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 第二章 生物主义和人的自由问题（1）作为社会文化压制对象的人

  资产阶级哲学家认为人按其本性和本质来说是生物性的，在他们那里，对人和文化世界的关系的理论概括就合乎逻辑地采取了两个基本形式。两个基本形式之间分布着各种社会生物主义的说法。按照第一种形式，文化就最广义而言是对生物性的否定，因此人和文化是两个对立物。即使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即使这一阶段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能够为它辩护，它也不可能不在某个根本点上使人受到了损害：他的“自然的”自由被它限制了，规定死了。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可以由心理分析说充当（1）。与另一种态度有关的。是把文化理解为最初的自然生物性的人类能动性合乎规律的成果，按照持这种态度的人的看法，这样就有可能消除人和文化的尖锐对立，甚至可以把文化的创造解释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被说成是札根于动物祖先的“始初文化”中的东西，或者是札根于人类本性的某些恒久特征中的东西。这种态度的拥护者的加紧活动，促使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荷兰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约翰·赫因加制定的“游戏人”的概念大感兴趣。
  不应当认为上述这两种立场互相排斥。它们有一个表现着生物人本学方法论共同特征的接触部。这种共同特征表现在诸如劳动和自由、人的自发性和社会规约、人类活动的游戏形式这些问题领域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中心地位的是关于自由的问题，生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就是本章所要考察的课题。

一、作为社会文化压制对象的人

  心理分析哲学从它的方法论立场和原则来说是以生物主义态度对待社会现象的典型的和流行的形式，这种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有广泛的影响。心理分析说或弗洛伊德主义的现代变种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对人的解释，认为人的行为（以及整个文化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札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并且没有经历过历史变化的本能力量和冲动。
按照弗洛伊德主义，个性的结构包括三个成分”（2）。这就是无意识的领域，或称本我——最深的自然的本能欲望的根子：这些欲望，首先就是爱洛斯或生命的本能和它的主角——破坏和死亡的本能塔那托斯。其次，是有意识的心理成分，即自我本身，它企图把人的无意识的欲望同外界环境、社会的要求协调起来。最后，是已经成为内在经验的社会要求，这些内验的社会要求的形式是良心、道德检查、价值规范，即所谓超我。
  不应当认为自我是人的行为的最上一级。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我”是“一仆二主”——不幸的意识苦不堪言，心劳力拙地力图照顾和协调社会纪律的要求和生物本能所产生的非理性愿望。爱洛斯的力量（性欲）要寻求出路，但通常总与所谓文化禁规（即社会规范）抵触。意识力图打消不可能实现和未能实现的愿望，但这些愿望十分根深蒂固和原始，无法简单地把它们“忘怀”；它们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中去，不时有所表现。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冲突的固定战场。按照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是主导的和非社会的动因。心理分析学家认为，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本我”应当归入遗传因子型，因为它的基础是可遗传的一套本能。因此，无法使“本我”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接受改造，相反地，“本我”独立自主地、自动地是人的行为的主导因素。
  弗洛伊德主义的信徒们为了说明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机制，提出了两个思想模式：“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在无意识的冲动导致了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范围内，实现的是“愉快原则”。就实质来说，这一原则意味着性本能的生命得到了自由的、没有受到社会伦理限制和规范压制的表现，每一个生物人都有这样的爱好。“这是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起作用的程序，是一开始就秉赋的，每一个生物人都内在固有的，它不仅不适用于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往往与它抵触。”（3）心理分析学家们认为，实现“愉快原则”，就是每一个人最根本的生活纲领。
但社会如果不使自己的安宁和完整遭到危险,是不能接受个人的这种立场的。因此，社会生活就产生出一个起对立作用的“现实原则”，这一原则以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给人们的生命活动定下了规约。客观上“现实原则”保证了社会成员的安全，但付出的代价却是限制了个人的愿望得到自发的自由的满足的机会。
应当指出，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左翼激进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赫·马尔库塞）提出了“工作原则”，作为“现实原则”的重要变种。这是一件富有征兆性的新事。马尔库塞分子认为，不自由状态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们不得不履行社会职能和义务，首先是生产的以及一般劳动的职能和义务。由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已经普遍化，“左”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反对异化劳动的条件和因素的斗争就带上了笼统地和虚无主义地否定整个文化的性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维护“愉快原则”的骚乱，却冒充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革命否定。实际上，对人的自由的这种“维护”不可避免地反过来也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因为这种“维护”是旨在反对任何社会纪律的。
“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经常冲突，在自我中产生了神经官能病态，压迫着人，并且孕育着性欲对社会禁规发生尖锐的消极反应的危险。在历史上，随着文明的产生就产生了神经官能症（4），这是原始禁忌即禁止血亲婚配、禁止吃人、禁止杀害同部落人的后果。最早期的社会禁规并不是历史拥有的财产，它们到今天仍然起着作用，对心理的健康起着消极的影响。弗洛伊德写道，“在这些禁规的桎梏中痛苦呻吟的欲望和愿望，随着每一个孩子的诞生又重新诞生；存在着一类人，神经官能患者，他们早就以反社会的方式对这些损失作出反应。”（5）
心理分析说对人的立场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说明它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自我已经丧失了它在先前哲学和文化的历史中历来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在心理分析说中，自我已不与通常意义上的意识等同了，并且已不以大权独揽的个人最高主人的身分出现。自我把权力分给了“本我”和“超我”，有时甚至丧失了权力。这个情况很有象征性，它证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已同古典传统彻底决裂，因为古典传统是以乐观态度看待理性在使人完善、使人臻于幸福境界的作用的。内在的非理性的“本我”现在对自我已是力量无比强大的竞争者，比当年老哲学家的理性所要对付的无知和不文明强大得多。心理分析说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生物主义的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特点：人被非理性化、人的本质被神秘化、意识在决定行为方式方面的作用被取消。
前面已经说过，按照弗洛伊德主义，个性的核心是意识和无意识的争胜和伙伴关系。然而，在这个关系中，自我的地位由于“超我”（它代表着社会）的存在而变得困难起来。文明不顾一切地闯入了人的心理，带进了价值和规范，这些价值和规范对文化体系（社会）本身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它们的规约作用却压制着无意识的冲动，同时也压迫着意识，使它变形。心理产生复杂现象，其原因在意识这个层次上是提摸不住的。纷争状态、无法实现冲动要求的状态，——这是人不适应社会的征兆。
弗洛伊德主义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有实际的根源。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危机中，人的地位确实是不稳定的，这就产生了中心无主、惊恐不安、普遍的神经官能症现象。但由于弗洛伊德主义不能揭示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心理的不安定就成了人的本性的有机特征，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就带上了事先注定的性质。弗洛伊德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性的异化存在正是从这种个性的立场出发进行考察的。毫不奇怪，社会也就变成了某种与人对立的东西。弗洛伊德哲学表现了生物主义意识的重要特征：社会被看作是能动地使个性变态的外部生存环境，而决不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活动的对象。换句话说，心理分析学家把生物对生存环境的关系绝对化，把这种关系搬到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来了。
弗洛伊德主义者把人人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确认人的独立自在性质，它是直言不讳的生物主义。由于它过分强调本能、性欲、进攻性和非社会性质，就不能不引起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教评。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把经典的心理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用社会学修饰一番，努力以此把直言不讳的生物主义减弱一些。
主要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之一E•弗罗姆企图把人说成心理生物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他也没有能够消除弗洛伊德理论的生物主义缺陷。问题在于弗罗姆是从同样的前提出发的。尽管弗罗姆努力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形成的意义,甚至还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一些东西（他使用了“社会关系”、“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概念），但他也没有克服个性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分裂。在弗罗姆那里，人仍然保持着弗洛伊德主义的三部分心理结构，继续是那些不变的、社会环境只能实现、发现或遏止的属性和潜力的承担者。按照弗罗姆的看法，社会是与人对立的，它用社会纪律的要求限制着本能的自由活动，而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中，并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人就不得不接受压制性的生存条件，限制自己的自由。
现代心理分析说的最大代表人物、个性发展后成论的创始人E·埃利克逊，在克服弗洛伊德主义的生物主义方面也没有更多的成绩。按照他的这个理论，个性的形成经过好几个被明确划出的生活阶段（一共有八个），在每个阶段上都要解决由于要对社会环境作相当的适应而产生的特殊矛盾。埃利克逊对心理分析说的社会学修饰工作表现在，他把文化环境的压制作用减弱了，把创造作用补充了进去。按照埃利克逊的看法，社会环境是“第二个母腹”，个性没有它就不可能形成。但个性形成的基础却是原始的、个人本身原来就有的禀赋。社会引导着孩子经过一系列的正常的危机，允许这些禀赋得到或多或少的发展。个性后成论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着弗洛伊德主义的个体发育的分期法，同时也依据着心理分析说的性欲（爱洛斯）压制原则、可能向早期发展阶段退化的原则，等等。（6）
赫·马尔库塞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不同，他企图不是用社会学，而是用政治学来修饰心理分析说，不是伪装而是强调它的生物主义。马尔库塞十分重视研究制定弗洛伊德主义社会哲学的基本思想：人的历史就是人受压制的历史，或者是爱洛斯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制的历史。这是一个丧失原始自由的过程，这个原始自由在马尔库塞那里是与没有压制同义的。人的“文化以前的”存在的特点是愉快、游戏、对世界和他人直接的、不被歪曲的是受。即使是最困难的躯体存在条件也不曾产生任规范人的活动的压制形式。按照马尔库塞的底见这些压制形式的产生是生活制度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出现文化（宗教、道德、政治法律规定等等）的结果，都是一样。劳动代替游戏，外部规约代替自发，这是对有组织的社会所保证的安全付出的代价。强大有力的“超我”在心理中确立了，而人就由“愉快原则”转向了“现实原则”，以“现实原则”为生命活动的调节者。
马尔库塞认为，有成果的活动是“现实原则”的实际表现，有成果的活动既表现在创作活动中，也表现在为了吃一口饭而规规矩矩地工作中。所有各种有成果的活动都是一个东西产生出来的：这些活动为了自己能维持下去，不仅需要在体力上尽力而为，而且也需要心理力量的经常来潮。而心理力量的源泉是一个——活动不已的性欲，制造生命的本能。现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弗洛伊德主义者那里，文化是禁止本能的自由表现的。这种禁规的效果怎样呢？
按照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观点，人之中的本能动因是绝对无法根除的。因此，只能谈到对本能活动实行压制，加以镇压。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本能的改组。被压制的性欲升华了，它发生变化，被疏导到“有益的”或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向去。这也可能成为诗歌创作，也可能成为不得已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前提都是爱洛斯受到压制。马尔库塞写道，“本能的压制组织，是文明条件下现实原则的所有历史形式的基础。”（7）这意味着，文化是被改造和被利用的本能力量的产物，而全部历史则是“开发”性欲的结果。因此，文化就成了压制的工具，文化也就是用压制的办法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所以，个性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敌视文化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文化的敌人......（8）人对文化的敌视态度也扩大到劳动上,因为“任何文化都建立在强制劳动和放弃消遣的基础之上………”（9）
总之，弗洛伊德主义企图借助升华观念去说明社会对人的爱洛斯力量进行“开发”的机制，并企图证明，文化的成就是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但这样的解释始终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迫使本能力量选择了这个或那个文化表现形式，有时还选择了那种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具有创造性成就的性质的形式。由于人的需要和选择（甚至是“被迫的”选择）的结构极其复杂，特别是在问题涉及所谓崇高形式的人的活动的时候，于是心理分析说就允许有一个各种需要的隶属系统，其中也包括承认高级的需要能够利用低级的需要，支配低级的需要。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创造就统治着生物性的动贸了，这是与心理分析说关于生物动因有决定性的基本思想矛盾的。而这就意味着，把文化看作升华了的性欲的产物的观念有内在的矛盾，站不住脚.（10）但它却作为社会哲学思想十分成功地起着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广泛地运用于意识形态。
正是这一情况说明了心理分析说何以在资产阶级哲学和许多非哲学领域中被广泛传播。不要以为弗洛伊德主义提出了什么原则上新的社会哲学问题。人和文化的冲突，个性丧失了自身或个性分裂，非理性的自我——所有这一切题目过去都有,并且在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例如在尼采的唯意志论的生物主义、柏格森的生物主义化的进化论、整个“生命哲学”的框子里被不断地复制着。弗洛伊德主义对资产阶级有吸引力的原因是，它用新的方法处理了关于人的种种非理性主义观念的老问题，这些观念的思辨性的论证已经不通俗了，并且已经招致了怀疑。弗洛伊德主义刷新了这种论证，使它具有经验的和科学外观的性质。在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遭到危机的时期，以心理分析说为代表的哲学生物主义就赶来救援，后来还有动物行为主义，“遗传决定论”、生物进化论的道德理论和文化理论。今天的社会生物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和改良方式。
心理分析说帮助生物主义的社会观形成了新的以人本主义方法为基础的章法。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超我”对人来说已不是某种绝对独立自在的东西。它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人离开了文化便不能保证自己得到生存资料。但整个物质和精神文化却是被强制的人类活动、升华了的本能的产物。因此，心理分析说的社会模式，作为文化世界的唯一基础和源泉，是由人的本能成分、人的生物动因决定的。文化被部分地变成内部化的东西,加入个性的结构。但人在创造社会的时候按本性来说并没有成为社会性的东西。他分裂为二，处于互相较量的因素即意识对无意识、自我对“超我”、本能对文化、愉快对现实、自由对劳动的权力支配之下。
所有这些对立面的逻辑结构实质上归结到一点，即生物本能乃是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与理性文化的局面不相谐调，这就使神经官能症绵延不绝。现代的哲学人本主义是不能把社会环境（特别是“罪恶的”社会环境)说成是人的母腹的，它也不能忍受把人的实质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