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美术简史(七)
外国美术简史
邵大箴 编
第五章.19世纪欧洲及美国美术
第十一节.19世纪东欧诸国绘画
如果从地理观念上讲东欧，仅指原苏联的欧洲部分，但习惯上我们通常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诸国统称为东欧国家。从欧洲历史进程看，东欧诸国的近代史发展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些国家在19世纪里都掀起了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各国的斗争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19世纪70年代基本形成了独立的国家，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诸国在整个19世纪都未能取得完全的独立，只是进入20世纪初才最后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任务。总的来说，东欧诸国的民族艺术品的复兴开始得比较晚，大多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
如果把东欧的绘画和西欧的绘画作一比较，它们之间固然有着不少共同点，但也存在诸多差异。其共同点是：东欧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也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罗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等几个主要阶段，在这些阶段里受到了西欧艺术的影响。但它们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不同的历史命运和民族传统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东欧民族艺术的繁荣期要比西欧晚得多，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这是因为它们主要受土耳其的控制，中世纪艺术的残余积淀尚深，当时在其国内还没有绘画学校，这影响了本民族绘画人才的培养，有的艺术家长期流亡在国外，形不成统一的民族画派。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各国的民族艺术才开始有了发展。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激励下，在西欧和俄国的先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里一些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出现了萌动和觉醒，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学艺术创造了条件，从而打下了民族思想意识的基础。这时的画家一方面结合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的经验开始创立独立的民族画派。东欧诸国的艺术从一开始就缺乏宫廷性质和宗教性质，而与广大的平民生活和斗争有着广泛的接触。当时东欧的大部分艺术家都很明确自己的艺术使命，他们要用自己的艺术为民族独立服务，为反对国内封建压迫、解放农奴制而服务。有很多的艺术家既是画家和雕刻家又是革命家，不少人因此遭到官方的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东欧各国的历史画、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特别发达。在历史画中主要是歌颂民族独立的历史，以此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肖像画中主要是表现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优秀人物，很少画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在风俗画中主要是展示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批判的色彩。在风景画里主要是描绘富有地方特色的大自然美景，作品中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希望，蕴含着对祖国热土的深情。因此，东欧的艺术家们(尤其是在民族绘画复兴时期)要比西欧的艺术家更有时代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东欧诸国的绘画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世界绘画史上占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一.保加利亚绘画
保加利亚地处黑海沿岸，有着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但在土耳其人长达近五世纪的统治下，保加利亚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避居国外，以致其绘画、建筑均不景气。18世纪末19世纪初土耳其的统治由盛转衰，保加利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民族开始觉悟，文学艺术开始了复兴时期。这时的宗教建筑上出现了宏大的古典风格，世俗建筑也出现了变化，呈开放型，大都面向街道，在墙上门窗和天花板上装饰着富有民族色彩的木刻雕花。复兴时期艺术有三个主要的特点：一是艺术走向世俗化，逐渐扫除拜占庭圣像画的遗风，艺术家把目光转向世俗生活和自然风光；二是强调民族特色，宣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三是打破封闭状态，向西欧和俄国吸收经验，有不少人去法国、德国、俄国学习艺术。概括地说，世俗、民族、开放是保加利亚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地方画派与卓有成就的绘画家不断涌现，其中扎哈里·扎格拉夫(З.ЗоГРаφ，1810-1853)是民族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之一，被人称为保加利亚肖像画和主题绘画的先驱者。他曾为不少教堂寺院画过壁画，作品有着鲜明的民俗和生活的特色。扎格拉夫的肖像画尽管还显得有些呆板，但他已注意到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代表作有《自画像》等。
19世纪中期，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绘画有了新的发展。在民族画派形成过程中，俄国和法国19世纪先进艺术思想的传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时期涌现出新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并带有一种时代的迫切感。其中突出的代表画家有尼·巴甫洛维奇(H.Павлович，1835-1894)、斯·道斯别夫斯基(C.ДocПeBcкц，1823-1877)和赫·曹盖夫(X.Цокев，1847-1883)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民族艺术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尼·巴甫洛维奇擅于创作历史题材画，他的作品大多是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民族的光荣历史，尽管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点粗糙，但是作者的热情是十分可贵的。他还画了不少同时代人的肖像，克服了扎格拉夫时期圣像画的残余影响，在人物内心刻画和个性自由的描绘上比前辈们更进了一步。斯·道斯别夫斯基是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受过严格的学院派教育。他的艺术与巴甫洛维奇的作品有所不同，他的肖像画更加重视人物内心的刻画，色调也比较柔和抒情，特别是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委婉绮丽，自由活泼。赫·曹盖夫曾在莫斯科学习，受莫斯科画派的影响，使他的肖像画更具有突出的风俗性质，人物形象朴实动人，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到画家有着准确、结实的素描基础。
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民族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画派成为艺术家迫切的任务。这一画派的使命是把艺术与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中要表现出民族的特点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1896年保加利亚建立了第一所绘画学院，为今后培养本民族的艺术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画家队伍在不断地壮大，新一代艺术家正在成长，同时又有很多过去流亡国外的老艺术家回到了苦难的祖国，他们有的从事艺术创作，有的在绘画学院执教。
新一代艺术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伊万·梅尔克维奇卡(И.Мырквичка，1856-1938)。他是油画家和版画家，擅长作风俗画和肖像画。他的原籍是捷克，保加利亚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他热爱这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从他一系列精彩的风俗画和肖像画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的代表作《手帕舞》(又音译《鲁切尼察舞》，1894)，饶有风趣地描绘了保加利亚山区人民欢乐的舞蹈和豪爽的性格，极具有乡土趣味。一对舞蹈着的农民处在画面中心，他们脚步轻快，节奏感强烈，手里那块小手帕在不断地抖动，吸引着房子里看热闹的群众，从画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画家对农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心和炽烈的情感。梅尔克维奇卡的作品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缺乏社会倾向性，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有点理想化等，但总的说来，他是当时一位了不起的风俗画家，对保加利亚后来风俗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安米托夫(A.Митов，1862-1930)也是位在民族绘画上有着突出贡献的画家。他是位画家，又是位艺术史家、艺术教育家，曾写过一些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评论文章。他擅长风俗画、肖像画，还作过一些壁画。他的艺术受到过印象派的影响，在著名的代表作《索非亚市场》一画中，他热衷于对外光的追求，画面上的人物和风景描绘得极其生动，颇有生活气息。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现实主义作品逐渐出现并日益受到人们欢迎。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有亚·维申(Я.Βешин，1859-1915)，安格洛夫(И.Анеλов，1864-1924)等人。
亚·维申原籍捷克，1897年来到保加利亚，并成为该国著名的风俗画和军事画画家。在创作中，他把自己的艺术和保加利亚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一系列思想鲜明、艺术技巧精妙的作品。《赶集归来》(1898)是他在风俗画方面的代表作。此图描绘在漫天风雪的荒野里，正走着一个赶集归来的农民，他那孤独的身影让人联想到当时保加利亚农民贫困悲惨的命运。他的军事画擅于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抒发爱国主义的热情。巴尔干战争是其军事画的主要题材，他用画笔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他和法国的热里科一样极擅于画马，笔下的军马动态千变万化，或静止，或驰骋，或跃起，十分生动。他的军事画不受程式化的约束，也不以将帅为主体，热情地歌颂普通士兵，把战争和千百万民众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维申同时代的伊·安格洛夫对农民生活题材更感兴趣，他像法国画家米勒一样，画风质朴，富有人情味，如《簸豆》(1919)中的农妇形象和米勒的人物很相似，她身穿保加利亚民族服装，体态自然大方，显得健壮美丽。
三.罗马尼亚绘画
18世纪末，罗马尼亚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封建制度日益衰落。进入19世纪特别是1829年《亚德里亚堡条约》签订以后，土耳其在罗马尼亚的经济统治进一步削弱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同时国内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日益加强，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地宣传进步思想。他们对振兴民族，促进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9世纪初宗教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的世俗艺术日益发展起来。当时，大批外国艺术家进入罗马尼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后来长期定居在这里，为罗马尼亚的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来自捷克的阿·赫拉捷克(A.Chladek，1794-1882)，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肖像画。尽管他在人物的刻画上有些地方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其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的特色，与传统的圣像画有所不同，而且在画法上更加自由及现代化，打破了固定的旧模式。赫拉捷克在布加勒斯特设有他的画室，有不少罗马尼亚的青年艺术家到这里学习艺术，著名的19世纪绘画大师尼考莱·格里戈雷斯库就曾经做过他的学生。他为罗马尼亚培养了众多的艺术人才，是罗马尼亚近代绘画的重要先驱。
1848年，罗马尼亚在欧洲动荡形势的影响下也发生了革命，这次革命虽然在俄国和土耳其军队的干涉下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唤醒民族独立意识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1848年革命前后，本民族的年轻艺术家成长起来了，他们有不少人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革命活动家。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为民族艺术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民族画派形成中最早的艺术先驱者有伊·涅古里奇(l.Negulici，1812-1851)、康·罗森塔勒(C.Rosenthal，1820-1851)、乔治·塔塔列斯库(G.Tatlarescu，1820-1894)等。
伊·涅古里奇是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曾为当代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革命活动家画过一系列肖像画。画家在作品中重视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充分而真实地表现所绘对象的气质、个性诸方面的特点。从他的作品中可略窥当时广大知识界共同的风貌。康·罗森塔勒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他在短促的人生岁月里所获得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革命的罗马尼亚》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制作这幅画时，革命形势已处在低潮阶段，但是画家心中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激动地回忆着刚刚过去了的斗争年代。画面上是一个身穿罗马尼亚民族服装的美丽妇女,她是国家和民族的化身。据说这个妇女是照着他美丽的妻子画下来的。画中的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她的目光正视着前方，面部洋溢着坚定不屈的表情，一手紧握红、蓝、黄三色旗，另一只手握着复仇的短剑，仿佛在号召罗马尼亚人继续前进。这个形象很像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中的自由女神。画面强烈的明暗、鲜明有力的色彩，更增添了作品激动人心的力量。罗森塔勒在谈到关于这幅作品的创作时说：“我只能，也应当在作品中塑造这种妇女、母亲的形象，让这种形象来复兴世界，让这种形象和压迫者作斗争。“罗森塔勒的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是罗马尼亚最早一位使用象征、寓意手法作画的优秀画家。
民族画派中另一位出色的画家是乔治·塔塔列斯库。他的作品以细腻柔和，色彩丰富著称，在思想内容上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代表作是《尼·伯尔切斯库肖像》(1851)。
19世纪下半期，罗马尼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1859年罗马尼亚人不顾列强的反对，在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都选举了库扎为国王，从此奠定了统一的基础。1862年又成立了单一议会，组成单一内阁，开始通用罗马尼亚的国名。1864年在库扎大公的主持下，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废除了农奴制度与封建义务。1877年至1878年，在俄土战争时期，罗马尼亚直接参战反对土耳其，终于完全摆脱了土耳其的长期控制，从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时，民族艺术的发展也同样出现了新的局面。画家捷·阿曼(T.Aman，1831-1891)正是站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第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多才多艺，在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版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1863年至1864年，他直接参加创办布加勒斯特绘画学校的工作，同时是“现代绘画协会”每年巡回展览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阿曼是个充满了复杂矛盾的画家。他生活在上层社会，这使他不得不去描绘那些显贵名流，但他作为这个阶层中最激进的代表，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又力求把目光转向下层，因此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了对贫苦者的同清。《茨冈女人》(1884)富有生活气息，有着浓郁的泥土味和时代感，和他创作的沙龙味的作品迥然不同。图中的农家妇女有着紫铜色的面孔，身着白衣红裙，姿态自然，显露出茨冈人特有的粗放性格和豪爽活泼的表情。画面上的色调丰富明亮，这证明他是一位擅于着色的能手。《环舞》(1890)描绘的是农民们正在欢乐舞蹈的场景。画面上充满了健康清新的气息。阿曼的历史画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情绪，他在作品中总是强调普通民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从阿曼为1821年革命起义领袖突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所作的肖像中可以看到，阿曼有着对人物刻画的高度塑造能力和出色技巧。在《突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中，他把起义的领导者表现成为一个具有平民本色的英雄人物，形象朴实而有力，没有一点传统肖像画中所常见的矫揉造作和过分装饰的气息。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和法国艺术家米勒笔下的农民不同。阿曼笔下的农民是一个还未被贫困所征服的形象，人物具有一种潜在的、随时可以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在罗马尼亚艺术走向成长和繁荣的过程中，阿曼的艺术好比是一个前奏曲，真正把罗马尼亚民族艺术推向高峰的艺术家，则是格里戈雷斯库(N.Grigorescu，1838-1907)和安德烈埃斯库(Ion Andreescu，1850-1882)那样出色的大师。
尼考莱·格里戈雷斯库的艺术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他继承了1848年以来罗马尼亚艺术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他对民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有力的推动。他擅于吸收外国的经验，使罗马尼亚的艺术更加现代化，技巧更加完善。他是一个专门描绘农民题材的画家。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的特色，对后来的一些画家都颇有影响。
格里戈雷斯库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10岁时进入作坊当学徒，12岁满师后开始独立生活。最初只是画一些木版圣像画，拿到市场上去卖。曾两次参加争取出国助学金的艺术竞赛，可是都失败了。1858年至1861年，为修道院绘制壁画，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早年非常欣赏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艺术，画出的人物色彩柔和鲜明，并富有生活情趣，因此其宗教壁画一扫拜占庭圣像画的遗风，显露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1861年秋天，在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格里戈雷斯库得到一笔助学金到了巴黎。1861年至1877年是他创作上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摆脱学院派的约束，向巴比松画派学习，面对大自然进行写生。此后，他每隔几年都回国一次，在全国各地旅行。他把农村看作是自己艺术的根，把农民看作是主要的描绘对象。1867年，他给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送去了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描绘喀尔巴阡山的风景画和人物画。这一次展出，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873年他参加了国内的“艺术之友”展览会，同年底在罗马尼亚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展出了300多件作品。这次展览是他出国12年的总结，展出作品多以农民肖像和农村生活题材画为主，表现了他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先进的美学观点，标志着他的艺术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他画农民和阿曼不同，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以平等的眼光看着自己描绘的对象，更确切地说他像米勒一样，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画农民。他的画从不粉饰现实，而是以真实为基础，揭示了农民的外在与内心的美。从他描绘的农民、农妇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些人物不完全是有着悲惨命运的受压迫者，而且也是对未来从未失去信心的希望者和美好生活的憧憬者。从1877年起，格里戈雷斯库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发生了俄土战争，罗马尼亚人民为了摆脱土耳其的控制，进行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得到这一消息后，格里戈雷斯库立即回国并走上前线，在前线日日夜夜的繁忙战斗中，他画了大量的战地速写并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其军事题材画的最大特点是，歌颂士兵(身穿军装的农民)而不是统帅，他认为广大民众才是战争最大的贡献者。格里戈雷斯库创作的反映战争题材的出色作品是表现1878年1月13日罗军攻克斯美尔塘要塞真实情景的《斯美尔塘的冲锋》(1885)，整个画面为冷调子，以蓝灰、白色为一。画家重点刻画了前景里几个奔跑的罗军士兵，尽管是侧影，但形象甚为生动。他们向敌人冲击，步履坚定敏捷，表情严肃而沉着，那一双握枪的手完全是农民的手，硕大而有力。此外还有《骠骑兵》、《警报》(1885)等。
1887年，格里戈雷斯库回国定居，开始了他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这期间他继续创作表现农民生活的题材，从中寄托了他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深情。这时期创作的《愉快的农家姑娘》(1894)无疑是一件非常杰出的作品。该画表现了年轻的农家女的活泼、天真。这个姑娘的外表虽然并不美，但是她朴素大方、生机勃勃，有着农家姑娘所特有的那种爽快劲儿，是一个让人感到十分亲切的邻家姊妹的形象。他的代表作还有《大门口的农家姑娘》(19世纪90年代)等。
伊安·安德烈埃斯库是格里戈雷斯库的同代人。他的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说格里戈雷斯库是运用了诗一样轻快抒情的调子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那么安德烈埃斯库在表现同样的题材上却显得比较忧郁和伤悲。画家的一生都在哀愁和疾病中度过，同时由于他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使他有可能对现实社会中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有着较深刻的理解。
安德烈埃斯库生于布加勒斯特。1869年，他进入了布加勒斯特绘画学校学习，曾受到在这里教学的阿曼的指导，毕业后曾在一些中等学校里教授绘画。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不断参加国内的绘画展览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间特色。随着他的艺术逐渐成熟，他的作品日益显露出对社会批判的锋芒。在他笔下的农民形象，经常是真实而毫无粉饰气息的。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屋中，从事着艰苦的劳动。画家丝毫不加粉饰地表现了.1864年农奴制度废除后农民仍然过着的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在揭露农村的贫困面貌批判社会的黑暗方面，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画家在尖锐程度上能超过安德烈埃斯库。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连格里戈雷斯库也不如他。《戴绿色围巾的农妇》(1880-1881)是幅肖像画。他和格里戈雷斯库一样，画这些普通人物时都带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在画面上，画家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从这个农妇眼睛里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忧伤与叹息。这是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形象，她既有忧伤，同时又让人感到她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安德烈埃斯库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也很出色。他的风景画很接近法国巴比松画派的风格，真实质朴，富有生活气息，能够运用色调微妙的变化准确地反映不同季节里的不同气候情调。安德烈埃斯库死时年仅32岁。显然，他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他留下的作品大约有300多件。在战前由于统治者的歧视，安德烈埃斯库的名字快要为人们遗忘了，直到战后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应有的光荣地位。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艺术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加强。假如说在阿曼、格里戈雷斯库时代，艺术是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为主要题材，那么现在则以揭霹和批判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制度为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的第一个代表画家就是格里戈雷斯库最直接的继承者之一，画家斯·鲁克扬(S.Luchian，1868-1916)。鲁克扬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先辈们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又有新的发展。
斯·鲁克扬最早在布加勒斯特绘画学校学习，后来又在慕尼黑和巴黎得到进一步的深造。1892年，鲁克扬从国外回来，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并参加了“艺术小组”的展览会。后来，他又多次积极参加了“独立艺术家展览会”和“少壮派艺术家展览会”。鲁克扬是一位题材极广泛的画家，他关注社会，有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他是当代青年画家的领袖，创建了不少艺术组织，如1898年，他和一些画家创建了“伊里纳”(иλяна)协会，并参加了该协会举办的展览。这些组织旨在反对官方的学院派，主张艺术面向生活，继承阿曼和格里戈雷斯库的现实主义传统。鲁克扬和格里戈雷斯库一样，都是把农民题材看作是最主要的表现内容。19世纪下半期，在东欧诸国的绘画创作中，他们都把农民题材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工人的数量很少，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当时，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农奴制的残余还相当严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东欧的一些进步艺术家便将描绘农村的贫困，表现农民的悲惨命运和战争看成是自已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粮食》(1905-1906)是鲁克扬作的一幅颇有社会影响的杰作。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前夕，饥饿的农民已经是忍无可忍，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向地主阶级要回被夺去的粮食。尽管这些运动是自发的，但他们是有组织地正在向前进发。走在前列的还有妇女和儿童，这幅画上的情景不是虚构的。克鲁扬为了收集素材，在1905年秋天曾去过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乡村。从那里回来后，他就立刻着手进行创作。当这件作品在“青年艺术家展览会”上展出时，曾受到了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人们把它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幅画的色彩也很出色。人物暖褐色的衣服被雪地的反光所映照，产生了奇异微妙的调子。鲁克扬在20世纪初创作的《自画像》(又名《艺术家》，1906-1907)是他所创作的系列肖像画中的代表作，成功地表现了人物气质和个性特征。画家清瘦的脸上带有严肃的表情，从侧面射来的光线照亮了脸部。他两眼深情地望着观众，目光中流露出内心复杂的清绪，应该说它是作者最生动最传神的真实写照。1910年以后，鲁克扬转向静物画的创作，这可能是由于疾病的关系，迫使他无法再深入到生活的海洋中去寻找灵感。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画家也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他在对花卉、静物的描绘上仍然表现出了自然物象的生机活力，画面上充满了明朗乐观的情调。
本奇勒(Octav Bancila，1872-1944)是在罗马尼亚19世纪下半期高举现实主义艺术大旗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描绘农民的生活，并且在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工人的形象，展示了产业工人在斗争中的风采。1905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罗马尼亚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本奇勒的创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就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把现代产业工人的形象搬上了画布，这无疑是罗马尼亚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创举，代表作有《休息的工人》、《工人》(1911)、《罢工工人》(1914)等。在本奇勒的创作中还有大量作品是描绘农村生活和农民革命的，这些作品与工人题材作品同样重要。他塑造的农民形象多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真实的、多彩的农民世界：放牧、割草、收获、纺织、洗衣、舞蹈、谈家常、谈恋爱，说明他与农民有着息息相关的感情。他的一些作品还刻画了起义中的农民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进行的壮烈殊死的斗争，如代表作《1907年》组画(共六幅)，真实地反映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事件。其中第二幅(1907)描绘了起义者与反动派搏斗和被镇压的场面，背景上是燃烧的村庄，刽子手们正在屠杀无辜，前景里描绘了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农民，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起义牺牲者的同情和对强暴者的不满。
整个19世纪是罗马尼亚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里，人才辈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画派。这种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并与本国人民生活相结合的艺术是不朽的艺术。这样的艺术不仅令罗马尼亚人引为骄傲，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
四.捷克、斯洛伐克绘画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9世纪至10世纪建立大摩拉维亚王国，此后在捷克地区形成捷克王国。16世纪初叶起，两地先后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为反对外来侵略者，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20世纪初才取得了独立，于1918年建立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共同国家。“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联邦制组成社会主义共和国，1993年又分为两个国家。
捷克绘画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以前是捷克现代民族艺术的复苏时期。在反对奥匈统治的过程中，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些爱国组织，并于1799年建立了捷克自己的绘画学院。他们在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倡导民族意识，宣扬民族的觉醒精神。从此，捷克艺术进入繁荣的阶段。在这阶段的早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是近代捷克民族艺术复兴的先驱者，为民族画派的奠定做出了贡献。
约·纳伏拉济勒(J.NavrátiI，1798-1865)是位受西欧浪漫主义艺术影响的捷克浪漫主义艺术代表画家，他的浪漫主义作品与西欧的有所不同，带有更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觉醒的色彩。纳伏拉济勒出生在一个画匠的家庭，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青年时在布拉格绘画学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以后他又走访了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及法国等国家，从而为他的艺术创作开拓了思路。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在为建筑物创作大量装饰画的同时，也创作出众多风景画、风俗画和优美的静物画。代表作组画《猎狐》，不仅描绘了捷克山区的美景，还塑造了猎人的形象，孤独的猎狐者给画面增添了一种忧郁的气氛。他的风景画大都有着自己情感的流露。
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捷克民族的文学艺术开始得到迅速的发展。文学、绘画和音乐成为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建立民族画派、壮大民族艺术的力量，成为当时所有进步艺术家的迫切要求。19世纪40年代以后，捷克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一代艺术家也成长起来了。这时历史画和风景画占有较突出的地位，历史画唤起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风景画激发着民族的自豪感，这种植根于生活并与入民运动相联系的艺术自然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新时期的第一位画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约瑟夫马内斯(J.Mánes，1820-1871)，他是一位创作题材范围广泛，风景画、插图画、肖像画、静物画、风俗画无所不精的画家，他更是捷克近代绘画的重要奠基者。他出生在一个画家的家庭，从小受到父亲和叔父的艺术熏陶。父辈们不仅在艺术上同时也在爱国主义思想方面给了他积极的影响。15岁时，他进入了布拉格绘画学院。后来他去了慕尼黑并在那里自学了三年，艺术上曾一度受到以恢复纯粹的基督教精神为己任的德国拿撒勒画派的影响。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布拉格也发生了起义。在起义的日子里，马内斯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街垒战斗。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他应邀为帝国立法会议的捷克代表画肖像。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些先进人物和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在其先进思想影响下，他第一次深入到捷克农村。他喜欢画那些身穿民族服装的农家妇女，表现她们身上流露出的朴素自然之美。他观察到了劳动者的艰辛和贫困，看到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悲伤和欢乐。此后，他走遍了大小城镇和乡村，从生活中寻求灵感收集创作素材。他也曾到德国波兰旅行，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由于生活的积累，他在早期创作出了颇有乡土气息的《维洛那·丘道娃》(1854)。画上是一个青春健壮的农家姑娘。她身穿民族服装，形象逼真生动，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这幅画与学院派的作品完全不同，作品处处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在这件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画家在技巧上的一些特色：他擅于运用线描，线条十分流畅洗练，色调柔和鲜明。马内斯还曾为许多民歌作插图，为捷克的插图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这些民歌插图中，画家表达了捷克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深沉热烈的感情，以及捷克人特有的幽默感。如《摇篮曲》(1856)等民歌插图让人感到分外亲切。他的民歌插图和书籍插图对后来的阿列什等人颇有影响。阿列什继承了马内斯的优秀传统，并把这一画种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捷克民族艺术中的奇葩。
1865年至1866年，马内斯完成了著名的布拉格市政厅的钟面画。这套组画是由12幅大圆形画面组成并附有12幅小圆形装饰画，描绘了12个月不同的农事活动和生活景象，有劳动、有爱情、有风俗习惯、有风土人情，是一幅广阔的生活画卷。画面真实亲切，情景交融，有浓烈民歌特色和诗情画意。线条圆润流畅，色彩饱满鲜明，金色的背景使画面具有庄严感和纪念碑性的特色。当钟面画揭幕时，布拉格市民极为重视，大家穿着节日的盛装聚集在老城广场钟楼下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约瑟夫·马内斯的弟弟克维多马内斯(Q.Mánes，1828-1880)也是一位颇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的作品多选材于日常生活，富有一定的情节和民俗的色彩。《照镜子的农家姑娘》(1872)是他的一幅颇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可能是取材于捷克民歌，描绘一个农家小姑娘偷偷地穿戴起妈妈漂亮的衣服照镜子的情景。人物形象稚气可爱，颇带幽默味，有趣地表现了小姑娘爱美的性格。
从19世纪50年代起，民族风景画在捷克绘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涌现出了一大批赞美祖国山河的“歌手”。著名的风景画家阿·科萨雷克(A.Kosarek，1830-1859)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艺术是直接由约·马内斯的传统发展起来的。他的前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特色，擅于表现大自然风云变幻的力量。当他游览了阿尔卑斯山以后，特别是接触到捷克中西部的自然风光之后，他逐渐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为一种静穆庄严的美所感动。在写生的基础上，他描绘那里的旷野、丘陵、丛林、小溪、教堂等，这种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景画，反映了他对祖国土地之爱和深厚的民族感情。他的风保画多为全景式的构图，有着广阔的空间感和大气回荡的感觉。他的风景画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常带有民歌和传说的色彩。这种情调实际上是捷克艺术中共有的特色。其代表作为《有石桥的风景》(约1858)，作者在画面中点缀着一些农民，令作品增添了一种生活气息，表明了人和土地间的关系。《捷克的风景》(约1858)也是一幅优秀的作品。科萨雷克不仅擅于描绘一望无垠的旷野，还擅于表现天空，如《捷克的农夫》刻画了宁静开阔的天空，散布着柔和的阳光，几朵飘移的白云引发着观众于有限的画面中产生无限的遐想。
1866年普奥之战，奥地利失败，捷克的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进入了高涨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民族复兴时期的艺术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艺术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主主义的倾向。具有这种新倾向的第一位画家就是卡·普尔基涅(K.Purkyne，1834-1868)。普尔基涅出生在今天波兰的布雷斯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856年去法国巴黎，他除深受库尔贝和杜米埃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外，还热衷于研究鲁本斯、委拉斯贵支、伦勃朗等人的作品。从法国回来后，他像库尔贝一样，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作品中多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平民的斗争。《耶赫肖像》(1860)描绘的是一位铁匠。作者在此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现代手工业工人的形象。画上的耶赫正在专心地阅读刚刚出版的捷文报纸，这一细节表现了时代的特点，说明当时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个具有觉醒意识的工人形象的出现，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这幅画在创作技法上有所革新，画家像库尔贝一样常采用刮刀作画，表现了力度、运动和色彩的厚重感。普尔基涅还是一位肖像画家，他曾创作过数幅《自画像》。在这类作品中，人物的姿态自由，面部带有明快、豁达、富有毅力的表情。画家意在借助自己的形象揭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风貌。普尔基涅还是位静物画家。其作品如同法国画家夏尔丹一样，画面质朴、简洁、静穆，具有庄严的特色。普尔基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在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方面颇有见地。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在《时间》、《政论家》、《花》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竭力反对学院派艺术和一切保守的观念。他也是捷克著名艺术团体”艺术家座谈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在复兴民族文化、团结进步艺术家和捍卫约·马内斯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总之，普尔基涅无愧是约·马内斯艺术的继承者，正是他把民族艺术的道路拓得更宽，使之与西欧的现实主义艺术结合起来。
19世纪60年代捷克的历史画呈现繁荣的局面，其中最有影响的艺术家是雅·切尔马克(J.Germák，1830-1878)。他是捷克近代民族历史画的奠基者，在艺术上从最初的学院派转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国外，但是他的思想和艺术却从未离开过苦难的祖国，他的感情是属于捷克的。切尔马克出生在一个名医的家庭。17岁时进入布拉格绘画学院。1848年布拉格起义，他是起义的参加者，并为大学生军团画军旗。起义失败后他带着懊丧的心情随家人移居国外，进入布鲁塞尔绘画学院和安特卫普绘画学院学习。从1852年起，他带着对故土的爱恋多次回国写生。他深入到祖国各地，在旅行写生中收集素材，体验生活。1857年他移居巴黎，在这里受到巴比松画派的影响，这使他在艺术上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19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一套由油画、版画组成的历史组画，其中最出色的一幅是反映胡斯战争题材的《胡斯士兵在山口阻击》，画家生动地刻画了三位战士的形象，他们正在守卫着一个山口，面部带有警惕、坚毅、勇敢的神情。他的历史画可贵之处在于用大量的笔墨描绘普通的战士，热情地赞颂了士兵们的英雄主义精神，从而使人们体会到胡斯战争的正义性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的历史画不仅描写了历史，也体现了时代精神，它和民族复兴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并以此唤起民族的自豪感，激发人们斗争的热情。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切尔马克为反映南斯拉夫各地区民众的斗争和生活，创作了一系列油画作品。这批作品主题鲜明，艺术水平也比较高。其中表现门的内哥罗人英勇不屈的《受伤的门的内哥罗人》(1874)最具代表性。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虽然生命处于垂危之际，但是他的神情并没因痛苦而懊恼，而是异常坚定。显然失败的阴暗未能将正义的信仰所笼罩。切尔马克不仅关心南斯拉夫人的斗争，同时对那里的民众生活、风土人情也极感兴趣，他表现克罗地亚地区达尔马提亚人日常生活的《达尔马提亚人的婚礼》(1878)便是一件优秀之作。作者以生动幽默的手法描绘了这个地区古老的抢亲场面。
继约·马内斯和切尔马克之后，在捷克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画家，这就是艺术大师米·阿列什(M.Aleš，1852-1913)。他被称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捷克画家。在19世纪70年代后，他独树一帜地把捷克的绘画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使民族画派得到很大的发展。阿列什早年在布拉格绘画学院学习时，就对描绘民族光荣历史发生了兴趣，创作了一系列历史画的草图和习作。其历史画最大的特点在于从不臆造，而力求真实，因此作品具有生动实际的历史感觉。1877年他完成了一幅描绘胡斯战争的历史画《在胡斯士兵墓前》(1877)，画面的前景上，艺术家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年老的胡斯派战士，此时他正骑马忙立在战友的墓前，为死者深深地哀悼。田野上白雪茫茫，更增加了一丝凄楚气氛。远处隐隐闪烁着火光，胡斯派的士兵们正欲拔营出征。此情此景，非常真实并令人感动。1880年至1881年，阿列什为民族剧院设计的《祖国》组画至为重要。作品由炭条画成，共有14个画面，线条流畅有力，富有节奏感和空间感；构图简洁、庄严，具有纪念碑特色和装饰趣味。组画的题材取自民间传说中一位英雄成长的故事，通过对这个英雄人物的描绘，不仅反映了画家对捷克光荣过去的怀念，也表现了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诉说出他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心里的愿望：希望他们所生存的这块热土能重新焕发出青春的生命力，从而获得自由与独立。阿列什这套历史组画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把历史传说与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这套优秀组画的命运不佳，最后未能完成，只有一幅上了色，却由于官方的阻挠和反对，它未能画在民族剧院休息厅的墙面上。.1882年后，阿列什基本放弃了油画创作，其创作主要以插图版画、装饰画为主，这时期他的艺术与民众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现实性及民族和民主的特色。阿列什不仅为众多的文学作品绘插图，还创作了大量单幅的民歌、民谚、民间传说的插图。这些作品多富有幽默感、抒情性和装饰趣味，在画面上除了人物外，还常常点缀着花草和各种美丽的花纹。他的插图画如同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既有欢乐、叹息，也有沉思与激情。这些真实、质朴、生动、幽默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世纪各国皆有民歌、民间故事的插图，唯有捷克的这类作品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属上乘，这与约·马内斯和阿列什等人的功绩是分不开的。1907年阿列什的《什巴里切克》出版，这是一本民歌的插图集，汇总了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民歌所作的插图，它是捷克插图艺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捷克的民族风景画得到继续发展，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尤·马尔热克、安·赫都塞、瓦·布罗日克等人。马尔热克(J.Mařák，1832-1899)是油画家、版画家，也是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及擅于描绘历史古迹的画家。他曾周游全国收集素材，创作了不少作品。他曾为民族剧院创作了一组带有传说色彩的风景画，画幅庄严宏大，具有纪念碑的特色。其中一幅《勒日普的风景》(1881)非常有名。据说捷克的部落最早是在勒日普山上兴起，因此这里被称作民族的发祥地。画家在这幅画上以崇敬的心情描绘了勒日普的山峰，画幅虽然不大，但给人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感觉。马尔热克还是一位描绘森林风光的能手，其画中参天的大树、幼嫩的花草都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他擅于表现光线，对外光的表现极感兴趣。《森林的早晨》(19世纪80年代)一画中对外光的描绘极其微妙，阳光穿透一切，给大自然的美景罩上了一层迷人的金色。安·赫都塞(A.chitussi，1847-1891)是位在艺术思想上具有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的画家。他早期在布拉格绘画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慕尼黑，在巴黎受到巴比松画派的影响。赫都塞在艺术上既擅于吸收巴比松画派的长处，又不失自己独立的画风。他擅于表现荒凉宁静的原始气息。其反映拉塞尼茨自然风光的《拉塞尼茨池塘》(19世纪80年代)是幅色调柔和而抒情的作品，水草丛生的池塘波光粼粼，天空中有流动的大气和阳光，阳光反射在水面上造成奇妙的效果。
瓦·布罗日克(VáclavBrozik，1851-1901)也曾受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影响，画风质朴，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他曾在布拉格绘画学院和慕尼黑等绘画学院学习，1876年后他长期住在法国。从1893年起回国在布拉格绘画学院任教。他在19世纪80年代创作的《草地》和《下地》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捷克农村的景象。他的风景画不仅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景，从中还可以看到农民们的辛劳，令人联想到法国画家卢梭和米勒的作品。从捷克风景画家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画家在表现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和美的同时，寄托着对故乡眷恋的深情。
斯洛伐克绘画 长期以来斯洛伐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过斯洛伐克民族画派的形成在总的进程上是和捷克一致的。捷克的先进艺术对斯洛伐克艺术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创斯洛伐克近代绘画的先驱者之一彼·包谷(P.BobÚň，1822-1879)在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艺术如同约·马内斯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在19世纪40年代，包谷创作了不少描绘农民形象和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人物多穿着民族服装，有着朴实的面貌。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克·包谷(K.BobÚň，1858-1902)也是一位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画家。他以擅肖像画闻名。他重视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层境界，因此笔下的人物更活泼生动，克服了他父亲肖像画中常见的拘谨画风。
19世纪斯洛伐克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同样得到了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少代表性的画家。多·斯库捷斯基(D.Skutecky，1848-1921)是位著名的风俗画家，从他的代表作之一《市场》(1889-1890)中可以看到市民生活的缩影——繁荣的小市场热闹的景况。构图的中心是一个打着阳伞的妇人，正与道旁的女贩搭话。画面上阳光艳丽，在明媚的阳光下，色调变得瑰丽响亮，从而渲染了小城生气盎然的生活。作为一位擅于表现外光的画家，他显然受到了法国印象派的影响。
五.匈牙利绘画
18世纪末，在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匈牙利努力摆脱奥地利的束缚，提倡民族文学艺术，1784年在布达佩斯上演了第一个用匈牙利语表演的戏剧；1789年在大学里任命了匈牙利文学教授；1792年建立了第一个民族图书馆。这些事件都在表明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力的增长。匈牙利的近代绘画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世纪初，匈牙利民族艺术的先驱者是布洛茨基·卡洛依(K.Brocky，1807-1855)，他是著名的肖像画和水彩画家，早年在维也纳绘画学院学习，后来流亡到英国。他在肖像画的创作上没有古典主义的拘谨，注重人物内心的情感表达，为匈牙利现实主义肖像画开辟了道路。另一位先驱者是在风景画创作上卓有成就的老马尔各·卡洛依(K.Markó，1791-1860)。他是当时最出色的风景画家。他在维也纳绘画学院毕业后，便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地工作。他的风景画富有地方色彩，色调清新优雅，《凡思堡风景》(约1828)便是一幅具有如此风格的作品。
进入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民族艺术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这显然是与当时日益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不开的。一些有自尊心的画家在努力克服和摆脱来自维也纳影响的同时，追求民族的现代风格。在这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是40年代归国的巴拉巴什。
巴拉巴什·米开洛什(M.Barabás，1810-1898)是位著名的油画家和版画家。1829年他进入维也纳绘画学院，毕业后曾到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诸地旅行，1840年回到布达佩斯，从事肖像画和风俗画的创作。他留下的作品达两千多件。他为同代人画的肖像很有特色，画家不仅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同时表现出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和民族觉醒性，如代表作《比达·伊什特万夫人肖像》(又名《妻子肖像》，1874)特别精美。这是一个有着自由内心的妇女，体态生动，神韵逼真。他除了创作肖像画外，还创作一系列卓越的风俗画，这类风俗画尽力克服维也纳画派牧歌式情调的影响，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表现下层人物的生活。他对描绘农村题材也怀有极大的兴趣，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情趣和民俗特色，画中的人物多穿民族服装，画的背景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自然的写照，如《赶集的罗马尼亚农民》(1843)便是幅成功地反映了罗马尼亚人风俗、风情、风景的优秀作品。巴拉巴什是匈牙利民族画派复兴的重要先驱，在摆脱外来影响开拓民族艺术道路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848年在匈牙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年代里，很多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画家是包尔召什·约瑟夫(I.Borsos，1821-1883)。他早年在维也纳绘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匈牙利工作。在1848年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创作了《国民自卫军》，这是一位革命人物的肖像。人物身着戎装，臂上有匈牙利的国旗标志，双手紧握战刀，气势轩昂，富有激情，反映了人物坚定的信念。这类革命者的肖像正如那个如火如荼斗争年代的缩影。匈牙利1848年的革命起义在第二年就被统治者用血腥手段镇压下去了。进入19世纪50年代，奥、匈统治者加强了对进步文学艺术家的迫害和控制，使民族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艺术家们在当时不能公开地直接表现生活、批评现实，于是只好借助于历史题材来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从而形成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历史画的繁荣局面。这个时期历史画具有新的特色，早期的历史画多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斗争性不够鲜明，而这个时期的作品由于受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影响，充满了鲜明的斗争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表现了画家对人民英雄主义的热情歌颂。这类作品在当时起着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马达拉斯·维克多就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历史画方面的代表之一。
马达拉斯(V·Madarász，1830-1917)生于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家庭里。他18岁时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起义，革命失败后，他逃到国外，此后开始学习绘画。他先后在维也纳绘画学院、法国巴黎等地学习。他深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很激进的艺术思想，他的艺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不断地发展。《多萨的人民》(1868)是他创作的一幅以歌颂正义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多萨是1514年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曾焚烧地主的庄园，宣布实行普遍平等的法令，并成立了匈牙利共和国。这次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画面上描绘了悲痛的人们正在月夜里偷偷地取下被绞死的多萨。画家没有描写人们的悲痛而是着重地表现了匈牙利人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表明他们没有因为多萨的死而停止斗争。1870年，马达拉斯回到了多难的祖国，由国内统治者歧视他的艺术，使他心力交瘁，情绪低沉。这使他在创作上经历了一段危机，差不多将近20年没有进行大的创作。在他晚年，由于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才又恢复了信心，创作了一系列出色的肖像画作品。有人把马达拉斯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他的作品与学院派绘画有所不同，并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应该把他看作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
本祖尔·久拉(G.Benczur，1844-1920)也是一位历史画家，早年(1861-1869)曾在幕尼黑绘画学院学习，此后在慕尼黑绘画学院和布达佩斯绘画学校执教，并担任过布达佩斯绘画学校的校长。他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其作品风格与马达拉斯的画风有些不同。他的历史画带有改良主义的性质，缺乏尖锐的社会特色，热衷于描绘历史事件的戏剧性情节，追求浪漫主义气息，作品中几乎看不到马达拉斯式的激情，人物形象总是温静平和的，如《拉洪约提和朋友告别》(1866)。
奥地利为了收买匈牙利上层阶级，1867年后宣布成立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建立后，得到一定权力的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不再热心提倡爱国主义历史画的创作，而是开始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绘画。今后由谁来担当复兴民族艺术的重任呢？正是在这个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蒙卡奇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把民族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蒙卡奇·米哈依(M·Munkácsy，1844-1900)出身于贫困之家，6岁成为孤儿，后寄居在舅舅家。他10岁时在一家木匠铺里作学徒，14岁出师。他曾因病而不得不休养，正是在养病期间，他与一些有着先进思想的大学生接触并深受其影响，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学习绘画。他先是拜流浪艺人为师，打下了一定的绘画基础，1865年他进入维也纳绘画学院学习，接受了正规的学院派训练，1866年他又转到幕尼黑绘画学院继续深造。1867年他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展览会上看到了法国画家库尔贝的作品，这使他非常激动，从而奠定了他在艺术上革新变法的决心：要让自己的艺术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联。他早期的代表作有《打哈欠的学徒》(约1868)，该画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地位低下的学徒工，不堪劳动重负，打着疲惫哈欠的瞬间。观众从看到的似乎是作者年轻时的影子。从1870年初到19世纪70年代的中期，是蒙卡奇艺术的辉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日益感到表现小市民趣味的艺术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库尔贝的艺术才是最伟大的艺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是《死牢》。当这件作品于1870年在巴黎展出后，获得了金质奖章。《死牢》的主角是一个被叛处了死刑的人，他是位不满暴政而起来反抗的农民英雄。此时，他正陷入在激愤的深思之中。在最初的草稿上，画家并没有画前来告别的群众，只画了两个人，一个是死囚，一个是卫兵，构图比较单调，色彩也较昏暗，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悲惨、孤独、凄凉、阴森。后来，他在定稿中加入了许多群众，有掩面痛苦的妻子、无言沉默的农民、表情不安的教师、注目关怀的缝鞋匠和惊讶不己的小徒工等，作者正是以这些来自下层的表情各不相同的群众，加深了该作品的思想深度。此画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匈牙利社会的真实面貌，初步显露了画家的批判倾向。在绘画创作中表现农民英雄，把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这是东欧19世纪艺术的重要特点。这个时期的东欧不像西欧，它的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发展，工人阶级还处在萌芽状态，这便成为当时东欧艺术中农村题材十分流行的原因之一。继《死牢》之后，蒙卡奇又完成了另一幅重要作品《卷绷带的妇女们》(1871)，其主题是歌颂1848年的革命。画家在这里没有描绘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表现了战斗的后方。在一间农舍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正在给农妇们讲述战斗的故事，表明了这场斗争的群众基础。在这里主角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悲伤，有的叹息，也有的为失去中亲人而痛哭。在色调上它和《死牢》相比有了点儿变化，色彩更加明亮，褐、蓝、灰诸色更加统一、柔和。从1872年起蒙卡奇迁居巴黎，完成了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夜的漂泊者》(1873)，这幅画描绘了一群流浪汉，其实是一些失业者，他们流浪街头，被巡逻的士兵逮捕而押向监狱。画面中不仅流浪汉的形象生动，连周围看热闹的人也个个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蒙卡奇还画了不少取自底层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画稿体现了画家对劳动者深切的同情心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的矛盾。这类作品有《负薪妇》(1873)、《搅乳妇》(1873)等。正像有的批评家所说，蒙卡奇的艺术在真实质朴、道德力量的动人方面可以称得上是欧洲最突出、最坚决的现实主义者。大约是从1878年到1888年，这十年是蒙卡奇在创作上陷入危机和矛盾的时期。这一时期蒙卡奇在画商的操纵下，开始制作宗教题材画。巨幅绘画《基督在皮拉特面前》(1881)中的主角与配角人物完全处于敌对的状态，周围的人群表现出粗暴无知的样子，而身穿白衣的基督则不被人理解，显得孤立无援。这幅画虽然获得了好评，但是它实在是远远地离开了现实生活和时代，因而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巳无法和前期的《死牢》、《夜的漂泊者》相提并论。它在美国展出时，据说仅门票收入一项就赚了很多钱，这时期蒙卡奇的艺术完全成了商品。在此期间，除宗教画外，他还完成了一系列沙龙味十足的作品，如《午后闲谈》(1879)等一类绘画技巧很出色而内容很空泛之作。19世纪80年代后期，蒙卡奇从彷徨中走了出来，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之中，创作上又焕发出青春的力量。令他走出低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时代的原因，19世纪80年代末期，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这影响了他；二是他逐渐摆脱了画商的控制，在创作上又拥有了自由。这时期的代表作是《罢工》(1895)，此画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反映了匈牙利现代工人的斗争。画中的主角不再是农民英雄而是工人的形象。他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正在觉醒的工人形象。在一个小酒馆里，有一个工人正在作罢工宣传的演讲，听众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但是也有个别工人表现出犹豫样子，好像是还拿不定主意。蒙卡奇自己对这幅画很满意，他表示：尽管这样的画卖不出去，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材。从19世纪90年代起，蒙卡奇的视力开始减退，所以他晚期作品的色调不如前期那么清新明亮，显得有点儿沉闷，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19世纪匈牙利的风景画同样有着巨大的发展，这些风景画有着乡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巴勒·拉斯劳(L.Paál，1846-1879)，他是蒙卡奇的好友，当时他有很多的作品是在蒙卡奇直接协助下完成的。巴勒的作品充满了热忱的调子，色块明亮，常常描绘有着丰富变化的云彩的天空。由于他在法国的枫丹白露村住过，这使他在风格上受到了法国巴比松画派不少影响，优秀作品有《羊栏》(1872)。19世纪下半期最伟大的风景画家当属西涅依·玛拉塞(Szinyei.Merse，1845-1920)。他和蒙卡奇的风格不同，如果说蒙卡奇是用深沉悲壮的调子描绘了残酷的现实，那么西涅依·玛拉塞却是以一颗坚定欢乐的心向往着人类美好的春天。他的作品充满了明朗的色调、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其主要作品《五月郊游》是一幅最能反映艺术家全部特色的作品。它像动人的交响乐一样，奏出了春天欢乐的颂歌，风景和人物都处在诗一般活跃的生命之中。画家没有过多地追求人物形象的刻画，他把自己的任务放在歌颂整个大自然的美和蓬蓬勃勃的生气上，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令人向往着自由开阔的天地。西涅依·玛拉塞也是匈牙利绘画中最早研究外光的画家，他对外光的追求并不是简单地从形式出发，而是和丰富的生活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尽管《五月郊游》达到了出色的成就，但是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刻获得保守派的承认。此后作者又完成了著名的《紫衣妇人》(1875)，这是为他的妻子画的肖像。背景是优美的风景，前景的人物富有青春的活力，有理想，内心自由。她于田野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愉悦。身上的紫衣与白皙的面部形成强烈的色调对比。
19世纪末，由于资产阶级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在早期革命中的民主主义思想显然已经不再为资产阶级需要了。这时匈牙利的风俗画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主张把风俗画停留在生活琐事的描绘上，画一些肤浅的、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作品，代表这一派的人物主要是慕尼黑学院派的学生；和这种倾向相对立的画家则主张在风俗画中保持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强调风俗画应该继续反映平民的疾苦和愿望。后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有哈劳什·西蒙(S.Hollósy，1857-1918)、费伦茨·卡洛依(K.Ferenczy，1862-1917)等人。哈劳什·西蒙是纳吉巴尼画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纳吉巴尼风景如画，地处今天的罗马尼亚，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1896年，有一批侨居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画家在纳吉巴尼建立了纳吉巴尼画派。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不满学院派的艺术，为了摆脱学院的约束，他们追求创作上的自由，反对一切臆造，主张艺术的朴实性与真实感。他们像巴比松画家一样另辟蹊径，走向生活，走向自然，在艺术上充满朝气。哈劳什·西蒙《剥玉米》鲜明生动地描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爱情，颇带点粗野的幽默味和浓郁的乡土特色，它和学院派庄重高雅的情调完全不同。费伦茨·卡洛依曾在布达佩斯、纳吉巴尼、慕尼黑等地工作。他是布达佩斯绘画学院的教授，也是纳吉巴尼画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艺术上是位极其矛盾复杂的画家。他在创作中既受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干扰。他早期描绘了不少真实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后期由于过多地追求形式上的东西，致使作品内容受到一定的损害。尽管费伦茨是一位复杂的画家，但还必须承认他是19世纪艺坛上的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其《投石少年》(1890)是幅重视外光表现的作品，色调清新鲜明，很接近印象派的风格。
六.波兰绘画
波兰于10世纪建立国家，进入19世纪后，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运动日益高涨。在民族、民主思想活跃的时期里，民族的艺术开始步入了复兴与繁荣的阶段。波兰民族艺术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苦难命运紧密相连，它经历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1830年的革命曾使民族艺术开始复兴，令之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但是1830年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艺术又遭到了外国统治者进一步的摧残和压制。由于领土被割据，从而使波兰长期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画派。国内培养艺术家的学校被关闭，不少著名的艺术家被迫流亡国外。
波兰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彼·米哈沃夫斯基(P.Micbayowski，1802-1855)。他的作品常常充满激情，特别擅于描绘人物的不同动态。他画的一些骑手的形象用笔奔放，色彩鲜明，颇似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他在刻画人物时往往不重视脸部精确的描绘，而是着重地表现出一种氛围，代表作《骑手》便是如此。
19世纪中期，1846年至1848年的革命激励了国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文学家、艺术家投身于革命运动。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密茨凯维奇，他不仅用笔来战斗，并且直接拿起了枪为祖国的解放而战。虽然革命活动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巨大。在动荡的年代里，波兰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盖·罗达科夫斯基(H.Rodakowski，1823-1894)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是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他的肖像作品富有时代的激情，曾多次在巴黎沙龙展出，获得过金质奖章。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在自己的日记中曾提到过他的作品，并指出他是巴黎沙龙中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之一。他创作的《母亲肖像》(1853)是一幅非常生动的作品。画家极有感情地描绘了一位饱经风霜、慈祥善良的老妇人。他的艺术没有夸张造作的痕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诚。他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揭示人物崇高的内心和道德力量上。
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1863年起义后，波兰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波兰的民族画派亦得到壮大和发展。由于国内外民族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在艺术上出现了现实主义运动，这时在绘画的题材上有两大体裁特别受到重视：一个是具有批判色彩的风俗画，另一个是宣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画，在这两方面都涌现出不少杰出画家。如尤·赫里蒙斯基(J.Chetmoski，1849-1914)是位擅于运用色彩的能手，他的作品色调特别微妙丰富。他也是位擅于表现农村生活的画家，其作品对农民充满了一种质朴真诚的感情。《农妇的夏天》(1875)就是幅很抒情很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在田野里休息的农妇，躺在草坪上正惬意地呼吸着清新空气的情景。画面上人物和风景间有着和谐的统一，色调清澈明亮，阳光下的大自然充满了生机。
19世纪下半期，在风俗画方面占有突出地位的画家是盖雷姆斯基(Gierymski)弟兄。长兄马克西米连·盖雷姆斯基(M.Gierymski，1847-1874)是位著名的油画家和版画家，早年于华沙和慕尼黑学习，他擅于描绘农村和城市的下层生活。弟弟亚历山大·盖雷姆斯基(J.Gierymski，1850-1901)相对其兄来说艺术成就更显著。他早年曾在华沙和意大利学画。其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对生活在下层的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他早期在风格上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威尼斯画派对他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塞纳河的黄昏》(19世纪90年代)。在亚历山大·盖雷姆斯基的创作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这些画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农民的棺木》，在这幅作品中，画家描绘了一个空荡荡的农家庭院，院子里停放着棺木，在破旧的屋檐下坐着一对因失去孩子而痛苦的农民夫妇，画面气氛十分凄凉和压抑。这幅感人的作品很有深度地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波兰农村的真实情况。由于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画家无法静下心来作画，于是晚年流亡到国外进行创作。19世纪90年代波兰流行的是象征主义艺术，亚·盖雷姆斯基能坚持现实主义的方向在当时极其难能可贵，他的艺术在19世纪无疑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19世纪下半期在历史画方面独树一帜的画家是扬·马泰伊科(J.Matejko，1838-1893)。他为民族绘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常把他和密茨凯维奇、肖邦并列为19世纪波兰三大名人。扬·马泰伊科14岁时进入了克拉科夫绘画学校。他的老师不仅教授他艺术，同时使他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1858年后，他又在慕尼黑和维也纳绘画学院得到进一步深造。扬·马泰伊科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52年至1862年；第二阶段是1863年至1883年；第三阶段是1884年至1893年。
第一阶段是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的准备时期。1854年、1858年在克拉科夫前后举办了两届艺术展览会，在展览会上陈列的历史画曾使年轻的扬·马泰伊科非常激动，从这时起，他为了成为一名历史画家广泛收集历史资料和素材，画了两千多幅素描稿，他把这些作品称作“小宝库”。他的第一幅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斯坦奇克》(1862)。这幅画取材于1514年的历史，描绘了皇宫里的一个小丑斯坦奇克。斯坦奇克在波兰历史上并没有多大名声，可是在民间他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画面上的他身穿丑角的衣服，正坐在那里痛苦地沉思，面部带着忧郁的神情，因为他在后台看到了一份报道前方斯摩棱斯克失守的战报，这使他忧心如焚。国家处于危险的关头，大贵族们还在寻欢作乐(从他的身后可见前台的人们正在参加皇后巴纳的舞会)。一边是忧国忧民的小丑，一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王公贵族，这种对比非常耐人寻味。这个小丑的形象描绘得十分生动，作者把他滑稽的外形与庄严的内心很好地统一起来，他不再使人发笑，而令人起敬。这幅画作于波兰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的第二年，在作品中宣扬的民族主义精神，很显然与当时动荡的时代有关。
1863年民族大起义开始，扬·马泰伊科的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以艺术为武器，积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型历史画《斯卡尔加的宣教》(又名《第三国会宣传》)反映的是1592年波兰国会里的斗争。这是一个多人物的构图，画面上有三十余人，在这个人物众多的构图里突出了正在演讲的斯卡尔加神甫。他的两手高高举起，像一个乐队的指挥统率着全场的人物。斯卡尔加的形象甚为生动，他有着一张苍白而神情坚定的面孔，双目有力地盯视着人们。他正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警告那些不关心祖国命运搞无政府主义的大贵族们。整个画面气氛逼人，紧张热烈。画家对其他人物也有着细致的描绘，有的犹豫，有的怀疑，有的赞叹，有的沉默。据说历史上的斯卡尔加并没有在国会里作过演讲，画家不过是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借用这一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幅画于1867年在巴黎展出，并获得金质奖章，从此这位29岁的波兰历史画家名振一时，受到了西方艺术界的尊敬。扬·马泰伊科创作的《雷坦》(又名《雷坦-波兰的衰落》，1866)是幅继续宣扬波兰不死这一主题的历史画。此图表现的是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的情景，波兰的议会大贵族代表正要走向签字大厅去签署其国领土被瓜分的条约，而雷坦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撕开胸前的衣服，表明了他宁死不屈的态度。画面上每一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复杂的心理描绘。尤其爱国者雷坦的形象被描绘得十分生动，他正怒目圆睁地盯着止步不前的议员们。据历史记载，雷坦这个人并没有参加过最后一次批准瓜分波兰条约的会议，他只是在其他的会议上反对过瓜分。画家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艺术上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使作品更强烈更具有典型性。为了做到对历史真实环境的再现，画家对道具，衣服、帷幄、器皿等都作了极其细致甚至有点繁琐的描绘。《雷坦》谴责了大贵族的背叛行为，同时也歌颂了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它展出后立即引起官方的警觉，一些大贵族纷纷控告画家，他们诬蔑他丑化了他们的先人，并指责画家才是有叛国嫌疑的人。此后，扬·马泰伊科的历史画有了一些变化，他没有沿着批判的道路前进，而是着重表现波兰历史的光荣，这当中他并没有忘记歌颂普通人的力量。
扬·马泰伊科在第三阶段的创作是有争议的，有些作品的思想性不再那么尖锐，而在艺术技巧上过分追求表面效果。扬·马泰伊科的一生创作了大约一百幅油画，其中主要是历史画。他是波兰近代历史画的先驱。在他的历史画作品中，不仅描绘了历史事件，同时蕴含着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宣扬着民族的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这些作品中做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创作了和学院派作品不同的新历史画。他的部分历史画旨在表现“波兰是扼杀不了的”的主题思想。在他之前的画家们创作的历史画，多局限于历史情节的描绘，囿于历史本身，而他的历史画往往不为某一个具体情节所约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在不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他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融进了作者的激情，从而使作品更富有生气，更有思想的深度，更本质地表现了历史。马泰伊科作为一名中小贵族阶层中的爱国主义画家，虽然未能完全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批判的因素和鲜明的人民性。这些批判的因素往往是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揉合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其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七.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又叫什克别里亚，意即“山鹰之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但是，在奥斯曼帝国长达近五个世纪的统治下，其民族艺术受到了压抑和摧残，当时有不少有才华的艺术家流亡国外。直到19世纪下半期，阿尔巴尼亚才显露出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端倪，揭开了近现代艺术的帷幕。
19世纪下半期，民族独立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当时一些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提倡学习西欧，企图打破阿尔巴尼亚闭塞落后的状态。这时的绘画不局限于宗教题材，而开始把目光投向现代生活，渴望掌握新的绘画技巧，于是产生了架上绘画。这时新艺术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拜占庭艺术的残余影响，把艺术为宗教服务转向为现代生活和斗争服务，提倡艺术宣扬民族的意识，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与此同时，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也开始得以发展。
阿尔巴尼亚近代美术的先驱者有考·伊德罗敏尼(K.ldromeni，1860-1939)、西·劳达(C.Rrota，1887-1961)、斯·德济格(S.Xega，1863-1953)、万·米奥(V.Mio，1891-1957)等。伊德罗敏尼是阿北方的库斯台画派的画家，也是一位建筑家。他早年在威尼斯学习艺术，回国后从事艺术创作，同时也热心于本民族的艺术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些艺术人才。他的肖像画已有现代艺术的一些特色，笔下的人物比较生动，特别是他把目光转向下层，描绘了一些贫苦农民及身穿民族服装的普通平民的肖像，代表作有《扎得里姆的农民》、《我的姐妹》(1883)、《斯库台的农妇》(1898)、《库斯台的婚礼》(1917)等。这些作品有一种淳朴的乡土特色，画面上的人物显得真实、自然且富有亲切感。此外，他还画过一些颇有世俗味道的宗教题材画，如斯库台教堂的《最后的审判》、《献给圣母玛利亚》等。
劳达是风俗画的先驱者，也是斯库台人。他早年在意大利学习，1914年毕业于米兰的美术学院。他在意大利期间就曾经画过一些表现反抗土耳其统治的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他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劳达的作品是与本民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人物亦或风景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情调和乡土特色，尤其表现了山区人民的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质朴的日常生活。代表作有《山区农妇进城》、《母亲像》、《父亲肖像》(约1933)、《一路平安》、《站在大门口的斯库台妇女》(1954)以及《斯坎德培的最后日子》等。
科尔察画派的斯·德济格是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他早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习绘画，回国后在科尔察工作。他的作品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画家。他在《斯坎德培骑马像》一画中很生动地描绘了一位15世纪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英雄。这位斯坎德培大公骑在马上，显得神采飞扬，好像正在指挥军队与敌人作战。画面上的人物和战马略带些夸张，这样更增加了画面的紧张和戏剧气氛。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双亲》、《斯坎德培的到达》(1933)、《多尼卡·卡斯特里奥基肖像》(20世纪20年代)等。
米奥也是科尔察画派的画家，又是阿尔巴尼亚风景画方面的先驱者之一。早年在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学习，后又去罗马继续深造，曾受印象派美术的影响，作品中擅于表现外光。他在《科尔察的街道》(1948)和《莫拉瓦的风景》(1954)等作品中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那里宁静优美的风景，色调绚丽而抒情，明亮的阳光布满了画面。
19世纪，阿尔巴尼亚的近代美术仅仅是复兴的开始，真正的发展与繁荣是在20世纪。
※谢绝一切形式的转载和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