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权力是阶级统治的权力—第三节 暴力以经济力量为基础

第三节 暴力以经济力量为基础

一、暴力是一种经济力

       从宽泛的含义来说，凡是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强行施加于另一个人、另一个集团的强制性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暴力。但是，在阶级社会以前，这种暴力的最大特点是它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不构成当时的权力体制的基础，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里，暴力是指以阶级统治为本质，以国家权力即政治权力为依存实体的政治强制力，它的构成主要是军队、警察并辅有一系列的物质设施如监狱、法庭、武器装备等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暴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而是一种经济力，是以拥有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作为历史发展的本源动力不是暴力，而是经济。恩格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

       第一，暴力可以改变所有制，但不能创造所有制。恩格斯批判杜林把“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观点，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分工和交换扩大的产物。”【1】人类文明史表明，原始社会末期，公社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货币、商品，不同的公社越是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公社成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越深。私有财产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经济发展引起经济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而降世的。用暴力不能解释这一过程：“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这都是暴力行为的显著表现—“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2】这从克尔特人、日耳曼人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的历史变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恩格斯说：“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3】

       第二，暴力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上的。奴隶制是最赤裸裸的暴力，它完全不给予奴隶任何一星半点的物质利益，完全是一种强迫性劳役。为了能够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三种东西。一是奴隶劳动所需要的工具和对象；二是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要的资料；三是镇压奴隶反抗的军队和武器。可见，这样一种统治形式不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是一天也不能持续下去的。从阶级形成的过程看，除了一种经济原因表现得很明显的自然历史途径外，另有一种阶级形成途径似乎为暴力论提出佐证，这就是当公社的生产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公社具备了维持更多劳动力的资料但又无法提供多余的劳动力资源以彻底摆脱野蛮状态、步人文明社会的历史时刻，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战俘不再被杀掉，而被用于劳动。但是，这一佐证仍然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它非但不能证明暴力支配经济情况，相反地，倒正好证明了暴力是如何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的。

       第三，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总是完善的战胜不完善的。暴力的主要成分是军队及其物质设施—武器。维持军队、装备军队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最多只能夺取它。“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武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1】。恩格斯通过对武器的发展改进史的考察，对军事战术沿革史和兵役制度变迁史的分析，说明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胜负输赢，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而不取决于暴力本身。“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的工具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2】

       第四，暴力是以实现一定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暴力在历史上决不是孤立的行为，为暴力而暴力，如果说有，至多也只是反映了专制统治者病态的暴虐。在暴力后面，总是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动机。因此，就本源与派生的关系而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由政治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阶级斗争、历史变革应当从经济力量中，而不能从政治暴力中去探寻“本原的东西”。就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言，“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而同样基础性得多。”【3】

二、暴力的历史作用受制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暴力作为“本原的东西”应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但并不否定暴力的历史作用。作为政治权力的暴力，就其历史作用而论，有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之分，“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者衰落下去。”【4】在这里，暴力的历史作用仍然受制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判断暴力是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的依据是看其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又被归结为看其是否有效地履行了社会职能。归根到底，政治统治总是以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野蛮民族的掠夺和征服所以最终陷人崩溃，并不是由于其暴力运用过分，而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5—2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是由于其运用不当，破坏了暴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摧残了大批的生产力。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也指出，“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1】因此，这种暴力是反历史的，是倒退的。其次，暴力在征服的过程中虽然一方面摧残经济，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被经济所征服。毁灭了文明也毁灭了暴力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较野蛮的民族在长期的征服中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征服者被征服—被同化，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大奇观。无论是西方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还是东方蒙古人对华夏文明的征服都有力地证明了：“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2】

       从对暴力的历史作用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引伸出关于暴力性质的分类。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争夺阶级统治权为中心的政治暴力分为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3】，“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4】革命暴力是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在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缩短了过渡的时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无疑是妥协色彩最浓的革命，但是，解散议会，逮捕贵族，处决国王，这一系列暴力行为却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载人史册的，更不用说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暴力为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充当了何等伟大的角色。反革命攀力则是维护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列宁指出：“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就这样作过。”【5】其所以如此，从根本原因上看，是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始终认为已经丧失存在依据的旧制度的裂缝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从而本能地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这说明，革命暴力实际上是对反革命暴力的一种反应，是以反革命暴力为存在前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外重视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治统治权的意义，把暴力喻作“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同时也对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如武装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的情况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给予足够的估价。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8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33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