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简史》4、封建制度（农奴制度）

【本文转载自解放社1950年 仅供学习参考】

第四章 封建制度（农奴制度）

封建制度的发生

  封建制度是发生在奴隶占有制度的废墟上。奴隶制度使古代世界走入了穷途末路。只有根本的革命才能使社会打破这种困难的境地。

  被奴隶革命连根摧毁了的威震四方的罗马帝国，到五世纪末叶灭亡了。它的广袤领土，被日耳曼各部落所侵占了。

  古代日耳曼人，这不但是今日德意志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欧其他各国        英、法、意、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麦等地大部分居民的祖先。

  日耳曼人本处在比罗马人更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还盛行着氏族制度。他们跟罗马打了几百年仗。因此之故，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着特殊的意义。军事长官及其扈从领导着各部落。

  大规模的奴隶占有经济，在罗马灭亡以前好久，就已经过时了。最后，它崩溃了。在其地位上则发生了农民的小生产，此等农民，以各种不同的程度，依附于大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些农民，私有着不大的一块地。

  奴隶占有社会的崩溃，是与生产力的衰落相联系的。城市衰落了。商业停顿了。各国与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

  日耳曼人征服罗马以后，侵占了它的领土约三分之二左右。此项土地，起初是归各个氏族的公有财产。但随后日耳曼各军事首长即改制称王。国王将人民的财产夺为己有。他们把土地起初分给自己的侍从终生使用，随后又改为世袭的使用。领得土地者则须服兵役。土地依旧是由小农耕种的，不过现在他们对新的主人处于人格的依存地位。这样赐予的采邑，便叫做封地。在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剥削制度，便叫做封建制度。封建主把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最高权，夺在自己手中。农民耕种土地时，向封建主要担负一系列的义务。

“没有无领主的土地”

  在封建制度时代，有一句谚语，说：“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在罗马灭亡后数世纪间，所有土地都逐渐落在封建领主手中。独立的农民，遭受连年混战和土匪劫掠的痛苦，不得不投归某一封建主，请其“保护”。

  封建主是其领地范围以内的安全的统治者。他们自设法庭和制裁办法。大封建主自己养有武装保卫团，袭击邻邦，劫掠行人。他们随意封闭其领地以内的行路，或因通过而征收贡税。

  教主也不落后于人间的封建主。“教会王公”        主教和副主教        都握有广大的庄园。在俄国，在封建时代，正教寺院是特别大的土地占有者。几千的农民在寺院的土地上工作，遭受着残酷的剥削。

封建的阶梯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最高权力是属于国王或皇帝乃是其国家内的最大的封建主。所以，俄国的沙皇爱称自己为“头等地主”或“头等贵族”。国王可将土地“赐予”最高显贵，也可以把它收回。

  大封建主是不大喜欢这样干的，他们进行不断的斗争以反对国王权力。大封建主又把土地分给各贵族。国王则依靠贵族来反对最高显贵，以巩固自己的飘摇不定的权力。

  凡取得土地的，对其领主首先必须服兵役。像古代俄罗斯所说的，国王或王公一有诏令，贵族即须“有马、有人、有枪”地到来，即须骑着马儿，携着武器，带着若干团丁，前来候命。

  这一封建阶梯的基础则是农民群众。农民要服从一切：既要服从自己的地主，更要服从更大的封建主，以至于国王。国王和贵族、牧师和王公及其一切食客，是全靠农民的劳动来养活的。

  地主在其世袭地产内是个完全的统治者。他是自己臣民的上帝和皇帝。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借用一个地主惋惜农奴时代的口吻，说了下列意味深长的话：

  当年你一个在境界以内，

  好像太阳高悬在天空，

  你的乡村朴素谦逊，

  你的森林繁茂葱绿，

  你的田野无垠无穷！

  你去乡村逛一下，

  农民都一齐伏跪在地上，

  谁也不敢动一动······

  我要赦谁就赦谁，

  我要杀谁就杀谁；

  法律即我的愿望，

  拳头乃是我们的警政！

  现在法西斯蒂竭力使封建制度理想化。他们企图把封建的中世纪，描写为光辉四射的乐园。他们幻想封建关系         支配与隶属属关系的恢复。他们叫人相信，这一关系是特别适合于隶属者的。

  此种捏造，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说谎。事实上，封建制度，对于劳动者和被剥削群众，是表示一种严重的压迫。

农民的农奴化

  农民对地主       土地占有者的人格的依存，乃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一依存的性质与形式，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的。

  封建制度的发展本身带来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增长。在封建制度的初期阶段上，农民在某种条件之下，还可以由这个地主投奔到别个地主。随后这一转移权遭受了很大的限制，到最后甚至完全被废除了。农民固着于土地，而土地则属于地主。

  俄国有一句古谚说：“他妈的，猞猁节给取消了！”[1]可以由这个地主投到别个地主。但是到十六世纪，这个习惯由戈东诺夫皇帝下令取消了。

  要是在封建制度之初土地和农民是在兵役条件之下赐予的话，那末经过一个时期，情形就完全变了。土地的分给，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的奇癖怪行。十八世纪荒淫的俄国女皇，把成千成万的农民同土地在一起，赐给了她的情人。比方，伊丽莎白女皇光给拉苏莫夫斯基伯爵一人就赠了十一万五千名农民和他们的土地；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给奥尔洛夫伯爵赠了四万五千农民，给普陀姆金公爵赠了两万一千，给鲁莽柴夫伯爵赠了两万，给苏波夫公爵赠了一万三千。叶卡捷琳娜在位三十五年，共计赐赠的农民有八十五万，这些农民主要地都是在乌克兰，那时乌克兰已被俄国征服了。叶卡捷琳娜的太子巴威尔在位四年，赠给地主的农民达六十万。

注：

[1] 猞猁节即俄国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圣徒乔治猞猁纪念日，在这一天，农奴从一个地主可以投奔别的地主。在鲍里斯·戈东诺夫时，废除此权利，故有这句谚语的出现。

“受过洗礼的财产”

  十九世纪以为俄国作家曾经苦痛地这样的称呼农奴农民。事实上，农民的的确确是其地主的财产。地主可以买卖他们。

  “在奴隶制度之下，‘法律’允许奴隶占有者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农奴主‘只可’出卖农奴。”[1]

  可以说，农奴主广泛地享有法律给予他们的权利。在当时的报纸上，常常有出卖农奴的广告。一七九七年《莫斯科公报》就登载下面一项广告：

  “兹愿出卖宫廷匠工，计裁缝二名，鞋匠一名，钟表匠一名，厨子一名，车匠一名，轮匠一名，雕刻匠一名，镀金匠一名，马夫二名，行为端正。愿购者，请驾临五十一号第四弄第三部地主本人处，看人议价。本处并出卖跑马三匹，壮马一匹，阋马一匹，猎狗五十只。”

  总之，地主可以出卖自己的农奴，或者把农奴在赌博时赌输，或者拿农奴去换马换狗。在俄国，在农奴制度存在的最后数十年，农奴像其他财产一样，还可抵押于银行。农民照名单抵押，这样，不但可以把活的农奴抵押，而且可以把已经死掉的、但在纸上算作活的农奴抵押，取得款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2]就讲过这些事情。

注：

[1] 斯大林：《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大会上的一次演说》。

[2] 此书已有鲁迅先生的中文译本。

“农奴的奴隶制”

  列宁把农奴的依存关系叫作“农奴的奴隶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农民完全依存于其地主，地主的专横是没有界限的。

  在西欧，封建主对其隶属的农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都是非常侮辱的。例如“初夜权”：凡农民的女儿在出嫁的时候，第一夜应属于其封建领主。又如“死手权”：凡农民死后所遗留的财产，封建主则承继一部分，其多寡依环境而转移。因此可知，甚至死也不能停止封建的依存关系！

  在俄国，地主对其农奴的酷刑，尤其出色。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地主萨特威哈夫人，更是凶暴中的凶暴。她在莫斯科、克斯特罗姆、弗洛戈德等省，都有田产，共有农奴六百多。她把一百三十九个农奴拷打到死的地步。

  但是封建制度跟奴隶占有制度比较是否前进了一步呢？要答复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在封建制度之下生产是怎样组织的。

封建庄园

  封建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有的庄园；另一部分则交给农民耕种。农民是被“分与”土地的。所以这种地也叫做“分与地”或份地。农民是固着于土地。

  不论领主的庄园也好，或农民的经营也好，都带着自给自足的性质。在封建主的地产以内，生产供养封建主、其家族和侍从所需要的一切。农奴在其份地上辛苦劳动，勉强温饱。其唯一的目的是养活自己的家族。所以，在封建制度时代，是自然生产，即不是为交换的生产统治着。交换的发达，才给了封建制度以解体的影响。

  在封建制度初期（九世纪初），最大的地主，首推佛朗克国王查理曼皇帝，以其领土广袤，号称大帝。他握有非常广大的庄园。他下给管理人员的训令，有的保存下来，这些训令提供了一副经济组织的明确图景。

  查理曼令其管理人员，须要严密监视经济中所需要的各项用品的制造，如面粉、蜂蜜、蜂蜡、酒、油、干酪、麦芽、醋等等。他在训令中说：“我愿每个管理人员，在本人管辖之下，有各种善良的工匠，如铁匠、鞋匠、旋盘匠、木匠、砲匠、渔夫、猎鸟者、皂匠、酒工、为了我们需要而制造小麦面包的面包匠，以及善于编制猎兽网、捞鱼网、打鸟网之人，与夫其他服务人员，此项人员列举出来是很长的。”

  瞧吧，对军事的关心并没有妨碍查理曼做一个精明的业主。在他的庄园里，出产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他的庄园是一个闭关的自给自足的整体。一切消费，都是由自己的出产        封建附庸农民和工匠的劳动来满足的。

  不但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建主的庄园是这样一种闭关的自给自足的整体。就是后来此种经济组织也还继续盛行很久。涅克拉索夫把地主的农奴制时代的幸福描写如下：

  自己的吐绶鸡儿肥胖胖，

  自己的葡萄酒儿味芳酣，

  自己的俳优，音乐响彻天。

  仆役前呼后拥，好像一个整团！

  我有着······

  五个厨子，两个面包师，

  两个铁匠，两个装饰员，

  十七个乐手，

  和二十二个狩猎员。

赋役与年贡

  封建的剥削有两种基本的形式：赋役与年贡。这是封建地主掠取农民劳动的两个形式。

  在赋役制之下，农民在其地主的田产里须工作若干日。比方，农民在地主的田地里，每周工作三天或四天。这时，他在自己的份地里每周就只有三天或两天的工作工夫了。如果赋役一加重，则农民的经济便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在赋役制之下，特别痛苦的是，农民在农忙的时候须在领主的田里工作，等收割了地主的田禾，而自身的田禾就完蛋了。

  农民要用自己的 农具，而且往往用自己的耕畜，在地主的田里取作工。甚至在大规模的庄园里，在赋役制之下，也不设备农具。比如在刚刚说过的查理曼大帝的庄园里，共只有两只木犁、两柄镰刀、两把鹤嘴锄。

  在此种条件之下，农业劳动的技术是很低下的。劳动工具，差不多在几百年间没有什么变化。

  十八世纪末叶，一位俄国的作家         拉吉谢夫，把农奴的生活有个很明确的描写。他说他有一次在星期日遇见了一个农民在火烧般的太阳下挥汗耕地，他便问：“你这样辛苦，难道每周其余几天还不够工作吗？”那个农民答说，每周他要给领主作六天的工。

  在这样残酷的剥削之下，农奴贫穷的情形是很可怕的。据拉吉谢夫的描写，农民的草屋，都没有窗户，好像一只黑洞，锅灶没有烟囱，吃饭的碗里，很少看见过白菜汤，面包四分之三是用麦皮制成的。

  第二个剥削形式是年贡。农民，仅在自己的田里工作。但他须把自己经营的各种出品之一定数目交给地主，如粮食、肉类、牛奶、鸡鸭等。年贡往往是为数很多的，以致农民给自己和家族留下的很少。

  涅克拉索夫把农奴剥削的情景描写如下：

  工作时是你一个，

  但到工作刚刚结束，

  瞧吧，就站着三个分有者：

  上帝、沙皇和领主。

  当自然经济统治着的时候，年贡也是征取自然品的。随着交换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地主往往叫用货币交纳年贡全部或一部分。这时农民常常又落在收集商的铁爪之下了。他为了交纳年贡，不得不以特别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生产品。

  往往同一地主，叫一部分农民赋役，叫另一部分农民纳贡。地主的田，须要多少农奴耕作，便命多少农奴从事赋役，其余的则交纳年贡。

封建生产的基本特点

  现在我们把封建的生产可以作个总的评述了。这一生产，有下述四个特点：

  第一，自然经济的统治。农奴制的庄园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整体。其与外界的联系是很少的。农民经济也带着自然的性质。交换的发展已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兆。

  第二，直接生产者        农民，被分与生产资料（土地在内）。而且他是固着于土地。正是农民固着于土地的这种情形，便给地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者。列宁说：“无地、无马、无产的农民，乃是不适于农奴制剥削的对象。”[1]

  第三，农民对于地主的人格的依附。列宁说：“要是地主没有对于农民人格之直接支配的权力，那末他就不能迫使分与土地而进行自己经营的人来替自己工作了。”[2]

  地主是用直接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农民对地主的人格依附的形式，是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不同的阶段而变化的。不过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则个人依存的事实本身，总是不会变更的。

  第四，“这种经济体系的条件与结果，便是非常低下的和墨守旧习的技术状态，因为经济的经营，是由贫病交迫、人格依存及智力愚钝的小农来进行的。”[3]

注：

[1] 列宁；《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一二七页。

[2]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一四〇页。

[3]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一四〇页。

封建的剥削形式

  封建（农奴）制度是以人对人的最无隐蔽的剥削为基础的。农奴的劳动分为必要的与剩余的两种。必要劳动，就是农民为养活自己和其家族所花费的劳动；剩余劳动，就是农民给封建地主所花费的劳动。在赋役制之下，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分开的。假定，农民三天在自己的田里工作，其余三天在地主的田里工作。在这里，剥削是一目了然的。十分明显的，每周有一半的工夫，农民是给“他人”劳动的。就是在纳贡制之下，剥削也是毫无隐蔽的。在这一办法之下，农民须把自己劳动生产品的一定部分，无缘无故地交给地主。

  对农民的剥削，采取了非常残酷的形式。然而封建制度却是比奴隶占有制度更高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农奴跟奴隶不同的，就是他“可以那一部分时间，在自己的田里工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属于自己本人。”[1]这就给社会开辟了一条进一步发展的路径，这条路径在奴隶占有制度时代是不能够有的。

注：

[1] 列宁：《论国家》一文，《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三七一页。

中世纪的城市与手工业

  在查理曼大帝的庄园里，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奴匠工，从事制造本庄园所必需的一切手工业品。早期封建制度之下的情势，也是如此。但是不久手工业大加发展，一个手工业者可以供应不止一个封建主的消费了。这就使手工业从封建的庄园里分化出来。手工业者开始聚集在城市里了。这种被释放的农奴，把自己薪资的若干，以纳贡的形式，交给封建主。

  古代世界的灭亡，引起了城市的衰落；其中许多曾经被破坏，而从地面上绝迹了。“罗马帝国”时代有一个人写道：

  “罗达王，像阿格杜夫王一样，占领一城，下令拆去城墙，把城市本身，叫做乡村。”

  到中世纪，城市开始逐渐恢复起来。那时的城市，很少与现代的城市相似。每城居民不多       只有五千至一万。四周围以深沟和高墙，以防御袭击。最初，城市仅与不大的一个区域相联系，它为该区的中心。城内手工业者供应该区的需要。

  起初是以做定货为主。农民往往拿自己的原料，如皮革、家中所织的布匹，手工业者则用这种原料作成预定的衣服或皮鞋。手工业者起初是以自然品的形式、农产品的形式，取得自己劳动的报酬。手工业者的劳动工具，是非常简单的，它们是属于生产者本人。其生产品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的。列宁说：

  “因此自然而然的，手工业的特征，便是拙笨、零散、狭小，与小规模的家长农业相彷佛。”[1]

  然而交换渐次发达起来了：起初手工业者，以试验的形式，把定货者偶然留下的制品或于做定货之余所制作的东西，拿出去卖。生产品由生产者手中直接落至消费者手中。市场还很狭小；商品主要地是拿到集市上去售卖。但是在这里，手工业者的生产品以便为商品了；凡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出卖于市场而制造的生产品，都叫商品。列宁说：

  “以商品形式，制造工业生产品，乃奠立了工业与农业分离及其间相交换的初步基础。”[2]

  当工作以定货为主的时候，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还是薄弱的。但到了工作开始为市场而生产的时候，局面就改变了，竞争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逃亡的农民，源源流入城市。“在整个中世纪，农奴源源不断地逃入城市。”[3]

  小生产者害怕失掉了自己垄断的地位。他竭力设法不许竞争者染指自己的生产。中世纪的手工业者组织        行会，便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的。行会热心地保证自己的特权。未加入行会的任何人，不能从事该业。而加入行会，则有种种的为难。

  在俄国，没有过行会。不过家庭小手艺者和手工业者反对他人染指本业的斗争，还是有的。列宁在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在这一关系上，曾举了好多明确的例子。

  比如，尼日尼哥罗德省伯斯福德村有专制金属器的家庭小手工业。该村居民缜密保藏其本业的秘法，不让邻村农民知道。它们企图达到这样一种立法上的规定，即凡将本行技能传授邻村者，就要受惩戒。他们同其他乡村居民，不通婚娶。

  加鲁卡省的硝羊皮者，在农奴制之下，是游行到别省去硝制羊皮。地主准许自己的人交纳巨额贡物，从事此业，他锐敏地监视，叫硝羊皮者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许外来的人染指。

注：

[1]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列宁全集》第三卷，二五六页。

[2]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列宁全集》第三卷，二五七页。

[3]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列宁全集》第三卷，二五七页。

交换的发展与农奴制剥削的增长

  当自然经济，即为了自身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经济占优势的时候，封建的剥削遇到了比较窄狭的范围。在早期封建主义的时代，“封建主的胃就立下了对农民剥削的界限”。（马克思语）封建主夺取农民的各种农业生产品的若干作为己用。这种封建贡物的绝大部分，为封建主本人及其军事扈从所消费了，仅有一小部分，用以换取武器及某种外来的货品等。

  然而交换的发展，却引导到封建地主贪欲之有力增大。现在不但从农民身上榨取贡物，以供地主及其侍从的消费；而且贡物中用以换取其他商品的部分，也一天天增大了。随着自己的发展，商品的交换，在加强剥削的意义上，给农奴占有者开放了很大的可能性。交换 的生长，毁坏了旧的基础。

  地主力谋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加强了对其农奴的剥削。海外贸易采取了很大的规模。商人供给地主一切洋货。货币逐渐获得了很大的意义。

  农奴主为了弄得更多的钱，尽量榨取自己农民的劳动。他们夺回农奴的土地，缩减农奴的分与地，以扩充自己的田地，并强迫那些农民来替自己耕种这些田地。

  赋役一天比一天苦重了。它夺占了农民每周时间的大部分。农民呻吟在少地和无力负担的劳动之下。他们自身的经济日渐衰落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

  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末期发生在封建农奴制度的腹内。最古的资本形式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随着旧的、自然的经济之崩溃，商人日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业资本给农奴主        地主供给各种奢侈品，图赚厚利。这样，地主从其农奴身上榨取来的贡物一部分，便落在商人        商业资本代表者的荷包里了。随着商业的发展，高利贷盘剥也日益昌盛起来。大封建地主、国王、政府，都一天天需要钱了。穷天极地的奢侈浪费，连年不断的混战，消耗了巨额款项。这便造成了高利贷资本活动猖獗的地盘。高利贷者，以高利率把钱借给封建领主，因而夺去了那农奴的强迫劳动所供给的贡物的大部分。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侵入封建农奴社会的生活之中，不倦地摧毁这一社会的基础。随着商业的发展，力谋增加自己收入的地主，极力加紧对农奴的剥削。过度的剥削毁坏了农奴制度的基础        农民经济。农民赤贫化了，变成了半饿而无力给自己地主提供最高收入的赤贫者。同时，高利贷资本张开自己的网罗，束缚农奴经济，从其身上吸取膏血。农奴经济的解体便准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

  商业资本，起初仅经营商业，买卖手工业者和农奴所提供的那些生产品以及从远地输入来的生产品。不过，随着商业的发展，这些供给来源也一天天感觉不够了。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只能供给有限的生产品，此项生产品只能够满足本地市场的需要。当商业开始卷入更遥远的市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加扩充生产之必要了。

  但要扩充生产，非有资本不可。在这儿小规模的商品生产是无济于事的，其可能性被狭隘的范围所限制了。于是由小规模的生产转向资本主义的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然后又摧毁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剥削形式，而代以最后的一个人剥削人的形式         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农奴的斗争

  封建主义时代，这是一个被剥削的农民极猛烈地反对封建地主的时代。农民的斗争，在封建统治的末期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那时对农奴的剥削更其加强了。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着一系列的农民起义。

  在英国，于十四世纪末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包括了该国的大部分。武装的农民，以泰洛为首，踏遍全国，毁坏地主的庄园和庙宇，并且占领了伦敦。起义者的战斗口号是：“在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呢？”这几句话表现出了农民对贵族特权的憎恶。后来泰洛被叛徒刺死。群众自丧失领袖后，相信了国王和封建主的诺言，而解散了。此后，英国政府就进行“清乡”，残酷屠杀农民。

  在法国，亦于十四世纪末期，全国一半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弥漫。这次起义是以亚吉里（由农民的绰号       亚克·奔一语而来）的名字写入历史的。正在生长的城市资产阶级，起初是赞助农民的运动，但在紧要的关头就背叛了。

  在德国，于十六世纪，全国也卷入于“农民战争”之中，这一战争得到了城市下层阶级的支持。起义者的首领托玛斯·蒙柴。农民的要求，便是取消可恶的农奴制的剥削。

  在俄国，十七世纪拉辛和十八世纪普加乔夫两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其规模更大了。

  拉辛运动，产生于顿河流域的穷人         逃亡的农民中间，此等穷人，是为了逃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亡出来当“哥萨克”的。拉辛部众袭击沿伏尔加河走的商队，杀死了商人和沙皇的官吏。各地穷人，都纷纷加入了拉辛的队伍。一六七〇年，拉辛部众杀死了沙皇的使臣，并制裁了各地教会牧师。这就作了公开的内战的信号。农民起义的火焰，包括了很大的区域。拉辛部众攻陷了阿斯特拉罕、察利津及一系列的其他城市，在占领了的地方，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被宣布消灭了，农奴制被宣布废止了，贵族和富商的财产被贫人分了。这一运动的纲领，便是消灭农奴制度和关于平等的不确定的幻想。沙皇政府调遣了大批军队，才击败了拉辛部众。富有的哥萨克上层分子的背叛，在拉辛的失败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民的起义被沙皇的奴仆们沉殁在血海中。拉辛的部众，大批大批被屠杀了，他们被绑在柱子上肢解了，拉辛本人，则用木笼运往莫斯科，在红场肢解了。

  在拉辛起义失败后越一百年，俄国东部又展开了更广大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为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是个逃亡的顿河哥萨克，他逃至乌拉尔。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乌拉尔的哥萨克贫民。普加乔夫喊出了“万世自由”的口号。在其宣言中主张一切土地，“不需购买，也不纳贡物”，全归农民所有。普加乔夫部众占领了一系列的城市，并围攻奥琳堡城很久。乌拉尔一带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贫民，都投效普加乔夫。受沙皇制度所压迫的各族人民：巴什吉尔人、鞑靼人、加尔米克人等起义的大众，都加入普加乔夫的队伍。整村整村的农民，烧毁贵族的庄园，分掉地主的财产，投奔普加乔夫。乌拉尔各厂作工的农奴工人，也大批投奔普加乔夫。此等工人在起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普加乔夫占领卡桑以后，打算向莫斯科推进。政府和地主们，恐慌万状。莫斯科省的农民，渴望普加乔夫到来，准备响应。但是饥荒的消息，曾迫使普加乔夫改变计划，转而向南方了。一七七五年八月间，政府军在萨拉托夫附近做到了给普加乔夫以打击，普加乔夫被哥萨克队长献了出来，在莫斯科博罗特场上被杀死了。

  沙皇政府以及地主资本家的御用“学者”，都多方企图诋毁农民起义，把它们描写成“强盗”运动，“杀人放火”。当时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写了一部《普加乔夫的历史》，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这部作品改名为《普加乔夫造乱世》，并加以严密的检查。但是在可怜的农民群众中间，关于拉辛与普加乔夫两次起义的记忆，是永不会消逝的。人们把起义的农民反对贵族和地主政府的斗争，编成了歌曲，编成了故事。一九〇五年，辛比尔斯克省省长雅什威公爵关于农民运动向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就特别指出谓：“住在该地（萨马拉湾）的农民中间，还十分生动地述说拉辛和普加乔夫时期风暴般的战争。”

  农奴的起义，震撼了并摧毁了封建制度。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利用，以加速农奴制度的解体，并以资本主义的剥削来代替农奴制的剥削。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战争中，农民对资产阶级供给了基本的队伍。斯大林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大会上的演说中，说：

  “奴隶的革命，消灭了奴隶占有者，废止了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不过它却以农奴占有者和农奴占有制的剥削劳动的形式来代替了它们。一种剥削者，被别种剥削者取而代之。在奴隶制度之下，‘法律’允许奴隶占有者打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之下，‘法律’则允许农奴占有者‘仅只’出卖农奴。

  农奴的革命，消灭了农奴占有者，废止了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但是它却以资本家和地主，以资本主义的和地主的剥削劳动者的形式来代替它们。一种剥削者又被别种剥削者取而代之。在农奴制度之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法律’允许‘仅只’注定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惟有我国的苏维埃革命，惟有我国的十月革命，才这样的提出了问题，就是：不是拿一种剥削者换成别种剥削者，不是拿一种剥削形式换成别种剥削形式，而是革除一切的剥削，革除一切剥削者，一切富翁和压迫者，不论是旧的或新的。”

资本主义之下的农奴制的残余

  资本主义的剥削代替了农奴制的剥削。资产阶级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的政权，开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田野。然而在资产阶级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度里，仍遗留下了以前的封建剥削形式之好多残余。

  资产阶级夺得了封建主的政权以后，很快地就感觉新兴的工人阶级方面之威胁。所以，它们宁愿跟昨日的敌人       封建主订立妥协。在大多数国度里，他们整个儿地保存下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在继续着，只是采取了一些别的形式罢了。

  在落后的国度里，农奴制度的残余，尤其利害。在此等国度里，资产阶级自始就十分怯懦，不敢进行反封建主的斗争。他们跟封建主订立了同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里，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上面又加上农奴制的压迫。

  在帝俄时代，“农村中，还有着畸形怪状和不堪忍受的农奴制残余，在补充以地主的专横气焰。”[1]

  惟有社会主义的 革命，采用铁的扫帚，从灌注了无数代农民的血汗的土地上，扫除了地主寄生者。无产阶级革命从其头一步起，就连根铲除了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

注：

[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三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