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读后感

“使你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圣经》旧约中《申命记》的一番话，在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并且把自然现象当作一种世界上的异己的力量，人们为了处理类似“灵魂”、“神祗qi”“鬼怪”等“超自然力量”，逐渐出现了巫师、祭司以及先知等宗教角色，并逐渐形成宗教体系。由于这种超自然力量无法通过任何具体的意识来掌握或者认知，通常只能透过象征等媒介才能接近，人们便通过大量的象征行为及禁忌规范来取悦神灵或者驱走邪魅，就比如我们流传至今的清明节给老祖宗烧纸钱，在我看来就算是一个典型的韦伯定义下的象征行为。逐渐的，事物超越其内在的效用而“意义化”，人类也企图借有显著象征意味的行为以达到现实的效用。

那么宗教中的角色有何区别呢？韦伯区分了巫师、祭司以及先知的区别，巫师为巫术性的自由从业者，所依赖的是非理性的经验。祭司有法则规定的事务，是组织团体的一员，他们在知性上是具有资格来从事一门特殊工作的人，他们代表着体系化与理性化。而先知意指一个拥有纯粹个人性卡利斯马禀赋的人，他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叫说或者神之诫命。巫师与祭司的对比在于其职业的合法性；而先知与祭司则是力量来源的区别。

在宗教类型方面，韦伯认为，宗教可分为与世界为敌的且以救赎为取向的救赎性宗教和接受现世且试图适应现实的仪式性宗教。救赎性宗教信仰者所憧憬的是将自己对于世界积极正面的认知，透过某种“生活态度”展现出来，并且企图获得一种信徒的功利成就，例如佛教中对于“富”与“长寿”的追求，再比如基督教中对于彼时洁白再生的追求。在宗教中，他们往往主张无等差的爱和无条件的慈善，亦或是对现实财富的禁欲，他们与世俗权力做对抗，呈现出对现实的普遍反对。而在现世中的典范性虔敬生活与积极努力的盈利活动，在很多人眼中想要并行不悖几乎是不可能的，仪式性宗教的救赎并不限于所有日常生活中，而是将重点置于仪式中虔敬的一刹那的心境。因此，某种内在的状态性的拥有便成为致力求取的目标，并且由于其仪式特殊的“无责任性”，在祭典过后，其对于仪式参加者行为方式的影响几乎总是微不足道的。

回归宗教伦理与其他活动之间的紧张性这个问题上，韦伯主要通过6个方面来说明基于救赎理念的救赎宗教与社会各部分的紧张矛盾。紧张性首先表现在这类宗教与既有的共同体之冲突上，例如耶稣曾宣称，凡是不能背弃父母与家庭而跟随他的人就无法成为他的门徒，这种救赎宗教渴望以一种类似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一种新标准上的共同体，而这无疑使得社会结构遭到质疑和威胁。此种紧张性的第二个方面，是与经济事项之间的冲突，救赎宗教的禁欲色彩使得获得利息、高利贷等赚取利益的行为成为不齿行为，因为利益的追求对于宗教人的生活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有清教伦理克服了这种矛盾冲突，它舍弃了无差别的爱的原则，将劳动本身转变为一种对神的服侍（而这一点也成了韦伯攥写《儒教与道教》一书的出发点）。第三个方面是宗教与政治因素的紧张性，依宗教的立场来看，暴力只会引发暴力，随着暴力而来的最好也不过是改造与革命，因此，奋力的争取正义最终并不会建立起更大的正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引发更大权势的追逐。接着是宗教对于艺术的严苛要求，神秘的宗教意识一般而言与类似舞蹈、音乐、仪式等艺术形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随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兴起，艺术本身的性质便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艺术创作者以及普罗大众意识到艺术创作乃是一种人间性的活动，而在宗教人眼中，艺术的实际意义是由宗教行为所定义的，所以自然无法接受其作为一种自主自觉的领域并且企图创造出自身的价值。最后两项紧张关系分别是宗教与性爱和知性的关系，宗教意识与性爱对立不难理解，因宗教的禁欲在根本上将舍弃性关系作为自制的一个条件；而随着基于数学的实证科学的发展，宗教发现自身的力量被一种驱魅的学科所压制，这使得宗教越来越被贬低为要求“理智的牺牲”的一种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力量。

可以说随着试图解释历史发展的世界观的兴起，宗教就已经失去了其解释存在之终极意义的独占权，但信仰在本质上与仅接受真理有所不同，它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这使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种对上帝许诺的信心，从这句著名的话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它的特点：我相信它，不是因为它悖理，而是完全因为它悖理（就像我们今天说，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我就是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