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节选】The Spanish Armada 第十四章
就在西班牙舰队北上绕道不列颠岛的时候，关于失利的分析就开始了。8月20日，博瓦迪利亚的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 de Bobadilla ）记道，这支舰队的人们现在不会作事后的聪明，这类的言语无异于亡羊之后才想起补牢。然而，博瓦迪利亚对于溃败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断言，“敌方的许多舰艇在战斗中占据优势，无论是在船设计方面，还是在船上的火炮和船员，由此，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在预定战场与我们交火”；另一方面，则归结于重炮弹药的严重短缺。“尽管如此，公爵当天还是设法让舰队锚定在了距离敦刻尔克仅有七里格的加莱的海路上.....如果在当天，帕马公爵能带着他的军队出发，就能顺利登陆。”
博瓦迪利亚的分析——有史以来对舰队失利的最早的分析，完全契合了真实历史记载中发生的状况。诚然，舰队在后勤、船舶设计、组织和领导能力方面无不存在缺陷，但是西班牙舰队最终还是成功的来到了加莱，并保持严明的纪律。如果不是因为在与帕马公爵回合之前遭到了纵火船的袭击而导致严密的阵型分崩离析，菲利普的大战略很可能早已成功。那么谁该为舰队的失利负责？
与皮门特尔一样，许多人指责帕马公爵为何在7月下旬开始一再发送消息并反复回报战况，却还是按兵未动，甚至没有尝试反击。根据沮丧的门多萨大使所述，在法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帕马公爵蓄意破坏舰队的远征计划，以便自己成为独立的新低地国家的统治者，并就此于英国结盟（他在布尔堡的和平谈判被视为这一结论的证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帕马公爵不得不亲自前往罗马解释他的行为，因为谣言在意大利传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并将失败的一切因素归咎于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
西班牙在罗马的大使被激怒了，因为他恰好是公爵的表亲，直接写信指责帕马公爵的不忠义与小人心肠：“此乃上帝旨意，非尔过错，更非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之过”，大使尖酸的补充，“除非国王，无人能对他作出谴责。”菲利普并未指责过自己的侄子，尽管马德里的大臣们对帕马公爵在西班牙舰队即将会师之前依然没有准备就绪感到震惊，然而菲利普似乎相信了公爵的保障，即自己的驳船早已准备就绪：
“那些从舰队上到这里的人（帕马公爵语）识图给人留下一种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错误印象，因为他们既看不到船上枪炮弹药，也见不到一个人.....然而他们错了，一切都在按原计划进行，而过早的准备只会适得其反：船上的空间小到摩肩接踵，长时间待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容易滋生疾病；食物也会很快腐败。”
事实证明，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帕马公爵一得到舰队即将来到法兰德斯的消息，便开始了登船的准备工作。而当舰队被迫北上时，这一进程依然顺利的进行。据困在敦刻尔克的西班牙舰队的督长(Inspector-General)所述：
“德意志，意大利，瓦隆 (Wallonia)这些地方共计18000人登上了帕马公爵的运输船，西班牙的步骑在敦刻尔克随时准备。而就在这时，传来了西班牙舰队离开的消息；然而一切还是保持井然有序，帕马公爵亲自到场，在得到舰队的确切消息之前不更改任何作战计划。”
主要问题在于麦地那西多尼亚的信使在派往法兰德斯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贻误，实际上，一听到舰队靠近的消息，帕马公爵便立刻动手准备事宜。而如果这条消息来的早一点，或者西班牙舰队停留的更久点，毫无疑问会师将得以实现。
帕马公爵的名声，在短暂的蒙受一段时间的污蔑后，得到了清白：他的确不能为登陆舰队做更多的准备。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也是如此。在率领舰队返回西班牙后，他便辞去了指挥权。9月21日，“圣马丁”号抵达桑坦德港后，麦地那西多尼亚只在港口停留了一段时间，以确保自己和随行人员康复，并支付了途中拖欠给他们的薪水（超过7810金杜卡特）。在闲暇时间，他打了两次牌，全都输了。10月5日早，他就让十一匹骡子和十七个搬运工背着自己的行李回了家。
公爵一路向穷人和牧师施舍，于24日抵达自己在桑卢卡尔德瓦拉梅达 (Sanlúcar de Barrameda)的住所。这是难堪的一刻：当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试图睡觉时，年轻人把他的屋子团团围住，高呼“德雷克，德雷克，德雷克来了！”直到天明，并给他起了一个尖酸的绰号：“母鸡公爵”（duke of Gallina）。公爵对舰队的失利要付多少责任不可得知，但国王并没有对他的个人行为与对舰队的指挥做出任何批评。或许是国王回想起公爵在远征前就不愿接受他的命令，并在回到拉科鲁纳港之后劝说他放弃整个行动；或者受到舰队中的幸存者对公爵领导能力的赞誉而动摇。即使是严厉的军法官博瓦迪利亚的唐·弗朗西斯科也在战后写道，“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这会让他们难堪，然而世上没有哪位指挥官能比他做的更好。”
鲜明对比的是，公爵的幕僚瓦尔德斯的迭戈·弗洛雷斯为此受到了惩罚。他曾经劝说公爵抛弃他的表亲瓦尔德斯的唐·佩德罗及船上的50000枚金杜卡特，而当纵火船来袭的时候，他又惊慌失措的切断所有的锚链。由于对他的表现和对公爵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不满，他的同僚对此无动于衷。根据一则流传在舰队中的恶毒谣言，8月8日当天公爵抵御英国舰队的第一波猛烈袭击时，他发现自己紧挨着吉普斯夸分舰队的旗舰，公爵于是询问奥昆多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对方挖苦的回复:“不知道，问你的迭戈·弗洛雷斯去！”当舰队拖着残破的身躯返回西班牙时，两艘船在拉雷多港发生了碰撞事故，多人伤亡，而这也被归咎于瓦尔德斯的疏忽。接下来几个月里，类似的证据越来越多，在圣诞节前，他就在菲利普的命令下被投入了布尔戈斯的监狱。尽管迭戈·弗洛雷斯对于指控他的种种劣行并不富有全部责任，然而他依然是唯一的替罪羊。
几年后，对于舰队失利的责任追究从舰队中的指挥官转移到了埃斯科里亚尔宫里。最过激的抨击出现在1599年，而这出现在菲利普去世不久（这也解释了他是如何躲过审查）。据马里亚纳的胡安的《君主制研究》所述:
“我们在英吉利的海岸蒙受了沉重的灾难，此乃不幸与耻辱，多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而除非记忆的差错，否则这必某位君王自己邪恶的欲望激怒了上帝，使其降下对国家严厉的惩罚；这位君往似乎忘了他是神圣之人，忘了他的高龄，忘了他的衰老；谣言四起，说他在放荡不羁中失去了理智。”
博学的西班牙耶稣会士观点认为菲利普的失败在于其道德层面。与之不同的是，曾在北海熬过一劫的博瓦迪利亚提出了一个更贴合实际的观点：
“让我们在如此一个洋流如此强劲、海岸如此开阔、侧风如此猛烈、沙洲如此密布的海岸实现会师，不知道计划出自何人之手......但是我坚信要把如此分散的力量集结起来、同时让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的一定是自负之人，因为这一切根本是痴人说梦。”
后来的人提出了博瓦迪利亚的判断相似的看法。在华特·雷利爵士撰写的《世界史》第五卷中（主要写于1613年），他的结论与其惊人的类似：
“在既没有港口补给、又无支援的情况下，从海上发动对任何危险海岸的入侵，与其说是君主对战略的丰富理解，不如说是对财力的极端自负。”
这种结论或许过于肤浅与自傲。在历史上的登陆作战中，尽管充斥着有着最好的把握却折戟的战例，也不乏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情况。而对于华特·雷利爵士来说，即使在1588年12月，英格兰的解围也被视其作一个奇迹，当时他认为将防御构建于海上并不是什么好的计策，因为在英吉利海峡这些船只极易受到风暴天气及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也是伊丽莎白的无奈之举，因为英国缺乏任何应对的条件，当西班牙舰队登陆之后，英国既没有足够的财力、又无足够的防御工事、更无足够的军队来抵御入侵。
帕马公爵接到的命令很明确。1588年4月1日，国王下达了命令，让他率领登陆部队从唐斯的滩头登陆，越过肯特直至伦敦，在伊丽莎白与大臣在场的情况下征服这座城市；并希望所有的天主教徒或者至少是都铎王朝的敌人起义并协助入侵者控制全国。然而，这计划并不是建立在起义之上，菲利普清楚地明白并非所有英国的天主教徒都支持西班牙的入侵，而尽管宫中的流亡者、教皇的传单者、杜埃英国神学院的传教士就此展开了宣传，然而这些争论的结果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这些抗教者的武装很快被解除，主要的一些领袖也遭到囚禁。如红衣主教艾伦（Guilielmus Alanus）以及菲利普的传教士在内的身居英国的天主教徒在征服之后固然能成为新政权的基石，然而在此之前，他们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
菲利普更担心的是在帕马公爵的入侵很可能会在西班牙军队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取得胜利之前陷入僵持。在这点上，他的指令与1586年10月份祖尼加起草的方案大致相同：公爵利用他的兵力迫使伊丽莎白承认天主教在英国的合法性；逼迫由英国军队驻守的荷兰城镇（尤其是控制着通往安特卫普海路的法拉盛）投降；除此之外，在必要时候将向英国勒索战争赔款，而即使这会被放弃，也能换取英国某些主要方面上的让步。
然而无条件的胜利绝无可能。连华特·雷利爵士也认为一旦法兰德斯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他们完全有能力逼迫英国就范。他在他的《世界史》中写道，伊丽莎白的防御力量“不足以抵御帕马公爵如此一支有备而来的军队”。公爵唯一缺乏的是攻城器械，而这正是菲利普在舰队上精心准备的，以便登陆之后随时投入战斗。
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军事优势，英格兰东南地区的城镇和城堡很少有能经得起这些火炮猛烈轰击的城墙。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大部分堡垒都很简陋。据一位心怀不满的老兵说，女王的大臣肯定被斯巴达人附体，因为他们认为加强城池的防御弊大于利。诚然，伊丽莎白之前的亨利八世在肯特海岸上修缮了诸多工事，他在唐斯与莱伊之间修了五座要塞，又在泰晤士河口修建了五座。但是所有这些新修的要塞都是由薄薄的圆柱形墙体和蜿蜒而中空的外郭构成（图示如下），这些堡垒的火力上的潜能很强大，如桑盖特城堡（Sandgate Castle）就弥补着60个炮口和65个枪眼。然而于是相对的是他们的防御能力显得很差，帕马公爵的突击队很快就能攻陷这些堡垒。近代的军事经验清楚地证明了只有带有坚固的棱堡与宽畅的护城河拱卫的城池才能抵御近代炮兵的进攻；而在英格兰东部与南部地区，只有16世纪50年代为保卫新建的查塔姆海军造船厂而修建的Upnor小堡拥有这些；肯特郡如坎特伯雷（Canterbury）与罗切斯特（Rochester）这样的大城市仍有破旧的中世纪城墙守卫，而位于梅德韦河主要交汇处的后者的城墙甚至早已破落；而三明治（Sandwich）与梅德韦（Medway）之间甚至不设防。毫无疑问，菲利普巧妙地选择了最薄弱的地方作为登陆地点。
由于几乎没有任何阻拦，帕马公爵与他麾下的部将可以快速的行军。1592年，公爵便亲率22000人进攻诺曼底，尽管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敌军顽强抵抗，然而他的人马还是在6天内行军了约65里；而即使面对顽强的守军，西班牙军队也完全有能力在一周内从肯特东北部直入80里外的伦敦，而如此迅速的掠地除了惊喜也更会带来丰富的供给，因为时正值肯特郡丰收时节；伦敦城也并非是难以攻克的目标，守卫这座城市的只有摇摇欲坠的中世纪城墙。这样的防御甚至抵挡不住一支装备不良的军队：在1554年，一支叛军越过肯特郡，肆无忌惮的由金士顿（Kingston）越过泰晤士河、穿过威斯敏斯特、最终穿过弗利特街直至伦敦城的路德盖特门（Ludgate）处。另一方面，伦敦城受到的挑战远不及安特卫普，这座城市由最先进的近代设计建造的五里的城墙包围，然而1585年的事实证明，如此的防御依然不能阻挡法兰德斯军队的进攻。
然而帕马公爵清楚的知道，守城的要素并不只在于城墙的坚固。荷兰几处工事简陋的地方，由于居民同仇敌忾的决心，攻坚异常艰难；而那些由宏伟城墙保卫的城市由于当地驻军及其指挥官接受了西班牙人的贿赂而被轻易地占领。英国守军是否将死战不降，这点无比令人担忧，因为伊丽莎白在荷兰的军队曾经有过不堪的前科：1582年9月，利尔（Lier）的守将威廉·森普尔（William Semple）接受了西班牙军队的贿赂而开城投降；1584年11月，阿尔斯特 (Aalst)的英国守军以45000金杜卡特的价格将这座城市拱手让与帕马公爵；1587年2月，威廉·斯坦利爵士（Sir William Stanley）和罗兰·约克（Roland Yorke）与他们700多人的部众将他们镇守的地方出卖给了帕马公爵，并攻击从前的盟友。
都铎王朝的拥护者肯定会想当然的抗议这些人肯定是要么是爱尔兰人，要么是盎格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守军都是由英国政府招募，或是经过英国政府同意并被派外国外作战的军队，专门为在低地国家的新教事业而战。1588年，伊丽莎白与幕僚将抵御的希望寄托于这些叛将的同僚身上，驻扎在荷兰的4000人军队很快被召回以便守卫伦敦。这支守军的军需官（quartermaster-genera）是罗杰·约克的兄弟，三把手则正是罗杰·威廉姆斯爵士，此时他已在西班牙的法兰德斯军队中服役了四年。我们不排除这么一种可能：这些人早已准备将伦敦出卖给帕马公爵，如同他们的同僚在低地国家做的那样。
然而伊丽莎白别无选择，获胜的希望只得寄托于这些在荷兰作战的老兵身上，因为伦敦几乎没有什么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可以信任。1588年7月，英国政府进行了一次普查，以调查全国目前有多少老兵：结果是只有区区100人，甚至一些从1540年就开始入伍（这些人因年龄过大而被排除）。三月份起，伦敦新招募的六千名团练每周操练，被期望能完成一场出色的阻击战；而那些内陆郡的民兵，则不被抱有期望。
内陆郡的民兵装备极差。在汉普郡征召来的9088名名兵中，许多人“装备糟糕透顶，有些人没有头盔可戴，有些人只扛着一把剑，有些人带着这样那样劣质、不合体与不合时宜的武器。”1588年7月份，肯特郡的民兵第一次配发了火枪，然而他们的装备已经相对先进：在其他郡的民兵里，仍配发着大量的弓箭。而另一方面，许多民兵单位直到8月2日才接到调动命令，而他们被调往目的地时候没有携带任何补给。8月5日，当埃塞克斯郡民兵抵达提伯利（人们错误的认为西班牙军队将从这里登陆）时，他们“连一餐的食物都没有带来，而当地连一桶啤酒一块面包都没有准备。”同天，来自伦敦负责征召的军官接到军令，要求这些城镇疏散这些民兵团练，“除非他们自带口粮”，英格兰无法由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守卫。
提伯利的防御工事同样欠缺。直到8月3日，当地才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依然没有能有安装火炮的平台。吉安百利（Federigo Giambelli）在泰晤士河上用桅杆、铁链和缆索临时搭建的浮动围栏在第一次涨潮的时候就被海水冲断了，而连接提伯利肯特郡的浮桥此时才刚刚搭建。
而在肯特郡，当西班牙舰队在加莱出现时，多佛的新兵可能基于欠饷、也可能基于恐惧，最终溃逃到了仅剩下4000余人，对于作战经验的西班牙军队来说，这无异于螳臂当车。
无论如何，这些民兵都来错了地方。8月2日之前，总管防御事宜的莱斯特伯爵依然政令不出埃塞克斯，而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东南部负责的官僚就该以何种方式抵御西班牙军队展开了争论，肯特郡当地的指挥官托马斯·斯科特爵士 (Sir Thomas Scott)主张将手头的兵力分散在海岸，以便“在海边对敌人给予还击”；而约翰·诺里斯爵士(Sir John Norris)则明智的认为应当将兵力撤回到内陆，并在坎特伯雷进行抵抗，“以阻挡敌人快速的进入伦敦或王国的心脏。”
不难看出，假如帕马公爵和麦地那西多尼亚的联军在1588年8月份早些时候率领他们的23000人的大军在肯特郡登陆，在向伦敦进军的途中只会遭到军令不明、寥寥无几的几个城镇的训练不足的部队的抵抗，因此，入侵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英格兰东南部平民的意愿。而伦敦和周围郡的防御力量如何呢？
诚然，在那些坚持新教信仰的地区，对西班牙人抱有极大地仇恨，这种仇恨是由令人回味的宣传引起——如1576年在伦敦出版的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yne）所著的《安特卫普的毁灭》（The Spoyle of Antwerp）、与1583年问世拉斯卡萨斯的巴托洛梅教士（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毁灭述略》的英语译版。归根结底，这种仇恨基于致命的恐慌，担心西班牙与其天主教盟友“将英格兰如鳄鱼吞噬小鱼一样生吞活剥。”然而追本溯源，能否抵御西班牙军队取决于英格兰的普通士兵与平民的意愿，是否愿意在海岸与街头为了伊丽莎白的尚无继承人而君主衰老的都铎王朝、与其并未站稳脚跟的教派而战，而后者在16世纪90年代仍被英国平民称为“新宗教”；而就1588年当年，肯特郡就有许多人公开表示“一听闻西班牙得胜就欣喜万分，一听闻战败就悲痛欲绝”；更有甚者，公然宣称“西班牙人胜过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
而为了实现菲利普的战略，侵略军无需占领整个英格兰。仅仅占领肯特郡，帕马公爵可以利用对当地的征服与英格兰北部或在爱尔兰崛起的天主教势力，迫使伊丽莎白做出三个关键让步：实现对英国境内天主教徒的宽容、从荷兰撤军、战争赔款；而如果英国单方面媾和，荷兰共和国很难单枪匹马的作战下去。1587年12月，在伊丽莎白的坚持下，联省议会就是否派遣使节赴布尔堡参与何谈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尽管荷兰省和泽兰省都坚决反对媾和，然而在与西班牙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内陆省份（如海尔德省、上艾赛尔省与弗里斯兰省）都强烈的表现出和谈的决心。被派遣去说服荷兰人进行谈判的特使，回国后转告伊丽莎白，“联省由不同的地区与不同信仰的人，换句话说由新教徒、清教徒、重浸派与西班牙天主教派所构成，数量庞大；而新教徒和清教徒的人口不及五分之一”；而只有新教徒和清教徒支持将战争继续下去。然而，最终西班牙舰队的失利让联省平息了媾和的声音；但是如果英格兰使节游说得以成功，和谈将变得不可抗拒。而在尼德兰战争的背景之下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的远征并非徒劳之功。
最后，事后的马后炮当然容易，通过过分强调菲利普的不切实际而“空想”的战略、帕马公爵过分的谨慎、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对舰队指挥经验的缺乏而将征计划描述成一场带有野心而徒劳、愚蠢的赌注。然而要对1588年的战役做出全面而准确的总结，就必须斟酌损益之处：理想登陆地点的选择；支持西班牙舰队与尼德兰陆军联军的强有力的计划与充裕的资金；1587年到1588年间耐心而出色的外交：确保让法国置身局外，而同时彻底孤立英格兰；在联省内部精心培养的分裂势力；最后，如果肯特郡的亲西班牙分子能加以利用，也将换取极大的回报。同时，运气依然重要：如果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的信使以某种方式在抵达加莱之前成功与帕马公爵联络，西班牙舰队很可能在纵火船袭击后迅速集结；而在绕道不列颠岛时，如果刮来一阵南风，舰队就可以重新杀回英吉利海峡，与帕马公爵仍在驳船上的陆军会师，而此时英国舰队的弹药储备已是空无一物。
以上任何一种情况皆有可能发生，而由此引发的后果永远不为人所知了。然而一件事是注定好的：如果在1588年8月份的第二周，法兰德斯的军队成功向伦敦进军，那么，如今所有人都将把西班牙舰队的远征视为菲利普的杰作，尽管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