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学派

——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学在东方崛起

徐德明 余薇薇 蒋惠琴 编著

第一章 绪论

        2012年12月7日，钱学森科学思想研讨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杭州厅召开。这是全国各地开展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的各项活动中，在钱学森故乡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我们向这次研讨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新的科学哲学流派在东方崛起——论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

        主要作者徐德明在会上介绍了这篇论文的论点、论据和由此引出的结论。会后，有与会者向发言者提出这篇论文的论题颇有价值，建议作者展开进一步阐述。我们也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决定以出版物的形式，向学术界介绍我们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心得。

        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一个新的科学哲学流派在东方崛起，这个学派可以称为“钱学森学派”。

 

一、所谓“学派”，是指在学术领域里，拥有学术宗主、学术话语体系、学术代表人物群体、学术影响力、学术持续力和学术文献的不同流派

        在中国学术界，经常在一些学者的口中听到或论文中看到“学派”一词。人们滔滔不绝地说着西方的各个学派，却很少提到东方有什么学派，更没有人提到当代中国有什么学派。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时候，偶尔听到黄老学派、浙东学派等。我们不禁要问：

        什么是学派？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古代中国有学派，现代中国有没有学派？

        现代中国应不应该，能不能够有学派屹立于世界学派之林？

        我们认为，探讨一下上述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辞海》中对于“学派”这一词条的解释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流派。”有人把学派分为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

        因师承传授致门人同治一门学问而形成流派，称师承性学派，《辞海》中的“学派”词条指的就是“师承性学派”，如中国的黄老学派、梨洲学派；

        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或某一学校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群体，称为“地域性学派”，如经济学界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瑞典学派、剑桥学派、洛桑学派，中国古代的浙东学派、桐城学派等；

        因某一特定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有特色的学术流派，称为“问题性学派”，如经济学领域里的重农学派、重商学派、供应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等。

        我们认为上述解释略显笼统，距一个科学的严密的定义尚有相当长的距离。

        学派，顾名思义，是指学术中的流派。《辞海》词条指明了这个定位，并加了两个限定：一个是“一门学问中”；另一个是“由于师承不同而形成”。第一个限定是指一门学问中形成的派别，第二个限定是指不同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师承不同。不管怎么说，学派是指学术中的流派，这点非常重要。但是，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是不是只要有师承关系的都可以称为学派，而没有师承关系的就不可以称为学派呢？这些还需进一步探究。

        我们认为，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不管什么类型的流派，要被称为学派，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特点（条件）：

        第一，有学术宗主。

        学术宗主，亦称学宗，即学有所宗之意。宗主至少有一位，也有一位以上者。他可能是某学术事业的倡导者，可能是某学术范畴的首创者，也可能是某学术风气的开创者。学派的主体是人，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有该学派的人所尊重的“开山鼻祖”，我们称其为学术宗主，就是学有所宗之人。

        第二，有话语体系。

        一般来说，任何学派都有自己的原创性范畴和与该范畴相关联的由若干概念组成的话语体系。所谓原创性范畴，是指：一是最先提出某个范畴，并予以界定（或下定义）；二是对已有的概念重新予以界定（或下定义，赋予新的外延和内涵）。

        人们常说，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学派与学派之间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话语体系的个性化特征。学派与学派之争，多表现在对范畴的定义、理解上的差异、矛盾或对立。

        第三，有学术代表人物群体。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由若干代表人物组成的学术群体。这些代表人物，人生阅历、学术成就、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不相同，正是他们，赋予了学术学派稳定性和生动性。

        第四，有学术影响力。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

        首先体现在它所处的学术领域内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学术知名度，这是学派的第一生存空间；

        其次体现在所处的学术领域外的影响力，其中包括社会知名度，这是学派的第二生存空间。

        学派的学术影响力，实际上是讲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实现程度。学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实现程度，一方面，体现在它所处的学术领域内；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所处的学术领域外。换一个角度评价，首先是它的解释功能和预见作用之大小，其次是它对社会各领域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和应用成效之大小。

        第五，有学术持续性。

        学术流派一定要“流”，前后相继，代代相传，这种学术上的持续性，也称传承性。凡是学派，都具有传承性，无传承性不能称其为学派。不同的学派，在时间上的存在有长有短。有的学派延绵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它时盛时衰、潮起潮落，但连绵不绝；有的学派仅存在几十年就销声匿迹。但它既然被称为学派，必有空间上的广延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当然，在学术领域里，也有昙花一现的现象，但这种不能被称为学派。

        第六，有学术文献。

        任何学派都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献。学派的学术信息，借助一定的载体保留下来，传承下去。学术信息的载体多种多样，而学术文献则是基本的载体。学术文献对学派的学术信息储存最准确、最直接、最集中。人们对学派的了解和识别，主要是通过学术文献。学术文献是指专著、论文、教材、工具书等。

        信息技术GM之后，出现了新的学术文献形式，如数据库等。当然，不同学派学术文献的数量有多有少，质量有高有低，但学术文献拥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便无法被称为学派。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给“学派”作一个界定，或者说下一个定义了。所谓学派，是指在学术领域中，拥有学术宗主、学术话语体系、学术代表人物群体、学术影响力、学术持续性和学术文献的不同流派。

 

二、在科学哲学领域，一个新的学派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它就是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亦称钱学森学派

        我们按照对于学派的解读来考察钱学森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活动，并且愿意与读者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考察心得。我们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科学哲学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特点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进行考察分析，提供关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规律性、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思辨。具体内容包括回答下列问题：

        科学发现问题（科学认识的形式、要素和程序）；

        科学进步问题（理论的发展变化及其模式）；

        科学的性质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界限问题；

        科学的结构问题；

        科学的目的和功能问题；

        科学与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关系问题；

        专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等。

 

19世纪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学派。

第一、逻辑实证主义学派。

        逻辑实证主义又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它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科学哲学研究小组。主要代表人物是石里克和卡尔纳普（1891—1970）。卡尔纳普认为“经验实证原则”是界定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非科学。他还认为“知识在于积累，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积累式的科学发展观。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成果可以表示为：经验—理论—证实。

第二、批判理性主义学派。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波普尔（1902—1994）。批判理性主义学派认为“经验实证原则”从根本上讲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是永远都不能通过经验来得到最终的证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于它能得到经验证实，反而是它能被证伪。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被证伪、被批判的过程，即不断被试错的过程。批判理性主义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成果可以表示为：问题—猜想—证伪。

第三、历史主义学派。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库恩（1922—1996）。他既不同意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又不同意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原则”。库恩认为，要将科学置于科学发展中来考察，他提出了一个新范畴——“范式”，科学是否形成的标志是有没有形成自己的“范式”。因此，“范式”也成为识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模式可以表示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

        科学哲学兴起的历史有100年左右，期间，相继有三个学派登上学术舞台。三个学派都时兴于西方，而后传进中国，启发和刺激了中国科学哲学界，一个新的科学哲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异军突起。与此同时，中国正值GG开放，这并不是“纯属巧合”。

其一，这个学派的学术宗主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中国浙江省杭州人，被中国科学技界称为百年一遇的人物，是国际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国家突出贡献科学家”获得者。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是“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获得者（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理工研究所授予），曾被外国媒体评为20世纪世界20位科技巨人之一。

        钱学森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科学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982年《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论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论科学技术体系学》，以这两篇哲学论文为标志，钱学森创立了科学技术体系学，将科学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时，钱学森已近70岁高龄，这是他一生科学思想和成就的升华。

        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学派的原创者相比，钱学森的知识结构之优异、学科跨度之博大、学科层次之深厚、科学实践业绩之卓越、东西方文化之交融、人生阅历之传奇，都令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科学思想家，更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学者。

        钱学森是科学技术体系学的创立者，也是科学技术体系学这个学派的第一批学习研讨活动的组织者，还是科学技术体系学最有魅力的传播者。上至中国的历届最高LD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代表人物，下至社会各界人士和普通工农兵，都是钱学森声音的聆听者和风采的羡慕者，他是一位“人民科学家”。

其二，这个学派有一个以“科学技术体系”这个基本范畴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系。

        这个话语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部分：

        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学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学说的解读；

        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学说的实际运用。

可以对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说作广义的解读和狭义的解读。

        将话语体系的三个部分统一起来的解读，这是广义的理解，钱学森对于学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以及学说的实际应用态度非常鲜明，非常重视，而且建树颇多。

        突出对科学技术体系的解读，这是狭义的理解，这是科学哲学产生和发展史上，直接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新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新成就。

科学技术体系学话语体系示意如下图：

 其三，这个学派拥有以若干代表人物为骨干的学术群体。

        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拥有众多的学习者和认同者。但是，作为学术群体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者和认同者，只有把学习和认同与学术研究和传播结合起来的人才属于该学派的学术群体。这些人可以分为核心层和外围层。

        由钱学森亲自组建的两届学术研究小组成员（每届6人）和有直接师承关系者，可视为核心层；已正式发表论文、著作学习、认同并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者，可视为外围层。当然，他们中有对钱学森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的商榷者，也有作出原创性贡献者，均属学派的正常现象。核心层和外围层均有代表人物。

        在众多人物中，我们在本书中仅列举了宋健、钱学敏、苗东升、于景元、项浙学五位，并予以简单介绍。其中，宋健、钱学敏、于景元与钱学森有直接师承关系，钱学敏、于景元是钱学森直接组织的学术研究小组成员，属核心层；苗东升、项浙学与钱学森没有直接师承关系，属外围层，但他们都有独特贡献，相当具有代表性。

        宋健（1931年至今），山东荣成人，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获科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士，曾任（敏感词屏蔽）。

        宋健指出，钱学森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他是马克思主义在科技界的旗手；早在1948年，钱学森就提出了“技术科学”这一范畴，他于1954年出版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并于1979年开创科学技术体系学；钱学森是处理复杂巨系统方法论的倡导者、参与者和卓有成效的实践者。宋健院士对钱学森学派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是该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

        钱学敏（1933年至今），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钱学敏教授的学术背景，与钱学森的亲属关系，以及作为钱学森亲自领导的学术研讨班成员等因素，成为她全面、准确地阐述钱学森科学思想的有利条件。她于2008年出版的《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一书是一部集中反映钱学森科学思想的专著。

        于景元（1937年至今），黑龙江肇东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10所研究员、科技委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

        于景元是钱学森亲自组织和指导的系统学研讨班唯一两届都参与的成员，人们可以从他的著述中透视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原貌，他对于钱学森提出的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论、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论、综合集成体系论等进行了翔实的介绍和解读。他指出：钱学森是一位“三维”科学家、科学战略家。

        苗东升（1937年—2020年3月3日），山西榆社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苗东升的系统科学和科学哲学学术成就有助于他成为钱学森科学术思想的知音、独立的跟踪者、客观的评价者和活跃的探索者。

        苗东升论证了钱学森成为中国系统科学学派导师的学术地位；论证了钱学森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第二个里程碑奠基者的学术地位。他指出：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是其科学论的总纲；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仅是一个极初步的设想，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应该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待钱学森科学思想，把钱学森开创的科学探索推向前进。

        项浙学（1930年至今），浙江临海人，大连理工学院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敏感词屏蔽）。1978年，回到故乡浙江，曾任浙江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前身）副院长，浙江省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会理事长，浙江省科协副ZX，浙江省经济咨询W员会W员。

        项浙学坚持不懈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科学思想，于1986年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论文，首创“知识经济”这一科学范畴；他坚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30多年，围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深度结合这条主线，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其四，这个学派已经显示它强大的学术影响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科学哲学教学研究领域，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哲学手稿，成为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三大流派，即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被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逐渐崛起。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30余年时间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哲学手稿在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中仍是基本观念，但青年科技工作者则对其印象不深，相对来讲，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更为普遍且能直接发现。

        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在专业科学哲学圈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影响甚微，这两个学派似乎未能走出象牙之塔。相对而言，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在中国科技界的影响较为广泛而深入。

        钱学森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受到广泛的钦敬。钱学森科学思想在中国航天航空、“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领域的影响是奠基性的，且代代相传。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科技界元老级的专家学者中受到特别的珍重，他们相知相敬，进而在学术思想上相互学习和启迪。

        从M、ZHOU到D、J、H，钱学森与中国几代最高leader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心，他向中国最高LD集体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一位科学家与国家几代最高LD人交往如此持久（达60年），对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如此尽心，对一个国家民族精神鼓舞如此广泛，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因而也成了科学技术体系学普及的有利条件。通过科技咨询，推动LD决策科学化，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发挥影响力，这是钱学森学派的特点和优点。

其五，这个学派具有可持续性。

        学派可持续性之强弱取决于它创立的核心范畴的生命力，而核心范畴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深刻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钱学森学派创立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个核心范畴准确地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GM引起的科学技术一体化基本趋势和整体性本质特征。科学技术体系学推动人们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中科学技术这个子系统，以及这个子系统与其他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关系，这是科学哲学与时俱进的体现。

        学派可持续性之强弱还取决于它释放出的初始信息之强弱以及能否不断释放出新的信息，即取决于它的初始动力之强弱以及能否获得新的动力。

        这个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具有悠久文化传统且正在焕发新的创造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它为这个民族的自强与振兴增添正能量，这个民族的自强与振兴也为这个学派提供源源的动力。钱学森学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特点，必将有利于开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有利于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释放学术信息，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六，这个学派拥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文献。

        钱学森学派的学术文献可以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钱学森本人的著述和书信。

        据不完全统计，钱学森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合著）有46部，还有《钱学森书信》（十卷本），《钱学森系统科学文章》（四卷本），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钱学森文章和讲话的书籍九部。

        第二部分是有关钱学森生平的传记（已出版的至少有四部）、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

        第三部分是有关钱学森生前活动及逝世后纪念活动的报导，特别是对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的报道。其中，有两则报道颇有标志性。

        其中一则是关于“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讨会”的报道。时间是1994年5月4日。研讨会由十家单位联合举办，分别为中国科协学会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和浙江工学院，其中，有八家单位是中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会，一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还有一家是钱学森故乡的高校，即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

        在钱学森83岁时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上，大会主题和中国最权威的大众传媒人民日报标题都使用了“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范畴。它标志着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并成为学术研讨的对象。

        另一则是2011年12月8日《钱江晚报》的报道，标题是：“钱老喜欢交不同领域的朋友，年轻人当面反驳，他不生气。”引语是：“昨天杭城40多人相约聚会，回想当年“我和钱学森的故事””。钱江晚报记者梁建伟在文中讲道：“昨天下午，在省人民大会堂杭州厅，40多位学者相聚在一起，以缅怀、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纪念钱学森诞辰百年。这群人来自杭州民间或高校，其中很多人都与科学大师钱学森有缘，有的曾与钱老多次见面交谈，有的跟钱老通信多年，在他们的眼里，钱老是朋友。”

        在钱学森故乡召开的“钱学森科学思想研讨会”上还提到了两项内容：

        一是一致通过了《学习和弘扬钱学森科学思想与崇高精神的倡议书》；

        二是成立了“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小组”。

        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钱学森逝世之后，民间出现了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学说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

        综合上述六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哲学新的流派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它就是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亦可简称为钱学森学派。

        钱学森学派正在成长走向全世界！屹立于世界学术流派之林！人们会问，你们何以对钱学森学派如此信心满满？也许以下的钱学森思想会让你豁然开朗：

        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科学技术体系学就是关于现代科学技术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学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的最新成就有可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这个开放复杂巨系统面临的复杂难题和挑战，促进其系统优化；

        当今世界也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的最新成就有可能正确认识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复杂难题和挑战，促进其系统优化。

        其基本的思路是：集大成、成智慧、作出正确的系统的价值选择，实施正确的系统的价值导向。

        基本的方法是：采用综合集成方法、顶层

整体设计与群众创造相结合。

        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人类进步事业，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思想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