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和《樱桃园》（哈罗德·布鲁姆）
评论家认为，契诃夫虽以短篇小说著称，但本质上却是个剧作家。契诃夫的剧作恢弘、细腻，而他的小说同样充满了戏剧性，且独具特色。D. S. 米尔斯基在大作《俄国文学史》中，批评契诃夫的“人物与对话毫无个性”。这话似乎有失公允，可是，像我这样不谙俄文的评论家可能也无力反驳。米尔斯基对契诃夫的俄文同样颇多微词：
契诃夫的语言没有色彩，缺乏个性。他对文字毫无感觉。他这个地位的俄语作家，没有谁会用如此沉闷、呆板的语言。也因此，他的作品都很容易翻译（典故、专用词和个别流行语除外）；在所有俄语作家中，他是最不怕译者歪曲、背叛的。
可是，契诃夫的戏在英语剧坛长盛不衰，其小说也一直深受英语读者的青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米尔斯基也承认，契诃夫在某种艺术表现方式上还是很独特、很强大的：“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孤绝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米尔斯基是在1936年说的这句话，那时他可能还没听说过卡夫卡，而贝克特也尚未步入剧坛。这两位的作品内容多近于异象或幻景，相比之下，契诃夫笔下的现实似乎比较简单、切近，却又绝不粗糙。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对契诃夫最精彩的点评是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只不过，他评论的是作者本人，而非作品：“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面前，似乎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想要变得更简单、更真实、更自我。”我在重读《大学生》《带小狗的女人》，观赏《三姐妹》《樱桃园》演出的时候，对此深有同感。这当然不是说契诃夫真能使我们变得更好，但在某个层面上，我们确实怀有这样的愿望。在我看来，这个愿望无论怎么压抑，都更像是个审美现象而非道德现象。契诃夫以其艺术家的智慧，潜移默化地教导我们：文学是表达欲望和惊奇的形式，它与善良无关。
《樱桃园》的结构远不如《三姐妹》这么精巧，但同样不属于任何文类，尽管契诃夫坚持称之为“四幕喜剧”。不论契诃夫的用意为何，我们现在读剧本、看演出的时候，都会从中发现作者为自己和他的世界谱写的那首田园挽歌。《樱桃园》里有很浓烈的闹剧元素；商人罗巴辛虽然具备某些复杂的成分，但若将他置于相对纯粹的闹剧里，想必一样会很合适。相比之下，优秀却悲观的主人公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郎涅夫斯卡雅则是个十分悲情的人物；她注定要痛失樱桃园。这个角色比较脸谱化，却特别让人感动。也因为她，整部戏才不至于沦为闹剧或者彻底的喜剧。《樱桃园》是一种抒情的沉思与默想，诚如弗朗西斯·弗格森所言，这是完完全全的戏剧，但也是一首戏剧诗。
在契诃夫眼里，文体分类本来就不重要。因为他和莎士比亚一样，擅长表现变化，甚至于即将发生的变化，而戏剧形象的转变或过渡必定会经历爱默生所谓的“跨越鸿沟”或者“直击目标”。然而，契诃夫对于目标或变化并不那么感兴趣。还是弗格森说得好，《樱桃园》应该叫“一首描写变化之痛的戏剧诗”。《樱桃园》的变化之痛与《三姐妹》的不变之痛异常相似。由此可见，契诃夫所谓的“变化”并非指简单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更不是指政治的变化。全剧落幕以前，罗巴辛几乎是和柳鲍芙一样的悲剧人物。柳鲍芙的人生的确灾难深重：贪杯的丈夫酗酒而死；恶棍偷她的钱，弃她而去，而她却依然情丝难断；幼子溺水夭亡；祖产眼看就不得不转卖。和这个自暴自弃又充满魅力的淑女不同，罗巴辛意志坚强，堪称自力更生的男性原型。出生于农奴之家的他生性残暴，但对柳鲍芙却一往情深。想必他会永远爱恋着她，虽然这份痴情或许看不到什么希望。可话又说回来，我们对柳鲍芙的爱也终将落空。这是个多变而伟大的女性，一个充满古老、澎湃和高尚热情的恢弘异象。在这首自悼诗中，爱护女性的安东·契诃夫借着柳鲍芙这个人物，为我们逼真地再现了何为崇高。
而罗巴辛就更有趣了，他或许还能帮我们领略更深沉的悲哀。相较于令人惊讶的《三姐妹》，《樱桃园》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这部杰作中，契诃夫不得不塑造娜达莎这个非常负面的人物。罗伯特·布鲁斯汀把娜达莎的胜利视为“纯粹之恶的胜利”，还说她“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看法。三姐妹身上的活力都遭到了禁锢。但娜达莎不一样，她没受过教育，可是生儿育女，延续了普洛佐罗夫家族的生命，虽然谁也不清楚那些孩子究竟是不是普洛佐罗夫家的血脉，或者干脆是她和舞台情侣普罗托波波夫的私生子。巧的是，契诃夫鄙视的某同时代评论家恰好也姓普罗托波波夫。罗巴辛和娜达莎截然不同；他不是恶棍，而是好人，尽管行为有点可笑，脾气有点倔。有趣的是，他既凶悍，又很爱怀旧；既有一身好本领，又对光彩照人的柳鲍芙心怀敬畏。这样的组合跟莎剧倒是惊人地相似。
《三姐妹》的内涵实在太丰富，要分析清楚并不容易。同样，要描述《樱桃园》的美学影响也极其困难。在这两部最佳剧作中，契诃夫借用前所未有的视角，写下了一首戏剧诗。我们不妨读一读著名的第三幕的结尾。这是罗巴辛的精彩时刻，异常动人，同时也要求演员具有非凡的演技。契诃夫本想邀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演这个角色，但被对方婉拒了。1933年，该剧在伦敦上演时，当时的扮演者是查尔斯·劳顿，而他也正是我重读剧本时总会想到的那个人。高喊“喂！音乐家们，奏吧！”的时候，他是那么意气风发；柳鲍芙哭泣的时候，他开始故意不为所动，可最终还是潸然泪下，叫嚷道，“啊！要是能够把现在的一切都结束了，可多么好哇！啊！要是能够把我们这么烦乱、这么痛苦的生活赶快改变了，那可多么好啊！”这段表演张弛有致，十分到位，也很感人。在罗巴辛眼里，梦寐以求的变化总是求之不得——柳鲍芙实在是高不可攀。而当安尼雅诚心劝慰母亲的时候——虽然明知自欺欺人，不会有什么效果，罗巴辛像小丑一样退场前说的那句话（“什么我都买得起！”）便会在我们耳边响起。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契诃夫为什么在信里说罗巴辛是个正人君子，一个不会叫嚣的人。面对变化的时候，契诃夫总是先将变化赋予人性，然后再来教化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