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封神第一部》之观后随笔（一）

之前的笔记对于电影服化道中存在争议的设计进行了讨论，今天开始打算一边看电影一边随便聊聊，想到哪里说哪里。

电影一开始，是姜子牙以旁白形式叙述故事背景，说天地始分，女娲抟土造人，留下封神榜交由昆仑仙人保管，以便在女娲离世后、人类危难之时出手拯救。这段背景介绍我还蛮喜欢的，比如背景是帛画，女娲的形象是人首蛇身，商、四大伯侯以及冀州均以甲骨文标注，还加上各自的动物图腾，一下子就代入上古神话的神秘气氛中。

这段旁白有一处争议，有人认为，商人自称为商，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电影中说“成汤建立殷商”是错的。其实电影本是虚构的艺术，与真实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尤其这还是部神话电影，甚至剧组还在片头特意打上一行字“改编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及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 ，纠结成汤建国是国号是殷还是商其实并无实质意义。不过我还是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研究。

严格说起来，目前史学界对夏商周等先秦历史，争议和未解之谜还很多，殷商国号之争更是从古代讨论到现代，仍无定论。商朝（前1600年－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称为殷商王朝，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实证了殷商王朝的事实存在。公元前1600年商族部落首领商汤灭夏创立，商王朝经历17代31王共554年，至前1046年1月20日被周武王所灭。商朝建立后，从仲丁到盘庚的一百多年间，因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诸子弟争相代立的长期王位纷争，为摆脱政治动乱和灾害困扰，商王先后五次迁都，到盘庚在位时定都于殷，并固定下来，从此商朝也称殷朝。对于商王朝，甲骨卜辞、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尚书》、《史记》等文献称呼商朝为“殷”，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作《殷本纪》，唐人司马贞在为《史记》做索隐时解释说：盘庚迁都之前叫商，盘庚迁都之后叫殷。元明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我认为电影采用了元明时期的称呼。虽然在安阳殷墟发现了殷商王朝的考古遗址，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17万片甲骨文中，里面充斥着“入商”、“大邑商”等的记载，但没有一条“入殷”、“大邑殷”之类的记载。

上个世纪，甲骨文大师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考证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比如：“丁未卜，在【左上凵，凵中有丶，左下木，右丮】贞：王其入大邑商。”《殷契佚存》987； “王今入大邑。”《殷虚书契续编》3·24·1；“王才在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上18·2。总之，罗振玉认为，商朝一直自称为“商”，从未自称过“殷”。从成汤到纣王，商朝一直没有断绝，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都城迁到殷地，就将国号“商”改为“殷”。况且，盘庚之前商朝多次迁都，也未见更改国号，为什么迁到殷地就要更改国号？

所以很多人认为，“商”才应该是商朝的国号，而“殷”则是后人对商的称呼。这就像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国，自称“汉”，是大汉的延续。而别人都叫他“蜀”或“蜀汉”，后世也习惯于叫他“蜀”。

但根据唐际根的考证：甲骨文所见“殷”字均是独字或两个字，没有语句环境，无法确定具体所指；青铜器二祀邲其卣所见“王令邲其兄（贶）丽殷于夆”，同样意思不明，但肯定不是国名。甲骨文中殷字出现如此之少，且含“殷”的内容往往不成句，似乎不是太重要，无疑说明“殷”不太可能是都城所在的地名。

关于周人为什么称呼商为“殷”，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出于贬低目的。姜亮夫、徐中舒等人认为“殷”古读同“夷”、“衣”、“郼”音，因此周人称殷如夷。郭沫若认为“先就卜辞考察，殷人自己是始终称为商，不称殷的。称殷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周人对于敌国不称其本号的商，而称为衣或殷，大约也就如象我们在抗战时期宁愿称日本为倭，而日本人也宁愿称中国为支那一样的吧。”古代有所谓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称，指有别于中原华夏族的四方蛮夷。商人起源于今鲁西南、豫东一带，且以鸟为图腾，是东方少昊氏的分支。周人兴起于今陕西，商人在他们的东部，自然以代表东方的“夷”来称呼先朝了。尽管商人建立的是中原王朝，但周人喜欢强化他们祖宗的这段“黑历史”，其实纣王酒池肉林暴君的形象，也是周人的杰作，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但“夷”作为贬义词，其实是后世不断渲染的结果，甲骨文中“夷”是一个“大”字加一个“弓”字，“大”是代表一个人张开手臂，“夷”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张开手臂开弓射箭，所以夷之本意就是“东方引弓之民”，只是单纯的名词，无关褒贬。与“夷”类似，蛮、闽、羌、狄、貉这种代表非汉民族的说法一开始都是单纯的名词，并无贬义，如蛮、闽因有“虫”，因此分别代表以蛇为图腾的南方的蛮族、越族；羌则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西方民族；狄代表以犬（或狼）为图腾的北方民族，貉则代表以豸（无足爬虫，《尔雅》：“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为图腾的东方民族。一言以蔽之，都是这个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字也渐渐有了贬义。

如果从甲骨文“殷”字字形上来看，“殷”字由“㐆”和“殳”构成，如今主要有二种解释，都含有负面意思：一是像个挺着大肚子的人，旁边一只手拿着小棒或针之类的东西，可理解为一人手拿着针给一个身患腹疾的大肚之人进行治疗，因此殷字体现了两种意思，即得病与治病。于省吾就认为“甲骨文殷字从身从攴，象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疗之”， 二是古文“身”是大腹便便的贵族，“㐆”相当于反“身”，表示贵族的身份已经反过来了，即失去了贵族的身份；右边之“殳”代表奴役。因此，殷字代表失去贵族身份而被奴役之人。商朝灭亡之后，武王、周公、召公等都曾有过反思，劝诫大家吸取前朝教训，比如周公的《尚书·酒诰》，就是希望大家吸取商人嗜酒的教训而颁布的禁酒令。周人希望从商朝灭亡吸取教训，那么从殷字来看，将商朝称为“殷”无疑是非常适合。

王宁在《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中认为：如果真是出于周人的敌忾才称商曰殷，那么商人自己应该不会称自己为殷，就像日本人不会自称为“倭寇”一样，可是商人的确是也自称为“殷”，他们常常是殷、商并用。比如《诗经》中的《商颂》，王国维认为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的宗庙祭祀诗，应当是商人自己写的作品了，我们看看它的第三篇《玄鸟》，里面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它里面是殷、商并用的；……第五篇《殷武》言“挞彼殷武”、“曰商是常”、“商邑翼翼”等，里面有殷也有商。可见《商颂》里是殷、商都用，甚至一篇诗里也是殷、商并用，如《玄鸟》、《殷武》，这样说来，称“殷”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周人的“敌忾”，而是殷人自己也称自己为殷。《吕氏春秋·慎大览》：“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毕沅证之曰：“《尚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这里面说“亲郼（殷）如夏”不说“商”，而它下文却又说“世世享商”不说“殷”，所以“亲郼（殷）如夏”应该是一句很古老的话，作者不好随意修改的。另外，古本《竹书纪年》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上甲微为“殷主（疑王字之误）甲微”，《楚辞·天问》称之为“昏微”，按“昏”是“殷”字之假，殷、昏古音为影晓旁纽双声、同文部叠韵，古音最近，故“昏微”就是“殷微”，也就是“殷主甲微”。今本《竹书纪年》称王亥的父亲冥（即王季）为“商侯冥”，又言夏王帝芒三十三年，商侯（王亥）迁于殷，然后就称“殷侯子亥”、“殷侯微”。由此看来，殷人实际上是殷、商并称的，而且其事一定很久远。

在王宁看来，“商”和“殷”应该都是氏族名，后来商用为国名，而殷仍然是氏族名。所以《史记·殷本纪》最后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以国为姓”的殷人之后里面有两个带“殷”的氏，虽然没有“商氏”，但是有“宋氏”，宋就是商，据《史记·管蔡世家》的记载，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把殷商的遗民分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微子启的宋，一个是康叔封的卫，杨宽说：“周公把微子启的封国叫'宋’，还是沿用商代的旧名称，'宋’和'商’是一声之转。……王国维《说商》说：'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古代'宋’和'商’同声可以通用，'宋’古从'木’，而'木’古有'桑’音。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常把'宋’称作'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殷人是殷、商并称的。《说文》曰：“商，从外知内也。从呐，章省声（注，省声指汉字形声字的声符为某字的省略）。”但是，甲骨文中早期的“商”字上面是从“辛”，下面是从“丙”（或以为是从内，非），不从口，故“商”当是从辛从丙，丙亦声（注，亦声指汉字中合体字的意符兼有声符的作用），商、丙古音都是阳部。中后期的甲骨文始在“丙”下加“口”。更有甚者，甲骨文、金文和一些古文的“商”或在上面的“辛”的两旁加“口”或“日”，如《殷契佚存》518所载甲骨文中的“商”字上面的辛旁或从二“日”，金文中如秦公镈的“商”字在辛两旁从四个日，蔡侯盘上的“商”是从二口，商代的尊的商从四口，《说文》所载的古文商也是从二口，籀文是从二日。按：实际上所从的二“口"或二“日”就是“晶”之省，秦公镈从四个日，乃是“晶”的繁构，也就是“星”的初文。由此推之，“商”很可能本来就是商星的专门用字，但是为什么从辛从丙则不能确知。“辛”是“削”的本字，就是削刀的象形，古代它和刻刀（即甲骨文中的“亥”，即“刻”的初文，后称剞劂）一样都是书写工具，刻刀是尖锋，用来在简牍或甲骨上刻画，称为“契”或“锲”（把刻刀称为剞劂，盖即契或锲之缓音）；削刀（辛）是平锋，有点象小铲子，一旦刻错了或者简牍甲骨上的字不需要了，就用它削刮去除，称为“删”，所以现在还把去除文章中不需要的内容称为“删削”。这大概和商星之神阏伯的传说有关，商文化的起源与星辰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左传·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说明大火（天蝎座a星，中名心宿二）就是商人所崇祀的族星。郭沫若在《释支干》中认为，商人的姓“子”应该是《说文》中所载那个籀文的“子”，也就是甲子的子。甲骨文的十二支中有二子，一个是甲子之子（写法是上甾下儿，或省略写成一个方框上面加一竖笔），一个是巳（早期甲骨文就是写作“子”），其中甲子之“子”为帝喾的长子（大子）阏伯，也就是商人的初祖契，或写作偰、禼，乃大火星之神，也就是天蝎座之神，天蝎座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里当于大子之位，故用“子”作为其星符；其名之契、偰、禼即是虿的音变，“禼”则亦是虿的形变，虿即蝎，后来其子孙因为虿是毒虫，才变为禼若偰、契；同时郭沫若还认为“殷人以子为姓之子，亦当即虿形之变，盖古民族之姓即该民族之图腾，殷人以禼为祖先，殆即以虿为图腾耳。”中国的星历知识即自古巴比伦传入，则商星之神阏伯的司职自当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天蝎座之神纳布Nabu相同，纳布就是司书写、语言与智慧之神，书籍的保护者博尔西帕的守护神，专司代表众神向人类传达神谕，“丙”是鱼尾的象形，《尔雅·释鱼》：“鱼尾谓之丙”，是其本义也。在这里可能是代表蝎尾，因为蝎子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毒尾，所谓“蠣虿之尾”（《庄子·天运》），后来因为它固为星名，乃又加“晶”也。故“商”本商星，殷人以蝎为图腾，崇拜商星，因以为氏族名，商族所居之地曰商或商丘，后以为国名。因此，在殷人的古传中，必定是先有商星，后有商族，后有商或商丘的地名，而后有商的国名。“殷”字卜辞中也有，但卜辞残缺不知道什么用法，在古籍中又或作“衣”或“郼”，可见“殷”应该是个记音字，用其音而非用其义。由“商”之来源推之，“殷”亦必与商星有关，郭沫若认为《尔雅·释天》“岁在子曰困敦”的“困敦”就是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天蝎座名GIR.TAB，所以笔者固疑“殷”就是“困敦”之促音，因为“困”古音是溪母文部，“敦”端母文部，而“殷”是影母文部，“困敦”之促音正可读如“殷”也。故“殷”本来也是来自于商星，对于最初的殷人来说，大概是称商与称殷是同一个意思，是没有分别的。殷人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或称商丘（商），或称殷虚（殷），《说文》：“虚，大丘也。……丘谓之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后来汤伐夏之后建立了一个国名商，商成了国名，殷人自称为“商”，而殷仍然作为氏族名保留着，所以古籍中是殷、商并行不悖。到了周武王灭商，商国不存在了，但是殷氏还是存在的，故周人就称他们为殷人，这就是为什么周代的典籍称商为殷的原因。古籍中所载传说契的子姓是因为其母有娀氏简狄吞了燕卵（卵即子）而生之故，殆是古事失传而新创的解释性神话。总之，殷人的姓、氏、图腾、祖先、国族名、居地名纯来自于对天蝎座——大辰房、心、尾的崇拜，其族星为商星，祖先为禼（契），图腾为虿（蝎），姓为子，国名（居地名）为商，氏名曰殷，都是来源于对商星（天蝎座）的崇拜。

王宁的殷商辨析可以算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断，虽然这个华夏天文学来自于古巴比伦的观点，我还不是很信服，但把天文学与商文化联系起来我觉得还是很可信的，毕竟商代崇鬼神，重祭祀，认为“天命有常”，天命是不会改变的，且商代农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样的民族对天文学有研究也是合乎逻辑的，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象征了东方青龙和大火星的绿松石及铜铃，二里头以前大部分人倾向于是夏遗址，近年来也有人认为是商遗址。即使有人认为先秦文献多来自于周代，用以论证商代历史不可尽信，但诗经由商人后裔孔子编纂，商颂为宗庙祭祀诗，不可能轻易更改，还是有可信性的。

另一种观点是地名说。地名说的代表人物众多，且都大名鼎鼎，如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宫崎市定等人都是地名说的支持者，不过“殷”究竟指的是何地，他们内部也各执一词，没有定论，如王国维就认为“殷”指的是殷墟（即安阳）一带，郭沫若认为是衣（即殷城）一带，傅斯年、宫崎市定则突破了一城一地的范围，认为殷泛指黄河下游。不过，他们的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先有“殷地”还是先有“殷人”。若先有殷地，就是以殷地之名称呼这块土地上的民族；若先有殷人，就是以殷人之民称呼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从当时的历史现实来看，很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在当时，很多地方是没有名称的，地名的产生往往是在当地有了固定原住民之后的事情。

商王朝前期曾历经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尚书·盘庚》说“盘庚迁于殷”。盘庚所迁之“殷”是哪里？《史记·殷本记》记载盘庚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胥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此后，商第二十七王武乙才自亳迁于河北，就是安阳那里，直至帝辛（纣）灭亡。孔安国注说：“殷，亳之别名。”又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亳即商丘，也就是说“殷”也是商丘的别名。“治亳殷”，郑玄注为“治于亳之殷，商家自此徙，而改名殷亳”。《竹书纪年》（《四部丛刊》本）记载说：“元年丙寅，王（指盘庚）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中说：“以北蒙定盘庚所迁的殷墟，我认为决在今河南商丘北大蒙城。”盘庚所迁之“亳殷”、“殷”、“北蒙”，就是原商丘县北境的蒙地。

殷墟甲骨文有很多“大邑商”的记载，“大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的尊称。如：“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克服“大邑商”标志着商王朝的正式灭亡。

“人方”是商王朝时期与商王朝对立的氏族部落，帝乙、帝辛时曾多次抗殷。人通“夷”，“人方”即夷方。据殷墟所掘人头骨片所记载，人方抗殷过程中遭受到殷商强力军事打击，根据其骨片上“人方伯”甲骨文字样，不排除人方首领方伯的头骨被殷商用于祭祀占卜可能性。“人方”为商代方国（见殷墟甲骨文），学者多认为属东夷。《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末与东夷长期战争，帝乙、帝辛时期有很多伐人方的卜辞，青铜器小臣艅犀尊等亦有征人方的铭文。根据《殷虚书契前编》的甲骨文卜辞，商纣王帝辛，十祀征人方之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四段：一、以占卜“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决定征人方；二、十祀九月甲午，以“正人方告于大邑商”开始出师，至十一月已巳南下至攸；三、十祀十二月癸酉自舊返至攸侯鄙永；四、十一祀正月癸卯四月癸酉，由攸返商，由商至云奠河邑。商纣王所在的都城在黄河之北的殷地，“人方”其地一般认为在淮水以南。商纣王帝辛欲远征淮水以南的“人方”，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决策，在占卜后得到 “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帝辛往来于淮水无灾的吉卦，决定征伐人方，开始了伐人方的征程。商纣王先后经历了“在雇”、“在树”、“在□”、“在亳”、“在商”、“在□”、“在攸”的征程。

从这一征程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在商”已经是远离殷墟，靠近淮水，接近人方的所在。理所当然，“在商”的商地为商王朝所管辖之地，是与商王朝有着密切隶属关系，能够代表商王朝与商文化的文化地标；否则，在占卜卦辞中就不会以“在商”作为地名。“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表明了商纣王的“在商”之“商”地所在，实为“大邑商”之地；同时也向我们表明了“大邑商”非殷商王朝国都殷墟之地。“入”字为进入、由外至内的含义，具有一种从遥远距离而来、非经常性的含义。“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表明这是一次临时性、短暂性的行为；“告于大邑商”表明了商纣王与“大邑商”的生疏感与距离感、威慑感。这些都说明了此“大邑商”非商纣王常居、统治、生活的殷墟都城，而是一个靠近淮水，控制淮夷，征伐人方的殷商王朝重地。其地位之重要，是与“殷”地平列、与“殷”文化并列，共同成为殷商王朝的称谓。“商”甚至比“殷”更重要，成为殷商王朝的简称，而称之为商朝。这种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商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杰出历史贡献，在夏商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商”与“殷”成为殷商王朝的称谓，“商”与“奄”也是“商奄”之地的共同称谓，因此，以地名称谓来说，“商”与“奄”实为同一地名的历史存在。在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叛淮夷的历史记载中，《竹书纪年》如此记载：“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周公东征伐淮夷的第一目标是先王“入奄”“王在奄”，与甲骨文记载的商朝商纣王“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在商”如出一辙。《左传》云“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周公东征“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因此证明，商纣王帝辛征伐东夷淮夷以南的“人方”与“周公东征”的淮夷的目标是相同的，商纣王的“入大邑商”“在商”与周成王的“入奄”“在奄”实为同一地方、同一城池。“商”即“奄”，“奄”即“商”，“商奄”即“商”与“奄”，一个商周时期征伐东夷、淮夷、人方的前沿重地。《诗经·商颂·长发》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经·北山》云：“旅力方刚，经营四方”；《诗经·何草不黄》云：“何人不将，经营四方”；《诗经·何草不黄》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诗经·皇矣》云：“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等等，表明淮水之地的四方湖古城遗址，即是商周之际，商王朝与西周王朝“经营四方”的“商” “奄”之地“商奄”，一个印证商王朝历史与西周王朝历史的“商”与“奄”。“乙未〔卜〕，□貞：立史（事）于南”，“立史于南”即是商朝写史于南、记史于南，而非“立事于南”商朝只在南方做事。北方的殷墟考古遗址发掘，证明了殷商王朝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商朝历史的书写与记述，却是在南方的“商”地、“奄”地、“商奄”之地“大邑商”——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综上所述，黄河之北的殷墟遗址考古发现证明了殷商王朝历史的存在，南方淮水之滨的四方湖古城“商”“奄”遗址证明了商朝文化的正统性；以四方湖古城“商”“奄”所代表的商文化，是上承夏文化，下接周文化的历史文化存在；夏商周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四方之极”的淮夷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与文化；南方四方湖古城的商文化与北方的殷墟文化，是殷商王朝时期的南北两地的代表文化。

在传世文献中，讲述武王伐纣的《尚书·牧誓》称为“商”，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的相关文献，比如《康诰》、《酒诰》等，都是“殷”与“商”并用。然而，这种文献为后世手抄传世，不能保证手抄过程中没有根据后世的认知而改“商”为“殷”，因此通过传世文献无法确认周人何时称商朝为“殷”。相较于传世文献，考古文献有着无可置疑的可信度。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献记载，比如利簋（武王征商簋）、何尊、康侯簋、宜侯夨簋等，至少在周康王时，西周普遍称呼前朝为“商”。然而西周中期后，无论是考古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普遍以“殷”来称呼商朝。可见，周朝对商朝的称呼，起初称之为“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慢慢开始称之为“殷”，最终在西周中期后形成普遍认知。

有一个说法是商人特别擅于经商做生意，于是以此为国号，我们的历史教材就是采用此说法。其实这和先有殷地还是先有殷人一样，都倒因为果了。应该是这样说才对——因为有了商朝，才有了一个叫商的地方，也才有了将擅于做生意的人叫商人。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是商朝导致了地名和商人。

所以电影中的“成汤建立殷商”，其实是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严谨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