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二节:过年的草率决定
马文学的老家在鄂西的武陵山区,湖北恩施,被重庆市和湖南省的湘西紧紧包夹着。是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以及少量侗族组成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千百年来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下一直保持传统风俗,自清朝雍正开始推行“改土归流”以后汉化的相当全面,到如今连土语和苗语也很少听到了。在这里生活的人虽说户口上写的是少数民族,其实大多是外省汉族人。他们的前几代祖先或因为避仇,或因为兵灾,或因为天灾,在这片偏远山区定居后也就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
汉化归汉化,土家族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他们祖辈的生活习俗。
到了年关将近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杀至少一头年猪,哪怕是很小的一头,因为这关系到这家人一年的油水问题。还要打糍粑,蒸甜酒,做团馓。。。。。买齐所有必备品。年猪杀了之后,连同内脏在内,土家人会把大块的猪肉用盐、花椒、五香粉腌制好,挂在火炕上,下面烧松柏树枝和晒干的桔皮,烟熏成腊肉。马文学的母亲田二是一个村里人公认的十分能干聪慧的妇女,她腌的腊肉肉质紧凑,呈正宗的暗红色,喷香诱人,往往放上一年也不会变味。
忙完秋收,又种下了来年才有收成的油菜。眼下要过年了,一年到头最清闲的一段日子里,马家跟其他人家一样已经提前一个月杀好了年猪,熏好了腊肉。
马家还有一项比较费体力,需要壮劳动力才能做的事没有完成,那就是打糍粑。马有福在大儿子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忙这件事了,两个儿子已经按传统规矩分家,大儿子给母亲养老送终,小儿子给他养老送终。不幸的是老母亲吃了一辈子苦,还没来得及享福就去世了。
分家不影响两家人一起干这件事,小儿子马二毛什么事都喜欢跟哥哥马大毛一起干,这样他们两口子可以轻松很多。
打糍粑,就是把糯米蒸熟后放在一个方形的石头槽里面千锤百炼,打到粘乎乎的之后放在抹了菜籽油的木板上揉成小团,然后两块木板压扁。定型之后五个叠一起自然风干保存。哪怕在现在好东西层出不穷了,这种东西不仅好吃又方便吃,可煎炸火烤,也可以切碎跟甜酒一起煮,是可以当礼物走亲戚的。
马文学对这些传统的琐事提不起兴趣,从小看到大,吃到大,早就感到腻味了。父亲带回的东西也对他没有吸引力,母亲说有他的新衣服,他一看是厚实的羽绒服就放下了,母亲让他试穿他都不肯。他正在盘算一件大事,一个他长这么大以来最重大的决定:他想辍学,他也想去打工!
这无疑是一个改变了他命运轨迹的决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很难想象,如果他没有辍学到广州打工,我和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全新模样。至少不会有我要讲的故事了。
马文学给自己找到两大无可辩驳的辍学理由:
理由一:他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他的四肢皮肤上开始起豆子大的圆疙瘩,奇痒无比,发作一次要几小时才会消退。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初中时已经是浑身都有了,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家里人知道后都说是小事,马有福说这叫“风丹”,每个人都起过,搞点蜂窝煮水洗澡就好了。马文学刚开始自然相信他公公的土办法,农村人哪个人没用土办法治过病?可是土办法并不管用,他于是求助于西医,在县医院一通检查结论是过敏,开了几盒“息斯敏”之类的药。刚开始是有效的,让马文学觉得自己有救了,等他吃完这批药后再次发作,他再次买这种抗过敏的药完全失效时,他开始惊慌了。
全家人都觉得他在小题大做,这种病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必去治,反正不会死人,有点痒而已。初中二年级时,他的成绩已经严重受到了影响,出现了严重的偏科。文科的课程他根本不必用心都能稳居年级前三名,而理科尤其是数学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不能及格。因此被老师和同学感叹为:文科天才,理科白痴。当他在一个周末病又发作时,在集市上一家电话超市用公共电话向父亲哭诉,父亲的一顿粗暴的怒吼彻底打消了他对父亲的最后一丝挂念:
“你有病就去买点药吃啊,哭么子哭?十几岁的男子汉了起几个风丹就要死要活的,莫非比老子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挑煤渣还恼火(辛苦、难受)?”
后来他母亲告诉他,父亲给他专门打了两百块钱买药,西医指望不上了又去县城看了中医。马文学气恨父亲对他的粗暴和冷漠,不肯吃那些中药。他知道父亲是爱他的,但是父亲明明爱他,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反倒显得对子女很疏离。
当他的病再次发作时,他也就硬气不起来了,他还抱有一丝希望。那些中药苦到让他怀疑人生活着的意义,不仅仅是苦,而且还很臭。每次强行逼自己喝下一碗药汤都像是受了一次酷刑,刚开始他是和着自己的眼泪一起大口吞下去的。只有大口吞才不会品尝到那药的味道。
吃了几副中药过后,他的病仍然在发作,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倒有加重的表现。现在不仅四肢和前胸后背上会有,连手掌、脚掌、头皮都有,甚至连隐私部位也没能逃过一劫。发作的时候先是出现几个,然后是由点成片,最后是无处不在了。每次发作都会浑身发热,他从一次泡冷水中找到了规律,只要保持身体发冷就会减少发作次数。从此他就不分春夏秋冬都尽量少穿衣服,冬天冻得瑟瑟发抖,为了扛冻他只好多运动健身。他成了学校广播体操做得最认真也最标准的一个学生。
马文学彻底死心了,绝望了,他不再吃任何药,觉得自己应该是得了绝症。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死而已,哪个人活着不是在等死呢?曾经那个还算是开朗的他变得孤僻离群,绝望和孤独感唯有在阅读和写作中才能被消除。虽然没有老师和同学因为他的病对他另眼相看,只是对他大冬天甚至下雪天也只穿单衣的行为感到诧异,害他每次都要解释他不是为了风度不要温度。他放弃了挽救自己理科偏科的努力,每天只专注于看课外书和最爱的写作。
“是时候给自己写点遗书性质的东西了!谁叫自己的文学梦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呢?”
马文学写的第一首诗是在小学六年级时,小学毕业考试,他们学校出的作文题目是“关于青春你想说些什么”,他以一首活泼明快的《我为青春喝彩》毫无悬念的拿下作文满分:
我为青春喝彩,
我喝彩初生的朝阳,
我喝彩搏动的心脏,
喝彩他们的朝气蓬勃和热情奔放。
我憧憬未来,
在温暖的心土种下小小的希望,
借来柔柔的阳光,让它健康成长。
我为青春喝彩,
我喝彩叮咚的小河,
我喝彩放歌的小鸟,
喝彩它们的青春活泼和快乐歌唱。
我寻找快乐,
芳草茵茵的河畔才是我要的乐疆。
我喝彩勤奋学习,
我喝彩天天向上,
我悄悄的走进了青春,
带着几丝忧伤。
快乐的日子里尽情快乐,
拼搏的日子里奋勇拼搏,
努力过就不会迷失方向!
在那个偏远的山区,很多学校都不重视写作。老师本身就不懂,更不会教,学生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作文。很多人到了初中甚至高中也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更何况是一首诗。不得不承认,马文学是有文学天赋的,他心思细腻敏感,尤其是对文字有特殊的感受力。小小年纪的他并不懂得爱情,不理解离别与伤怀,更不用提是关于死亡之类的话题。但是他在读到这类话题的诗词文章时,竟然会与作者感同身受。可能会比较浅薄,却不能说他没感受到。
第一次读到柳永的词《雨霖铃》中那段: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半阙词对马文学造成了童年情感损伤,让他忧郁了很久时间才走出来。他对文学的纯粹的热爱一直被人误解,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的这种热爱都不被理解。甚至是到了高中,他也没有得到名师指点,他的学习和创作都只是靠模仿名人名作,在模仿中慢慢掌握了一丁点技巧,加上他的天赋,他竟然也能写出至少感情是真挚的,形式上也像模像样的东西来。
理由二:严重的偏科基本上封死了他的高考出路。
主科之一的高考数学卷有150分,他现在能不能考50分都要看运气。从初中熬到高中,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中考他以优异的文科成绩和极差的理科成绩惨败,只收到几大包各种乱七八糟的技校“录取通知书”。最后他决定上二中,因为他从小到大最亲近的一个姑娘也上了二中,那是他心目中的“小芳”——庆狗子的堂姐,叫王芳。
以马文学的总分成绩哪怕是上二中都只能算是差生,是要收很高学费的。好在庆狗子的舅舅是二中的毕业班语文老师,他得知马文学的作文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满分,他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马文学的文章。再加上有庆狗子的一层关系,而且二中一直被人看作差生收容所,他觉得录取一个有文学特长的学生有助于提升二中的名气。于是就说服校领导对马文学的学费灵活一次,马文学得以半价入学。
马文学没有让二中失望,虽然他的总成绩仍然很差,孤僻又清高的作派也不招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但是他通过与高三复读生朱光荣办校园小报和文学社确实为二中争了一些荣誉。而这一年,韩寒的《长安乱》刚刚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已经风靡校园。校园里面的韩寒和郭敬明粉丝一时多了起来,模仿他们文风的作文越来越多,甚至连一些语文老师也拿他们的文章来当范文。这惹得马文学逆反心理作怪,他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韩、郭二人的文章要发表在校园小报上,遭到主编朱光荣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不允许马文学犯“文人相轻”的毛病去批评他的偶像。
马文学曾经在学校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写出一篇雄文震惊了学校全体师生,让大家见识到他一个高中生的写作水平。文章名字叫:《从顾炎武批判阳明心学说起》——
近日正课之余读了些课外书,开始粗浅学习明末清初哲学史。这一时期的三大杰出人物: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我无法避开的,其学术影响之大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已经知晓。
就明朝而言,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我最崇敬之人非“阳明先生”一人莫属。王阳明在活着时就已达到古代中国成为圣贤的三大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公认的继孔子、孟子以来的第三大圣人,人称“真三不朽”。要知道,孔、孟二圣虽在死后极尽殊荣,生前混得实在不如意,更不能“说到做到”。若不是在后世的汉朝出了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在汉朝开国之初推崇“黄老之学”的逆境下,费尽口舌才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二人能否有今天的圣贤头衔也未可知。
当然,王阳明也是孔门弟子。不同的是,他不像其他的书呆子们,一生只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与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上,而是读了非常多的课外书,比如自学了兵法。为后来平定“宁王之乱”、“思田、诸瑶叛乱”、“赣南灭贼”打下基础。
有趣的是,明朝朱元璋开国一个碗,“讨下”大明国。他虽然觉得自己“崛起布衣”非常之光荣,私下还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出身高贵的祖先,于是他想跟宋朝的大理学家朱熹攀亲戚。虽然因为年代离得太近,人家知道他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但他还是因此偏爱朱熹,把朱熹注的儒家经典当作官方惟一指定考题出处。
朱熹的理学由此在明朝成为显学。
少年王阳明受朱熹“格物致知”的启发,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理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大概就是因为这次格竹子,让他得了肺病,终身未愈,最后还死在这上面。带着这仅有的一点“革命的本钱”,他还是成就了传奇伟业,使他的“阳明心学”取代了“程朱理学”成为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
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斥其违背孔孟本意。他认为儒学:
“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并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以为旁证:“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
我并不怀疑顾炎武的伟大,也并非不让他批判我的偶像王阳明。
顾炎武提出“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
又强调: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并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回头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关于顾炎武着重批判的“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指责明末的“阳明心学”的“空谈误国”一事,我先说说“空谈”。
“空谈”之风其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百家争鸣中有“名家学派”,该学派分为“合同异”和“离坚白”,“离坚白”的代表人物赵国人公孙龙整天跟人争论“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无实际意义问题,于治国安民毫不沾边,用他治国,岂能不误国?
到了魏晋时代,贵族名士生于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以曹操为代表的一批人敢于担当拯救国民之大任,却被骂成“乱臣贼子”;而另一批所谓“名士”,他们高官厚禄衣食无忧,却无耻地坚持“邦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的原则,玩起了“清谈”或“玄学”。
下面我再说说“误国”一事。
满清取代明朝是不是历史必然我不敢断定,我敢断定的是,明朝到那时已经是无药可救了。然而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罪名归结于王阳明的“心学”对士人的祸害,未免有失公允。强大的大明帝国会衰败,正如光明的“心学”会暗淡一样,实在是后世子孙不肖,学艺不精。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良者不过七十二人,且这七十二贤人虽是亲传,却远不及其不贤弟子之再传弟子,如玉子与旬子,以及千年后同为孔门再传弟子的顾炎武。
春秋战国时代,《孙子兵法》与《鬼谷子》皆为热门显学,从鬼谷子学纵横术者据说大有人在,然而有大成就者仅孙滨、庞涓、苏秦与张仪四人;《孙子兵法》人人可读,千百年来百战百胜者多,屡战屡败者更是比比皆是。
武术界也同此理。
管你是少林还是武当,亦或是西洋拳术、东洋剑道,开山祖师再霸气侧漏,也保不了后世徒弟的不长进。且武术一行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只是练武者用功有深浅,因而技艺有高低。李连杰电影《精武英雄》中,演大反派武藤刚的周比利是世界拳王,练的却不是被神话了的中国功夫,也没见哪个国术高手敢于去向他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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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貌似哲学家都有“空谈误国”的嫌疑,因为他们一不为执政者出谋划策,二不直接替老百谋福利。这两点王阳明也没做,如果他做了,他就不是哲学家,而是“伟大领袖”或者“劳动模范”了。
但是,王阳明的心学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上面这一段的说法似乎还是太玄乎,哲学嘛,始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体。“知行合一”,“知”是世界观,“行”是方法论。
比如说,“我很穷,我要发财”就是“知”的体现;“为了发财,我要奋斗,向善于经商的人学习”、“为了发财,我去坑蒙拐骗捞偏门”这是“行”的体现。
简单来说,“知行合一”就是要把自己想到的落到实处,不空想。同时,达到目的有多种途径,有的是违法犯罪的。因此王阳明提倡“致良知”,并非教唆他的门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德行也为当世及后世人所称道。
然而成功并非易事,“阳明心学”也绝对不像“手机使用说明书”一样,让你看了照做就能学会使用手机。它是当今“成功学”的祖宗,是教会你修炼强大内心的神奇智慧。若有所悟,必有益处,纵使不能事业成功,也不会因为事业不成而感觉生活无望。
在顾炎武眼里“空谈误国”的王阳明“心学”,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后却促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深远。赢得日俄战争的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刻有一方“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印章随身携带以示崇敬;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研究中国学代表学者高濑武次郎(1869-1950)则著有《日本之阳明学》、《阳明主义的修养》,他曾说: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如此来说,顾炎武批判的“空谈误国”根本不能成立。那么是顾炎武犯了“文人相轻”的毛病了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说: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由此可见,顾炎武的人品与其作品是一样卓越的。
依我之所见,顾炎武批王阳明及其“心学”,大概跟鲁迅批“吃人的礼教”一样,因为“喜新厌旧”,为了“破旧立新”。鲁迅在痛批万恶的旧社会的同时,不也收藏了不少旧社会流传下来的玩物吗?
总之,无论在文艺界还是学术界,有批判总是好的,总比互相吹捧更有利于进步。
马文学这篇文章虽然被有的老师批评为过度引用,炫耀自己的阅读量和知识面,却还是让他名噪一时,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原来捧朱光荣的同学很多人开始围着马文学转,甚至愿意花钱请他代写作文和情书。朱光荣因此更加排挤马文学,不再采用马文学的任何文章。经此一闹,马文学愤而退社,加上被病折磨,让他有了悄悄退学的念头。
他心想:你们这些盲目崇拜的门外汉知道什么是文学?我与你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仅会悄无声息地退学,我还会悄无声息地去死。
其实还有一个马文学退学的理由:那个会崇拜他,鼓励他,相信他的王芳已经退学一年了,高一都没读完。这些年退学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隔一两个月就会有一两个才跟他混到脸熟的同学不再露面。也有的消失了几个月后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混日子的。马文学也听到过某个学生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但是很热爱学习,在学校“勤工俭学”的励志传说。那年头“助学金”是一个神秘的东西,那几个成绩优异但家境极度贫困的同学从来没被助学。像朱光荣这种成绩平平,父母都是公务员的人竟然一直都占着名额。这也是马文学看不惯的,他有次甚至当面问朱光荣:
“你都一身名牌了,何必还要占一个助学金的名额?那点钱还不够你买一双球鞋。”
马文学坚信正是因为这句话才让朱光荣开始针对他,排挤他。从此以后,只有在众多同学的投稿中挑选不出几篇好的文章凑一期小报的情况下,他才不得已采用马文学的文章。
“无所谓了,是金子总不至于被埋没。我辍学了去打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空闲时间就写作,然后投稿闯出一片天地!”
距离成年还有几个月的马文学怎么也料想不到,是金子也有永远被埋没和发不了光的时候。稚气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生不逢时”和“命运弄人”,如果他知道这些还会这么草率地决定辍学吗?
马家的传统是过年当天要给去世的亲人上坟烧香烛纸钱,马文学跟着公公和父亲在山上的杂草丛中翻找坟包,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趁过年父亲心情好跟他说下自己辍学的事情。在给婆婆的墓门前拔草时,马文学鼓起勇气开了口:
“大伯,我的成绩偏科太厉害了,估计高考也考不上好的大学。那些野鸡大学或者技校我也不想去,乱七八糟的浪费钱。所以。。。。我决定现在就不读书了,我跟你打工去。”
马文学说完等着父亲骂他,他知道父亲从来不会放过一个骂他的机会,哪怕他现在真的希望自己辍学也会借机骂自己几句的。马文学为什么叫他亲生父亲为大伯呢?这可是地方特色,孩子小时候多灾多难不好养活,就会请八字先生来算一算是不是相冲。镇上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贾瞎子算出马文学恰好与他父亲八字相冲,于是被家人逼着改口叫自己亲生父亲为大伯。
马大毛并没来得及开口表明态度,他很平静,甚至没有要骂儿子的意思。倒是马有福听到后抢先说:
“你狗儿的莫当到你婆婆的面讲鬼话,打工有么子稀奇的你们一个二个的都想去?老子大字不识一个,原本想让你大伯多读点书,然后去当兵保家卫国,所以给他取名叫尽忠;你幺叔叔留在身边给我养老送终,所以给他取名叫尽孝。哪晓得你大伯他不是读书的料。等到你们三个孙子孙女出生,你哥和妹妹捡你爸爸的脾气也不喜欢读书,唯独你一个娃儿还算争气。你再不济嘛也要考个大学啥!”
“爹,现在读了大学也不包分配了,毕业了没得点技术还是没得用,一样是要打工的。”
马文学吃惊地望着父亲,万没料到父亲会这么说,他庆幸地长吁一口气。于是他自顾自埋头拔草,听见父亲在给婆婆烧纸钱的时候严肃地对他说:“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些决定你做了老子是会认的。既然你不想读书了,那今后如果吃不了打工的苦千万莫怪老子不肯送你上学。你个人好生想清楚,如果硬是下定决心不读书了老子就带你一起出门打工。”
“打工打工,打你妈卖麻皮的工!”马有福气得胡子乱抖,掏出他的短烟枪举起来一时不知道该打儿子还是该打孙子,长叹一声带着哭腔似的丢下一句“除了打工就没得别的出路了?去当兵又不是不行”下山回家了。
马文学不忍心爷爷难过,在心里认真地想了想当兵的事。但想到自己的病,估计他铁了心想去当兵,人家也不会要他的。现在想当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目送爷爷麻利地上坡下坎、在这几年搞“退耕还林”新种下的小树林中穿梭的爷爷,他的心开始随着山间升腾的雾气飞了起来,像是要飞出这连绵不断的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