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羊城的赛马博彩

编者按：1992年4月19日，日本赛马经典三冠的头关皋月赏（G1）在世人的惊叹中落幕，无败的马匹美浦波旁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击败其他全部十六名对手，承载着人们对无败三冠王的希望向接下来的战斗奔去。他的身后，位列第七的待兼诗歌剧与名排第八的米浴静待着时机的到来。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一周后、也就是1992年4月26日的京都赛马场，在那里，美浦波旁、米浴和待兼诗歌剧们的前辈，上一年的无败二冠马东海帝王将会在春季天皇赏（G1）上挑战另一匹马王级别的马匹——目白麦昆，这场比赛被人们称作“TM对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日本隔海相望的彼端，这一日中国南部的广州市也响起了马蹄的喧嚣……

本文原载于《记者文学》1992年8月刊，1992年第8期、总第52期，原文作者王月华。编者将本文进行了备注，本文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者观点。

人类的进步，往往就是干过去不能干、不敢干的事。

1992年4月26日，羊城又为深化改革开放再大胆地迈出了一步。

这一天，广州东郊黄村的跑马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狂热的观众。随着银哨一声，10匹赛马冲出了闸门，这意味着“中国马王邀请赛”的成功。有关赛马的种种议论由此骤升到沸点。

 

冠军得奖6万

金马杯属草原英雄

头彩中奖5万

幸运儿是税务干部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驭手扎那，骑着他的赛马“突如”，带着满身的泥腥味来到了主席台前。广东省副省长李兰芳[1]亲手将首届中国马王赛最重最大的奖杯——金马杯授予扎那。扎那右手高举金马杯，左手握着一束鲜花，眼里闪着凝重、自信、喜悦的光芒。

赛马，在中国已有优秀历史。马术比赛，也是中国体育比赛的传统项目。但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还是第一次，能引起广东人这么大兴趣的，也是这第一次。

4月26日一大早，便有人出现在黄村跑马场外。按规定，上午11时40分起观众入场，很多广州人一改以往晚睡晚起的习惯，破例起了一个早床。香港的何先生先发制人，25日即乘广九直通客车赶到广州，在花园酒店住上一晚，第二天再“打的”到黄村跑马场亲睹大陆第一次跑马实况。此次赛马仅发售5000张门票，引来的观众却远不止这个数，其中很多人是抱着一线希望来碰碰购票的运气的。实在没办法的人，只好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75岁的老梁，解放前在上海老看跑马，那马赛的激烈场面在他脑子里还未忘却。现在，他虽因年迈体衰不能前往赛场观战，却还是托人买了一张门票，让晚辈去风光风光，并约定若门票中奖，奖金九一分成。

铁路局职工小李，公务在身不能前往，只好等着晚上电视重播赛马的实况了。当晚，他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大开了眼界。

时针越过12时正。伴随着雄壮的体育乐曲声，人群中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原来主席台贵宾席上，梁灵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来了，李兰芳（广东省副省长）来了，魏振兰（广东省体委主任）[3]，韦敬诚（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4]、何鸿燊（澳门赛马会主席）[5]也来了……

高层人士的现场观摩与讲话，再次显示本次赛马意义非同寻常。

这次赛马设速度和障碍赛两个项目的比赛。参赛的共有来自内蒙、新疆、青海、吉林、广东、深圳和香港的9支马术劲旅，骑手41人，良驹63匹。比赛分7个赛程，其中速度赛进行了5个小组的预赛，最后进行总决赛。

下午4时30分进行的总决赛，将本次赛马推向高潮。参加总决赛的马匹，是前5场比赛的头两名，匹匹都有登上王位的实力。银哨一声，10匹马冲出了闸门，狂奔的马儿七上八下，位次不断变换。来自内蒙古的扎那骑着他的“突如”起初排在第四位，被其他队的几匹马品字形地夹在当中，眼看着无法脱身了。谁知到约1000米转弯处时，扎那马鞭一策，“突如”迅速向前一窜，杀出重围排在头位，率先冲过了终点线。

中国马王产生了！

观众为之欢呼。扎那因此将获得金马杯和6万元巨额奖金。

扎那，今年四十有二，他6岁时曾从马上摔下来成了驼背，但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他以笨鸟先飞的精神，踏实地掌握了驭马技术。他曾多次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和那达慕大会等比赛中夺魁，堪称“常胜将军”。

“突如”，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是“头首领”的意思。这匹来自科尔沁大草原的蒙古种马今年才6岁，身高1.55米，它是由扎那这位内蒙优秀的骑师亲手培育、亲手训练长大的。在严师的精心训练下，“突如”一跨入体育竞赛这一行就有出色的表现，在1991年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是，它一举夺得了3000米和5000米两枚金牌。

为参加“中国马王广东邀请赛”，当北国还是春寒料峭时，参赛的驭手和马匹就在野外进行非正常的训练。经过短短30天的集训，“突如”南下广州。在黄村跑马场里，一路舟车劳顿的“突如”还是一下子把前来探营的各路行家吸引住了：宽阔的前胸，强壮的四腿，有神的眼睛和削竹般的双耳，表明此乃千里难寻的好马呀！很多人层预测它是本次大赛夺标的大热门。“突如”果然不负众望，预赛中所向披靡，以2分20秒的成绩跑完1600米，进入决赛。

内蒙古队的一位代表兴奋地说，扎那和突如在决赛中的技术和战术运用得心应手，为内蒙队立下了汗马功劳，扎那和突如真是不拿奖杯不过江啊！

在整个赛马过程中，一场无形的竞争也在一条隐蔽的战线——观众心中悄然进行，内容就是门票号码对奖。

本次赛马不像香港赛马那样，观众事先选马然后投注于某一匹马，而是像早已发行的体育奖券和福利奖券一样，凭奖券上的号码兑奖，看谁是幸运儿。对奖当众进行。因此，观众们心理上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赛场上的运动员。有的两眼直盯马场，有的双手合十，有的则在微笑……既要欣赏沙场上的都发，又要盘算着对奖号码，从预赛到决赛，那几个小时许多人可以说是心潮翻滚。

有好事者提出了一般马迷都关心的话题：既然对奖规则规定，只要门票的号码与前4场预选赛中前3名的赛马编号相同，便分别可获一、二、三等奖，那么，可不可以在购票时凭内幕消息做点手脚，以增大中奖的机会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售票点的票数有限，且都是依照数字顺序售票，本身就很难耍花招，更何况所有门票在4月20日即已基本售完，而抽签确定各马匹参赛场次、道次和编号则是在4月22日下午。这样，即使熟悉所有马匹情况的行家，也无法预测抽签的结果。

4月26日，速度赛第四场预赛结束，2号观众台突然传来了欢呼声，原来是一位幸运的观众中了可得5万元的头奖。他的门票号码是7265.

本次马王赛一、二、三等奖的中奖号码，都被前4场比赛的结果所左右，以致中奖的高潮出现在整个比赛的中段。敏感的记者纷纷调整追逐的目标向中奖高潮潮头靠近。“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此刻心里感觉怎样？”、“如何花销这笔意外之财？”……记者们一个个连珠炮式地发问。

这位幸运儿叫郑勇[6]，是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的干部。他托朋友买了两张票，偕同女朋友一同看赛马，没想到中了头奖。他中奖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的朋友共进晚餐。他是在保安人员和警察的保护下冲出记者包围圈后，才享受到那顿美味佳肴的！

赛马结束，中奖号码当众公布：一等奖7265，二等奖为3776，三等奖为2001，四等奖为726，五等奖为67.第四期广东省体育奖券特别中奖号码也同时产生：一等奖为677265，二等奖为9816.

在新中国历史上，在正规体育竞技中，以6万元重金奖给一位马术运动员，这是第一次。

在新中国历史上，将5万元现金奖给一位观众，这是第一次。

在新中国历史上，以比赛胜负作依据给观众发奖，这也是第一次。

 

姓“社”，具有中国特色

姓“资”，隐含博彩玄机

 

跑马，当属今年羊城人的热点话题之一。

中国首届马王赛已结束，扎那连同他骑的“突如”，还有那6万元重奖，以及郑勇连同他那5万元巨奖，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广东向无赛马的传统，自然也素无赛马的场地。[7]因此，这次赛马令人瞩目。而钱与奖的渗入，更使人们的话题离开了体育，向赛马的深度和广度延伸。

它使人联想到了一个字——赌。和香港、澳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广州人，对“赌马”并不陌生。香港的电视台、电台和报刊，每天言必谈“跑马”，话必谈“马经”。所以，当广州人首次接触到赛马有奖的信息时，便很自然地把它和经济收入联系在一起，也同样很自然地难以保持心境的平静。

天河区石牌菜市场的老林做了10多年的卖菜个体户，平日含辛茹苦，总想有个轻松一下的机会。歌舞厅、卡拉OK他全不感兴趣，本次赛马却拨动了他的神经。他无论怎样也要“潇洒”一回，更何况还有点发财机会呢！只可惜这次“中国马王赛”发行的5000张门票俏得很，一发售便被订购一空。他一咬牙花了80元“炒”了一张高价票，过了这次瘾。

东山区的张东升先生是位理论工作者，他对本次马王赛赞叹不已，兴冲冲地在某报上写上一文，声称这是大胆引进西方筹资办法的大胆之举，是“拿来主义”的实际动作。

越秀区的何先生却忧心忡忡。广州的赛马倘若跟解放前上海的跑马并无二致，那就早了，这马一“赌”起来，还不坏了社会风气？像何先生这样心怀忧虑的还大有人在呢。这也难怪，广州人通过香港各式传媒，对香港赛马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有所闻，什么因赌输而跳楼、因赛马而导致打砸抢等等。

忧心忡忡的不只是一些广州人。一位港澳的广东省政协委员在会见广州市市长黎子流[8]时亦表示同样的顾虑：赛马博彩极容易成为投机倒把、贪污敲诈的场所。黎子流却答复得相当干脆：第一，我们的赛马不搞大赢大输，设的奖金额是有限的。第二，政府会采取相应措施，把赛马带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更多的人对因马赛引起的忧虑不以为然。“香港地区赌马赌了几十年又怎样？”“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广州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制度根本不同，以不同办法搞赛马，怕什么！”

严格地说，赛马可说是一种运动，一种娱乐。中国有不少少数民族以骞马[9]作为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把赛马当做一种博彩游戏，则确是一种舶来品。这种舶来品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它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并非怪事。以往，上海所设的赛马场被人民政府视为西方帝国主义输入中国、传播资产阶级意识的工具而予以取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赛马在西方，原来是贵族的玩意，它与权势、金钱紧密相连。但在过去几十年间，赛马博彩已趋向大众化，它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多了一笔数额可观的福利基金，因赌马而倾家荡产的却极少。

凡对经济建设有利的，我们都不妨一试。广州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强大制约力量的社会主义城市，即使赛马会带来一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许多人都信奉这样的价值观：一件事只要利多于弊，就可以干。广州中山大学曾以“赛马利与弊孰大？”为题举行小型辩论会。会上，有位大学生就这样说：资本主义的香港，尚且能有效地控制赛马博彩的消极影响，查处并防止赛马里的舞弊行为，何况在社会主义的羊城呢？！

这次赛马的成功举行就说明了这点。广东省副省长李兰芳观看赛马后，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赛马不等于赌马，“我看今天的赛马就很健康，很好！”

论到赛马博彩的性质，人们很难给它定个“姓社”或“姓资”的调。倘若硬喜欢在此作文章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福利奖券，体育奖券有奖销售、有奖储蓄等等，又该作如何评论呢？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幅越跨越大，广州人民已经经历过许许多多带有“博彩”式热潮的洗礼。对购物抽奖之类的玩意儿，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就是南方大厦、广州百货大厦、新大新都摆出了一台崭新的进口汽车，在那里静候着中奖的幸运者，也没有产生对市场的无法控制的冲击波，也很少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所有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字眼——赛马不是社会主义。赛马设奖与其他有奖活动一样，只不过形式、手法不同而已。

邓小平同志说，判断姓“资”姓“社”，主要应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是非的根本标准。赛马，对经济建设有力，广州以后若真能像香港那样，使赛马博彩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再一次突破。

 

贴士，应该彻底曝光

效益，才是真正方向

“贴士”，是港澳赛马迷的一句口头禅吗，它是英语Tips的粤语音译，意为“情报、暗示”。

几年前，广东省有关部门就在酝酿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动作，其中包括制定大胆尝试赛马的计划。1991年，一份关于举办“中国马王广东邀请赛”的申请报告上报到了国家体委。

事关重大，能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体委将这份报告转呈中央审核。

当时，这次马王赛的发起人和策划人还真是捏着一把汗，心里像打鼓似地拿不准。

所幸这一尝试的要求，得到上级的首肯。人人都知道，奥运会有马术比赛，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却相当落后。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努力争办2000年奥运会[10]，中央批准了广东进行这种尝试的要求。

广东不产马，且向来与跑马无缘，为什么偏偏选择广东来作赛马的试点呢？

除广东人民经过几次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对此具有较大的心理承受力外，说到底，本次“中国马王赛”恐怕与香港马术会[11]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骑士会董事总经理邱松柏先生[12]透露了以下一些内幕信息：

1986年，广东因比赛的需要成立了现代五项马术队，但当时既无马可骑，又无场地可练，只好到香港和北方租马，就地训练。广东与香港有着特殊关系，香港骑士会从1988年起每年资助广东马术队6万元，目的是推动广东马术运动的发展。有鉴于广东无马场的情况，香港骑士会才力促举办本次马王邀请赛，希望以此为动力，尽快建成一个赛马场，使广东马术队不再是“游击队”，同时可为广东马术俱乐部吸收新会员创造条件。

邱先生的一段话掀开了一点内幕：举办本次马王赛的初衷并非“赌马”。

现在，广东马术队已拥有26匹良种马，和一座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跑马场。这个马场的跑道按国际比赛标准修筑，宽20米，长1000米，还附设有1000平方米的训练场2个，两层马房一座，可容纳赛马80匹。

到今年春节前后，有关赛马的情报已不胫而走，广州赛马便成为公开的秘密。2月下旬，广州几大报的宣传报道，更是把这次大赛的有关话题推向热点。

毕竟是第一次，新闻传播媒介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寻找“贴士”。于是，一则则“贴士”纷纷出现在报端：

新疆队2匹马感冒。参加本次比赛的新疆队是自带马匹，万里跋涉，令他们苦不堪言，马在路上走了14天，出发时还是冰天雪地，而到了广东则是热浪逼人，以至于2匹马患上了感冒，一匹马大腿受伤……

名马彩排躲起来……

新闻多得很。这也难怪，前来采访本次赛马的记者有230多人，其中有境外记者70多名，包括英国路透社、日本NHK、美国先驱论坛报、日本产经新闻、香港亚洲电视等等。

广东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手中有不少闲置资金。这笔财富的流向一直是人们热切关心的问题。有人就这样推论：广州建大型跑马场，绝不会单是为了应付一场大赛。今后若形成固定的赛马，政府筹集社会福利资金无疑就多了一个手段。

敏感的记者们驱车10多公里跑到黄村，就有关部门是否有利用赛马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的打算等问题采访黄村体育基地正副主任，两位主任要么含笑不答，要么支开话题而言其他。赛马筹资之说恰似隔了一层帷幕，一直是个谜。

第一个谜是：赛马场如何养活自己，取得经济效益？

单靠观众购买入场券？目前的规模仅为5000个座位，入场券收入的60%用于抽奖将近，剩下的还要花于参赛队伍的接待开销、优胜者的奖金，还有马场的管理维修费用及工作人员的工资。够吗？账一算起来，人们当然为之纳闷。于是产生了第二个谜：广告效益。

赛马筹资要落到实处，其中一块重要阵地就是企业。广东的企业界对这次马王赛表现出了浓厚兴趣，整个比赛7个赛场都有企业赞助。顺德环球制药厂[13]在这次广告效果争夺战中来了个快速反应，它第一个提供赞助，并特意选择了赞助第一场比赛，寓意自为“双第一”。

有趣的是，赞助本次邀请赛最多的还是一家与马有缘的公司，它就是“金马公司”；更为有趣的是金马公司的总经理也姓马，叫马日光。在采访时马经理调侃着：“我们金马公司只经过4个月筹备就在1990年创办投产，当年产值即达700万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达1600万元。看来‘马’给我公司带来了好运气，我的祖宗也与马有缘嘛。”不用围坐谈判，也不必摆宴设席，马经理来到黄村跑马场，双方只用了10多分钟即达成出资338800元的协议，赞助速度赛的总冠军杯，同时约定整个赛事冠以“金马杯”之名。

广东人有猎奇心理，赞助赛马不失为宣传公司的一种好形式。中国马王广东邀请赛上，人们在“万马丛中”认识了“金马”这个名字。

本次赛马得到的各方赞助近百万元。

据悉，黄村赛马场计划建立骑术爱好者俱乐部，采用西区少数会员、缴纳高额会费的方法筹集资金。会员的发展面向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向市民推出有偿服务。还有新的动向；外资有欲参与将黄村训练基地开发成综合性国际体育俱乐部的意向。

黎子流在会见香港地区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时透露：开设跑马场，可以给广州市的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提供可观的资金。估计每年可达11亿元。当然这里有个“博利多跑”的道理。待新的跑马场建成以后，每年可赛马50-80次，其累积效益自然会相当可观。

弦外之意：用长期赛马设彩的方式筹集资金，意识广州市政府计划中的事情。

当然，要使政府获得预期的经济收益，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管理是否得当和市民的参与程度及经济承受能力，这里，虽有不少困难要克服，但前景是光明的。

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州人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相信市民的兴趣不会成大问题。至于经济承受能力，几十元、上百元看一场歌舞晚会或一场时装表演，观众都很踊跃。广州有家银行透露，它拥有的居民存款额已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的存款，广州居民的储蓄总额已突破250亿元人民币。

至于管理，确实是个大问题。会不会出现因赛马而倾家荡产的现象？会不会导致投机倒把、贪污敲诈现象？我们相信政府会把这些现象杜绝或限制在最低限度。因为，赛马在广州，是在政府监督下，由政府领导下的体育部门具体实施，不会由私人和私人团体掌握。

正如香港赛马会董事方心让[14]在观摩中国马王赛后所说：广东赛马是成功的；鉴于这是广东所举办的首次赛马，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广东省完全能把赛马继续搞下去。他还语言，广东的赛马业很有希望在未来10年内发展到香港七十年代的水平。人们确信，广州，这匹已经飞奔起来的“马”，绝不会停住脚步。

[1] 李兰芳（1942年 - ），女，满族，广东广州人，1965年华南农学院本科毕业。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广东省副省长，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广州市郊区畜牧科副科长、郊区和白云区副区长、广州市副市长等职。

[2] 梁灵光（1916年11月 - 2006年2月25日），男，汉族，福建永春人，1936年2月参加革命，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文化。第七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省长、原广州市市长。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暨南大学校长等职。

[3] 魏振兰，男，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原广东省体委主任。

[4] 韦敬诚将军（Major-General Guy Hansard Watkins），男，领有英帝国勋章、巴斯勋章，原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任期1986年 – 1996年），曾作为骑手在跑马地赛马场出赛。

[5] 何鸿燊（1921年11月25日 - 2020年5月26日），男，广东宝安人，出生于香港，港澳著名企业家港澳地区知名爱国工商界人士，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澳门赛马会主席，有“澳门赌王”之称。

[6] 2013年，时年44岁的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票证中心主任郑勇因受贿落马，他曾任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副局长，1992年时他23岁，编者并不确定二者之间是否有确定无疑的联系，在此列出仅供读者知晓此事。

[7] 此处有误，广州早于清末、民国初年便已有赛马会。

[8] 黎子流（1932年1月 - 2022年12月25日），男，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涌村，195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广州市市长，人称“平民市长”。

[9] 原文如此。

[10] 2000年奥运会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中国北京承办了后两届的2008年奥运会。

[11] 此处应指香港马术总会，该组织成立于1973年。

[12] 现在能够搜到的香港骑士会是一个机车爱好者成立的组织。此处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机构，邱松柏此人亦无其他信息。

[13] 可能是指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位于顺德区。

[14] 方心让爵士（1923年8月2日 - 2009年8月24日），领有大紫荆勋贤，英帝国勋章，太平绅士头衔，是前香港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香港骨科医生，有“复康之父”之称，香港首位骨科专科顾问医生，前香港医学会会长，前英国医学会香港分会会长，麦理浩复康院及香港复康会创办人，前国际复康总会会长，前香港圣保禄医院院长，前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会长，历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理工学院校董。其父为抗日爱国将军方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