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0年 四十七岁（二）

１９４０年 　四十七岁

４月１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在华北华中的方针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等电，指出：在华北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军应谨守防线，极力忍耐，不还一枪，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以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皖东、淮北两地务须坚持，待援军到后反攻。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四五万人）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同日 　为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并转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三个师有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本日，起草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致第九十军书，希望他们坚持抗日，不要枪口对内。毛泽东嘱萧劲光将这封信铅印广为散发，并登《新中华报》和广播。

４月２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局势相当严重，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如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的道路也被隔断。所以，对李文第九十军的行动和李品仙部的进攻，值得严重注意。

４月３日 　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４月４日 　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故黄克诚〔１〕及彭吴支队〔２〕仍应迅速南下，在周、朱谈判以前到达盐城、宝应、蚌埠之线”。

同日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４月５日 　关于发展和巩固华中根据地问题，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蒋介石有停止军事冲突同我进行谈判的意向，企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但是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因此，应乘这次反击韩德勤〔３〕、李品仙等部进攻之机，派必要部队南下。”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１〕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２〕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３〕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

４月６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后经我方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同时动员加强河防，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４月１０日 　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日，题“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校训。

４月１１日 　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电彭德怀〔１〕，指出：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４月１２日 　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自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２〕。

〔１〕一九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２〕一九四○年五月上旬，朱德到洛阳同卫立煌会晤。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电：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１〕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同日 　关于对蒋介石推动中间派（这里指地方实力派）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应采取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４月１３日 　致电彭德怀：“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２〕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１〕汾离，指汾阳、离石。临屯，指临汾、屯留。

〔２〕指国民党方面。

４月１５日 　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１〕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４月１８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２〕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１〕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２〕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

４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１〕。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

４月２１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２〕并告项英电，指出：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１〕一九四○年四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四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四月十六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２〕张云逸、邓子恢，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４月２５日 　关于时局等问题，致电彭德怀：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

４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４月２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４月 　同王稼祥等决定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其中收集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国民党的六个文件，用事实和材料向社会披露磨擦问题的真相。

５月３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因身体不适而未讲话。

５月４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指示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指出的发展方针。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同日 　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５月５日 　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陈毅电〔１〕，指出：一、“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请注意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２〕之反对”。

〔１〕陈毅四月二十八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２〕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

５月１１日 　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５月２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５月２７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１〕的晚会。

５月２８日 　会见与朱德同时抵达延安的作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新疆一年的经历等。

５月２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报告说得很对〔２〕，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１〕朱德于五月二十六日回到延安。

〔２〕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５月３０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５月３１日 　新华社奉命辟谣，驳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谣言。

６月１日 　同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１〕：“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同日下午，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２〕和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就中共进行的反磨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作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禹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暗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１〕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即彭吴支队）政治委员。

〔２〕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情况，说：“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毛主席与余谈论两党磨擦事”。

６月４日 　下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交谈至夜十时左右。

６月 　初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见解。建议他到鲁艺工作，并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６月５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十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

６月９日 　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两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

６月１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１〕，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６月１１日 　同王稼祥致电王震，指出：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２〕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１〕一九四○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２〕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６月２１日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讲话，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

６月２２日 　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德国政府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６月２６日 　、２７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十六日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开始即是一个战争与革命交错的时期，而没有一个单纯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如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头两年半那样。”“因此，不能设想在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１〕”。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毛泽东这个报告提纲，曾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二十七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的文章。

〔１〕一九四○年上半年，日本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双方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两次谈判，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才中断了和谈。

６月２７日 　同王稼祥、朱德致电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请陈、罗令彭朱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

６月下旬 　根据截止至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的大量资料，撰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文章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分为片面性与全面性的两个大阶段，这第二个大阶段是从去年九月欧战爆发开始的。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又已有了三个小的发展阶段。”所以，“连同片面性阶段，也可以说共有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片面战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止。在此期间，日、意、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次第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英、美、法却不抵抗，反而纵容这种战争，并企图挑动日苏战争和德苏战争，极力避免帝国主义自己的全面战争。第二个阶段是英、法已向德国宣战但并没有展开真面目战争的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起至一九四○年三月苏、芬签订和约止。在此期间，英、法、美仍然避免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企图引导反苏战争。他们采取种种办法迫德反苏，利用苏芬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苏高潮。在英、美、法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发动了反苏宣传，一方面发动了反共高潮。“‘磨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双方开始进行真面目战争但还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阶段，从苏、芬签订和约至一九四○年六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苏联战胜芬兰，订立苏芬和约，迫使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不得不真打起来，世界就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阵线：德、意、日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苏联的和平中立阵线。但在这个阶段内帝国主义战争范围只限于欧洲。法国投降以后为第四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持久与准备最后决战的阶段。《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当时作为内部参考材料印发。

７月５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同日 　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为此，中共在政权、军队、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方面，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７月６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发出）。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主要有：在反共高潮下降时期，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境内；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对右倾错误也不放松；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党内要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报告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１〕，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讲到投降危险与好转的可能性之增加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时，指出：“我之任务在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报告在谈到全党应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时指出：“必须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二者不可缺一。以前一时期强调斗争教育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反磨擦的胜利。现在只知团结不知斗争的现象尚有，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松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决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重要的。国民党一打一拉的政策我们应该学习。”

７月１２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２〕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说，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２〕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

７月１３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会议对他七月六日报告的讨论情况作结论，进一步解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战争与革命问题，二、中国问题。结论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的矛盾，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都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和中国。在论述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时说：“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关于学习问题，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例如，这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就有许多新的东西。有人说“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这“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毛泽东作的这个结论，曾以党内文件印发，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时局问题的结论》。

７月１６日 　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提出：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辖十八个县，八路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规定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非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越出规定地区。八路军的编制，在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的编制为两个师；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７月２０日 　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原局，陈毅，指出：一、与李品仙力求和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仍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７月２４日 　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

７月３０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功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１〕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同日 　本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五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２〕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天多的时间。在八月八日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关于政治形势，指出：亲苏、和共、改良是国民党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统归周恩来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讲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蒋介石大体上处于孤立地位，但还没有完全孤立。最近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文章，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发言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中央文委建立实际工作机关，组织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发言提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即：外来党员与本地党员的关系，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进步势力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言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１〕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２〕周恩来于七月二十七日从重庆飞返延安，带回国民党“中央提示案”。

７月为《美洲日 　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同月接沈雁冰到杨家岭住处长谈一次，内容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８月１日 　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同日 　为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题写刊名。

８月３日 　次女李讷在延安出生。

８月１３日 　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１〕，聂荣臻、彭真、朱良才〔２〕，提出对野战军政工会议和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的意见，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地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还指出：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的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必须明确规定处理军队党与地方党、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等几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注意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８月１５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张自忠〔３〕将军大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

〔１〕罗瑞卿、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２〕朱良才，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３〕张自忠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在豫鄂会战中牺牲。

８月１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１〕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１〕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８月１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８月１９日 　关于一二○师的工作，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指出：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指出：“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８月２０日 　华北八路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百团大战（初称交通破袭战）开始。此战役八路军先后出动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至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这次战役，八路军作战一万八千余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８月２８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１〕、陈光、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山东地方工作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一）“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二）“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统筹统支，但据说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三）“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１〕朱瑞，当时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