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

（一）胶州湾事件指的是在1897年11月13日三艘德国军舰突然驶进往日平静的胶州湾，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舰上官兵竟顺利登陆并占领青岛，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胶州湾事件。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掀起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重点是“租借”沿海港湾和海军基地，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场瓜分狂潮加深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防建设，也唤起资产阶级改良派“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当它在70年代初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就开始积极向外扩张，投入列强在中国的一系列争夺和角逐。它加入竞争虽然较晚，但劲头十足，手段也更蛮横。到了90年代它不再满足军火和一般商品的输出，它要到中国攫取据点，作为扩大在远东影响的桥头堡。从1860年到1872年德国著名地质、地貌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八次来华进行考察，他建议德国占领胶州湾。他分析说：胶州交通方便，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山东有位置优越、质量良好的煤田；中国有无穷伟大、非常便宜和智慧的劳动力。这些对于德国最后确定占领胶州湾作为侵华据点，并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男爵在致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中将的极密件中提出：“如果中国继续失败，德国将参加干涉并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帝国海军的一个或几个储煤站和军港，请何尔门开列地点。”4月17日何尔门开出在华建立军港的三组地点：舟山群岛和厦门（包括鼓浪屿）；胶州湾和大鹏湾；莞岛（朝鲜南端）和澎湖列岛。这一密谋正是在德国参加干涉日本还辽事件前一个星期，德国人明白地表示参加还辽事件目的就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德皇威廉二世还提出所谓教化亚洲，捍卫欧洲，抵御“黄祸”的论调。这年年底德国公使绅珂奉命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让与一个军港，马沙耳也在柏林向许景澄提出“借地储煤”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婉辞。次年6月李鸿章参加完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来到柏林，马沙耳再次向他要求割让一块海军基地。

（二）马沙耳说：“这是德国为了实现维护亚洲的均势和中国完整的政策，也是为了履行促进对华贸易和贯彻德国从辽东问题开始的东亚政策所必需的要求。”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克诺尔海军上将与协助李鸿章访德后在德国休假的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进行谈话，德璀琳这个清政府的高级雇员对克诺尔说：“胶州湾极值得德国争取。”他列举胶州湾的七大优点，同时德国政府收到巡洋舰队长铁毕子海军上将的报告称认定胶州湾冬季是不冻的。19日德国驻俄国大使拉度林公爵在致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的公文中透露一个惊人的事件：中国公使许景澄派使馆美籍参赞金楷理极秘密地暗示德方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干脆攘夺一个港口据为己有，否则中国人不会因此而感激。金楷理说：“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语言。如果德国不干脆地取它所希望或需要的，华人只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俄国人就是掌握了对付华人的唯一正确方法。俄人表示他们能随意支配及处理一切，这就折服华。”德皇威廉二世在报告上批注说：“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都是我多年来拥护的思想。”许景澄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家，此举的动机是一个费猜的谜，推测起来大致有两种可能：许景澄在长期外交生涯中受德国人思想的影响，逐渐成为亲德派，他不愿俄国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希望德国也能分一杯羹；许景澄不满李鸿章对俄外交的大量失误，企图利用德国力量抗衡、抵消俄国在华势力，因此玩起“以夷治夷”的外交游戏。无论哪种指导思想，其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作为外交官时作出此类举动是极端错误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从1896年8月就职以来一直谋求在中国获得海军基地而未获结果，这使威廉二世十分恼火。1897年2月19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经过这样的拒绝后这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一次。”以后无须再询问，地点定后立刻占据。”

（三）5月5日海靖报告何伦洛熙首相：“根据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海军中校徐亦等人的考察，中国海湾中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三门湾、厦门皆不适宜。”并指出俄国人对胶州湾并没有提出要求。8月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密谈胶州湾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国在没有取得一个心目中已经决定的更北的海口前还有意保证在该港的进出，但允许德国共同使用，在它撤出时不反对把该港交给德国占领。”两国君主对于使用胶州湾达成私下谅解。9月21日德国正式通知俄国，德国舰队拟在胶州湾过冬之日（即11月1日）海靖将这一决定通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即予以拒绝。但此时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准备已经就绪，只要寻找一个机会便可乘机发动，正巧机会来了。11月1日深夜德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教堂被当地大刀会成员杀死，本堂神甫薛田资仅以身免，事后山东地方官吏没有将此事及时报告清政府。6日威廉二世指示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给予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就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同日草拟发给驻扎在吴淞的棣立斯海军上将的谕令，要他率领全部军舰驶往胶州，占领合适地点，用任何方式勒索（此电于次日深夜发出）。7日威廉二世以胶州湾事征求沙皇意见，沙皇表示：“对于德军开入胶州湾，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只近来才知道该海湾仅在这1985-1986年暂时属于我们。” 清政府饬令山东巡抚李秉衡迅速捕捉凶手，以防止事态扩大。臬司毓贤胡乱捕捉九名无辜群众，称此事件是盗窃钱财的谋杀案，以便缩小事态，然而无济于事。10日棣立斯海军上将率领“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三艘巡洋舰从吴淞口前往胶州湾，13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棣立斯向舰队发出占领胶州湾的命令，要求尽量避免战斗行动，以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

（四）为了掩护侵略行动，棣立斯先派几名军官登陆，拜访登州总兵章高元，诡称进行军事演习。14日由五百人组成的陆战队乘快艇登上青岛栈桥，章高元的守军共三营一千五百人，毫无戒备地看着德军从总兵衙门前穿过。直到德军顺利地占领清军军械库、弹药库、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后向清军发出限三小时全部撤退的通牒，章高元这才如梦初醒。在德军逼迫下章高元率领部队移驻青岛山后的四方村一带，“威廉二世号”鸣炮二十响以示庆贺。棣立斯召集陆战队员训话，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章高元迭电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李秉衡请示行止，李秉衡力主强硬，指出：“德国衅已构成，非力战不可。”并具体安排了调兵计划。清政府则认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形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致自我开。” 王文韶更认为李秉衡素不喜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朝廷在9月27日已任命他升迁四川总督，由陕西布政使张汝梅担任山东巡抚，应请张汝梅速赴新任，将教案从严惩办，务期速结 。然而德军得寸进尺，继续逼迫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沟架炮，声称16日下午3时进攻。章高元无奈，再次退兵沧口。李秉衡急电总署请战，次日清廷颁旨，予以驳回。旨称：“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耶？”并令停止招募兵勇，山东沿海各营著归王文韶节制，令张汝梅速赴新任，李秉衡专办教案拿犯讯供之事 。在清政府看来德国军队是一支兵精械利甲于欧洲的部队，淮军的新式操练采用德国陆军操典，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也主要购自德国。在以往中德交往中从未发生武力冲突，所以对德国在胶州湾的横行霸道既感到震惊，也觉得恐惧。

（五）11月18日清廷在给李秉衡的电报中说：“所陈各节，朝廷所稔知。其应争处在此，其难办处亦在此：洋人举动，全在势力。力不能胜，必受大亏。此战事所以当慎也。”便表示出这样的心情。清政府原指望借助外国力量，迫使德军退出胶州湾。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德国则继续显示其强硬立场，决定派德皇兄弟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前往中国。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海靖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于德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之内中国不得治理，如果德国在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则由中国偿还德国在此所用款项，并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从此胶州湾沦入德国之手，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行占领，前后共达十七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推动西方各国在华强占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多米诺骨牌，中国的半殖民地危机更为深重了。三门湾事件是指1899年意大利王国强占大清帝国三门湾未遂的一起外交纠纷，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实力较弱的意大利亦欲染指中国，乃于1899年2月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强租浙江三门湾以用作海军基地的要求。但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强硬拒绝，并积极在三门湾增兵布防，严阵以待。意大利人见清朝早有防备，又迫于其他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一要求，三门湾事件以中国取得外交胜利、成功守护领土告终。1895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签订《马关条约》，随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等列强相继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而势力较弱的意大利看到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软弱可欺后亦紧步后尘，欲在中国分一杯羹。在鲁迪尼第二届内阁时期（1896年—1898年）意大利王国就曾有意向中国试探，也要求得到一块租界地作为海军基地，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六）这件事受到意大利驻北京的代办萨尔瓦葛侯爵的劝阻，他认为也许在以后的时间再做这个尝试会更好，此事因鲁迪尼内阁的垮台而未能继续。此后佩卢政府时期（1898—1900年）再一次提出在中国的租借地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后最后将地点选定在浙江省的三门湾。意大利欲染指三门湾，其原因主要有：三门湾的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门湾位于浙江省东部三门县沿海，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60公里，海陆方圆约2400平方公里。东连猫头洋，南、西、北三面群山环抱，形如匏瓜。有三门山、庵山、狗山三山矗立海中，形成航道三条，“三门湾”因此得名。三门湾形势险要，历史上曾有“海上三门似赫龛，四时潮讯老渔谙；平沙两岸护良港，锁钥波湾镇海南”之誉。湾口海域开阔，水深5-10米，万吨巨轮可直驶湾中。三门湾优越的港湾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使其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意大利对其垂涎三尺，要求租借三门湾用作其海军基地；意大利政府此举亦有转嫁国内危机的意图，1871年意大利统一以后发展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但其工业发展速度较欧洲先进国家却落后得多，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南部越来越明显地落后于较先进的北方地区。1887年意大利遭遇工业危机，并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1893年到1894年国内危机达到顶点。经济危机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而阶级矛盾的尖锐又是促使政府走上殖民掠夺道路的因素之一。1885年意大利在非洲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厄立特里亚，三年后又宣称索马里的一部分归其保护。189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不料却在阿杜瓦战役中一败涂地，克里斯皮内阁因此倒台，意大利对非洲的野心也被迫有所收敛。1898年春意大利米兰爆发革命，统治阶级便急欲通过殖民扩张转嫁危机，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中国；将中国作为意大利往东方殖民扩张的窗口，1865年意大利开始与中国缔约通商，在对华侵略的列强中是个后到者。

（七）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援德俄英法日强租中国领土之先例，如法炮制，企图乘机抢占一席之地，为其在东方的殖民扩张打开一个缺口。意大利强租三门湾除了政治军事因素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浙江是丝绸之乡，蚕桑技术在中国首屈一指，而意大利的工业也以丝织为主，尤其米兰是其丝织业的中心。意大利若能以三门湾为据点一方面可以学到先进的蚕丝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今后的商业扩张打下基础。1899年2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讷奉外交部部长卡瓦内罗之命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正式要求租借三门湾为其海军基地。马迪讷态度傲慢，声称此举是奉意廷之命，并声称意大利是欧洲六大国之一，中国既然已经许权利于五国，也应以同等的权利许于意大利。因此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门湾以及入湾处的三个小岛，面积与德国在山东租借的胶州一样大，其权限利益也参照旅顺、大连湾办理。同时要求准其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为其势力范围，并声称浙江全省不得租赁给其它国家。清政府早就清楚意大利在列强中实力最弱，而当意大利递交租借三门湾要求时总理衙门因事先已得法国通气而早有准备，不但没有应允，甚至连照会都没拆看，原封不动就退回给马迪讷。马迪讷为此勃然大怒，以为此举有违外交惯例，有损意使颜面，是开罪于意大利。英、德两国也出面居中调解，清政府遂一面将照会索回拆阅，一面电令驻英公使向意大利外交部道歉。马迪讷认为清政府素来软弱可欺，一经恫吓，定会屈从。因此玩起“炮舰外交”，派三艘军舰驶入三门湾狮子口海面游弋，进行勘测和示威活动。总理衙门闻讯后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表示抗议，再次严辞拒绝其无理要求。意大利政府自恃有武力为后盾而态度强硬，给马迪讷发来电报，指令他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令四日内答应其租借要求并遵照执行，否则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

（八）但电报发出以后国内民众群起反对，政局因此动荡不安。意大利鉴于事实上并未作好战争准备，而且考虑到一旦开战不一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反而会开罪列强，引来列强干预，故以索租一事尚需斟酌。又立即给马迪讷发来电报，要求他暂停最后通牒，一切从长计议。不想两份电报到达时间上出现差错，要求暂缓行事的电报先到，而要求递交最后通牒的电报后到。马迪讷是个花花公子，根本无暇细看，就想当然地在1899年3月10日把晚到的最后通牒递交给清政府。不料清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并未屈服，反而再次严辞拒绝。意大利政府闻知马迪讷违背政府旨意，擅自递交最后通牒后非常惊骇，立刻致电马迪讷，令其按照使馆章程具牍总理衙门，声明意大利并无强索之意，收回最后通牒。同时赶紧向列强解释，以求谅解，并于1899年3月12日将马迪讷电召回国以备诘问，意大利强租三门湾风波告一段落。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又撤回亦成为欧洲媒体的笑料，意大利试图强行租借三门湾的尝试失败以后意大利国会在1899年5月1日和2日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政府的行动受到严厉的批评，首相佩卢在5月14日改组政府，撤换外交部长卡瓦内罗，重新起用前部长韦诺斯塔。意大利政府被迫于5月底发表声明，声称：“无意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商业扩张的政策。”但此后意大利觊觎三门湾和谋夺在华权益的野心不死，仍决意继续索取三门湾，即使不以力取，亦必请求各国公使劝说中国相让。于是将其驻华兵舰增加到六艘，以保护使馆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同时又常有满载煤炭的兵舰出没于三门湾附近海面。意大利新外相韦诺斯塔宣称：“若中国不予三门湾则需别辟一地予意大利，同时保证以后不将三门湾租与他国。”后来又提出修筑从三门湾到杭州的铁路，准其在宁波镇海办矿务等要求，以达到变相占据三门湾和控制浙江全省利权的目的。

（九）清政府面对意大利的租借要求时一反常态，认为：“既然衅自彼开，则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执，甚至不惜与之一战。”这种强硬态度在过去清政府与列强的交涉中是不曾有过的，特别是甲午战败以后。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廷了解意大利的底细，因此有必胜的信心，认为一意大利不足虑也，同时也有防止列强进一步瓜分的目的。此外意大利突然提出租借三门湾的要求使世人为之一惊 ，中国朝野强烈反对，舆论压力也使清廷不敢退让。《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在五月间在两广和闽浙总督统辖区以内的五个省份的总督和巡抚奉命‘因意大利和德国的恫吓态度，应整军备战’，浙江省当局则奉命采取积极步骤以保卫三门湾。在六月间又颁下一道谕旨，命令南洋大臣刘坤一在他的辖区内用武力抵抗任何欧洲国家的武装部队的登岸。”清政府采取的具体对策如下：首先命令各省督抚不得存议和之心，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其次命令沿海各军严加防范，相互援应。命令浙江巡抚刘树堂“妥筹调度”、“密饬制敌”，并要刘树堂密电闽浙总督许应骙“一体遵照”，必要时可分别商请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增拨军队和给养；再次授各省督抚以便宜行事之权，并命令刘树堂：“如果意军竟敢登陆强占，即当奋力合击，毋得观望游移。”此外在甲午战争遭重创的清朝海军也重新出动，1899年10月清政府命令北洋水军统领叶祖珪率舰南下，如果意大利舰队入侵，立即予以痛击。水师上下士气高昂，主力巡洋舰海天号管带刘冠雄表示：“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浙江是三门湾事件的要冲之地，巡抚刘树堂奉旨后增兵布防、严阵以待。

（十）集重兵驻守“宁台一带三门湾等处各要隘”以及“叙浦、乍浦沿海各海岸，命令部下对海岸进行测量，凡水深可以停泊兵船的地方在岸边一律“增筑土堤”、“多掘地营”、“广设疑台”。组织民团为“应敌之接济”，严查保甲以杜奸宄之潜踪。刘树堂还制定切实可行的诱敌深入、制敌于陆的应敌策略，在三门湾游弋的意大利军舰见清朝防备严密后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意大利欲强占三门湾遭到列强的反对，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列强之间既有妥协，又有牵制。当时意大利表面上与德奥结盟，但其与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区和巴尔干地区矛盾重重，因此在远东不可能得到德奥的真正支持。同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的野心发生冲突，因此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遭到法国的反对，法国甚至把意大利打算占领中国港口的情报送给清政府。俄国在远东的立场和盟友法国保持协调，英国最开始是默认意大利的租借行动，其驻华公使窦讷乐还暗中相助。但英国又申明对意大利只限于外交上的支持，并以避免使用武力为保证，这是因为此时意大利尚不具有可与英国交换之权益，而一旦开战则可能损及英国的既得利益。所以当意大利递交最后通牒时英国态度暧昧，并未支持，美国在探明英国态度之后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于将来独霸中国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欧洲国家占领港湾，在列强的压力下意大利在租借三门湾的问题上不得不妥协。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尔瓦葛带了4艘军舰同行，到达上海，企图让清军不战而退，却又不敢真的开战。一个月后他只得来到北京谈判，却在谈判中把表示欧洲大国关系的“欧洲协调”一词翻译成“欧洲剧场”，称“意大利是欧洲剧场的重要成员”。

（十一）然而由于意大利军舰看见清朝在三门湾及东南沿海增兵布防、严阵以待，意大利海军当局又表示无力战胜中国，还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撤出中国，意大利外交部遂严令萨尔瓦葛放弃任何武力行动。萨尔瓦葛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此时慈禧太后已看穿意大利的实力，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意大利在租借问题上无力回天，不得不在1899年10月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至此清朝成功粉碎意大利的侵略野心，捍卫中国领土与主权，在三门湾事件中取得胜利。三门湾事件最终以意大利租借阴谋受挫、清朝取得外交胜利告终，清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打消荷兰等二流列强想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中国的念头，此后中国再也没有被迫“租借”领土，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反抗意大利割占三门湾的斗争中清政府对敌人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又认真备战，这是成功的主因。对意大利国内而言对外连连败北，加剧其国内矛盾，促使其政府倒台。清政府因为三门湾事件的外交胜利在内部掀起得意的情绪，大肆宣扬“可以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的观点，助长顽固派势力，这种盲目排外、骄傲轻敌的态度亦间接造成不久之后清廷在庚子事变中的惨败。三门湾事件虽为意大利侵略中国，但在客观上也拉近中意关系，自此之后中国人对意大利的关注日益增多，尤其是对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非常推崇。此后一大批介绍意大利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及风情习俗等方面的论著纷纷出版发行，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雄传》、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广智书局编译的《意将军加里波的传》等等，这也是三门湾事件对中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戊戌变法

（一）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文官制度改革，整顿吏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示范。

（二）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些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引导和刺激作用；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经济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中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中等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入侵和本国封建主义解体中发展起来的，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又和他们有联系。经济上、政治上非常软弱，具有两面性。

（三）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资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企业家团体，是由土地所有者、商人、行政官员、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也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无法充当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社会进步的理论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制约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自然经济，在鸦片战争中被外资的商品贸易逐步瓦解。扩大商品及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客观条件及可能。中国社会自身也在酝酿着新的现代生产关系，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主观动力。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民用工业的大量盈利刺激有钱人与商人们开展机器生产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满清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欠下大量赔款，不得不放松对于民间投资设厂的限制，以收取更多税款来偿还所欠债务。另外中日《马关条约》中允许外资在华投资设厂，对于本民族一些想要发展工商业的实业家也施加更多限制。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有钱人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现代工业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企业家是在外资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土地所有者、行政官员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实业发展。由于没有专制的阻碍，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的春天。但是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国有经济的兴起与外国企业的卷土重来，民族资产阶级日渐衰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的疯狂破坏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极度混乱，最终葬送民资经济的未来，被破坏殆尽。

（四）在发展中国家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资，也被外国的商品贸易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资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是革命性、妥协性，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资与本国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生长于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为适合经济发展的社会。 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但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思想先导的作用。

（五）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托古改制，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张而提出的一个办法，他为了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便宣传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变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又一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意识到必须进行维新变法，否则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普及的情况下为克服这种困境，康有为采取借尸还魂的谋略，具体来说就是托古改制。他为了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便宣传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变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所以他要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让儒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想借“儒教”来抗衡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复活一种中国式的宗教。康有为先后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大同书》则是他托古改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是在青年儒生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奠定理论基础。集各家之大成，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主要内容：打破夷夏之分，实现世界大同；“三世”之说，就是社会形态向高层次的进化；社会进化分三阶段：封建专制（衰乱世）-君主立宪（小康世，升平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太平世）。康有为作《大同书》，他知道还有民主共和，可是当时的清朝应当实行君主立宪，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

（六）康有为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改制而作的书，只不过其中“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长期被古文经学派所淹没。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策略并没有引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顽固派大臣纷纷抨击和弹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变法只持续103天便失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无人问津。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较大反响，大大增强维新变法的声势。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封建顽固思想，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更多的人倒向维新阵营。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公车上书是指在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七）公车上书其背景源于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这时《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和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人，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公车上书”中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来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八）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见《胶州湾事件》），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保国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亦称强国会。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事起瓜分危机严重，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立会，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遂决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并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以国地日制，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时已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来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

（九）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劾奏，谴责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又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以其“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揽权生事，如各省自保，那将从此分裂”为由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保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政党先驱的性质，1898年4月12日维新派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领土不丧失，保民族种类能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顽固派极力反对，不久停止活动。主要活动：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围，思维持振救，故创斯会而冀保全；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不丧失，保民族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讲求变法，研究外文，谋求经济实效，以助政府治国；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公举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及董事主持会务，并详细订立会议、会员则例。曾先后3次集会，呼吁救国，宣传变法，还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顽固派攻击说：“它保中国，不保大清，又威胁小心其首领。”保国会活动月余后自行停顿。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只有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定国是诏》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为百日维新颁布的改革纲领，是皇帝诏书。“国是”则指国家大计、指导方针、理论基础、方针政策。

（九）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开展戊戌变法的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此外定国是诏又名《明定国是诏》，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境地。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十）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为由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有为尽快出走，慈禧回宫。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据袁世凯的日记称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十一）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文教改革：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主要措施为：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经济改革：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来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十四）军事改革：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社会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政治改革：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称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光绪的同意。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直接原因：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慈禧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

（十五）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础。推动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激起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

（十六）激起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戊戌变法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戊戌政变是指1898年9月21日 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势力发动的一场血腥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国外。光绪皇帝失去人身自由，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戊戌政变是慈禧太后一生当中发动的第三次宫廷政变，第一次是1861年11月同恭亲王奕訢发动的辛酉政变，第二次是1884年4月懿旨罢斥恭亲王为首的全部军机处成员而以醇亲王代之的甲申易枢，三次政变都以慈禧太后的胜利而告终，也都成就她垂帘听政的政治野心。甲申易枢是指1884年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的事件，因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也称“甲申易枢”。甲申易枢是慈禧继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发动的第二次宫廷政变（慈禧一生一共发动三次政变，第三次就是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罢免。甲申易枢事件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清朝统治阶级上层长期以来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结果。咸丰帝逝世后恭亲王奕訢被排斥在“顾命体制”之外，他联合同样被冷落而又权力掌控欲强的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击败肃顺，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新体制。慈禧太后由于羽翼未丰、经验不足，不得不暂时收敛独揽大权的野心，与奕訢度过一段相对协调的阶段。

（十七）1865年慈禧太后小试锋芒，褫夺奕訢“议政王”的封号，使之权力顿减、地位下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统治阶级中出现顽固派，慈禧在支持洋务派的同时有时也利用顽固派作为打压奕訢的工具。此间清流派独树一帜，成为影响政局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此外高层人事变动也对政局产生重要的影响。慈安太后暴卒以及光绪帝继位后醇亲王奕譞地位的提升使得慈禧在与奕訢的权力相争中逐渐占了上风，1884年慈禧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发动“甲申易枢”，将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成员统予罢斥，逐出权力中枢，代之以已成为驯服工具的醇党集团，并瓦解早已为其所不满的清流派，至此终于使自己拥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884年法国不断侵略越南。奕䜣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引起朝臣交章弹劾，追究越南局势失利的原因。适值清军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震怒，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 “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停奕䜣亲王双俸，命他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同一天又颁发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亦毋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命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奕譞为幼帝生父，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办”之名，实际隐操枢府大权。慈禧太后这次改组军机处因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

（十八）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䜣，所以时人把这次中枢机构的大换班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驽马即笨马，柴胡是比芦苇价高的一味中药，以讽刺这些新进王公的庸懦。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识见、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相比时相差甚远，他们是一些不谙国际事务、不懂国内政情的官僚，新军机处的特点是对太后惟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实际标志着她专权统治的确立。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在这一年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备扩充后的日本 实力大增，再次燃起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一贯奉行着丰臣秀吉的大陆政策，即先取朝鲜，进而进军中国。16世纪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想要泛舟西湖，终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对朝鲜作战，直至他去世。明朝万历皇帝派兵前往朝鲜帮助朝鲜抵抗日本军队，最终日军未能得逞。但以后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统治者都始终奉行这一政策。由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他们的侵略野心也逐渐燃起了。到了1894年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清政府在朝鲜也有驻兵。1894年9月15日平壤战役爆发，清军与来犯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但因为清军最高统帅叶志超的贪生怕死，最终朝鲜被日本占领。此外黄海大战、辽东之战、威海之战等都以清政府的败绩而终，整个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清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派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谈媾和事宜，最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许多有识之士在声讨“卖国贼”李鸿章的同时也开始深刻地考虑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国的悲剧。

（十九）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光绪帝从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和最近的甲午之败中认识到清朝现有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再不变法恐怕真的有亡国灭族的危险，于是他在征求慈禧的意见后决定实行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在此之前光绪帝十分惧怕慈禧，事事都要先请示慈禧后才敢决定。可是自从变法开始后慈禧越来越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很多事都敢擅自作主了，就如任命谭嗣同等4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行走。光绪帝有什么旨意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从而绕过守旧派官员。此外光绪帝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深深地触动慈禧太后，这个对权力有强烈欲望的女人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似乎得对光绪帝和维新派留上一手。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位原是李鸿章的， 因为他签订《马关条约》受到国人一致声讨，迫于舆论压力时清政府只好将他开缺），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朝中局势剑拔弩张，而血腥政变一触即发。1898年9月初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决定自己在9月13日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可到了13日这一天众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诏书，而诏书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更说明慈禧与光绪到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可是光绪帝只是个傀儡皇帝，手中权力有限，所以康有为这些人干着急没有办法。

（二十）当时朝中的所有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也主张变法。于是谭嗣同以及其恳切的言辞密奏光绪，要拉拢袁世凯，给他一些恩惠，这样一旦情况有变时袁世凯可能会是勤王保驾之臣。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17日再次召见他。9月18日这天夜里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见他，一见面谭嗣同开门见山地问：“以将看，皇上是怎样的人？”袁世凯说：“皇上是旷代圣主。”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将军可知道？”袁世凯说：“是的，略有耳闻。”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现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你若想救皇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干脆立刻就去颐和园告发我，让禧太后砍我的头！那样的话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到这里时他还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脖子，以示自己的决心。袁世凯听了，假惺惺地装出一幅很生气地样子，提高嗓门说：“足下把我袁某当成是什么人啊！皇上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皇上，而是我们共同的主子，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莫大的恩德，要救皇上的，不只足下一个人！足下如果有什么教诲，我愿洗耳恭听！”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都在这天津阅兵一行上，将军与董、聂二人所统领的三支军队都要受荣禄的节制，他们就想要依仗兵力来行废立之事。尽管这样但董、聂二人根本不值一提，当今天下能算是厉害的只有将军你，若那些奸贼真的发动变乱，将军你以一支人马力敌董、聂两支军队，辅保皇上，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你指挥的军队若能成功，这可是不世之功啊！”袁世凯说：“倘若皇上能在阅兵之时跑入我的军营，下达铲除逆贼的号令，那么我一定能像足下一干正人君子一样，就算豁出命来也要保得皇上周全！”

（二十一）谭嗣同试探地问：“那荣禄对将军你可是不薄啊，将军会怎样对待荣禄呢？”袁世凯笑而不答。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幕僚对谭嗣同说：“荣禄老贼并非真心对我家大帅好，以前曾有大臣向皇上进言要给我家大帅增兵，可荣禄却说：‘不能让汉人掌握太大的兵权。’他的那些施恩于我家大帅的举动只是想笼络住我家大帅而已，就像前年胡景桂参劾我们大帅的这件事，那姓胡的原本就是荣禄的手下。荣禄先让他弹劾我们大帅，然后再查办他给我们大帅昭雪，就是想向我家大帅施恩。他把胡景桂外放宁夏知府，可没过多久那姓胡的就升任辽宁夏道台，这就是荣禄老贼最阴险的地方，我们大帅难道会不知道吗？”谭嗣同又说：“我们不能小看荣禄，他可是个能成就一番霸业的枭雄似的人物，要对付他只怕不那么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只要皇上在我的军营里，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于是谭嗣同就把救光绪的计划详详细细地和袁世凯说了一遍，袁世凯又说：“现在军营里的枪支弹药都攥在荣禄老贼的手里，而且军营里各级将官有很多以前都是荣禄的手下，现在可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既然我们已经订好计策，我就得立刻赶回军营去，把重要岗位的将官都换成自己人，另外还得多储藏一些枪支弹药才行。”于是又叮咛一番后谭嗣同才离开法华寺。到了20日袁世凯再次受到皇帝召见，并且似乎也拿到皇帝的密诏。袁世凯赶回天津，连夜去见荣禄告密，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都对荣禄讲了。荣禄当即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军队不准擅自进北京，荣禄还坐上专列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

（二十二）这天深夜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帝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后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日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9月24日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应允。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后面原句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是梁启超改的，借用的是一位叫苗沛霖的《秋宵独坐》最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这天观斩的百姓达万人之多，谭嗣同面不改色，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晚清清流派

（一）晚清清流派是清朝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晚清清流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多数，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壮声势。这些“台谏词垣”标榜风节，“严义利之分”，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时有“清流党”之称。清流派曾繁衍为前后两代：前清流多北方人，称“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称“南派”。前清流要求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和兴修水利，尤主张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在沙俄觊觎中国西北地区和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等问题上都提出强硬主张，反对妥协。虽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的一面，但与守旧的顽固派不同。慈禧太后对前清流暗中放任，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广开言路的名声，达到抑制权臣的目的。后清流主要表现为一个开明爱国的集团，其中以文廷式、志锐、张謇为骨干，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当然后清流也有好纸上谈兵的弱点，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沈曾植、丁立钧等人对西方列强抱有过幻想，提出“联英伐倭”的主张，这些反映出该派的阶级局限性。清流派之所以出现并成为晚清政局中风云一时的政治力量是与当时政局的演变密切相关的，慈禧与恭亲王奕訢的权力之争为清流派的出现提供契机。辛酉政变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同时成为晚清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恭亲王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袖外廷，依靠湘军、淮军剿灭太平天国，使朝局稳定。慈禧经过几年政治生涯的磨练，渐渐羽翼丰满，想趁同治尚未亲政时独揽大权。而恭亲王主持外廷以来威望颇隆，在用人行政方面常与慈禧向凿柄，双方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为了排挤奕訢，慈禧不仅利用醇亲王奕譞来打击奕訢，同时拉拢清流派，借御史为耳目，以翰苑为喉舌，对清流弹劾权贵常加以鼓励，以监视和牵制奕訢等人。

（二）但是由于奕訢一直主政中枢，为了摆脱慈禧的打击也是拉拢清流派，力保自己的地位，所以奕訢对清流人物也千般笼络、百般恩宠。如前清流领袖李鸿藻，奕訢就对其多有嘉誉，曾多次表摆‘李公爱我’”。而李鸿藻为了寻找靠山，更有靠拢之意，所以李鸿藻执政最最，又与恭王友善，门生故友广布中外。再有伊犁事件中张之洞连上十九疏，洋洋洒洒，言所欲言，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弹劾军机处的。作为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奕訢却一直心平气和，每逢会议之期仍颇为虚心谘访。所以当慈禧下旨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时举朝大臣几皆同情恭王，太后之主张在外廷几无人支持。慈禧决心已定几次让内阁会议讨论，势必削弱奕訢的权力，于是御史、言官纷纷上疏弹劾。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慈禧对奕訢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取消议政王的称号。奕訢遭打击以后虽是自是益谨，但遇事仍不大迎合太后之意，试图以祖制杀太后之势焰。1869年太后的亲信安得海私出都门，恭亲王奕訢设法将其诛杀。慈禧又频频借故打击奕訢，对其仍不放心，便鼓励更多的御史弹劾权贵。所以一时台谏生风、争相弹击、清流横甚，在慈禧太后的恣纵与恭亲王奕訢的拉拢下这样清流派就在最高当权者剧斗的夹缝中应运而生了。前清流形成于光绪初年，即19世纪70年代末。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恣意侵略中国边疆，民族危机严重。清廷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上书言事、评议时政、弹劾大臣，使朝廷内外出现台谏生风、争相搏击的局面。1870年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后就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诗踏青，这帮人都是愤青，张之洞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1877年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搞在一起，特别是陈宝琛，他已成为李鸿藻手下的得力干将。

（三）这次回京后清政府内部的领导结构和人事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没人顾得上张之洞，他很失落，日子过得很苦。原来和他吟诗踏青的那些同僚都升了官，可他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对清政府内部领导层产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与陈宝琛等人不谋而合，在陈宝琛那帮人的影响下他也渐渐产生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让张之洞又结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在这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佩纶的关系最要好，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两人都以学问渊博著称并结成一派。他们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关系密切，李鸿藻为打击政敌军机大臣沈桂芬，并使自己在朝廷政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他们极尽笼络和操纵之能事，故时人多称李鸿藻为前清流的魁首。后清流大致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前后清政府内部政争出现新的变化，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而宣告瓦解。从80年代末到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与前清流一样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还直接指责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力主反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黄海海战后后党趋向对日本妥协时苦谏要求抗战到底。此外对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888年沈曾植、黄绍箕、盛昱曾积极赞助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1894年康有为因刊刻《新学伪经考》获罪时清流诸人又多方搭救。

（四）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懵懂无知，此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论调，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也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光绪帝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后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战争的一再失利，帝党清流们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将攻讦对象指向李鸿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员。帝党清流们为攻讦北洋集团而不惜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以此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期随着帝党的失败，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职，或离京南下，或因其他原因销声匿迹。甲午战后虽仍有人作为帝党成员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但清流派已不复存在。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最突出的问题，道、咸以来官场贪污风行，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同治中兴时略为好转。但仅接着便是外患频繁、边疆告急，国内形势极为严峻。同时自然灾害严重，如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六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灾州县总数在1865至1874年平均每年为124.9州县，1875至1884年增加到328.1州县。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清政府却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兴办洋务，抵抗外来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兴土木，慈禧为了修颐和园耗资百万，使得国库空虚，竟动用北洋军饷。翁同龢曾与陕甘总督谭钟麟通信时抱怨道：“事有大难，京响、海军、东内、洋息一时并集，加以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下之各府，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掘地尽矣！” 

（五）统治者如此横征暴敛，地方官员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局面时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他们纵使不能抨击慈禧的纵欲享乐，对贪官污吏却表现出一种不畏强御，不受权贵羁绊，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如黄体方斥责尚书董恂：“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赋，是其专职。然而对荒政不闻进一言，画一策，甚至对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又如邓承修弹劾广东贪吏：“摧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清流派对此抨击，不遗余力。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清流派主张“道”不变，强调儒学的文化正宗地位，“维正道”论在其文化观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他们对“器”的认识却远不如守旧派或洋务派那么直截了当：守旧派坚持“器”决不能变；洋务派主张“器”不可不变；清流派则表现出在对“器”可各有选择的总体形态之中，包含着既倾向于洋务又恐惧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斥责为离经叛道的矛盾心理，可见对“器”各有选择的特征当是由该群体内外两方面因素所促成。清流派多数成员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已指明近代中国必须变“闭关”为开放，变“独治”为讲洋务学习西方，其文化观具有倾向洋务特色的要因决定。如果就“守旧”与“洋务”这对矛盾体范围而言，那么清流派决非倾向保守的群体，应当说它基本上倾向于洋务。清流派着重强调“恤民”，就是提醒统治者，当“民”遭遇不幸的时候必须对“民”予以同情，这里的所谓“不幸”就清流派所存在的时期而言主要是指自然灾害。清流派认为能否“恤民”恰恰就反映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否在施行“仁政”，是否使“民”摆脱灾害威胁，他们的“发仓赈贷，皆赖皇仁”之论完全体现出强调封建统治者应以“恤民”证明自己在对“为邦本”之“民”施之以“仁”。

（六）他们深刻指出：“民命则死不复聚。”这强调“生民命”的终极目的是要“聚民心”，而“聚民心”无非是要防范因“民心散”而导致出现“覆舟”的惨局。这样大声疾呼赈灾以及对此提出各种措施也就成为清流派恤民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恤民者，荒政之本”口号的提出正是清流派恤民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晚清教育腐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筹变通之法。清流派揭露出的教育弊端有：学非所用，专注于“攻举业”之人结业后却所学皆非所用；学校教育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官学废驰，生员杂滥。教官无德无才，山长有才无德，学政滥竿充数，玷辱使命；滥捐、滥保严重阻碍着“学而优则仕”这一士人入仕的正常途径，开捐以来，进身太易，士之务进取者必以保举为捷径；科场舞弊，顶替、换卷、闹考、索费等现象指不胜屈。清流派认为要“整饬”就必须从学校、入仕、科场这三个方面入手，清流派呼吁亟应严行整顿科场，而他们提出的措施却主要是在试卷方面防止作弊。仅仅是提出一些“补救”措施以期改善旧教育制度而已。晚清社会中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完全主宰着思想文化领域，传统的伦理体系主要由“修身”和“恕道”所构成，“修身”的前提是对道德起源要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清流派的伦理思想即由其人性论铺奠出基石，清流派认为：“小民皆有天良。”所谓“天良”就是“良知”、“天德良知”，都是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先天的。既然“天良”连“小民皆有”，那统治者则不会例外。因此清流派以主张“天良”为表现，赞同封建道德品质是先天的、人人具备的，但是现实中明显存在着恶。而清流们上书言事的主要目标就是抨击现实社会里其对立面浊流以及任何“浊”之表现，于是解释恶产生的根源、解决人何以有恶的问题又在清流派的人性论中提出来。他们指出“民”之所以成为“恶者”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清流派对道德起源的认识亦即他们的人性论是唯心主义的。

（七）“修身”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清流派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其道德观。从清流派提倡“尽公忘私”和抨击“重私情而忘公义”、“瞻顾身家，营私便已”等内容看他们所主张的道德基本原则是公利高于私利，应当做到为公舍私，不能有以私害公的行为，清流派认为各级官吏在任职效力于封建王朝时应当用以“克己”为前提的“公德”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清流派将善恶观纳入其伦理思想。道德的要义在于分清善恶、扬善惩恶。清流派有时将对善与恶的分辨诉诸于良心，如认为“廉洁”属于善行，提出“激发天良，廉洁自持”。“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员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他们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廷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这些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针对兴办洋务的大臣议论臧否，号称“清议”。因时常对洋务放言高论，所以素有“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之说。但是他们与清朝的顽固守旧派存有根本区别，顽固派极力反对办洋务，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术，而奉夷人之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且夷人，吾仇也。他们由仇视洋人，而排斥洋务，自认为传统礼仪文明足以立国安邦。尽管清流派与洋务派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所恃“清议”主要是针对办洋务之人，而全非洋务之事。他们怀疑办洋务的官僚收赂纳贿，常与洋人接触，有辱礼仪之邦。因洋务运动在中国已经兴办十余年来成效显著，故清流派并不全面否定洋务事业。清流派因宗主与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战争为界，有前后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有陈宝琛、张之洞等人，南清流有文廷式、张謇等人。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它又对晚清的政局带来重要的影响，清流的登场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晚清政局变的更加复杂化。

（八）首先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开始是慈禧与奕訢的斗争，后来演变成为后党与帝党的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当他们参与到统治集团内的斗争时整个朝局益加复杂，特别是后清流与光绪结为一派同慈禧之间明争暗斗。慈禧素与光绪的两妃珍妃、瑾妃不睦，此二人却是光绪亲政后的左臂右膀。翁同龢为光绪的帝师，光绪的思想受其影响颇重。而文廷式曾为两妃的师傅，又深为德宗所亲信，志锐乃为两妃之兄，光绪颇宠。后清流主战人士多倚靠光绪主持大计，而光绪亦有雄心抱负，立志重整国威，所以后清流自然形成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而枢臣孙毓汶、徐用仪向来为清流派所恶，却受到慈禧偏重。“帝党”与“后党”之对立遂形成，于是宫廷矛盾不断，是为后来戊戌政变的前奏。其次对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发生作用，中法、甲午战争的爆发与清流派的主战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力主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他们如洪流般的清议曾给朝廷巨大的压力，使清廷不得不谨慎行事。时人云：“清流之势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然而清流派多数成员系御史、言官，他们不曾具体参与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务，又缺乏实战经验。因而其放言无忌的谈论战事，皆属纸上谈兵，许多主张空洞无物。对李鸿章北洋淮系肆无忌惮的抨击，其实当时北洋内情，清流派却不知。李鸿章在《复陈海陆兵数》折中报曰：“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

（九）“海军仅恃铁、快舰八艘，陆师则淮、练军三四万人，自守有余，作战之不足。而日本此时则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购造新舰，下至甲午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李鸿章熟知洋务，对日势力估计充分，所以时时避战，清流派对此不解，亦常常抨击弹劾。清流派主张北调湘军抵抗，其实湘军在陆战上也是一败涂地。甲午战争期间清流派清议甚浓，使朝廷欲战欲和、欲和欲战，战和之意不定，终致巨大的损失。如若李鸿章令海军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军行动，不贸然开战之策得以施行，那么中日间战争局势也不会发展到那样糟糕的地步。最后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现的抨击与誓死保卫疆域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一批知识分子，这些向来以“治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觉醒，力图改革。清流派便与之合流，产生变法图强思想，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人士频繁接触，协商变法救国问题。会（强学会）既立，京城士大夫颇闻风影从，大臣中如翁同龢、孙家鼐等皆颇支持之。 加入者日多，声势一时颇起。清流派与维新人士以光绪为首终于开展百日维新，但是百日维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政令多未实行。戊戌政变后朝中便出现保皇、立宪派人士，政局更为复杂。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其活动期间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问题，褒贬各派人物。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其中的政治派别，它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也无法消弭其缩留下的痕迹，清流派与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