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败局》（吴晓波 著）①
案例一：“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
企业：托普
关键人：宋如华
托普以前只做电脑销售，只能赚取那点可怜的代理费，而有了计税软件之后，硬件与软件搭着卖，价格就由托普说了算。
计税软件的甜头让宋如华专心一致主攻计税软件的市场开拓。
1996年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政策，认定目前的计税软件标准不统一，因此，对各地税务局自行建设的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限制，必须由国家启动统一的“金税工程”。此令一出，托普顿时陷入困境。
宋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印度考察团，在“南亚硅谷”班加罗尔看到了大批公司的集群和崛起。这次考察启发其认识到：中国计算机软件产业正处在喷发的前夜。
1997年3月，宋如华在四川建立了第一个“西部软件园”。自此托普颇受重视。
宋在全国各地推销软件园：与地方政府洽谈，宣称将投入1亿以上的资金，在当地建设一个大的软件园，承诺在若干年内引进上百家软件公司，使之成为该省或该地区最大的高科技园区。
1999-2002的4年间，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区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靠一个“软件园概念”，宋竟成为了中国企业界最大的地主。
在绍兴、金华、大庆等地建园时，托普都相继拿下了当地证书委托的数千万元的软件开发合同。
世纪之交，互联网热浪席卷全球。托普宣布投资6亿建设面向全球华人的“炎黄在线”网站。但是宋始终没有搞明白，“炎黄在线”到底该做什么。
之后一些媒体对托普产生了怀疑的声音：这么多年托普究竟如何盈利？
软件园的现实情况是：园区不断开建，但是入驻的公司却非常少。集团的现金入不敷出。因此，宋打算用轰动性的行为（“今年要招聘5千人，4年内招2万人”）吸引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注意力，以此得到银行贷款和推动园区的招商工作。
宋的这则招聘信息受到了其他业内人士的质疑——以托普的能力绝对达不到一个正常企业在招聘5000人的情况下应该达到的总产值。
之后一些媒体又揭发了托普园区利用率不高、园区荒废或做他用等情况。托普又相继曝出各种信用丑闻以及资金链断裂等负面信息。自此托普败落。
宋有惊人的创造概念、攫取资源的天赋，可是他却始终没有能够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力，企业也一直处在外延式的疯狂扩张中。
任何决策都可以被还原为“控制”。企业的决策，特别是资本活动，在很多状态下是很难进行量化判断的，企业家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市场、公司走向的判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依据就是，你对自己的经营行为有没有足够的控制感觉。
案例二：“一个过于优秀的产品，常常会给企业家更多犯错误的机会。”
企业：三九
关键人：赵新先
解放军总后勤部给赵新先充分放权，在组建企业集团的文件中明文规定只管赵新先一人，他对企业全部资产的增值和安全全权负责。
南方药厂归属解放军总后勤部之后，总后勤部先后3次将71家军队企业划归三九集团管理。由此三九搭建起了一个多元化的成长平台。
1996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民营资本及跨国资本的双向夹击下，深受体制之困的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集体溃退的现象，不少地方的财政已经无力支撑沉重的包袱。于是，“国退民进”成了现实的策略，出售或并购国有企业也成了最可选择的出路。
赵并购企业，主要有三种方式。①承债式：三九把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全部打包吃下来。②控股式：三九出一部分资金成为企业的控股方。③托管式：只管经营，不承担债务，从增长的效益中分成。
在第一次扩张中，三九缺乏关联度、缺乏整合的并购战略日日都在消耗三九的资本和品牌影响力。
在第二次扩张中，中国证监会指称三九在募集资金的使用上与招股说明书不符，大股东以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占公司净资产的96%，严重侵占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但在彼时赵的意识中，“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本来就是他的左右口袋，资金挪用应该属于正常之事”。
在第三次扩张中，三九企图回归专业化。《新财经》的一篇评论中分析：“三九的专业化战略让人疑惑，制药业属于生产领域，连锁药店业务属于流通领域，医疗健康则更侧重于服务领域”，三项业务均和‘医药’有关，但实质则截然不同，投资风险更大。”
三九的财务危机使得赵开始着手思考三九的产权问题。他说，国资委管辖的中央企业里，存在着部分企业，国家并没有为其投入资本金，企业是靠向原来的上级单位借款发展起来的，不仅在当初的两三年内还清了借款，还上缴了相当于借款数十倍的利润，这样的企业虽然归属国有企业，但是国家早已没有了实际的、直接的资本投入。因此作为国有资产的机构代表，国资委应当肩负起企业股东为获得发展的流动资金增加投资，投入资本金的职能。这种说法反映出赵无非有两个目的，①是让国资委对三九注入资金从而化解银行逼债风波，②是如果国资委同意三九进行股份改造，他及他的团队顺势可以成为三九地主人。
深受赵新先重用的三九集团副总裁因病猝死，在清理其办公室时发现了数额巨大的不明存款。随后审计署介入对三九的审计事宜。根据后来的财务信息披露，赵涉及“向境外转移资产”。
“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大前研一
案例三：“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
企业：铁本
关键人：戴国芳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一场民营企业崛起的历史，这些体制外的草根工厂在没有任何资源和工业背景的情形下，从乡间萌芽，自轻纺和快速消费品等“轻小集加”型行业入手，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到2001年前后，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拥有最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产业资本，在很多行业，“国退民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就是在这一时刻，随着住宅、汽车、电子通信等终端需求行业的增长，市场对上游的能源产业形成了巨大需求，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跃迁的必然调整。向来嗅觉敏锐的民营企业家也意识到了这一转型，纷纷向一直被视为国有企业“禁脔（luan,二声）”的上游产业挺进。
2001年前后，常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位于江苏只收，可是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只能排到第六。饥渴的常州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段让当政者难堪的差距。因此，戴国芳创建铸钢厂的计划深受当政者重视。
在有关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产品定位为船用板和螺纹钢等较高当次品。但当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这样的资金规模启动一个超过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2001年之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进一步导致钢材的全面紧缺。在旺盛的需求拉动下，钢铁行业从一个巨额投入、长期产出的产业成了可以短线投机的暴利型行业。渐渐地，宏观投资过热成了最高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国家开始宏观调控：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2004年，几个记者搞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占地调研时误打误撞发现了铁本非法用地的情况。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中央高层，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铁本背后被指定有五大问题：当地政府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铁本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有关金融机构涉嫌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后来从数据的意义上看，铁本的“杀鸡儆猴”效应没有真正达到。
这段时期，与铁本有相似问题的建龙却逃过一劫。让建龙项目峰回路转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参与。建龙搁浅后，浙江省政府当即提出了整合建龙和杭钢的意向。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