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的真相
为什么我们会讨论人性的善恶。究竟是我们主动愿意去寻求真相，还是某些人在遥控了我们的思想。
有一项心理学实验，当给实验对象驾驶破旧车辆的时候，实验对象一般会礼让行人，但是如果换成高档豪华车，45%的实验对象会违法，不让行人先行。并且，驾驶的车辆越昂贵，驾驶员的态度越糟糕。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因此需要通过友善的行为来获得他人的认可。然而，当他们驾驶高档豪华车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因此无需再通过友善的行为来获得他人的认可。
心理学家扫描了大脑并发现，具有更强权力感的人脑中的镜像效应较弱，人类大脑通常会模仿他人。当别人笑时，你也会跟着笑。当别人打哈欠时，你也会跟着打哈欠。这种镜像效应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能，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但是有权势的人的大脑模仿能力较弱。好像他们与自己的同类失去了联系，因为这些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别人。这导致了高权力高地位的人们拥有“后天获得的反社会人格”：以自我为中心，无耻，漠不关心，缺乏同情心。
而这些反社会行为通常只在脑损伤的人中出现。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拥有权力时，他们的大脑会逐渐变的残疾。在古代社会中，如果有人争夺权力并展现出反社会的个性，他们很快就会被驱逐出社群，因为我们的人类祖先展现了“最善良者的生存”。
但是当代社会，把“无耻者生存”这条规则体现的淋漓尽致。执政者和管理者他们会活的很滋润，因为这些人没有太多的羞耻感。研究表明，有8%的商业高管可能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人类进化出的羞耻感是为了防止人们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羞耻感的人，他们敢于做任何事情，这使他们能够攀登到权力阶层的顶端
并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相信人性本质是邪恶的。
综上综前所述，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人性的善与恶是如何显现的。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遵循“最善良者的生存”原则，生活在一个平等、利他的社会中。
但是自从祖先们从游牧生活改为定居生活之后，就出现了国家、政治领导人、军队和奴隶制度。大多数人因为羞耻而不敢做恶事，所以他们让无耻之徒以高权力控制社会。国家发动战争看起来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但战争中的士兵是出于友谊而行动的，因为人天生更偏好自己人，而排斥他人。
然而，在危机时刻，人们确实展现出他们的善良一面。总结起来，许多证据都表明人性本善，但人们转变为“坏人”的机会仍然存在。罗格布雷格曼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人性发展取决于我们更相信哪一种人性。这被称为彼格马利翁效应。
心理学家鲍勃·罗森塔尔发现，如果学生被要求观察一只走迷宫的老鼠，并告诉他们这些老鼠是聪明的学生，那么学生们对老鼠会更加温和。结果，老鼠的表现实际上会更好。同样，如果教师更关注和赞扬某个学生群体，这个学生群体会感到受到不同对待，他们的表现会更好。
彼格马利翁效应也适用于人性。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对他的经济学学生进行了实验。一个学生在经济学专业学习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自私。经济学一直告诉他们人性是自私的，因此他们在经济学系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越相信人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就是说，自私自利这种人性由个体相信产生，相信的人影响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又会反过来加强这种信任，故而，人以群分，群体效应加强了对于人性的相信。
另一个更经典的例子是监狱。上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着“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社会容忍某些不良行为，会让人们认为这是可容忍的，进而导致更多人犯下不良行为。因此，打击犯罪的最佳方式是逮捕任何表现可疑的人。
这等于将普通人视为潜在罪犯。它假设人们本质上是邪恶的，只有严厉的惩罚才能遏制犯罪。这导致美国在1970年至2007年间囚犯数量增加了500%。世界四分之一的监狱人口在美国。
然而，大规模监禁的结果是什么？把美国的监狱变成了罪犯的寄宿学校。压制性的监狱系统使罪犯更容易受到暴力、欺凌和团伙的影响。这种人一旦被释放，会变得更加危险。相比之下，挪威的监狱认为，人天性中具有悔过和通过教育学习的能力，因此监狱生活应尽量设计得与外面的世界相似。
这将有助于囚犯重新融入正常生活。因此，挪威的监狱就像度假酒店。狱警和囚犯像朋友一样相处。这种监狱设计使挪威拥有了全球最低的累犯率。美国有60%的囚犯在2年内重新犯罪，而挪威只有20%。因为当你把囚犯看作人类时，他们就会像人类一样行事。
举个耳熟能详的例子，长月烬明中，大家都觉得澹台烬是魔君，于是都在有意无意把澹台烬往魔君的位子上推，如果没有黎苏苏，那么澹台烬成为魔君毁灭世界就会在时间的轮回中一次次上演。而黎苏苏，是所有把澹台烬当做魔君的人里，唯一相信他且爱他的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剧情里探知到，这份爱不够牢靠，为什么？因为环境的影响，人云亦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这就是乌合之众，群体行为带来的强大影响力量。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回头单独开文章细讲。
再回到人性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社会体系一直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认为儿童需要更多的管教，企业需要更多的管理，民主需要更多的政治家来引导。但如果普格马利翁效应存在，这意味着可以建立一个假设人性善良的社会来激发人性的善良一面。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带领大家去做呢？因为没有钱，因为会触碰某些人的利益，还记的第一批上位的人类吗？利用环境的善良，通过自己的作恶上位，再利用得到的权力将社会规范，分层，让下层人永远都没有实力去冲击上层人的地位。如果要由恶向善，那么千百年来建立的层级地位规范将统统都被打破。
当然，我依然希望可以通过人性观打造一个新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创建一个对人性持有不同看法的新社会。
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今天的公司赚的钱，大部分进入了管理层，经理，CEO的口袋。这是因为持人性恶的上层人以消极人性观建立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
人类天生懒惰和缺乏自律能力，因此需要上级管理并通过公司提供激励才能有动力工作。
这种管理模式假定每个人都不喜欢工作，所以工资是吸引员工的主要方式。设计绩效指标（KPI），诱惑员工通过优秀表现来获得加薪或晋升，然而事实上，奖励有时可能导致人的内在动机丧失。
心理学家在以色列的托儿所进行了实验。父母被告知如果他们迟到接孩子，就会被罚款。结果，迟到接孩子的父母数量增加了40%。因为准时不再是义务，只要你付钱就没关系了。
当规则可以用金钱衡量时，有钱人会肆无忌惮的违反。
按小时计费的律师习惯于给自己的时间设定一个价格，导致他们变得更为自私，不愿意提供无偿服务。资本主义的商业结构以人们懒惰和自私的假设为基础。结果是，雇员真正失去了内在的动机，只是想要更多的薪水。
但是，如果我们设计的企业对人性持有更积极的假设呢？荷兰企业家Jos de Blok最初在一家医疗机构担任管理职位。他发现许多参加了“有效领导”或MBA课程的人，自以为自己学到可以管理公司的技能。
然而事实是，
员工才是真正知道如何做事的人，正所谓领导来来走走，员工永远坚守。
相反，空降的领导常常把事情复杂化。真相是，即使在没有管理层的情况下，公司仍然可以运作。因此，Jos de Blok创办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社区护理”企业Buurtzorg。他给予雇员完全的自主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
该公司没有管理层，没有绩效红利，也不浪费时间开会，因为这些都是外部的激励措施。没有首席执行官，企业可以节省资金，用于其他事项。因此，相信员工能够自主的企业将运作更高效。
该公司目前已在25个国家扩张，拥有1万名员工。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公司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需要管理。因此，他们创造了许多繁琐的工作，让人们觉得工作毫无意义，而最重要的，公司的收益却被管理层拿走。
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新的人性观，相信人们有内在的自发动力，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高效的组织，赋予员工更多权力。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主开始受到质疑。政治腐败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公民被当作选票机器，每四年成为一次主人，其余时间成为奴隶，导致大家对政治的冷漠越来越多。
这是因为代议制民主本身就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上，认为大众是乌合之众，政治必须由公务员和政治家来治理。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人性的善良，为什么不让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领导政策呢？在1989年，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进行了一次政治实验。
城市政府的预算直接交给市民决定如何使用。成立了数百个集会地点，让人们现场辩论并投票决定预算如何支出。这使市民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不再觉得自己只是不能改变现状的平民。它还给底层人民一个表达的机会，而不是被排除在专业问题之外。
30%的参与者是社会中最贫困的人。更重要的是，参与式预算可以有效阻止腐败，因为现在市民知道每年的财务状况，并可以决定税款用于哪些公共项目。它还使市民更愿意纳税，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钱被用在了哪里。
许多参与预算编制的人表示，他们在生活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像个公民。政府官员过去每天坐在空调办公室里花纳税人的钱，但在实施了预算参与后，政治权力直接授予了公民，增加了社会住房，改善了基础设施，并在巴西修筑更多道路。
这个成功故事促使世界上许多城市采用了预算参与制度。当我们相信人们有良好的意愿来改变社会，我们愿意将权力委托给公民，实现真正的民主。
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最后关键是将“坏人”看作与你一样有着相同人性和善良的人。
人们通常认为战争证明了人性的残忍性，然而历史学家发现，在二战期间，只有15%到25%的士兵实际开火。为什么开火率如此之低？因为在近距离进攻时，士兵面对的是对方的人性。当你看到对方也是像你一样的人时，你会不愿意杀死对方。
因此，75%的英国士兵在二战中死于远程炮击，因为从空中投下炸弹不需要将敌人视为人。以这种方式进行攻击，不会引起道德上的责任感。换句话说，“邪恶”源于距离。当然，我认为十一区的那些“人”不在讨论之列。
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提出了他的“接触假设”。他的理论认为，仇恨和歧视源于接触过少和距离过大。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军发现，如果一支军队中有白人和黑人一起作战，白人通过并肩战斗的经历，发现了与黑人的共同人性。
结果，种族歧视的程度减少了九倍。如果我们将那些我们认为是敌人或坏人的人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历史上许多邪恶行为可能就不会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军队在圣诞夜在前线相遇。
德国人开始唱圣诞颂歌，当歌声传到英国军队时，发生了一种神奇的事情。英国士兵被感动，决定一起唱歌。双方的歌声使双方听到彼此的人性。第二天早上，圣诞节，德国人和英国人爬出战壕，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而将对方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
双方放下武器和敌意，握手和平。他们甚至开始互换礼物和进行足球比赛。双方还决定在圣诞节后不再开枪，这就是为什么战壕战争陷入僵局。前线的士兵根本不想打仗。
只有躲在后方的政府官员一直下令进攻。这些人从来没有与敌人接触过，所以他们看不到彼此有着相同的人性。几千年来，人类总是以一种错误的人性观念来理解自己，
即人是一个被文明伪装的自私的野兽。
然而，历史证据告诉我们，在危机时刻，人们总是展现出他们善良的一面。
每一次危机都向我们展示了帮助他人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人性使得人类能够在灾难之后重建文明社会。相信人性的善良也使得社会本身更符合真正的人性。罪犯可以被当作普通人对待，因此监狱不需要实施严厉的惩罚。
员工可以自主工作，因此公司不需要管理者。公民有权处理公共事务，所以民主制度不需要政治家。当交战双方看到彼此的人性时，战争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相信人性的善良，并创造一个我们彼此友善对待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