期的契卡产品，是雅戈达、叶若夫和斯大林本人等残暴首脑的忠诚和无情的爪牙。他在设计监禁、酷刑、杀人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同时驱逐被清洗人员写入名单的受害者。旧布尔什维克中列如拉平和维泽尔在他哈巴罗夫斯克总部的地牢中自杀。柳斯科夫选择叛逃到日本只是因为地理上的巧合——他在苏联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在远东。如果他是驻扎在欧洲的苏联，想必他试图逃跑会首先去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虽然他有过在莫斯科跟踪日本军官的经验，他并没有与日本人交往的经验，也没有人教唆他的飞往日本。德语显然是他唯一的外语，他在1938年时不会说日语。在三野(Sanno)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日本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有带他的妻子和女儿去日本。 柳什科夫回答说，“我不可能和家人在一起过东方的生活。”然而，他很好地适应了日本的生活。在他从来没有打算出版的那些私人照片里，他有着刮得干干净净的胡子和浓密的头发，悠闲地穿着木屐，盘腿坐着稻草垫榻榻米在他东京的日式住所，或和日本儿童玩耍。不过，他并没有穿日本服装。

他在日本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也非常敏感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好父亲和丈夫。小谷（Kohtani）少佐说“喜欢他是因为他就像我矮胖、红脸。”矢部上校也有同样的印象：“他和我年龄相仿，高度和外观也相似。 我们一起在东京走路时，他没有引起特别注意。” 柳什科夫与临时行政当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有效的交流，同时和他在库丹苏联情报办公室的同事们在一起。唯一关于柳什科夫逗留期间的真正争议在于日本人手中对他从哈巴罗夫斯克叛逃所带来的情报的价值上。一些日本评论家声称这是因为他关于红军的消息一开始并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毕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不管原来的用途是什么，它在1938年的几个月内就失去了新鲜感。日本宪兵方面的专家后来说，在他看来，柳什科夫并没有被军队启用地太多。其他日本的消息人士(以及俄国自己的间谍大师豪尔赫)却声称柳什科夫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在关于红军、内务人民委员部、党的动向，以及关于苏联人民的信息方面。在关于苏联方面的问题上、日本或当时的满洲没有其他顾问可以和他所掌握的信息想比拟。

我们的观点是，仅1938年11月的审讯就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柳什科夫掌握着的信息主题广泛，拥有大量的细节，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在西伯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席执行官的时间不到十个月。诚然，日本军队的俄国情报部门以相对快速的方式将柳什科夫榨干了。但把他交给从事宣传和破坏苏联的工作人员作为他们内部的苏联专家是大有益处的。 事实上，经常提到柳什科夫的才能主要是为了在各个行动中使用，是与苏联的“真正战争“中展开的。与此同时，他始终在东京和东京的日本陆军总参谋部(AGS)一级向帝国陆军情报机构提供援助，帮助（伪）满洲国的关东军。

柳什科夫的贡献的缺点是他对驱逐斯大林的痴迷，在个人的愤怒和怨恨的推动下，往往使他的评估出现偏差。例如，他对红军战备状态的估计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负面的特征上，而很少讲关于苏联的优势或优点。但如果没有这些优点加以平衡，如何解释斯大林政权和红军的生存能力？ 柳什科夫的评价揭示了苏联的大清洗，1941年，苏联在张鼓峰/哈桑以及芬兰和欧洲发生了逆转，同时从1941年底开始在欧洲的苏联战线上取得成功。但他没有说明红军在这方面的出色表现(这被柳什科夫在1939年公开诋毁过)。

问题的其中一部分是柳什科夫最熟悉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牌契卡和红军高级军官，如布柳赫尔和施特恩。这就是柳什科夫所属的注定要失败的同伙群体吗。如果他服从了1938年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就意味着他自己将被清算。 对他的审讯并没有指出斯大林为取代大清洗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新鲜血液，例如诺门罕和俄国西线的胜利者格奥尔吉·K.朱可夫。

柳什科夫对细节的掌控，他日益坚定的态度，以及他缺乏对出现在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了解，同时和于斯大林可怕的恐怖政策联合起来。使得日本人混淆、分散注意力，最终带来了惩罚。当然还因为柳什科夫专注于苏联出现的负面事件和其概率，这也正是日本人想听到的。因为日本军队的当务之急是在更大程度上反对共产主义，反主义，正是在这里，他们的实质性重点和柳什科夫出现了分歧。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普遍蔑视红军的军事能力。 诚然，日本陆军情报机关报告说，苏联松懈的边境警戒已经受到了惩治，而且在柳什科夫叛逃后，千岛群岛(Chientao)地区的国防已经收紧。但是，柳什科夫对大清洗所带来的所带来的军官队伍的毁灭，只加强了日本现有的认知。苏军战斗力偏弱这个印象，而他对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和质量上的弱点的详细描述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他指出了一些特定领域，如供应、卫生、训练、运输、军械、机械化和航空，再加上秘密的破坏活动的问题。日本人听到苏军战地指挥官只是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在进行指挥工作，无疑感到非常高兴。另一方面，柳什科夫通过报告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大规模集结以及莫斯科领导层日益增长的好战情绪和战争意图，促进了日本军方为从国会获得更大的年度预算而做出的长期努力。这就是日本军队希望告诉公众的那种信息。

柳什科夫详细介绍了苏联境内的颠覆活动和反对派活动，但有时无法确定他自己对NKVD所揭露的所有阴谋的真实性的信念。尽管他嘲笑斯大林在反对派被认为是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数十万破坏者、间谍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清算的做法是前后不一的，但一些日本观察家想知道，这些清洗是否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斯大林的权威，斯大林一定没有像柳什科夫暗示（和希望）的那样接近崩溃的边缘。在苏联面临来自国外的致命危险的前夕，所有潜在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了。

人们不禁想问什么被指派到苏联境外进行特别暗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动小组之一没有被指派去杀害柳什科夫。在清算第二等级的反对派时，距离当然不是考虑的因素，持对立主义的人，列如伊格纳茨·赖兹（Ignatz Reisz），内务人民委员会驻瑞士驻外特工，在巴黎叛逃，1937年夏天在洛桑附近被追踪并谋杀。阿加贝科夫是联邦政治管理局（OGPU，俄罗斯30年代秘密警察）在土耳其的驻外特工，他在1929年已经叛逃，1938年在比利时被暗杀。沃尔特·克里维斯基，1937年12月在巴黎叛逃的荷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特工，在法国的一次军事采购任务中被发现，1941年被一枪打死在华盛顿特区的酒店房间里。在柳什科夫一案中，也许斯大林不希望进一步冒犯日本当局；或者日本宪兵队的安全警戒线太严密；或者柳什科夫在更大的计划中根本不重要，不可能通过试图在国外暗杀他来庄重、夸大甚至承认他的存在。

柳什科夫的建议最不利的、意想不到的影响是它对关东军不可否认的战斗失败的影响。1939年在诺门罕爆发的战斗中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日本情报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低估了他们的苏联-外蒙古的对手，在当年5月至9月期间，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因为日本军队没有理解敌人机械化军团和远程火炮的规模和质量，没有理解弹药的丰富性，没有理解汽车运输的可用性和速度。

这一切与一年前柳什科夫声称的完全不同。 “我们对结果相当震惊，”有影响力的朝日间新闻报承认道。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柳什科夫并没有让日本人准备好面对朱可夫的指挥能力和广阔的视野。尽管写起来很痛苦，但那些关于柳什科夫是苏联人的工厂的毫无根据的指责仿佛是真的，或者至少他糟糕的建议的结果使这些指责看起来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柳什科夫是在煽动日军最一厢情愿的想法，为此他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至于抵抗斯大林政权的问题，柳什科夫谴责反对派太过喋喋不休和孤立无援。他当然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虽然他一直坚持把打倒独裁者是他的主要任务，但他不愿意屈服于他的NKVD下属和同事，也不愿意屈服于由他直接亲自指挥的6万名NKVD精锐部队（包括1.4万名边防军）。

 当他自己的最后危机在1938年3月左右迫近时，柳什科夫没有考虑到自杀是一种选择。1945年8月，俄国人参加了对日战争，并向柳什科夫最近定居的亚瑟港-大连地区大举进攻，竹冈大尉建议他自杀，他也不认为这是一种选择。在这两种情况下，非英雄式的单独飞行是他痛苦的选择，是在两个地狱之间的没有余地的选择。虽然属于他的星辰在1938年就已经陨落了，但他仍然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力，而他的家庭则为此付出了个人的代价。七年后，他仍然只有45岁，完全受制于他的日本幕僚。正是他们为他做了最后的选择，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制裁，并为他动荡的职业生涯埋下了伏笔。柳什科夫的骨灰被扔到了遥远的大连的一个陶器场，永远不会被人记住或抛弃，成为他活着时没能推翻的斯大林的迟来的但不可阻挡的受害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