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学生时代最后一堂课
自到南大以来，听过许多方家的博士生课程。记得第一学期最喜欢许结先生的赋学课，后来又在武秀成先生的校勘学课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献学功底，真可谓一幕幕犹在眼前。虽然我早已修够了课程学分，但我的心中时常升起一种遗憾，那就是在今天之前还没有听过本校古典文学泰斗莫砺锋先生的课——实际上我在学校里见到莫先生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他自从疫情以来就不再授课，主要理由据说是不愿意上线上课。所幸三年抗疫终于过去，本学期我们终于可以听到他老人家的“唐宋文学专题”课了，我等也终于可以说一声没有白来南大了。
从前天打完羽毛球，我总觉得身上特别累，昨天休息了一天也并不见好。今早起床已近九点，仍是浑身酸痛。我原想着莫先生又不是只有今天开课，今天去不了大不了下周去听——他“唐宋文学专题”这门课在网上似乎能找到多年以前的视频，因而我想去听一听他老人家亲自讲授，很大程度上是图个仪式感。但我挣扎再三还是决定今天就去，既然要追求仪式感，自然要去最有仪式感的这堂课。我赶快起身洗漱，下楼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到食堂要了两个包子，就直奔上课地点了。进教室一看，人尚不算太多，我在教室中后部选了个不错的位置落座。此时已近九点半，莫先生还未露面。但我眼见着人越来越多，先是见到了自己的同级同学，次后见到一些师弟师妹，最后竟连外专业的同学都闯入我的眼帘了。还未到上课时间，能容纳约百人的教室已座无虚席了——真正意义上的座无虚席。
十点十分，莫先生准时抵达教室。老先生今年已七十有四，但精神看起来十分矍铄。我在南师大读研时，曾上过词学专家钟振振教授的课，钟先生比莫先生年轻一岁，但当时却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与之相比，莫先生真可算得上容光焕发了。莫先生是无锡人，说话还带一点南方口音，作为一个北方人，我时不时会因为听不太懂而愣住几秒。两个小时讲下来，莫先生思路清晰，语速较快且从不卡顿，真是一代名师之风范。我只觉得自己很久没有坐在教室静静地当一回学生了，今天的课程我基本保持住了专注力，全程听下来真感到意犹未尽。莫先生在讲台多年，经验丰富，更让我惊叹的是他对时间及其所讲内容的把控能力。就在下课铃声响之前三秒左右，他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周就正式进入专题的研究”，话音未落，铃声响起。在坐众人不约而同想要鼓掌表示对莫先生的尊重与感激，不料莫先生微笑着摆摆手说：“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其谦逊、和蔼，乃至于斯。
莫先生今天的主题讲的是“功底与眼光”。他认为，作为一个博士生，大约应有以下几方面的功底：语言文字功底；文献学功底；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功底；记诵的功底。而关于“眼光”，莫先生主要从“怀疑/问题”“选题的学术价值”“选题的逻辑起点”及“要解决问题”四方面展开讲授。听课的过程中，有一些令我深有感触的小片段，我随手记载了手机备忘录，这才是我想要写下这篇文字的初衷。接下来，我将对莫先生所讲内容撮其精要留记于此，其中夹杂着些许我个人的体验与思考。
（一）关于语言文字功底。
莫先生再次向我们讲述了他在程千帆先生门下读研读博的经历。为了了解每一位学生，也为了考察学生的语言文字功底，千帆先生要求他的每一位学生在甫一入学时先交三篇自传，即文言文版、白话文版及外文（不限英文）版。这大约现在已是江湖人尽皆知的事了，故在此不再赘述。在谈到语言文字功底时，莫先生强调了掌握诗词格律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例，说是有同学拿着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中选的苏轼的诗问莫先生：“近来读书读到一首七律，前四句与后四句没有押同一韵部，请教先生七律中有换韵例否？”莫先生说，自己当时很懵，因为自己从未听说七言律诗还有换韵的情况。当莫先生将《宋诗选注》拿来一看，方知这是苏轼的两首七言绝句。钱锺书选宋诗时遇到组诗如果题目中没有明确标明有几首，那么他也就不标明。而那部《宋诗选注》的排版恰好是繁体竖排，行二十八字（恰好为一首七言绝句），所以第二首绝句就自动换行了。也就是说， 在这部书中，一首七言律诗和两首七言绝句的排版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位同学才会搞错（据查，《宋诗选注》中苏轼一共有三组两首七言绝句，分别是《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澄迈驿通潮阁》，前两组知名度较高，推测是第三组。不过前两组能分辨出来的话，第三组应当也不成问题吧。）。莫先生指出，倘或其懂得诗词格律，则断不至于出此差错。诚然，我时常发觉现在有的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能对诗词格律都不太精熟，不过大抵都还是知道七律不会换韵的。有的时候不通格律尤其是不通古韵确实是大麻烦，找不准韵脚字就会在点校时点错诗的体裁。莫先生说，曾经有位古籍整理者将一首五言古体诗点成七言，就是典型的因未能找到韵脚而造成的错误。诸位古代文学研究者、古籍文献整理者，不可不引以为深诫。
（二）关于文献学功底。
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广义》共分四大册，分别讲“目录”“校勘”“版本”与“典藏”。莫先生今天上课重点讲到的是“辨伪”。这些概念都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我在读研究生时尚不能很好理解，但现在已可以泛泛而谈了。莫先生提到《全唐诗》中有一卷“牟融诗”：“我们有不少同学喜欢读唐诗，喜欢从中找学位论文的题目。那些一流的大家早就被人研究透了，而且研究的成果越多，你要做的工作就越多。比方你要研究杜甫，我就问问你《千家注杜》读完了没有啊？不可能读完的，读完你也就到了毕业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同学学位论文开题一般我不参与，如果我参与了，看到有想写李白、杜甫的，我都建议重选题目。那么有的同学就会说，那我找一个相对小众点的诗人可不可以呢？于是你看到《全唐诗》卷四六七有一卷牟融诗，你一数六十九首。这个数量，做一篇博士论文单薄了，但做一篇三万字以上的硕士论文还是可以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首先就会遇到一个困难，这个叫牟融的人在唐代的文献资料中没留下一丝痕迹。那么你可以根据他的诗作中有写给张籍、朱庆馀的推断这是个中唐诗人。然后你会研究一下他与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的关系、异同。如果我们同学这样去做了，那我首先要对你表示慰问。因为你被骗了！唐代根本没有叫牟融的人。这都是明人造假，从别人诗集中东抄一首西抄一首，最后说自己得了海内孤本的《牟融集》，以牟取暴利。最后清官修《全唐诗》时也不加甄别，遂使伪唐诗蛊惑后人数百年之久。”以上是莫先生对此问题的讲述。我很讨厌明人的一点正在于此。明人尤其是中晚明，作伪一度成为风气，上至文士、下至书商似乎都喜欢假古人之名行作伪之事。当然，官修《全唐诗》的毛病亦不待言，他们在胡震亨《唐音癸签》和季振宜《全唐诗》基础之上补充的作品，概不标明出处，遂使伪作横行，至今对学术研究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不过由莫先生的讲述不难看出文献学功底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了。
（三）关于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之功底。
莫先生提到了所谓的“黄侃八部书”。黄侃黄季刚先生是程千帆先生的老师，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初期，北大章太炎先生门下弟子作“柏梁体”诗分咏学校名人，写黄侃先生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那么黄侃先生如此看重的八部书是哪八部？周作人（亦章太炎门下弟子）记为，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文选；程千帆先生记为，说文、尔雅、广韵、毛诗、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据我所知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特爱给人开书单。我手头有梁启超的一部《读书指南》，其中分三大部分，即《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附录》。《附录》包括《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不妨看看梁任公之《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哪些：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从体量上看，比黄季刚先生的“八部书”多出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黄季刚先生重视小学，故所列书目有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书。无论是“黄侃八部书”还是梁任公之“最低限度必读书目”，都很重视史学和子学（近似哲学）。反躬自省一下，真觉惭愧不已。中华典籍浩瀚无垠，即便是那些最经典的、国学大师公认必读的书目，我也尚不能说是通读、熟读过，每每念此总是心生荒度光阴之悔恨。但愿我今后能更加勤勉吧。
（四）关于记诵之功底。
我小的时候记忆力尚好，参加诗歌背诵大赛什么的总能拿到些名次。读研后渐渐感到记忆力衰退，背一首、一首词用的时间要长了不少。莫先生很重视记诵，我早有耳闻。据说在博士入学面试是，莫先生常喜欢让人背诵长诗。这不由让我想起一桩往事。博士资格中期考核时，莫先生就坐在我的左手边。当时我抽到的六道题中，除了皮锡瑞《经学历史》相关的一道题我较为熟悉外，其余五道题目我都没怎么见过。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三道题目作答让我深陷纠结之中。其中有一道题，是让你说李白杜甫乐府诗的异同。原本我是可以说出一些的，我对李白杜甫还算得上熟悉。但我当时瞟了一眼莫先生，心想，万一选了这道题，莫先生让我背诵李杜的一些乐府名篇，我背不上来可怎么好呢？所以索性先删掉那道题，从剩余题目中选。我的同届同门选择回答关于白居易《长恨歌》与元稹《连昌宫词》艺术优劣对比的问题，莫先生即令她背诵《连昌宫词》，她心下大惊，慌乱中未能背出，险些未能通过资格考核。其重视记诵之情况可见一斑。莫先生上课时举王国维识得《秦妇吟》的例子告诉我们记诵之重要性：韦庄之成名长诗《秦妇吟》描绘黄巢起义时长安城一片狼藉之景象，然此诗自韦庄死后便失传了，此后千余年间无人知其全貌。上世纪初法国的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一个唐代的残写卷，但对其中的文本未详为何。王国维一见其中有“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便知其为韦庄失传之长诗《秦妇吟》。王国维何以知之？盖其读过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保留的《秦妇吟》“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这就是记诵的功劳了。莫先生说，现在有了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所以大家都不爱记诵。记诵的功底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莫先生说，程千帆先生记诵功底极好，但似乎也不能完整记诵十三经，晚清近代的那一辈学者（莫先生仅举沈曾植一人）是可以背诵十三经的，再往上乾嘉时期的学者据说能记诵十三经注疏。听了莫先生的话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于我而言，记诵的好处大约就是写作时不至于脑袋空空，不至于引用个名句还要去检索。
（五）关于眼光。
莫先生在谈到做学术研究要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之前，首先提到了搜集材料要完整的问题。他再次举钱锺书选《宋诗选注》的例子。以下为对莫先生讲述的不完整回忆：“在《全宋诗》出版以前，钱锺书先生对宋诗的掌握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他选《宋诗选注》，实际上运用了他所能看到的全部宋诗文献，选出来的篇目有一些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钱锺书将这些诗篇选出，体现他独到的眼光。但是钱先生在选南北宋之交一个叫吕本中的诗人的作品时，还是未能掌握全部的材料。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一个诗人，钱锺书选了他《兵乱后杂诗》这一组诗的两首。他是从几首中选出的这两首呢？是从五首中选出的。但吕本中这一组诗一共有多少呢？二十九首。但钱锺书只看到了五首，就从五首中选出了两首。那么，假如钱锺书先生看到了完整的二十九首，他还会不会只选两首？即便是还只选两首，他还会不会坚持选现在选的两首？当然后来钱锺书先生看到了二十九首，他还是选了这两首。我们认为，钱先生的眼光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看完二十九首还是只选原来的二首呢？原来，钱先生看到的五首是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保留下来的。这说明方回选诗的眼光也是很准确的。”我查看了我手头的《宋诗选注》，发现其中《兵乱后杂诗》选了三首。此处不知是莫先生记忆有误还是钱锺书先生后来又补选了一首。莫先生想用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的是，要重视搜集材料，搜集材料要完整全面。但他在言语中赞赏了钱锺书与方回选诗的眼光。我想，这与发现学术问题的眼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能力。
（六）关于“怀疑/问题”。
莫先生在这一部分提到了两个案例。一是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二是陈尚君先生对《二十四诗品》是否是司空图所作的怀疑。先说前者。话说秦始皇时，焚书坑儒，下令凡藏《诗》《书》者一律杀头。那么，《尚书》这样一部儒家经典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有两种方式，一是冒死将其藏起来，至于藏在哪儿就是个技术活，墙壁夹缝或是土里都可；二是将其记诵于心，记之于脑。秦旋立旋亡，汉时儒家经典得以重见天日，大儒伏生所用的保存文献的方法即记诵于心。当时汉文帝命晁错前往伏生家，经伏生口诵、晁错笔录，遂成一部《尚书》。由于晁错整理时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故此部《尚书》称今文尚书。后来，汉武帝时的鲁共王从孔家旧宅探得《古文尚书》，乃用战国文字写成。朱熹何以产生怀疑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朱熹发现，按道理来说，古文尚书诞生于战国时期，其文字之佶屈聱牙应该胜过今文尚书，但为何现在读今文尚书困难重重，读古文尚书反而如此畅通呢？由此观之，至少宋时流传之古文尚书，必非真正的古文尚书。真正的古文尚书也许存在过，但宋代朱熹看到的一定不是原本。陈尚君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文献学专家，师从朱东润先生，按辈分是本人嫡亲师爷。他与汪涌豪先生曾撰三万字长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详细阐明了《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根据。其实这奥妙就在于，《二十四诗品》从司空图在世至明万历间的七百年中，从未有任何记载，各种史传皆未提到司空图著有此书。直至明末天启、崇祯间，才有人提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书。其实，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近三十年，各种学术论争层出不穷，现在多认为是元人所作，而非陈尚君先生所主张的明人。但这一问题的提出，确实是自陈尚君先生始，这便是陈尚君先生用怀疑的眼光寻找问题的结果。莫先生戏称，自己也读《诗品》，但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怀疑，自然也就没能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自己的眼光不到啊。
（七）关于“选题的学术价值”。
这一部分莫先生主要提到程千帆先生对《春江花月夜》的研究。莫先生的讲述大致如下：“《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很有名的唐诗。自从清末王闿运称其‘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开始，这首诗逐渐为人们所重视，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及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里都对这首诗文本、意境的美做出了分析。我觉得，从解读诗歌文本的角度，王闿运、闻一多、李泽厚说的已经够清楚了，后世学者再要研究《春江花月夜》就不必再从文字的美感上下功夫了。可惜现在每年写《春江花月夜》的论文还是很多，我有时会注意找来看看，但绝大多数人写的还是赏析、品鉴一类的文章，无趣得很，实在没有什么新意。这样的选题从学术价值来看是要大打折扣的。程千帆先生对《春江花月夜》亦颇有研究，但先生另辟蹊径，不再执着于对文本文学性进行讨论。程先生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样一首优美的诗篇，何以在诞生之日起很长时间没有人对其文学性做出评价呢？张若虚其人流传诗篇并不多，他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的确写得十分优美。但是，今人能看到这首诗还需归功于北宋郭茂倩编纂了《乐府诗集》。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是编总集，不是选本，他一看你张若虚写了一首《春江花月夜》是乐府古题，就收进《乐府诗集》了。那么从收入《乐府诗集》到明代胡应麟之前，为何没有一人发现其文学美感？程千帆先生这个研究角度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敏锐’的眼光。最后，程千帆先生的结论是，一首诗的流传广度与时代之文学习气、社会之文学风尚紧密相关。《春江花月夜》这类的七言歌行体在宋元时期并不显眼，到明中期前后七子鼓吹‘诗必盛唐’，它的价值才渐渐为人们所发现。”
（八）关于“选题的逻辑起点”。
其实这个逻辑起点很简单，那就是忌重复。莫先生谈到学位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尽量避免重复。现在的同学很多都依赖检索系统，但有了检索系统后同学们可能就不那么认真，所以偶尔会因马虎漏掉一些别人的成果，结果跟自己撞题了。这样撞题的后果是，由于你的题目同别人相撞，尽管你确实没有看过对方的成果，但你们的研究路数很有可能非常接近，那么你最后难免要落一个剽窃的闲话。当然，不独学位论文如是，单篇论文亦如是。莫先生讲述了他博士论文选题的往事，愚以为颇有趣，可谓当代儒林一典故。莫先生说：“我的博士论文起初拟定的是研究朱熹的文学思想。因为我读《诗经》时读过朱熹的《诗集传》，读《楚辞》时又读过朱熹的《楚辞集注》，我感到朱熹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非常有思想的理学家。我们那时对理学家多持批判，而且有一个观点是理学家往往不重视文学。但我读了朱熹有关《诗经》和《楚辞》的书后，再读读朱熹的诗词作品后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想研究一下他的文学思想。当时对朱熹的研究很少，对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更是一篇没有。但是，正当我跟程千帆先生商量过后准备着手研究时，听说在台湾的钱穆先生新出了一部《朱子新学案》。我当时心里一惊，就很想看到这本书。据说，此书目前大陆有且只有一本，在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那儿。张岱年先生与钱穆先生是朋友，所以钱穆先生一出版这个《朱子新学案》就送给了张岱年先生一套。我就去同程千帆先生说这个事，看程先生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到这本书。程先生听了也很为难，说他不认识张岱年先生。程先生看我很急切，因为我看不到这个书就无法判断我的设想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后来程先生想办法联系到了北京大学的林庚先生，林先生与张先生是同事，去借此书张先生也就借了。那时复印还很贵，林先生到打印店把目录复印下来给我寄了过来。我一看心都凉了，目录三十四页，其中有什么‘朱子诗经学’‘朱子楚辞学’等等，当时就觉得自己原来的设想不行了。当然时隔多年我看到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当年我的构思是可以写的，我的角度与钱穆先生完全不同。”张岱年、钱穆、林庚、程千帆这四位老先生都是学界泰斗。听到有关他们的故事让我很兴奋。谁不喜欢名人逸闻呢？
（九）关于“解决问题”。
莫先生指出，选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他《鹤林玉露》中宗杲及《朱子语类》中朱熹的话向我们说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宗杲之语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朱熹之语云：寸铁可杀人。无杀人手段，则载一车枪刀，逐件弄过，毕竟无益。莫先生将“解决问题”比作“杀人”，将一系列的方法论比作“杀人的刀枪或寸铁”。这比喻煞是新奇。莫先生说，西方人最喜欢也最擅长构建理论。但是怎样将那些较新的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或者说，那些较新的理论适不适合运用到文学研究中，都值得思考。莫先生提到了“新三论”的概念，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据查，这已经算是“旧三论”了），他说，只有“系统论”可能跟文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听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有些迷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注意力集中久了到这里有点分散；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天生不喜欢理论构建，一听到“理论”二字就有点抵触。结合这一部分的主题，我猜莫先生是想说，西方的理论固然花哨，但就像那一车的“刀枪”，“毕竟无益”，使用时要辨别出其中能够解决问题的部分。另外，对于理论尤其是西方的理论不能乱用。莫先生还谈到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应该找到谈西方理论的英文原著，因为有些理论被翻译者搞得面目全非了。虽然这段我听得云里雾里，不过还是要提一下这一部分莫先生跟大家分享的他的一件陈年趣事。话说莫先生曾赴哈佛大学访学，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此去哈佛，交给你一任务。你去问问他们那边的学者，如何用新三论研究文学。”莫先生到哈佛后，正好遇见宇文所安，他知道宇文所安是研究唐诗的，于是问道：“请教您，您是怎样用新三论研究唐诗的？”不想宇文所安听了也有些懵，反问道：“什么是新三论？”莫先生与宇文所安一番交谈后才知，这个所谓“新三论”其实是中国人提出的，他们西方压根儿不用。莫先生遂给程先生写信：“老师交代我的任务已完成了……”说到这件事时莫先生神采飞扬，仿佛回到三十几年前事情发生之时了。
以上大约就是我对这堂课的记录。或许有些细微的出入，但大体不差。临近下课时，莫先生还讲了一段《水浒传》第一回史进拜师王进的故事，但我听得不真，也不记得他讲完后做了怎样的总结，大约是说史进都是花架子，同学们要学就得学真本领吧。既然开头所提到的“仪式感”已得到了满足，那么我想，下次课开始的专题研究我大约就不会再去了吧。如此，这堂课应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堂课了。一时竟有些伤感，但我很庆幸它结束得如此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