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的思想理论遗产
波格丹诺夫的思想理论遗产
〔俄〕Г.Д.格洛维里 H.K.菲古罗夫斯卡娅
不经过耐心缜密地（而不是大喊大叫地）恢复历史真实，重新探讨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要害”问题，要想在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命运的争论中寻找到能把人们引出成见迷宫的通道是不可能的。这些“要害”问题长久以来被人涂上带有偏见公式的迷彩，已真象难辨：波格丹诺夫的思想遗产就属于这类“要害”问题之一。
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具有惊人的包罗万象的综合力智慧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幻想小说家，通常被社会思想界看作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片面的，为“研究家”的偏见弄得变形了的人物，而且很少有人知道，总结了他沸腾而多方面活动的组织形态学——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
目前波格丹诺夫被公认是首次深入制订的普遍系统论，也是控制论的直接先驱，它恰恰是在人类积累的全部社会经济和文化经验的基础上作为一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被构想出来的。波格丹诺夫将自己看作是“给人们提供思想和生活真正发展自由的伟大而强劲潮流的普通代表”。
马林诺夫斯基1873年8月10（22）日生于格罗德诺省索科尔卡城。他出生于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民间教师家庭，在少年时代就记忆超群，有一颗非凡的数学脑袋。他以荣获金质奖章毕业于土拉古典中学之后，于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部。不久，因积极参加民意D人同乡联合会被开除学籍。这个“思想危险”的大学生被流放土拉后，在那里结交了一个军械工人，经此人介绍他为工人小组授课。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他依靠同工人们的交谈和对《资本论》的独立钻研，写出了一部专门性的讲义，由此形成后来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于1897年以“波格丹诺夫”的笔名问世。
K.土林（列宁）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最终使这位青年宣传家巩固了从民意D人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列宁本人在评介《经济学简明教程》时谈到了“这本书的突出的优点”，把它称为“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
1898年前，土拉社会民主工D组织围绕着亚·波格丹诺夫——И.萨维利耶夫小组发展起来。几年以后，《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作者成了列宁在争取建立布尔什维主义组织斗争过程中的最亲密的战友。
马克思主义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是“一个科学的发现”，但是他年轻时代的民意D人的热情并非未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启蒙教育的热情，力图影响历史进程的愿望，被解放了的认识所释放出的能量同革命行动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结合，——这些特点，使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同一整代人接近起来，这一代人被科学和公民自由这两座灯塔（这两座塔有点眼熟啊）照亮了未来的朦胧的远方。
Π.Л.拉甫罗夫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责任感，即“将科学改造成工人阶级易懂的知识”，克服广大劳动群众同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的疏离，在这位迅速获得文学声誉的《政治经济学》的作者身上，获得了特殊的形式。
1899年，这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宣传工作者成了持有毕业文凭的医生，同时也成了哲学著作《历史自然观的基本要素》一书的作者和政治流放犯。他在卡卢加和沃洛格达度过了四年被监视的流放生活，这使他获得了精神病医生的实践经验，也使他每天能抽出许多时间进行自学，并从事科学和文学工作。这期间他结交了天才的政论家和演说家阿·卢那察尔斯基。
流放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作为沃洛格达社会民主D小组书记，同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保持着通迅联系。波格丹诺夫在流放期间仔细阅读了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因此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D分裂时能预先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
1904年夏天从俄国来到日内瓦以后，波格丹诺夫成了列宁同孟什维克“新火星分子”斗争的亲密战友。经过在土拉、莫斯科、沃洛格达、哈尔科夫、卡卢加和特维尔多年D的工作的镶炼，加上在同C.布尔加科夫和M.图甘-巴朗诺夫斯基论战中对其理论思维和政论家笔锋的磨砺，波格丹诺夫对俄国社会民主工D第三次代表大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进了新的ZY委员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波格丹诺夫和他的“小兄弟”卢那察尔斯基试图以较之“普列汉诺夫枯燥过时的正统思想”“更开阔、更光彩夺目的词色”，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种做法引起了列宁的警觉。
刚刚结识波格丹诺夫的时候，列宁就曾指出：“我们马上相互馈赠了书籍：我送他一本《进一步，退两步》，他把他当时的一本哲学著作送给了我。我立即(在1904年春或者初夏)给他写信说，他以他的著作使我正改变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无误的看法，他也倍加确信普列汉诺夫观点的正确。”
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非正统思想”虽使列宁感到“相当懊丧”，但并未妨碍他们在政治上采取明确的一致的革命立场。
后来列宁强调指出：“1904年夏秋，我和波格丹诺夫彻底分手了，我们订立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盟约，即把哲学作为一个中间领域而不予争论。我们在整个革命期间一直格守这个盟约，它使我们有可能协同一致地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等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一策略贯彻于革命当中。我深信这一策略是唯一正确的。”
1906年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芬兰考卡拉车站秘密别墅里共同相处的友谊，使他们的关系得到了巩固。但是“盟约”并不是长久的。
分歧的危险兆头最早是由波格丹诺夫在策略问题上的直观做法引起的，而由于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D人思想动摇与日俱增的不安，而使这种兆头变得更加严重。
哲学不再是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当中指出了“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表现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说明了“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但是波格丹诺夫顽强地坚持他的立场，于是一场伤人害己的争论以分裂而告终。
列宁对波格丹诺夫哲学观点所做的尖锐批判远离我们今天已经80多年了。从那时候起，这个本来是“一切反动派的死敌”的人却总是一无例外地被列入“修正主义分子”“马赫主义者”和“思想敌人”之列。原来，被列宁著作引文的围墙隔绝起来之后，对《经验一元论》的作者是能够制造出种种最怪诞无稽的指责来的。
下文我们将扼要地谈一谈这些指控，而此刻姑且让我们约略追踪一下波格丹诺夫作为布尔什维克所经历的道路，看他是怎样取得“马克思主义异端”这一令人可疑的称号的。
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思想演进的河道是在两道堤岸——科学和社会主义——之间行进的。他从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科学知识具有无限可能性这一信仰，这种信仰又为马克思学说的历史乐观主义所巩固。
波格丹诺夫政治活动的兴旺时期是在1904-1906年。这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高涨时期。他在科学理论创作的成熟时期所写的最早几部著作（《崭新的世界》、《论社会主义》和声名狼藉的《经验一元论》）也发表在这一时期。
1905年革命是20世纪头十年最重要的事件。这十年是发生深刻社会震荡的时代，也是世界性科学运动——波格丹诺夫将其定义为“科学技术革命”——空前起飞的时代。作为一个不倦的探索者和博学多识的人，他不能不为这样一个时代的气氛所感染，这个时代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时期之一……当时甚至不再认为化学元素是稳固不变的，也不再以为各洲大陆是静止不动的”，放射性在当时展现出了令人惊奇而又让人不安的前景，物理化学正飞速发展，关于火星运河的争论正热火朝天，齐奥尔科夫斯基关于“用火箭装置探索宇宙空间”的预言令人发聋振馈。
置身于“普遍动力化和进化原则凯歌行进”的思想空间里，波格丹诺夫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即要找到“无限广阔的经久不变的，而且具有无限可塑性的认识形式”，“以便能够涵括永无止境的日益发展的全部生活的多样性。”他特别注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然哲学当中的两个突出现象：
奥地利物理学家Э·马赫的历史方法论著作；
德国学者威·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思想。
马赫著作中最吸引波格丹诺夫的地方是“反对科学和哲学认识中的一切偶像……反对压制和阻挠人类思维的僵化观念”。
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一元论》中，最使他迷恋的却是从自然科学观点出发研究所有自然和社会现象，并促进这一目标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和“对社会生活及发展的一元论观念”同“最新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是并行不悖的。正基于此，他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爷普列汉诺夫及其学派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学派认为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新的变种”。
列宁在1908-1909年赞同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所进行的批判，但也强调指出了这一批判的不足之处，即忽略了“马赫主义”同自然科学最新革命的联系。后面这一见解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能得以重新审视普列汉诺夫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这场争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给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奠定理论基础的哲学社会学说，而且是从方法论上对19世纪科学成就所做的概括。普列汉诺夫和波格丹诺夫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却是以各自不同的目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差别不仅在于一个较为温和，另一个较为激进，而首先在于，用Π.沙尔坚中肯的说法就是，他们的“整个差别是只会读书的人与做过实验的人的差别。”
“经验”成为波格丹诺夫观点体系中的关键性概念并不偶然，这正象普列汉诺夫总是为他读过卷帙浩繁的哲学史著作而骄傲一样。歌德说过，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存在的往往不是真理，而是问题。
在普列汉诺夫和波格丹诺夫争论中暴露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演进方法之最新成就”的辩证法的发展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演进方法之最新成就则需考虑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文明本身的急剧发展。
普列汉诺夫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他几乎根本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因此他不能被看作是可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法学说的哲学家，而只能被视为这一学说的宣传家和普及者。那么，波格丹诺夫又怎么样呢?
对波格丹诺夫来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是象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唯物主义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向分析社会过程的应用和推广，而是逐渐包括所有科学并吸收其全部成就的包罗万象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即通过自然科学论证由工业无产者阶级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一阶梯。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无产阶级与生俱来地带有一种新的世界观——积极向上的、一元论的社会性劳动的世界观。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消除人与人关系中的强制因素，以同志式的集体主义取代无政府主义和竞争，“过渡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劳动”，并在未来“科学一元论”胜利的基础上征服自然力。
“任何科学认识都是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合理的规范”，但是“认识一元论”的任务不可能在被专横制度分割为“组织者”和“执行者”和让过分专业化弄得支离破碎的阶级社会中得到解决；上升到一元论，这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在社会生产中将组织者和执行者的职能结合起来、并“把经验的现实生活本身看作人类集体实践之体现”的无产阶级使命。
“经验一元论”哲学是波格丹诺夫试图为其时代，为其献身的阶级制订的对世界的统一的认识图象。“经验一元论”之产生，是出于“使经验达到积极的和谐与协调，而这种和谐、协调则能以“各种关系有序的世界取代各组成部分的原初混乱状态……”
在这里，波格丹诺夫摸索到了通向“组织方法”的一些线索，这一方法在后来通过概括本世纪头十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认识的整合倾向而形成了组织形态学的严整体系。但是总的来说，《经验一元论》在心理生理学影响下阐述的认识论看起来并没有说服力，而却涂上了一层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
在Э.马赫和瑞士哲学家P.阿芬那留斯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把自然规律“一无例外地”看成是“依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通过源源而来的经验而标定事物的人的方法”，同时却摒弃“物质”和“精神”的概念，而将它们归之于认识的“前经验一元论”阶段，为了“能将所有现象看作可比较的事物”，便用包罗万象的、为认识效劳的“能”的概念取而代之。
波格丹诺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换为“历史一元论”)脱离开唯物辩证法，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演进的方法论加以深化，而却在“上半截”取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下半截”取来的则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
高尔基、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三人一致之处不在于“造神主义”，而在于启蒙教育：这既是高尔基提出的“研究俄罗斯的百科全书”，又是为工人开办学校和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
波格丹诺夫是一位智商甚高的人，他既是一位无神论的纯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自然科学家，他不仅不是“造神论者”，而且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他“大脑左半球的思维”所能满足的是社会主义世界(这是一个人同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完全决定于科学合理规范的社会)的图景。然而这种“纯理性的社会主义”却不能在艺术气质上使靠感情、形象和“大脑右半球”思维的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得到满足。因此在他们那里，波格丹诺夫的纯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变成了“造神论者”所信奉的“劳动、希望和进步的宗教”。
因此，与波格丹诺夫不同，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更多注意的是浪漫主义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尼采，而不是冷静的采取分析方法的研究家马赫。也正因为这样，甚至在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还谈到了以特有的方式复兴“泛神论”的可能性，并且为狄慈根和施菜尔马赫对待统一宇宙的宗教感情而感到高兴。
马克思主义通过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各自的论述，仿佛“被分裂”了：一个人的“科学一元论”的恬淡冷静不可能从另一个人关心“价值命运”的错误倾向性中得到补充。
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仅仅把价值同宗教神灵等同起来，把集体主义感情同宗教感情等量齐观，这当然就犯了错误。但是在批判“造神者”时不应象人们先前所做的那样，忽略一个极为重大却悬而未决问题，不仅他俩，还有波格丹诺夫，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如何从价值哲学出发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一时期，波格丹诺夫仍继续着他的哲学社会学探索。在《现代自然科学家的哲学》（1909），特别是在《大崇拜的衰落》（1910）一书中，他以贯穿始终的逻辑阐述了社会劳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提供的集体主义形态的劳动价值论”。
对波格丹诺夫来说，劳动不仅是最重要的形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且是最重要的形成系统的社会文化概念；并且劳动不是作为“人类经济学”的个别人的一种努力，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力，人们共同的创造性活动。社会主义理想就是在无产者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劳动集体主义的理想，而无产者则是“以机器技术的工具改造自然的阶级”。
遵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波格丹诺夫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组织者的劳动与执行者劳动的分工。他并不局限于在口头上这样声明，也给自己提出了实际制订一般科学原则的任务。靠着这些原则，便可能实现他继傅立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坚持的这一思想，即变换劳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工人摆脱捆缚在生产单一产品上、不致损害经济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傅立叶把变换劳动视为人的最高欲望之一——渴望多样性，那末，马克思、恩格斯和波格丹诺夫则认为，具有革命技术基础的机器生产能使全面的劳动活动变为可能并成为生活之必需，从而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开发创造物质基础，并为克服专业化的局限开辟前景。
波格丹诺夫从《人的整体论》（1905）经过“社会主义之认识”（1910）的思想，达到了“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的纲领，而这一纲领是建立在恩格斯下述关键原则轨道上的：“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将“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
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的思想最初是在波格丹诺夫写的一篇幻想小说《工程师曼尼》（1912）的尾声中准确表述出来的，这时他已有了《红星》这部乌托邦小说的成功尝试。苏联著名哲学家Э.B.伊利延科夫正确地指出了《工程师曼尼》对理解波格丹诺夫思想观点演变的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伊利延科夫曲解了小说的意思，把它归结为“鼓吹乌托邦思想——关于工程师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为科学技术精英们高唱赞歌。
事实上(读者读完小说也相信这一点)，波格丹诺夫的中心思想是关于不容许垄断决策的思想——垄断决策的危险及其规模在近几十年已十分明显。恰恰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全面科学技术知识，也恰恰是广大劳动者阶层(而不是少数专家)内行地判断触及千百万人重要切身利益的技术方案的能力，使工程技术精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正象政府官员即“专家”的统治不再可能一样。
围绕着火星运河方案发生的争论，同我们很熟悉的关于河水引调、原子能发电站等方案的激烈争论惊人的相似。这不是波格丹诺夫所做的唯一的令人不安的预见。他在《红星》中第一次出色地描写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而在《工程师曼尼》中还第一个就核泄漏的危险对人类提出过警告。
伊利延科夫认为在小说主人公的夸张的形象中有一种并不存在的“造神论倾向”，但他却忽视了“超级工程师”同他的儿子内季——一位努力使劳动人民摆脱精神奴役的工人首领——的明显对立。曼尼的形象象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必然失败，也体现着波格丹诺夫所谴责的对科学探索的社会后果的漠不关心，而这种态度在政治大动荡的时代则孕育着灾难性的危险。波格丹诺夫认为，使知识社会主义化，将科学有机地纳入社会劳动过程(这正是内季在工人集会讲演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有可能防止利用科学成果来危害人类。
从社会方面运用“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的尺度，直接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明确对其轮廓作过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相联系。对波格丹诺夫来说，在制订“社会主义组织模式”时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基础上就工业无产阶级——新文明的创造者——所做的预测。
遵循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波格丹诺夫发挥了关于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制度的理论，在这一经济制度范围内，继续着、也有组织地形成着以把经济变为一个统一工厂为结局的社会化过程：“整个社会都正成为一个统一的企业。”
“工人阶级正实现着这样的事业，将自然物组织到自己的劳动中，将自己集体的人力组织到自己的斗争中。它必须把这一或那一领域的经验联结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即将思想加以组织。这样一来，生活本身就使它变成多方面的组织者，也使整个组织观点变成了一种在它看来是自然的、必要的倾向”。
无产阶级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造就着未来的人——“科学的人，劳动的人，理想的人”，以及具有广博的知识、技能、高度的集体主义感情的多方面的工作者。波格丹诺夫就是这样发表议论的。
然而“今天已弄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希望与之相联系的工业工人阶级，没能完成寄托于它的冲破后资本主义文明的使命”。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的理想是从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出发的，并且适应了那个时期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情绪。但是后来表明，西方资产阶级有能力消除这种冲突的尖锐性，以其经济的、政治的方式将工人阶级整合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波格丹诺夫或他的弟子Φ.加里宁，毕竟没有经历过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促使波格丹诺夫得出了这一结论：现实的欧洲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具备发挥阶级的作用，即扮演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角色。
但是，这既没有使他放弃进一步制订非商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工作，也没有使他去重新审查仅仅将工人阶级看作是能够“以组织形态学的正确性”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唯一力量的单一方针。
波格丹诺夫一方面号召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独特形式的范围内克服“文化的非独立性”，同时也还不曾失去这样的希望，即：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现实的工人阶级变为符合其理论理想的抽象的“成熟的”无产阶级。
这样，这位组织科学的创立者便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社会学家的片面性：他的“议论似乎从‘活的个人’开始，其实……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清楚他们的现实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工人阶级在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中所处的位置是民粹主义社会学派的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的地位。
波格丹诺夫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通过组织人的知识组织人类社会的观念的再现。由于宣布主张“组织思维”，主张创建无产阶级的百科全书，并且以“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通过“一元论的方法”将科学的各个领域组成统一的完整体系，波格丹诺夫便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走向徐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唯科学主义，而后者源于圣西门关于工业制度的学说。
根据某种抽象的原则制订出完美的社会组织方案，这是乌托邦的出发点。18至19世纪的空想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力图表明理想的制度同“人类本性”、同“理想道德生活观念”的一致性。
波格丹诺夫体系的空想成分是同把另一个抽象原则——“科学地组织劳动”——普遍化相联系的。同时却恰恰对人类本性的充分表现估计不足，这特别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某些方面。
波格丹诺夫早在《经济学简明教程》中就注意到了人类从希腊罗马文明中作为遗产得来的对于生产劳动的鄙视。后来，他把组织形态学、“普遍的自然科学”（一门关于解决技术、经济、日常生活方面的、直接关系实际生活问题的方法的科学），同哲学的“消极观察倾向”（从希腊哲学开始的）对立起来。
几年后，杰出的教育家、统一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帕维尔·布隆斯基重复了波格丹诺夫的思想，他说：“理论文化是有闲阶级的文化……这是从技术臻于完善的生产中异化出来的那些人的文化”。
“有闲文化”是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无论是对“精神贵族”抱着怀疑态度的巴贝夫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宣言，还是属于俄国激进派的那些庸俗社会学的过火分子——从60年代的那些人物到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科学组织劳动的专家，都是对这种情况的反动。
社会主义有这一发达的传统，以在科学计划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为其任务，以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要用头脑劳动，而且要用双手做工为其出发点。这一发达的社会主义传统提出了与精英的“有闲生活”理想相对立的另一理想，即通过联合起来的人类劳动改造自然界的理想。而这一理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从圣西门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波格丹诺夫的思想脉络中。
波格丹诺夫认为，“真正解决古老哲学中关于自由与必然这一老大难问题”，应立足于“能合理而有计划地改变世界的自觉的集体创造”自然界被他视为人类的大敌，同时也是同盲目自然力作斗争的人类的充满神秘魔力的朋友。不应当忘记，《红星》中有一个大自然复仇者的形象，这部乌托邦小说写于1908年，这正是发生震撼欧洲的那场夺去数千人生命的西西里大地震的年代。
但是，自然界的确在对企图通过技术进步的力量控制自然的尝试进行报复。20世纪表明，改造大自然的人类活动对其自身具有一种危险性，而且“以机器方法实现的人同自然的关系，也暴露出在生物圈各种自然可能性中具有一定的限度”，手工劳动者体验到了“二律背反，自然和历史，自发性与理性相互接近”。只能将避免反人类偶然事件的希望局限在生态学所允许的范围。同自然的合作成了“同志式合作”的必要补充，它不能局限于建立“在科学技术任务的集体防备方面”。
波格丹诺夫所坚持的文化工具主义观点也源于关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作为战胜自然之途径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观念，“科学的目的就是制订征服自然的计划”，艺术则是从社会方面组织人的工具。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源于波格丹诺夫对人类存在的“观察”能力估计不足，无论是更充分地实现人所具有的以无私精神掌握现实的需要，无论是同具有独特魅力的自然界交住的可能，还是使个人集中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都是与此相联系的。
提出“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动机在于反对这样的社会对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但是波格丹诺夫在把社会主义的人视为全面发展其劳动能力的人的同时，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一事实，即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应当保障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平等占有，而且应当确保对闲暇时间的平等占有，以及保证除社会生产活动以外的“个人的自我实现”。
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
社会主义的人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游惰之徒，而且也不是手工劳动者；他的存在是建立在“劳动”与“闲暇”、物质改造与“静观”的实在化的“动平衡”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理论主要关注于将社会劳动变成“一个制服自然力，使之为人类需要服务的科学过程。”
但是也还有一种“最先出现的、无可怀疑、不容置辩的基本的东西——强大的生命本能和精华……社会主义正是为了这些东西。整个站起来的人的个性，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摆脱桎梏的生命力和生命之精华”。
波格丹诺夫考虑到，劳动的集体主义还会解决一个人类存在的矛盾现象，即“直接利己的愿望与直接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这意味着能将为社会福利的劳动变为一种有机需要，从而在总体上看能以经营活动的变换和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取代将劳动资源吸引到生产过程中来的市场机制；
从精神方面来看，这意味着人们在心理上的协调和完全的相互了解。相信“对个人来说生活的和谐不可能在为集体福利的劳动之外而获得”这一信念，虽然在波格丹诺夫本人和他同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进步工人的精神气质中有其现实的根基，但毕竞使问题简单化了，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社会结构而言，都明显地低估了事物的全部复杂性。
人身上的利己主义本性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而集体主义在人们身上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培植的——这点值得争论。但是，显而易见，在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争论中摒弃“个人的独立性”，并且在社会主义模式中没有给个人“保留”自我选择的权利，波格丹诺夫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显然没有考虑到因把集体主义解释为“服从大多数”而可能隐藏着的危险。
但是另一方面，波格丹诺夫思想的演变表明，下述见解是错误的：阶级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对创造所必需的人的品质的兴趣……人们准备致力于革命斗争的愿望较之他们致力于有效的理性劳动的愿望，具有更大的分量。
波格丹诺夫强调：
一方面无产者“仅仅就其外在需要而言是一个破坏的阶级，而就其本身的本性而言则是一个创造的阶级”；
另一方面不仅仅将工人阶级的“建设”(而不是“战斗”)任务提到了首位，而且在面对增大暴力威胁的时候拒绝承认阶级斗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
发展人类的社会性，对波格丹诺夫来说是文明的本义。早在1914年，Л.Б.加米涅夫艾怨地写道，总体上就他的观点体系来说，“所有人的共性的思想对阶级的和集团的斗争的思想占了上风”。这是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的话，这次大战“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抉择：要么克服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的无政府状态，要么是文明的没落”。
波格丹诺夫作为血腥的绞肉机的见证人、谦逊的战地医生和无D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同布尔什维克一样，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看待战争的。但是他不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因为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工人们不得不经历15年、20年、50年国内战争和国际冲突，以便改变现存条件，使自己变得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
波格丹诺夫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内“文化上的成熟”同它的夺取政权对立起来。他寄希望于“组织思维”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而接着在其他各社会阶层中得到传播之后，将破坏“对专横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崇拜”，而成为原子时代条件下统一全人类集体的基础，成为能找到防止经济自发力把各国人民卷入“疯狂的灭绝性冲突”的机制的协调力量。
波格丹诺夫感觉到，在工业化时代诉诸暴力即便是革命的暴力改变世界，也会引发威胁到全球生灵的雪崩一样的一连串事件。这使他摒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样的立场是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相矛盾的。
波格丹诺夫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高纲领主义方针是“无足为据的”言论引起了更大的冲突。在1917年6月27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报》上发表的《国家公社》一文中，他同列宁的《论策略书》进行了争论。由于认为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寄希望于被妥协捆缚住手脚的欧洲无产者进行援助是一种幻想，不相信苏维埃能成为法制国家的组织。
波格丹诺夫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同俄国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可能性，同时担心他们之间的分歧会转变成同其中一方诉诸“粗暴的机械式”镇压发生冲突。波格丹诺夫警告国内战争将“滥耗人民的精华力量”，认为避免这场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建立议会制共和国，而在议会制共和国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应将“文化纲领”作为实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必要过渡环节来付诸实现。
波格丹诺夫的《社会主义问题》文集汇集了十月革命前写成的文章，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出版的，它象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在盼望“最后的决战”临近之际充满着明显的不和谐的音调。因此，俄共(布)ZY委员.H布哈林强烈谴责波格丹诺夫有着“机会主义的脱离政治的纯文化倾向”。
波格丹诺夫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方针，也没有回到布尔什维克D内来，虽然在1920年他曾被提议在D内担任领导职务。他明白，“无产阶级的超经济的强制”不可能成为由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过渡的阶梯，而这种强制却被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看作是“共产主义A、B、C”的一部分。
但是，波格丹诺夫不能对建设新生活袖手旁观。他作为共产主义科学院成员、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力图证明他所创立的“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对解决重要经济问题是“切实有益的”。“组织科学与经济的计划性”的报告在1921年l月揭开了首届全俄科学组织生产劳动倡议者代表会议的序幕，并且对制订国民经济平衡模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1918-1920年，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积极作用正是同“普遍起来的组织科学”传播的可能性相联系的。这方面的活动使他获得了不应有的坏名声，这部分是由于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任主席Π.И.列别捷夫-波粱斯基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确有一些错误。但主要是史学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过分歪曲的阐述。
史料分析表明，指责波格丹诺夫否定文化遗产（也把“无产阶级文化”的整个纲领归结于此）第一次出现在A.谢格洛夫《列宁同波格丹诺夫修正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斗争》这本恶意伪造的小册子中，并且被照搬到了一些专著、教学参考书和学位论文中。
几乎所有论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人在列举列宁否定波格丹诺夫的言论时，都忽视了列宁的原则性论断：“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但是，人们非但不理解而且不愿理解，组织形态学作为试图组织普遍科学的无产阶级经济基础的一种尝试，是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模式相联系的，这时，能谈得上如何去理解这种历史联系吗?
不言而喻，错误是存在的，这里既有公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也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再版波格丹诺夫的一本旧书《活的经验的哲学》——它包含着同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论战，还有列别捷夫波粱斯基得到波格丹诺夫默许，坚持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取得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自治”。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一场严厉的批判。
还发生了一件火上加油的事件，这就是波格丹诺夫脱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后，有两个地下组织——“集体主义者”和稍后的“工人真理”，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他的名字。列宁曾经担心，在“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下，可能有某种政治上的异端邪说为自己营造巢穴，人们正好从这些地下组织的冒险主义的言论中看到了列宁这种担忧的证据，因此，通向工人群众的道路向“异端者”波格丹诺夫关闭了。
从“普列汉诺夫正统立场”出发，对他的带有偏见的批判暴风雨般地袭来。什么政治经济学中“波格丹诺夫理论的复活”，“穿着无产阶级文化派外衣的孟什维主义”，什么对群众斗争估计不足，“对革命的机会主义的反应”等等，不一而足。
波格丹诺夫坚定地迎接了他命运中的这一次新的悲剧纠葛。他没有沮丧，他象日后的赫伯格·韦尔斯一样，“在看到因精密科学也可能面临丢掉脑袋的灾难时，仍然相信科学的善良”。他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徒，“同时在感情和理智上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布哈林语）尽管他从来也没有汇入急速奔向建设“一国社会主义”河床的集体主义湍流。
波格丹诺夫没有隐瞒过他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分歧。因此，布哈林（一度曾是他的热烈崇拜者，同时也是他的激烈的论敌）批评他是不同意正统的总路线的“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
不过波格丹诺夫仍继续工作着。这时候他领导着由他倡议建立的输血研究所，他渴望通过实践检验他在一部乌托邦长篇小说《红星》中提出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思想——通过集体斗争去获得生命力”。他明白，国家因为面临战争危险，需要这项输血服务事业，他也希望使那些在紧张的经济建设中精疲力竭的工作人员得到帮助，以便恢复体力。
他因在自己身上进行医疗试验而英勇殉职，使苏联社会舆论不能漠然视之。1928年4月13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考虑到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在革命和科学上的非凡功绩，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输血研究所。
布哈林在悼词中表示相信，历史无疑会记录下波格丹诺夫的高尚品质，并且将在为革命、科学和劳动而献身的战士中间为他争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死者的老朋友卢那察尔斯基在墓地凭吊时说：“人类离开我们经历的时代愈久远，列宁的星座就将愈加辉煌灿烂，而波格丹诺夫的名字将永远不会在这个星座中消失。”
原苏联 亚·波格丹诺夫著《社会主义问题》的序言，莫斯科1990年版
马龙闪摘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