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藏）铁轨之上

六岁那年，我和姐姐坐在卧铺车厢的座位上，一盒泡面放在我们中间。逼仄的过道里人来人往，小桌板也只有一盒泡面的宽度，吃面时抬起的手臂免不了要碰到过路的邻人。那是一趟从北京开回深圳的列车，车窗装进一批又一批我们没见过的树。我们约好，窗外是高树时，姐姐吃；是矮树时，轮到我吃。高高低低的景致很有节奏，两人吃面的时间也大致相当。有时我没吃几口便换她，心里有些怨念；又有时，吃的有些厌烦了，窗外还是低低矮矮的面貌。那个夏天，我们被妈妈领着在北京消磨了一整个假期。玩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月份雨水很足，积满了亲戚家四合院的庭子。那时北京的地似乎还没有那么贵，我们在零乱的四合院里，趿拉着肥大的拖鞋玩水。假期过后我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看着妈妈在王府井给我买的昂贵书包，绿底黄边的硬皮双肩包，盖子可以翻起来，有磁铁暗扣。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小孩。

那碗面吃完后，我们若有若无地聊天，争论起某个汉字的读音。姐姐说她语文课学过，并且建议我回去查字典。我不屑于争辩，只说：“字典都不准的。”虽然两人的妈妈就在不过一米远的床铺休息，但我心里悄悄自以为长大了。自以为在谈笑中，我吞下了沿路的山河。

后来我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条铁路。

中学时读到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他提起留德时曾经乘坐的K19次列车，是一趟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我们的火车绕行了这个湖的一半多，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山洞一个接一个，不知道穿过了几个山洞。山上丛林密布，一翠到顶。铁路就修到岸边上，从岸边上俯看湖水，了若指掌。”我闭上眼睛，身体仿佛已漾在贝加尔湖清可见底的水里。我盘算着，在三十岁前也要坐一趟K19，横贯世上最长的铁路，最好和心爱的人一起，在西伯利亚平原上一路向西，也算是追赶太阳。要像季先生一样，在森林深处的站台下一次车，买上一个“苏联农民”兜售的大松果，那松果一定会是“大的令人吃惊”，“非常可爱”的。

许多梦想总是还没来得及实现就已湮灭。上了大学，我开始瞒着爸妈到临近省份旅行。行动的自由换来的是金钱的拮据。我拿着让我吃饭过日子的生活费，买最便宜的火车票，花八小时，或是十八小时，四处游走，看看别人家的日子。大学生的钱很值钱，时间不怎么值钱。火车于我，早已失掉了想象里玫瑰色的神采，褪去悠悠的光泽，沦落成廉价的代步工具。K19要开上七天七夜，足够上帝创造宇宙洪荒的。然而他都得在礼拜天休息，于是我想我一定承受不来。何况那趟列车的票价并不便宜，倒不如乘飞机，飞机有干净的地毯，空姐也笑得好看。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得已中，确又同它生出了些爱恨牵缠的羁绊，仿佛食而无味的恋情，在种种不耐和厌倦之外，总有些弃之可惜的好。

为了省钱，最常买的是硬座车票。硬座车厢总是颇为活泼的。行李安顿好之后，人们都有些无所事事。手机的电得省着用，以免同接你的人断了联系。这样的情形下，只要眼睛不小心触上对座的目光，话题便很容易出来。若有人给邻座的人们分发些零嘴，那么周遭五六个人谈起天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有人到终点站旅游，而终点站可能就是对座的家。旅人向归人询问当地有哪些好吃的餐馆，归人忆起种种童年味道，恨不得一秒行万里。旅人热切地记下来，在地图上做好标记，盼着去解开归人口中布下的朝思暮想之谜。

最近的一次硬座旅行，是和男友一起。在那之前我还独自在南京晃荡，他在南方，掌心的手机是风筝的轴，信号是线，把我牵去他曾到过的地方。我在他从前举起相机的城墙边上，朝鸡鸣寺望去，药师塔叠映在紫峰大厦的腿肚子上，倒是更威严端庄。我拍下同样角度的照片，紫峰顶上的天线依然与塔尖比高，不顾身后翻涌的被日光染色的云翳，和来了又去的数不尽的黄昏。只是眼下的松柏长高了，鸡鸣寺亮橘色的壁隐在了视线里郁郁的枝叶身后。

一周后我们终于一道坐在了火车上。票是在一次谈天里两分钟内订下的，买的是所有选择里最慢的车，只花了一顿食堂的饭菜钱。一个中年大叔坐在我们对面，手里皱巴巴的车票像他紧蹙的眉头。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乘务员哭诉：“我花了两次钱，你们要退钱给我啊。”对方一再解释，说下了车工作人员会退给你的。大叔将信将疑，朝四周打量，欲言又止的样子。大叔焦灼了一路，一会儿又弄不清手机的网络，向我们求救。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大叔高兴得像个孩子，连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懂得多啊。

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懂得多了呢？荧屏上如烟的字取代了一口一口吃下的盐，在麦当劳里，我们甚至不需要米饭。我们大概是这列车厢里最年轻的人，年轻的有些无所适从，年轻得有些害臊。我们说好只顾眼前，却屡屡被未知砸中。我想起他曾说，我们在说着当下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了。车窗外没什么可看的风景，那是城与城之间的荒凉带，即使是最慢的车，也只裂出一小时的缝隙。缝隙里废弃的工厂和一地杂草被初冬的风吹着，似动非动，在两座GDP至上的城市间，逍遥得有些傲慢。如果人能抓住的连一秒都没有，就让这趟车再慢一点，似这无涯的铁路有千斤重。

一列普通的客车有十四节车厢，却只有一节餐车，束在火车并不盈盈一握的腰身上。今年春天，研究生面试后，和另一学校面试完的同学一道，从上海回深圳。午觉过后，我们各自收到了录取通知。同学激动得含着泪打电话回家，我没那么激动，但也隐隐地高兴，手脚轻得不知往哪儿摆。那晚我们去餐车，点了一盘红烧鱼，一份番茄炒蛋。菜是用米白色的瓷盘子装的，米饭却装在塑料碗里。我记不起那顿饭里我们是否举着饮料干杯庆贺，但两个人的喜讯交织在一餐流动的饭里，总是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餐车的桌布很白，沾着消毒水的味道。每张桌上摆一瓶花，假牙色的花瓶。花是塑料的，绽放得礼貌而造作，红红绿绿，像是上个世纪的颜色。有时前面的乘客吃完了，鸡骨头、鱼骨头摆在桌布上，你也得抢先坐下，免得座位被别人占了去。乘务员总是喊半天也不来，好不容易来了，风风火火地把残羹剩饭一收，留下一张覆了膜的、脏兮兮的菜单，和桌布上一摊别人的油渍。

可我依然喜欢餐车，餐车里每个人能被分配到更多的空气。一次从南昌回学校，买了K字头的硬座。南昌是经停站，我上车时，车厢里已经装满了一百一十七个人一天一夜的气味。回程往往没有去程的兴奋劲儿，人冷静下来，知觉就变得格外敏锐，烟味、汗味、泡面味、洗手间的余味一齐涌上鼻端，往心口里刺，胃液也搅动起来。K字头名曰快车，其实是所有火车里较慢的一种。在它之上，还有特快、直达特快、动车、高铁，相比之下，一个“快”字显得多么单薄无力。每当遇到车与车的冲突，停靠等待的总是K字头。第三次停靠时，我终于受不了黏闷的空气，拿起行李逃往餐车，那是我能奔赴的最远的远方了。

那天的餐车人出奇的少。桌上没有吃剩的骨头，桌布白净整洁。吃完饭后，没有人来赶我走，我和我敞开的饭盒独自坐着。车厢另一头的餐桌上，围了七八个乘务员。三次停靠把列车蹉跎进了夜晚。夜幕一落，人心反倒澄明起来，慢就慢些吧，总能到的。乘务员们无事可做，叽叽喳喳的聊着天，把一路的辛劳都释放出来。耳朵和眼睛一样有焦点，不聚焦的时候，不远处那些翻飞的话语就像虚化的背景，色彩斑驳，面目模糊。我已然把脑子里的话语榨干，自己和自己玩无可玩，只好偷听起他们的对话。一个油头大耳的男乘务员唱着主角，讲到精彩处眉毛向上一挑，算作说书人敲了一声醒木。大约再说一个偏远农村的小伙子，是他曾经在工厂打工的同事，长得一表人才，品性也好，就是穷。辗转了几处单位，最后不知怎的，突然娶了一个深圳本地女人。岳父给他买了车，送给他一个铺面，当上了小老板。一圈听众发出艳羡的惊叹，作为对说书人的回应。

角儿不满足于此，他换了个语气，声音低沉下来：“后来他跟我说起他老婆，说她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都不会动一下。”

火车倒是动了，像个木讷的君子继续温吞地向前行进。

卧铺的剧情不如硬座与餐车来的多，空间被隔开，人也变得高贵起来。高贵的人是不愿意多和陌生人谈话的。在一辆从广州到黄山的夜车里，我一路无言。

车厢的灯于十点熄灭。上铺是最令人不喜欢的床位，空间被压缩到极限，甚至容不得你坐起身。我躺在上铺的床上，车顶距我的脸不到一条手臂的距离。在那之上，是火车的金属外衣，隔绝了风尘，也披了一身从南到北的月光，我听见车厢间的关节吱呀作响。绿皮的列车像一条巨大的虫，在广袤的乡间扭着屁股袅娜爬行。在这样的沉默里，时间是被交付的，长长的铁皮把一堆摇摇晃晃的肉身运往他们的站台，平日里各自错落的生活此时被束成一条线这段时间里，你使出了熟悉的轨迹。你可以戴上耳机，可以在婴儿的苦闹声中拥有不可靠的睡眠，可以把喊着“啤酒饮料矿泉水”的乘务员拦下来，买一包花生。可以跑，可以跳——我的确尝试过，可以从列车的尽头走向另一个尽头——也就是说，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影子成了窗上破开的暗洞，拨开车里夜灯的反光。窗外是乡间的田埂。屋舍里的人睡了，门外的狗睡了，水稻睡了，风睡了。可清亮的小路醒着，稻草人醒着，月亮没睡，我也醒着。我和窗外的夜晚隔了一层玻璃，我是一道扰乱了时间的风。原来月亮真的很亮，或许不能用来读书，但足以照亮回家的路。

前几年去台北，整座城市低矮的建筑令我觉得很是压抑，我说我好像要在高楼间才能呼吸。朋友不解，为什么压抑的不是高楼？我也不解。这繁茂滋长的星夜似乎让我找到了些许眉目。我们活在不知是云还是霾的矮矮的大气里，甚至触不到对流层之上平流的空气。我个子不高，吸不到两米以上的氧。可这芜杂的钻石般的星斗啊，碎在一片黑暗中甚至不显得珍贵。它们远远的生活，长长久久地不理我。万里高的空气太沉，压得喘不过气。我不会造楼，所以喜欢去楼很高的城市。在那里，高耸的楼宇为我撑起一片天地。虽然我也知道，楼再高，也不过像睡在上铺的我，那只轻轻一伸就触到车顶的手臂。

后来我真的站在了火车顶上。大三那年，同一位朋友去了趟武汉。我们站在长江边，长江大桥的桥头堡也站在江边。抬眼望，桥头堡高得望不到顶。桥是双层的，地下一层是火车道，上面一层是汽车道。我们站在大桥的裙裾之下，宛若蝼蚁。火车和汽车在我们头顶飞驰，越过宽阔的江面，往北方去。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地面上却感到对高度的恐惧。夜里，我们沿着武昌一岸的引桥往上走，终于站在汽车层的桥面上，俯看的眼光似乎压低了高度，站在桥面上反而没了于地面仰面而观的震撼。长江在我们眼下的不远处，樱花开过的季节里，晚风依然凉得彻骨。我们靠着栏杆朝江水喊去，喊些什么早忘了，那个朋友如今也同我失去了联系。但那确实是我第一次站在了火车顶，尽管隔着一层桥面，但那毕竟是车顶。我脚下的一车人被那锈绿的铮铮铁骨运过长江，不知是去北京还是石家庄。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在宿舍里搜刮出一抽屉的火车票，零零落落的样子，看着比我还可怜。那些曾经同我拿着相同票根的陌生旅伴，不知还与什么人同行过；过去和我一起肩挨着肩的朋友，又在什么时候下了车。我不知道该不该为那退了色的油墨印记伤一点心，我可以拍张照片存进电脑里，或是拿去相馆替它穿上一层塑胶。还是由它去，化成一片片暗红或淡蓝的纸，做一个对时间缄默的哑巴。毕竟人会走丢，茶水会凉，再威风的旅程也不过两根钢轨，些许枕木，一段路。

江姗珊

《萌芽》

清华北大刘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