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漢風：以晉武帝破格提拔馬隆為例述西晉天下秩序建立兼與侯旭東先生商榷

本文係作者在中山大學本科生論壇投稿作品暨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八王之亂紀事本末》附屬論文，亦是我在兩年製作視頻的心得之一，在4月21日所出關於秦涼之變和馬隆的敘述之中我所發現的內容擴寫成論文兼與諸君共勉。（本文初題為《重塑漢風：晉武帝重建天下秩序的嘗試——以晉武帝破格提拔馬隆為例，兼補侯旭東先生天下秩序論》，現據專欄投稿情況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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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晉初年的秦涼之變自泰始六年（270年）開始至咸寧五年（279年）平定，由河西鮮卑禿發樹機能挑起，擾亂秦涼四州及西域地區。以往學者對此事件疏於關注，恒認定秦涼之變系晉武帝剝削性民族政策導致。而祝總斌先生反駁此說，並以秦涼之變為中心考察武帝相對開明的民族政策，以樹機能為“野心家”。進而筆者閱讀侯旭東先生《天下秩序，八王之亂與劉淵起兵——一個“邊緣人”的成長史》中更對侯氏“天下秩序”觀印象深刻，然侯氏所關注的系漢晉以來的元會體制及四夷的參與，對於西晉對外的民族政策建立聯繫較少。筆者將以秦涼之變中晉武帝破格提拔寒人出身的馬隆為大將為例解讀武帝重建天下秩序的嘗試。馬隆出身寒素，其發展應為其利用制度便利與晉武帝接近並為其破格提拔，關於涼州之亂不用劉淵的問題，本文認為係武帝有意模仿宣帝提拔鄧艾、石苞和漢武之用霍去病取得威望故事以伸張皇權並彰顯天下秩序。而天下秩序的顛覆，不僅僅是八王之亂的影響，更是連年的天災和晉政府無力治理導致的。

關鍵詞：晉武帝  天下秩序  馬隆  涼州之亂  自然災害

前言：晉武帝的風評和西晉的天下秩序

西晉武帝（265-290年在位）作為結束三國紛亂統一天下的君主，常人關於晉武帝的論述，主要論功的方面皆在晉武帝之完成統一，然此時孫吳已期末世，統一顯然易如反掌，且晉朝的奠基實在宣、景、文時代，武帝不過承繼文帝司馬昭的功業將其貫徹，故對晉武帝之功勞並未過於提及。而論及晉武帝之過，則史家紛紛然尤之。不僅在魏晉禪代中，曹魏以武力取天下，而司馬氏則據幼主。趙翼《廿二史札記·魏晉禪代不同》即明言司馬氏藉助幼主且不離中央，“惟恃挾天子以肆其姦，一離京輦，則禍不可測，故父子三人執國柄，終不敢出國門一步，亦時勢使然也。”。故司馬氏竊國之名，勝于曹魏，其手段于曹操者更為卑劣。故明帝聽聞王導所講之晉開國史，有國祚豈能綿長之歎。十六國著名君主石勒之名言亦直斥司馬氏之非正，以是歸罪於晉帝先世，“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狐媚以取天下也”，為石勒之直接指斥。據范兆飛師在《走向禪讓——魏晉之際階層的固化與易代模式》中綜合姜士彬、毛漢光的士族政治統計，即對魏晉時士族和晉初將相大臣出身士族，導出一種階層固化的模式，西晉名臣劉頌於太康九年上書中即提到晉初將相大臣“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在後人的眼中，西晉尤其是武帝以來日漸奢靡的時代，是黑暗不堪的。關於晉武帝的風評，始終以貶低為主。樓勁先生謂“究其所以，盖因近代以来王朝失败、覆灭又阴魂不散，人们亟欲将其一切抛进‘历史垃圾堆’之故。”但對於滅吳之前晉武帝之對外舉措，仍缺少明確關注。仇鹿鳴先生的名著《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和家族網絡》為筆者魏晉史研究開蒙之作，其於武帝之政治設計敘述明確、又有權家玉之《魏晉政治與皇權傳遞》亦重在言武帝之皇權設計。其所論皆設計武帝與賈充、齊王攸之關係和武帝對楊駿之措置，筆者結合徐高阮《山濤論》、曹文柱《西晉的黨爭與武帝對策》、楊恩玉之論可暫得出武帝為具備明確權力意識並逐步擴張其皇權的大一統皇帝的結論。本文在以下將更深一步，從武帝朝對外關係闡釋其重建秦漢天下秩序的準備。

關於天下秩序與西晉之聯繫，前人之述備矣。如王夫之《讀通鑒論》、趙翼《廿二史札記》，晉朝失去天下秩序之說在眾多著作文章中已經提到。王夫之於晉之禪讓則言辭激烈，並也提到了天下秩序的問題：

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

最著名之論則是顧炎武對天下秩序之概說，其所發源，亦是觀晉史與時事之對比而來，即著名之“亡國”與“亡天下”之說，《日知錄》卷十三云：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傳統史學對西晉存在一致的貶損，特別是經歷明清之變者對歷史之吟詠，乃有南渡之歎，故傷晉時，上系於武帝。然而細索各家《晉書》，雖有為賢者諱之意，仍對武帝之功績有明顯之表彰，現歸納如下：

幹寶《晉紀總論》附於《晉書·懷愍紀》後，對西晉一朝興亡得失有深痛之述要，因幹寶華麗之辭藻與漢晉以來史論仿賈誼《過秦論上》體之文風亦入《文選》，與陸機名文《辯亡論》行文有相似之處，在追溯晉的興盛時，武帝一代則如《過秦論》之秦始皇時代與《辯亡論》的孫權時代，其云：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馳，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

其中“書同文、車同軌”之語則完全借用《史記》對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敘述，而另一篇被列入《文選》的幹寶《論晉武帝革命》，極其簡要述武帝禪代之順利：

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據朱大渭教授分析，《晉書》實則蘊含著唐代的大一統意識，“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全貌的。……从而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太宗能藉此，將晉與唐的大一統正統觀相聯繫，也可以挽回如今對西晉大一統情況的忽視。

即今最為新穎的對天下秩序和西晉政治分析的當屬侯旭東先生《天下秩序、八王之亂與劉淵起兵——一個邊緣人的成長史》，該文引介西方心靈史的理論，從劉淵早年在洛陽可能經歷的禮樂情況整合而成，謂晉朝營造了一種元會體制下的天下秩序，作為質子長期在洛的劉淵，幾乎每年都須經歷這樣的元會儀式，武帝企圖建立一幅盛世的圖景，在劉淵親臨元會之際，和各方使節一同感受此盛況“元會儀中的蠻夷胡客，除了長期停留洛陽的質子，恐怕不少就是這類臨時朝貢的異國使者.這也是質子與胡客們共同在場，相互觀摩，烘托大同盛況的場合。”也正因此，值八王之亂晉德衰微，劉淵乃以南郊祭天之法，傳襲漢俗，表達一種對晉天下秩序的顛覆。在晉天下秩序顛覆之際，劉淵企圖以此種方式重建新的仿漢式的秩序。本文擬更進一步，將侯先生有注意到但未詳細提及秦涼之變為著眼點結合該論，對晉朝構建天下秩序的過程進行介紹闡釋。

在范兆飛文的敘述中同樣提到了魏晉禪代模式異於前朝又與前朝有相似之處，高平陵之後的大批官僚倒向司馬氏已然明確，前人概述亦完備，茲不贅述。但范兆飛和樓勁都特別注意到這種禪代模式已在漢魏以降常態化了“漢魏以降，禪讓更替、社稷無常主的和平過渡模式，已經深入大多數士人的心裏，逐漸成為精英士人比較認同的政治思想”。“西晉代魏時，人們即常以湯武革命為喻，從而形成了擁護派和反對派以推崇或鄙薄湯武劃界的局面，嵇康之死即與其鄙薄湯武相關。”而在這一禪讓過程中，是確有四夷的身影的，《晉書·武帝紀》載：“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可見在天下秩序中，必然包含著禪讓體制在四夷心中的植根。

另一條最主要的評價則是唐太宗對於司馬炎的評價，因太宗身份的特殊，該評價也極其耐人尋味，或因太宗與武帝皆為兄弟之死之第一責任人，關於武帝一朝齊王攸事件，亦為魏晉史主要的研究課題，茲不贅述，惟下一結論即在武帝擴大自身皇權制衡士族，並促使楊氏與司馬氏實現制衡輔佐太子的設計意圖。而太宗經玄武門之變，亦對武帝有微妙情感，於《晉書·武帝紀》後論道：

（武帝）仁以禦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是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浚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太宗對於晉武帝有較高的評價，其中也極其讚賞武帝作為大一統之君的功績，有意破除了武帝得位不正的政治污點及其主導齊王攸事件的幕後主使身份，將齊王攸事件歸於荀勗。但此言為太宗一時隱語，並不妨害太宗將之視為大一統之主的觀察。而觀太宗之評價，則頗有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執敲撲以鞭笞天下”的大一統帝王氣概。故本節詳述歷代對於魏晉禪代和武帝的歷史定位之回溯，破除傳統及網絡上將武帝認定為承接享受父祖基業無所作為的昏君的陳見。將之作為大一統並具備大一統意識的君王看待。首先我們所要關注的落腳點，當是武帝提拔馬隆一事。武帝提拔馬隆的同時正逢羊祜去世，趁此機會武帝意圖一勞永逸平定為亂十年的河西鮮卑，進而與伐吳並進。在《晉書·馬隆傳》中提到馬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可知馬隆消息傳來時，很可能武帝就此下定滅吳的決心，推進滅吳完成構建天下秩序的最後一步。武帝構建天下秩序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對北族的分化，尤其是衛瓘都督幽州期間對慕容、拓跋的舉措，挑起兩部的內亂進而削弱之。本文將以以下結構，刻畫晉武帝構建天下秩序的剪影。

上文筆者對後人對晉武帝的兩層評價做簡單之梳理。然實際上未能對武帝的具體作為有一明確之梳理，在敘述正文之前，我們需要聯繫《晉書》、《通鑒》及部分史料，以年表方式闡釋武帝時代（特別是滅吳之前）的文治武功。

以齊王攸歸藩事件為武帝一朝年表的終結。一是武帝時代的興盛止於此時，據《晉書·武帝紀》及《晉書·五行志》記載，其後每年晉朝境內均有大災異，包括滅吳之前已然呈現嚴重災情。是為竺可楨先生研究魏晉氣候在漢末以來小冰期的體現（包括參閱），因晉內部此時並無大亂，而周邊和國內的災禍導致的貧富差異加劇也促使著晉朝國內離心力量的增長，無論是內遷的戎狄還是因兵燹災害遷移的流民，都成為了瓦解晉朝天下秩序的核心力量。二是該事件是武帝建構天下秩序的極點，皇權在此時達到極盛，隨著武帝的怠政和楊氏的崛起，皇權走向失控，皇帝權威一落千丈，是為八王之亂的結果。而武帝建構天下秩序的嘗試，也隨著八王之亂終結。

一、超拔寒素：評晉武帝之提拔馬隆

晉咸寧三年（277年）七月，在舉國上下沉浸於討平樹機能，威震西北，而各部大人和蠻族領袖對晉政府表示畢恭畢敬地進奉方物的同時。因當年擊敗樹機能主力的兩大重要人物：平虜護軍文俶（文鴦，後以此稱）和雍涼都督汝陰王司馬駿相繼入朝，晉朝西北出現空虛。到第二年六月，潛伏於晉難以管轄的河西地區的禿髮樹機能集團捲土重來，擊殺涼州刺史楊欣於武威，致使朝堂大震，乃至光祿大夫並州李憙有請劉淵都督雍涼的想法，後為孔恂、楊珧壓抑。雖說晉朝的民族壓迫仍出自邊陣將領（胡烈、楊欣及其後司馬倫）的失政，但被祝總斌先生定性為偏遠地區野心家的樹機能而言，民族壓迫只是他們找機會劫掠西土的藉口。當前的情況來看，武帝極不願意再度聘請被免職的文鴦出山（很可能和叔父司馬師的仇恨有關），因此武帝馬隆上朝並毛遂自薦的機會直接力排眾議破格提拔馬隆。這一反常的舉措相對於重用士族的武帝朝來說，顯然格格不入。且馬隆不過是小小的司馬督，怎麼便會有上朝的機會，並能夠以反問之法詰難武帝。在《晉書·馬隆傳》中，則頗有一種迥異如小說演義的筆法，在西晉絕無僅有。據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及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晉初各地知名太守刺史及將領，包括平叛、伐吳的諸將，多為士族構建，但寒素之起用，在兩晉層出不窮，毛漢光分析“然而國家庶務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士族子弟的才能與氣質，並不足以包辦全國的庶務。”因此如毛氏引蘇魯金（P.A.Sorokin）之語表明“世界上從沒有出現絕對凝固不變的政治社會階級”。在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中亦有提到晉之流外寒素，因當時斷定“高門”和“寒素”之依據在中正品題，且士族與寒素之分界在“五品官”，與宮崎市定之論相聯繫，此五品係鄉品五品，而宮崎氏所定起家官品與鄉品相差四品之論可知，鄉品五品以下者出于官品九品之外，即流外官。流外官之結構則以寒素構成。宋齊寒門之崛起和齊梁後流外七班之建立，才進一步為流外官做合適定位。但據胡寶國分析，西晉有一部分失勢的士族（如弘農楊氏楊駿、滎陽鄭氏鄭衝）亦被歸為寒素，而細考晉初以“寒素”著稱者，毛氏之列表則難以全面概括真正為寒素者，故須進一步揀選其中真“寒素”者。毛氏書中也明確為兩晉寒素作一系列劃分，其中有文才、武略、外戚、豪族等分，然其中有部分需要捨棄，如起於魏吳者如魯芝、吾彥，魯芝係文帝為拉攏曹爽集團而提拔，而魯芝等“寒素”之起家，更多與魏統治者對寒素少限制有關（日本學者如宮崎市定、川勝義雄等一般認定為正始中司馬懿改革州大中正制始為九品官人法士族化時期）。吾彥起家於吳，《晉書·吾彥傳》：“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幾禦之，眾服其勇，乃擢用焉。”吾彥之為輕視，很可能因其出身寒微，因吳為私兵體制，至吳晚期對寒素之超遷顯得嚴格。淘汰而來，武帝時實用寒素為文武，又無士族、豪族背景者，筆者暫稱之為“純粹之寒素”，可列表如下：

其餘如毛氏表內所舉武略起家之寒素如張光，史載其有部曲，張方出身寒微，而由河間王颙所幸，其一者為本地豪族，二者為王所幸，皆非出自晉武帝拔擢之才，而上表所見趙至，其人生堪為悲劇，終生因士家不可為官的嚴格體制而改變戶籍，卻因母亡，自己碌碌無為而終，唐長孺先生有精闢深入解釋，茲不贅述。而劉卞之崛起為太子左衛率已在元康中，很可能係楊駿、汝南王亮執政之封官熱中提拔，亦與武帝關係不大。故於此可暫下結論：晉武帝超拔馬隆，為當時皇帝直接提拔寒微之第一人，亦是唯一一人。

筆者推測，馬隆之提拔有兩個重要的源頭，一是武帝對馬隆之關注，使之發現了可以藉此發揚其用人不疑的名聲。其二則以此為基礎，司馬懿執政時數度提拔寒微者，鄧艾、石苞皆為其所提拔，因此有破蜀敗吳之名聲。故武帝企圖效仿宣帝提拔寒人，以達到皇權之凝聚，並希望藉此戰功，以塑造其如漢武帝般開闢河西之功。從長遠來看，希望鞏固前年文鴦、汝陰王駿建立的四夷賓服的秩序。而其影響，則是藉此之功，直接越過賈充等反伐吳派統一天下。

1.關於《晉書·馬隆傳》馬隆事跡史料之分析

考馬隆事跡，《晉書·馬隆傳》云：“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而後武帝於朝中感歎“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而馬隆很快毛遂自薦，並帶有向武帝威脅的無禮語氣予以回復：

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晉書·馬隆傳》中華書局2000.1，第1029頁。）

雖說武帝常以耳根子軟為人所譏諷，但此刻的武帝，反而顯得非常決然，在群臣對馬隆質疑之時武帝竟非常決然，這是極其不尋常的事件，也與武帝本人形象有極大的反差。其後馬隆因得罪武庫令被御史臺彈劾之時，武帝亦不責馬隆之事，並“給其三年軍資”。似乎將全部心力都付諸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將之上。當然，史籍記載深入，最終馬隆不負眾望，僅一年時間苦戰遂平涼州之亂，亦是軍事奇跡和兵壇常典。

細觀馬隆事跡，後世均以此說為准，關於馬隆事跡的懷疑，筆者迄今尚未見有，而考馬隆之史源，《三國志·王凌傳》引裴松之註幹寶《晉紀》：“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讬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與唐修《晉書》內容相似，而《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也。少有智勇，門寒，無仕路。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死，舉州無敢送䘮者，唯隆以武吏託稱家客殯送。䘮葬種栢，三年，禮畢乃還。舉州皆慙，與唐修《晉書》亦類同。其他見於《御覽》引王隱《晉書》亦有類似，《御覽》卷三五五引王隱《晉書》云：“馬隆討凉州，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晉書》本傳“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基本一致，可見《晉書·馬隆傳》之史源應綜合了王隱《晉書》及幹寶《晉紀》而成。其中王隱的生平參考曹書傑《王隱家室及其<晉書>》可知，其父王銓生活於武帝太康時代，並曾為梁王肜參軍，王隱及兄王瑚皆處在西晉末年，考《晉書》卷五十七王瑚為長沙王乂部將，曾在洛陽外與馬隆之子馬咸交戰，並將其斬殺。《晉書》卷八十二云王瑚“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遊擊將軍”，為同一人，《晉書·王隱傳》言有譏刺王隱者言“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據曹氏前揭文考王隱家族，王銓之生活時代與晉初鼎盛時期一致，且泰始末至咸寧初於京為太學生。王隱於晉穆帝永和中七十餘卒，又《晉書·五行志》有：“元康六年……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湣懷，此其應也。”則其至元康中已有一定名氣，其必經歷太康時代，與幹寶相同，史書皆有親歷之實錄，應為信史。而時撰《晉書》之虞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而《王隱傳》言“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雖則虞預、王隱有文人相輕之意，然亦可見王隱史才之高妙。前引《晉書·成都王穎傳》有王瑚斬馬咸事，王隱《晉書》亦載之，且言王瑚之名，蓋前有仇隙，則或務求敘馬隆之德，或有置疑處，俟考。然別史《晉陽秋》亦載馬隆戰事，群文辨之，則馬隆史料應為真實，本文亦暫定之。

故綜合而言，王隱史才受質疑之處在史筆，其史才應無可質疑，雖前有仇隙，可能務求美化馬隆，然亦是在敘述其用兵出神之跡。據《文獻通考·經籍考》有《風后握奇經》一條，宋人考之為晉馬隆所作，且幹寶、孫盛諸史皆有旁載，後世學者亦少懷疑此說，則馬隆之才，並非史家之過度誇大。馬隆當是武帝朝首屈一指的天才將領。惜乎為後人所忽視耳。

2. 馬隆上朝問題辨析

若前者史料辨析無誤，則武帝之任命當出自武帝一人之心意。然馬隆一介小將，時任司馬督，安得入朝言事之權？按司馬督一職於晉時有數條記載，《通典》卷三十六載魏制司馬督為官品六品，卷三十七晉制司馬督同，《魏書·官氏志》載司馬督為從六品。《晉書·輿服志》載“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則司馬督應有禁中儀仗之職，又《晉書·淳于智傳》：“太康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晉書·劉超傳》亦載“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托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可見晉制司馬督當為殿中較為重要的近臣，考《宋書·百官志》有“殿中司馬督”一條，“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置此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則馬隆所任官職應為殿中司馬督，簡稱為“司馬督”或“殿中司馬”。據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提到“發佈詔令是魏晉時期‘殿中’諸職的最基本職能之一”，可知馬隆雖為六品小官（按：據前節引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二章於大士族之界定，五品官為士族是界定，故於六品則為小），卻有作為殿中身份言事和傳遞情報之權。殿中的情報系統為魏晉，特別是西晉為盛，永平元年賈后預誅楊駿則由殿中中郎李肇、孟觀牽頭，又前引司馬督數節，則可見司馬督當是晉較為重要的殿中禁衛武官，在二衛中統領五營。於《中朝大駕滷簿》所見儀仗隊中也處較為重要的位置，該內容可參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茲不贅述。

故總結之，西晉時司馬督應隸屬於殿中軍的禁衛系統，且殿中一直是皇帝近侍的禁軍力量，具有較大的情報網絡，且和皇室相通很近，因此此官職之便也為馬隆得以言事提供基礎，雖為六品寒士之局，然晉世殿中多有寒士，《晉書·陳頵傳》“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孟觀亦為寒人武將出身，而賈后取得權柄，良多依靠殿中軍力量。張金龍分析晉朝中護軍“典禁兵，預機密”，為禁衛軍內郡將領。武惠之際的楊駿奪宮，亦多見殿中軍的身影，“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二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 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 令得持兵仗出入。”（《晉書·楊駿傳》）趙王倫政變期間，策動者即左衛司馬督司馬雅（《晉書·趙王倫傳》）。在晉一世，禁軍將領對政治的關注及影響力是無比之大的，往後的八王之亂，終結每一王統治的幾乎皆是禁軍力量（汝南死於禁軍，楚、趙、長沙因禁軍倒戈而亡，東海因洛陽禁軍威脅而死，而蕩陰之戰宮廷宿衛亦曾多次擊敗成都王、河間王聯軍）。馬隆作為禁衛軍的一位奇才，因職位之便，很可能正是被晉武帝看重而破格入朝以禁軍將領身份言事。至於何時發現，筆者認為可能是馬隆的上書對武帝之影響。

3.武帝提拔馬隆之背景與內因

約在咸寧四年，馬隆曾給武帝上書言事（按《資治通鑒》卷八十二載永平元年殿中中郎孟觀、李肇“陰構駿，云將危社稷。”），則殿中禁衛武官可乘與皇帝位置鄰近之機上書言事，且應為密奏，《晉書》本傳記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可見馬隆上書和楊欣戰死的敗報之間隙並不遠，按《晉書·武帝紀》記載楊欣戰死於四年六月，該戰死時間應為敗報傳至的時間，而次年正月樹機能盡有涼州之地。此時晉廷大震，至於晉在此期間有何舉措，便不得而知。據《晉書·劉元海載記》載：晉武帝第一次朝會係在“秦涼覆沒”之時，先有李憙推薦劉淵之語，其後為孔恂、楊珧所否，進而馬隆毛遂自薦，乃成馬隆西征之事。按劉淵在此時已知名於朝，武帝不可能不知，且劉淵已得王渾父子舉薦，亦得武帝接見及讚許。據《晉書·劉元海載記》言：“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餘、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武帝對劉淵參與滅吳之事都表示“善”，關於派劉淵西征之功，雖言緊急，其功勞並不在滅吳之上。與稱許劉淵滅吳相比，武帝之否定劉淵，必定不僅僅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語的民族歧視，而後齊王攸進言勸殺劉淵“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並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帝曰：‘渾言是也。’”（《晉書·劉元海載記》）雖說此時“非我族類”之語為當時習以為常之辭，但《晉書》諸文獻表明武帝對劉淵之才能是深表信心的，且滅吳之事，並非沒有少數族參與，《晉書·北狄傳》有“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伣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則當時少數族領兵，並非絕對因“非我族類”而斷絕，晉士大夫如王渾、李憙皆對任用少數族不覺奇怪，按如賈敬顏《漢屬國及屬國都尉考》中可知東漢以來對屬國兵有普遍之使用，魏時曹操亦多用烏桓兵南伐，至八王之亂時，幽州刺史王浚多次調烏桓、鮮卑兵鈔掠中原，另可參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亦然。且孔、楊進言時，武帝亦是“默然”。則劉淵之被否，絕非武帝亦有民族歧視觀念。筆者猜測，武帝所需要的，是能夠特地選拔出一位漢人武將建立功業，以建成天下秩序。其所效法的，一是祖父宣帝司馬懿及叔父司馬師提拔寒素，二則是漢武帝與衛霍故事。

《三國志·鄧艾傳》引《世語》：“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吉本）以艾、苞與禦，行十餘裏，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又本傳記載“（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是鄧艾出身寒素為宣帝舉薦而成魏之名將，其功在宣帝。《晉書·石苞傳》：

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僣，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是鄧艾、石苞皆特為宣、景所重，其後厥有大功，則舉薦之威望在舉主也。且二人出身寒微，特為擢升則對舉主更為愛戴，故鄧艾乃絕對效忠於司馬氏，助其伐蜀（相比而言鐘會則因為士族，對司馬氏並不顯得絕對忠誠），而石苞在文、武為晉王之時立有首屈一指之功。《晉書·石苞傳》本段亦見石苞對文帝之忠誠，並促成文、武權力之和平過渡：

文帝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

由上諸引可知鄧艾、石苞幸逢因緣為司馬氏所擢升，其之忠誠度也超於常人，且石苞有大恩於武帝，武帝不可能不知。故有感於先代提拔鄧艾、石苞，因此有一君臣相知之感情，希冀能發現一個寒素將領，使之絕對忠誠於己，並將很大之權力交予他。使之立下不世之功，亦使自身有知賢之名。又因晉主要的將相大臣皆為士族，而提拔寒素立功，更可彰顯皇權之威。

至於否定劉淵、提拔馬隆，則因涼州叛亂的特殊性與滅吳戰事不同。對東吳的征伐屬於漢人內部的統一，而討伐以被“羌虜”冠名的樹機能，則貴用漢人武將，以漢人武將出征，則可以彰顯大一統前夕晉朝以漢人正統對四夷的征服，晉武實則有追慕漢武之功，以馬隆為己之衛霍討滅叛胡。且霍去病之功在河西，而馬隆西征亦在河西，則二者相得益彰，將更大展現晉朝追慕漢風之威武氣概，將更進一步擴大武帝的皇權，在四夷屬地中凸顯晉朝四夷共主的形象。

《史記·衛將軍驃騎將軍列傳》：“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衛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眾所周知，衛霍家族原本出身地下，按趙翼《廿二史札記》有“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可知西漢統治者起於布衣，對布衣將相特為重視，錢穆《國史大綱》亦有類似言辭，即重提拔身份低微者。且漢武時主要將領如李廣、蘇建皆以軍功起，其時任子制未廣，漢武拔擢名將之事歷歷在目，且尤以衛霍著稱，衛霍之功亦厥顯耀。尤其霍去病破漠北王廷，《漢書·霍去病傳》有漢武言：“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曆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確實打動眾人，且霍去病戰事傳奇，並由絕漠之功，武帝深知涼州戰略腹地縱深，亦有絕漠風險，故需要提拔一名將匡輔以成其事，特別是漢人名將，其功效當更顯。最終馬隆：

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鹹以為神。轉戰千裏，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馬隆以軍事天才之本領終於在對樹機能的戰爭中一舉取勝並平定涼州之亂，其之功績與戰事進展，實與霍去病有極大相似之處。馬隆不負武帝之望，最終亦成就武帝效仿漢武之用衛霍破胡成功。這當是武帝作為大一統前夕的皇帝擴大皇權並重塑漢風的政治需要。

4、小結和緒餘：雙線作戰完成一統

本節的邏輯順序以涼州之亂時武帝提拔馬隆為引子，分析馬隆事跡的史料真偽和馬隆行事的可能性，特別對西晉時期的殿中禁衛武官制度有一定的剖析，由此得出小結論：晉代的禁衛武官親近皇帝，更可以獲知情報或秘密上書言事。晉武帝提拔馬隆是當時絕少對寒素如此看重的，其中必然有武帝的意思，前此劉淵未被任用，不可被簡單歸結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歧視心理，而是武帝想遠慕漢武，追慕漢武和衛霍故事，以皇帝超拔出身低微的漢人武將領兵破胡取勝的傳奇範本，進而獲得皇帝權威和構建模仿漢朝的天下秩序。這一天下秩序，和福原啟郎《魏晉政治社會史研究》中被稱為“魏晉國家體制”的概念十分相近。其中非常重要的便是西晉的大一統秩序。而平定涼州，當是晉朝構建天下秩序的重要一環，因晉朝在同時完成了對周邊民族的懷柔招徠，涼州淪陷無疑是對晉朝漢人正統的莫大挑戰，武帝以追慕漢武的氣概平定此亂，將更以此為契機擴大皇權。

在馬隆被提拔西征之後，與之相伴的，便是晉朝的伐吳計劃。按照《資治通鑒》的時間順序，馬隆戰事約與滅吳之役同時。然根據時間和信息差，涼州之亂末期，涼州的戰略核心從金城轉向武威，邊關報信從武威到洛陽，至少也要數月之隔，按馬隆軍隊正月出征，十二月平涼州之亂，而十一月滅吳同時捷信傳至，其平叛到第一次捷報時間差應有數月之隔，則《通鑒》置馬隆平亂時間為咸寧五年十一月則太晚，按其正月出征，往返一季，數月不傳，急報一月，則至少在十一月以前晉廷已收到第一份捷報。若此猜測正確，很可能大約在滅吳之前馬隆已經取得西北戰事之初步勝利，即以偏廂車大破樹機能主力一戰。在《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嬴幽營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營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太尉公清苑縣開國公公孫公墓誌銘》中有“馬隆功速，遠愧此時”之語，則馬隆前後征戰一年，應包括了其中信息差，據《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八到：東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裏，取泉蘭咱一千六十裏。東南至東都二千八百六十里。”，則初次捷報傳來至亂平必不止一月，而武帝稱功之事應在滅吳之前。其實際在外征伐，應至少減去行軍和傳捷的數月。武帝在獲得捷報時欣欣然謂群臣：“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展現的不僅是武帝的欣喜，更是一次千載難逢機會的發掘，其時不管後續戰況如何，朝中的政治輿論已然偏向有利於武帝的一方。根據前揭諸家所論晉朝在伐吳之論上的爭衡，反對者賈充在咸寧二年後話語權逐漸削弱，失去了和武帝認可的張華、杜預等伐吳派相抗的可能。在本年，杜預三陳和王濬上書、張華進言皆在此時，是晉朝已逐步處理好對吳的整體攻勢。由此，是涼州之亂的基本勝利，促成武帝正式下詔伐吳，此時表現出賈充一派對武帝伐吳無力的掙扎，則是武帝已經通過咸寧二年剝奪賈充兵權事件和本年超拔馬隆取得勝利而積累的政治資本使然。而王濬、杜預諸將並沒有辜負武帝的期待，太康元年（280），六路晉軍由徐、豫、荊、益諸州南下，僅三月時間便掃滅東吳，完成一統。

本節最後我們從《晉書·武帝紀》和《晉書·北狄傳》中列出各酋邦四夷入朝進獻的史料記載，以表明此時晉已經獲得了作為大一統國家應有的四夷賓服的身份認可，該部所引附在附錄，皆引自侯先生所引也。

二．誰終結了天下秩序：民族矛盾還是災異頻發？

侯旭東先生解釋天下秩序之顛覆源於八王之亂的擴大，筆者認為八王之亂是天下秩序瓦解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因八王之亂導致的胡人內侵之間欠缺一個合適的缺環，且該缺環又是極其關鍵的。筆者在細讀兩晉之際的史料中往往發現，這些起兵的胡人基本皆為晉朝官吏，劉淵父子自不必說，而巴氐人李特“少仕州郡”，趙廞之亂平定以後也同樣接受晉的封賞，證明晉室的天下秩序於八王之亂時仍處在苟延殘喘的地位，而且劉淵、李特起兵時，胡人身份只是他們得以團結部落的一個藉口罷了，並不能證明他們一旦起兵，便是昭示著晉朝天下秩序的顛覆。真正反晉顛覆天下秩序的劉淵在永興元年和永興二年的進兵是較不順利的，於永興二年（305）數度敗於鮮卑拓跋猗迤部。而其餘胡人如慕容部、拓跋部、段部、烏桓更是持續支持晉朝的統治。於劉淵起兵之時，晉朝天下秩序實則尚未顛覆，只是一個正在瓦解的過程。其中需要注意到的，是常為後人忽視的晉朝的自然災害。筆者在此先作推想：頻發的自然災害和晉朝無力治理這些問題導致了人們對晉朝失去向心力，兼及兩漢以來胡族滲入中原影響，最終導致晉朝北部國土淪喪，晉朝的天下秩序徹底崩解。而八王之亂期間諸王相互廝殺，以及東嬴公（東燕王/新蔡王）騰在冀州販奴鈔掠，也使得北中國大部分地區失去了賑災能力，人民對晉朝政府失去信任。南中國的劉弘和王導，前者平張昌之亂，後者安定吳會，與吳人聯繫，尤以後者為後人常常稱道，特別是陳寅恪先生《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特別提及，前人敘述已多，且因篇幅有限，對於兩晉之際晉人在南中國維持天下秩序和統治的論述，茲不贅述。

在論證該較大的王朝滅亡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再列舉一下晉朝的自然災害，關於西晉時期自然災害的情況，王亞利《魏晉南北朝災害研究》有點明，且也關注到了武帝太康至元康中的災害。且根據歷史氣象學的研究，關注到魏晉寒冷期和霜雹災害、大水、地震的頻繁。然其範圍過大，於西晉只能做簡略提要，還有王瑜等對兩晉霜雹災害的研究，細考其分佈區域和年份，制有圖表，然其結論僅在破壞生產和晉朝的經濟，“張丕遠等（1994）認為，曹丕閱兵時結冰的河流僅為淮河支流，實際上兩漢溫暖期在西元280年後結束，此時氣候迅速變幹、濕潤指數下降、大量寒冷事件發生，寒冷也存在間歇波動，在西元280~289年的10年中達到高峰, 並以量作概率變點檢測得出280年是氣候由溫暖轉至寒冷的重要界點”，又點到“兩晉時期氣候存在間歇變化，在氣候發生極速變化，尤其是溫暖期變動到寒冷期時， 雹災霜雪凍害會較多較密集發生，且涉及地區廣，該時間段內也是水旱等災害頻繁的災荒年。”在歷史氣象學角度更進一步探討，具備較高學術探討價值。而其餘對晉朝災害之關注，則多為災異觀念，對太康以後的災害問題缺少關注。據《晉書·武帝紀》、《惠帝紀》《五行志》中有反復記載，本節從秦涼之變開始（泰始五年）到八王之亂前夕（永康元年）的自然災害分列記述，因八王之亂全面爆發之前，晉朝已經對西北的賑災失去控制，最終招致了長達五年的關西之亂。該部分資料編輯見本文附錄《西晉泰始至永康自然災害一覽》，基本摘自上文三篇，但足以正面晉朝幾乎無年不災，由此導致了天下秩序之瓦解。

附錄所紀不同災異可謂觸目驚心，幾乎無年不災，且每次災情均極其嚴重。根據《晉書·五行志》記載的資料來看，晉朝災異史料保存最完善的就是泰始到永康年間的，其所見統計如下：

如上表顯示，晉朝的自然災害平均一年或兩年一次的就佔了當時主要災害的5/8，若是統計災異記述更為完備的太康-元康年間，則絕不止此數，地震及霜雹災害至少每年有一次，水旱災害則間隔或同時降臨，風災、山崩和不少建築事故也暴發良多。筆者將每一次有水旱災害的記錄視為一次，而其跨度則因數據記載內涵有限而未能包括，而細讀史書則明顯可見太康至元康年間有非常多跨度非常大的水旱災害和地震、風災、霜雹災害。據竺可楨早期的研究，該時期處於秦漢溫暖期後又一小冰期，自然災害頻發則與之相互映證，《太平御覽》卷三十四引傅玄詩曰：“季冬時慘烈，猛寒不可勝。嚴風截人耳，素雪隨地凝。床上飛霜起，波中自生冰。未夕結重衾，崇朝不敢興。”處於嚴冬之苦寒，可見一斑。然而五行志撰述及引用時仍處於天人感應理論濃烈的時期，故此段資料未能被人過多提到。但據上段資料顯示已表露無遺。而晉朝的措置，顯得已經比較慌亂了。

考《晉書·武帝紀》及《惠帝紀》中的應對情況，分列如下：

（太康七年乙卯詔）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蝕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

（同年）詔內外群官舉守令之才。

（永平元年）壬午，除天下戶調綿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

（五年）是歲，荊、揚、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詔遣禦史巡行振貸。

（七年）詔骨肉相賣者不禁。

很顯然，見於正史本紀的幾次面對災害的舉措，僅僅停留在對基層的免租調和發佈罪己詔求取人才之上，實為表面工作。然在太康中，雖有大規模自然災害，卻鮮有民變（《武帝紀》中幾次民變皆以復吳之名，且旋起旋滅）。在《晉書·良吏傳》等列傳中仍有多處官員甚有政績的記載。

以晉管轄力度較弱的西土為例，如《范晷傳》：“征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周處傳》：“（任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馬隆傳》：“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複，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則西土於涼州之亂後並未安定，然太康中晉朝對西土諸胡仍有較有力的控制，故於太康中，晉朝勉強維持著由馬隆建立其的西土秩序，晉朝的天下秩序仍然維持，四夷亦於此時保持上貢，可見太康中賴有群賢名臣在世，雖有災異，不毀“盛世”之名。

到元康中，則局勢逐步難以控制，筆者發覺到元康七年“詔骨肉相賣者不禁”，意味著將災時販賣骨肉以求生的現象已經合法，特別是同年有周處西征的失敗和關中饑荒的擴大化，在此足以表明晉朝在元康之中已經失去了面對如此頻繁災荒的賑災能力。《文選》卷二十潘岳《關中詩》：“斯民如何，荼毒於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淫行，荊棘成榛。絳陽之粟，浮於渭濱。”則見當時關中饑疫交加，又在齊萬年關西之亂以後，“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則關西之慘狀可見一斑。甚至鄴城於元康九年亦有“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鄴城為魏晉名都，時成都王穎方據之，乃有民變趁虛而起，則晉朝之統治與人心，已然大失。

於是出現了以庾袞為代表的地方塢堡集團自守，進而不依賴政府自給自足，《晉書·庾袞傳》雖未言避災一事，然其言行可見時人對晉朝已失去信心：

及冏歸於京師，逾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經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按庾袞本潁川人，其曾入仕為官，及三王起義時又擊退趙王倫部張泓劫掠之軍，於朝廷有功，然齊王輔政時其拒絕接受官職，乃求隱居山間。本傳云其晉室衰微，乃言晉室於災害戰亂時並不能賑濟百姓，乃退自建塢堡。由上所述可知，晉之賑災能力，於元康之後幾乎消亡，不具備對百姓的影響力，百姓乃反依附地方豪強以求安定，齊王執政時劉淵尚未起兵，而南方的李特政權尚未取得對巴蜀的控制，且因李特對巴蜀土著之排抑，巴蜀土著更傾向晉人，則當時晉朝之天下秩序正在瓦解狀態，但受異族影響仍不算太大。

另則是元康四年郝散起兵以來的關西之亂，前述元康四年有關中大饑一事，波及上黨，則有郝散欲向上黨太守乞食不可得，乃遷往馮翊並為其太守所殺，其後郝度元、齊萬年相繼舉兵，很可能因此地的多度災異有關，當然亦或與賦稅繳納之嚴格有關，限於篇幅及此問題過大，茲不贅述。然而晉朝終究有能力平亂一如馬隆故事，孟觀之形象亦與馬隆相類，則關西之亂的平定，則是晉朝對僅存的天下秩序的最後維護，亦可言是迴光返照。然而戰爭結束不旋踵間即爆發八王之亂，晉朝原本已經因楊駿、司馬亮肆意封官的腐朽的官僚系統再度因趙、齊刷新時政的影響徹底崩潰（是為趙王“狗尾續貂”之場面，於側面可知晉朝官僚系統之陷入極度混亂），最終徹底失去了天下秩序的把握。這些內容皆在劉淵起兵及蕩陰之戰八王之亂戰爭規模擴大化之前，則劉淵起兵只是瓦解幾乎蕩然無存的天下秩序之導火索，而劉淵重建漢統對晉建立起仿漢的天下秩序，無疑是一種陵轢與挑戰，以及取代晉朝重建天下秩序的規劃。侯先生注意到八王之亂對劉淵世界觀之影響，而西晉末年成堆的自然災害以及晉朝的無力賑濟，將更進一步促成國人對晉朝的失信，從內部瓦解了天下秩序，蕩陰之戰時劉淵目睹晉朝之禍亂與無可救藥，則為劉淵企圖顛覆現有殘存天下秩序提供催化劑矣。

三．結論：興於仿漢，亡於災異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就馬隆西征一事探究晉朝建立天下秩序的一個新視角，並不能完全揭示晉朝天下秩序體系的全貌，惟作管窺，以貽笑大方。然本文所探討的一種武帝期望的敘事範式，則為筆者前此所少見，故筆者於本文多加闡發：晉武帝之用馬隆而棄用劉淵，絕非僅僅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民族情緒，而是武帝利用父祖當政時提拔寒素的故事和漢武任霍去病破匈奴的敘事模式，將自身與漢武相比，進而提升自身的威望，此威望之構成，最直接的乃是打破黨禁，以皇帝意志直接推進滅吳，可從咸寧五年馬隆戰事的信息差和交通傳遞的時間差得出，馬隆初次獲捷和滅吳下詔之間的先後關係。此處只要自己提拔的將領能有大捷，則武帝便取得了對後續大政方針的話語權，此後越過權力衰微的賈充直接領導滅吳（按：滅吳戰事雖然仍由賈充掛名總指揮，實則為武帝遙控）便得心應手。從長遠而觀，馬隆破胡一事將傳遍天下，並讓前年文鴦破胡的影響力鞏固下來，我們在太康年間可見四夷賓服之頻率增多，則其時正是武帝企圖以皇權建立作為大一統國家的天下秩序。

而天下秩序的消亡，亦源於西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太康中名臣猶在，亦有良吏，則原本氐羌雜居不安定的西土仍保持著穩定，而至元康中，不管是地方失羌戎之和，抑或是長久的關中大饑荒，晉朝已經不具備賑濟災民和控制流民的能力，因此有了長久的關西之亂，從元康四年郝散攻上黨開始至九年孟觀平定齊萬年，則關中進一步蕭條，乃至七年有“詔骨肉相賣者不禁”的無奈之舉，實則表明元康年間的晉朝已經無力治理地方災情。與此相比的，則是晉朝幾乎無年不災，且災害的規模又極大，波及範圍之廣實讓晉朝鞭長莫及。太康中武帝的舉措仍是罪己求賢，而惠帝中只能一味採用寬限免稅大赦的做法，加之惠帝以來掌權者迭起，政策的連續性已然紊亂，官僚系統亦腐朽不堪，行政效率必然低下。關西之亂的平定係晉朝天下秩序的迴光返照，然不久八王之亂正式爆發，晉朝最後企圖維持秩序的機會徹底喪失，劉淵、李特乃趁此機會起兵。而正如侯文所敘，劉淵早年的心靈變遷史則讓他對晉朝天下秩序“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表示失望，於是在永興元年南郊祭天，以漢自居之時，即以追漢滅晉的形勢徹底顛覆晉的天下秩序。而晉朝在北中國的天下秩序雖然崩壞，然其在南方仍有一定規模的吳姓士族，其與南渡僑姓（王導為代表）相結合，則胡人企圖建立的天下秩序難以過江影響到南方的晉朝，故有東晉之建立。本文企圖提供一個晉朝天下秩序建立與消亡的新視角，就學術界暫時缺乏的馬隆西征和西晉末年自然災害情況進行簡要梳理，兼與侯旭東先生商榷。

附錄1：西晉武帝朝（265-290年）四夷朝賀一覽（主要參考侯旭東《天下秩序》一文整理）

 

泰始初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

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

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

咸寧元年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

二年二月，東夷八國歸化。

二年秋七月，東夷十七國內附。

三年，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四年三月，東夷六國來獻。

四年是歲，東夷九國內附。

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

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

十二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六月甲申，東夷十國歸化。

太康元年，秋七月東夷二十國朝獻。

二年三月，東夷五國朝獻。

夏六月，東夷五國內附。

三年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

四年六月，牂柯獠二千餘落內屬。

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

五年十二月，林邑、大秦國各遣使來獻。

五年，複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六年夏四月，扶南等十國來獻，參離四千餘落內附。

冬十月 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七年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八月，東夷二國內附。

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

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複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並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九年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內附。

十年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內附。

是歲，東夷絕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虜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太熙元年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

 

附錄：西晉泰始至永康（270-300年）自然災害一覽（主要參考《晉書·五行志》）

大水（見《晉書·五行志上》）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兗、豫、荊、益、梁七州又大水。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荊、揚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荊、揚、徐、兗、豫五州又水。

六年五月，刑（荊）、揚二州大水。

（八年）九月，荊、揚、徐、冀、豫五州大水。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旱災（見《晉書·五行志中》）

（泰始）八年五月，旱。

（泰始）九年，自正月旱，至於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

五年六月，旱。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霜災及冰雹（見《晉書·五行志下》）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

五年五月丁亥，钜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雁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丙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範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於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丙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榮陽、汲郡、雁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華陰又雨雹，深三尺。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

蝗災（見《晉書·五行志下》）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

風災（見《晉書·五行志下》）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飆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地震（見《晉書·五行志下》）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七年六月丙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六年七月己醜，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為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於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

四年二月，上穀、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

五年五月丁醜，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六年正月丁醜，地震。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山崩地陷（見《晉書·五行志下》）

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廟地陷。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湧水出。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

疫情（見《晉書·武帝紀》、《惠帝紀》）

（咸寧元年十一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元康二年）冬十一月，大疫。

（元康六年）关中饥，大疫。

【參考資料（因原文只有腳註，故參考資料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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