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计划

（一）怀特计划是在1942年美、英两国开始讨论战后经济重建问题，特别是设立稳定外汇市场和处理国际收支问题的国际机构。1943年4月两国同时公布各自计划方案，即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的是国际稳定基金计划，与凯恩斯计划有很大分岐，这个方案采取存款原则。怀特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按照存款原则建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基金总额为50亿美元。该国际组织的任务是：该组织发行国际货币尤尼塔，它可与黄金兑换，并可在会员国之间转移；各国货币与尤尼塔保持固定比价关系，平价的变动要经过基金组织同意；成员国发生国际支付困难时可用本币向基金组织兑换外汇，但是数量不能超过它认缴的份额；会员国基本投票权取决于份额的大小，基金的办事机构设在拥有最多份额的国家；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和复汇率制等岐视性措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该方案实际上是为了确定美元的霸权地位由美国一手操纵和控制基金组织，从而获得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权。凯恩斯计划即“国际清算同盟计划”，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提出。其目的是为维持和延续英镑的国际地位，削弱美元的影响力，并与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由于历经二战的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严重衰退，而英国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实力空前膨胀，最终凯恩斯计划在美国提出的怀特计划面前流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严重受创、伤痕累累，黄金储备消耗殆尽。为了维护战后的英国国家利益，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国际清算同盟计划”。

（二）凯恩斯的这套全新的世界货币方案中由国际清算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货币的分配份额按照二战前三年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计算，这种计算方法下英国可占世界货币总份额的16%，包括殖民地后整个英联邦的比例则高达35%。这样的分配有利于英国在耗尽黄金储备的条件下延续英镑的地位，同时削弱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影响力。这个计划实际上主张恢复多边清算，取消双边结算。这暴露出英国企图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意图，针对凯恩斯的方案时美国提出“怀特计划”作为反制手段。凯恩斯计划内容：建立“国际清算同盟”，相当于世界银行；会员国中央银行在“同盟”开立往来账户，各国官方对外债权债务通过该账户用转账办法进行清算；顺差国将盈余存入账户，逆差国可按规定的份额问“同盟”申请透支或提存；“同盟”账户的记账单位为“班科”，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用“班科”换取黄金；各国货币以“班科”标价，非经“同盟”理事会批准不得变更；会员国在“同盟”的份额以战前3年进出口贸易平均额的75%来计算；“同盟”总部设在伦敦和纽约，理事会会议在英、美两国轮流举行。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提出后英、美两国展开激烈的讨论，由于二战导致英国经济军事实力衰退，而美国正当时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二战的最大得益者，于是双方于1944年4月达成协议，基本反映怀特计划的内容，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恩斯计划流产。怀特计划内容：以基金制为基础，基金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基金货币与美元和黄金挂钩，基金规定使用的货币单位为“尤尼它”，每一“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

（三）表决权取决于会员国缴纳的份额，各会员国在基金组织里的发言权与投票权同其缴纳的基金份额成正比例；稳定货币汇率，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四分之三的投票权通过时会员国货币不得贬值；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和复汇率等歧视性措施；调节国际收支，对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基金”的办事机构设在拥有最多份额的国家。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摩根索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追求权力、显示权力和扩张权力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冷战以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证明世界上主要大国仍然把权力当作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断追求权力、炫耀权利，把外交当作是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国家获取权力的一种战略手段，一旦外交手段失去效用后替代手段就是军事力量的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如果转换视角，从构成国家力量基础要素的经济和金融方面来分析现在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与维也纳体系相比时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金融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国际金融的主要职能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求合适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国际金融造就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国家力量盛衰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强国来说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意味着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广泛渗透，并对其国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对受援国来说外资、援助和贷款必然使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仆依附关系，它们在获得投资和贷款的权益时常常被迫接受发达国家附带的苛刻还债条件和政治条件。

（四）实质上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是体现该时代霸主国利益的霸权体系，霸主国通过国际金融手段对国际经济和外交事务施加深刻的影响。霸主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它的货币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它的资本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旦国际金融发生危机后只有霸主国家才能发挥某种"起死回生"的关键作用。所以美国等西方列强充分认识到金融力量的巨大作用，它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可以在不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利用自身强大的金融实力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以达到和平时期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实现建立稳定的全球霸权体系的目的，金融外交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第一层意思是指金融力量与军事力量一样成为当代大国外交的一种新式的、更加有效的武器，以此来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层意思则表明由于金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加强，强国政府不再单纯将金融事务交给下属职能部门处理，而是上升到国家重要利益的高度，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不断处理各国之间的金融事务及其争端。现代金融外交产生于二战后期，发轫于一战期间。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产生于十九世纪，从1870年起英国等工业国家积累大量资本导致对海外的资本输出，给国际关系增添新的因素。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政府加强对本国企业的宏观控制，如银行、铁路、电力、电话。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大批地把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以致形成一种共识，政府可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国家正在变成经济机构。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欧美国家政府进一步突破亚当·斯密的禁区——政府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使民族国家变成财政国家。

（五）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国家的政府十分寒酸，因为根据历史惯例时一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5-6%，大部分财富散布在人间。世界大战改变这种局面，战争期间所有交战国的经济已全部货币化。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对人民的财富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政府控制使用，纳税人只保留很少一部分作为个人消费和投资。纳税人已经将经济主权转让给政府，而政府滥用这种主权，无限制的借贷和征税以充当战争费用。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为例，这两个欧洲最穷的国家在一战期间通过借贷和赋税获得的资金甚至超过它们国民的年收入。国民财富迅速从实物形式转向货币形式，政府控制和滥用国民财富的权力巨大无比，而那些能够主导欧美国家金融体系的列强必然是世界霸权国，英国扮演这一角色。显示英国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庞大的殖民地、威名远扬的不列颠舰队和生气勃勃的工业生产，而在于它控制近百年的国际金融体系。1914年英国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投资于外国铁路、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和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英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家从海外的投资中获得高额利润，英国成了靠投资生活的国家。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已经直接影响到英国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因此作为经济霸权国家的英国十分关心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通过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管理着世界金融体系。英国实行英镑与黄金兑换挂钩的金本位制，英镑成为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使用英镑结算。

（六）英国还实行帝国特惠制，在英镑区实行低关税政策。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从世界霸主的地位跌落下来，英国的经济体系遭到战争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的国库在两次大战中消耗殆尽。1945年英国海外资产损失40亿美元，出口贸易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外债高达120亿美元，黄金储备降至100万美元。显然英国经济囊中羞涩，虚弱的财政收支已经无力支撑起大英帝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尊严，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英国必须淡出国际舞台中心，让出世界霸主的宝座。另一位世界霸主开始粉墨登场，促成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强大动力是战后初期美国所拥有无与伦比的雄厚金融实力。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体系时清醒认识到美国依靠军事力量无法成为世界霸主，苏联同样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杀手锏则是它能运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创造一个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通过实现经济霸权来达到实现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目的。美国政治军事霸权迟至九十年代完成，而经济霸权早已实现，这一过程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始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已设想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货币联盟，由它取代各国中央银行的作用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发行国际通用货币。美国政论家约翰·内伦尖锐指出：“凯恩斯是一个极力鼓吹以经济帝国主义取代政治帝国主义，以金融资本垒筑帝王宝座的投机者。”

（七）凯恩斯的思想在远离欧洲本土的大西洋彼岸的到回音，1941年正当欧洲战场上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时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首席经济顾问怀特已经敏锐觉察到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承担的历史使命：取代英国成为新时代的世界经济霸主。为此他设计一套完整的建立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方案，“怀特计划”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建立稳定基金，一次保证国际汇率的相对平衡；二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支持穷国发展生产。"怀特计划"为正在寻求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美国领导层提供经济方面的可行性方案，因此摩根索财长和罗斯福总统猛然叫好，命令怀特起草正式文件提交总统审批。凯恩斯设想的流产是因为大英帝国的财力无法支持如此雄心勃勃的经济霸权构思，而怀特计划的成功启动在于美国已经具备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实现世界经济霸权的雄厚实力。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尚未从心理上做好争霸世界的准备。美国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的霸权意识猛然醒悟，同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美国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对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这为建立一个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创造必要条件。而作为参战国的美国显示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战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又为它自己平添不可估量的政治信用，于是威力无比的军事机器、深谋远虑的政治外交为美国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扫清一切道路上的障碍。

（八）1944年炎热的夏季盟军发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计划——霸王战役计划，不久以凯恩斯为首的一批盟国经济学家接受罗斯福总统邀请乘坐“玛丽女王号”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参加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商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事宜。布雷顿会议的召开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式形成，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另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组织，以监督国际贸易活动，但这一设想真正付诸实施却被推迟50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才宣告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完全按照美国方式组建和运作，成员权力的大小根据他们交纳的股金进行计算。美国在IMF88亿美元的本金中承担27.5亿美元，在世行的100亿美元股金中美国缴纳32亿美元，因此在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拥有足够的否决权。有些国家则缴纳很少一部分股金，如巴拿马只缴纳0.002%的世行股金，因此他们的投票权利只具有象征意义。世行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总部设在美国。从布雷顿体系的内容来看美国从稳定汇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三个角度勾勒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其核心思想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经济体系里面充分维护和实现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实行黄金-美元本位制，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的支付手段，规定各国政府可以按照35美元等于一盎司的固定比价，随时向美国用美元兑换黄金；

（九）各国货币的汇率严格与美元挂钩，上下浮动不超过1%，自己不得随意贬值或升值，各国中央银行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如此一来美元成了关键货币，美国可以充分享受戴高乐所说的美元特权而带来的种种优惠条件。当别国为外汇储备增减忙碌时，为对外贸易逆差加剧苦恼时，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通过印刷货币、增加美元供应量来解决本国外贸逆差，并且直接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美国推动建立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经济援助方式，加强同战后需要重建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将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纳入美国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同时美国可以在帮助其他国家经济复兴的名义下将本国大量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寻求新的利润市场。世行虽然对海外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但对接受国要求非常严格，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贷款之前世行通常派遣专家全面审查援助项目，保证贷款用于指定的项目。1946年9月智利申请世行贷款4000万美元，为了配合贷款申请，智利政府作了精心的文字准备，详细说明贷款的用途，结果被世行借口智利银行信用不好而否决。世行的第一笔贷款还是给了美国的欧洲盟国和未来的北约成员法国、丹麦、荷兰和卢森堡，总共4.97亿美元，几乎等于世行可借资本的总额。世行贷款方向主要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但接受贷款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没有任何债务。1948年3月智利与其债权国类达成偿债协议后才获得世行的第一笔发展贷款共计1.35亿美元，用于智利的大坝建设。

（十）世界贸易规则制订应该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环节，因为几百年以来贸易税收一直是西方列强和政界名流最重要的财源之一。同国内财源相比时许多国家更容易和更愿意从贸易关税获得财政收入，因此这些国家的关税率定得相当高，这种情况对美国相当不利。美国很想利用战争造成的相对经济优势来消除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美国曾经极力主张打破英国的帝国特惠关税制度，这一制度使英国出口商品在进入英联邦国家市场享有特惠关税，至1945年美国已经同27个国家谈判32项互惠贸易协议。但同时美国又不愿意快速开放本国市场，1945年美国出口商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这样使得它在倡导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时显得顾虑重重、步履维艰。布雷顿森林协定中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远远落后于其他的承诺，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确立三项原则：不歧视、多边主义和对所有签署国实行最惠国待遇；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来扩大贸易；所有签署国之间实行无条件互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世界贸易制度或执行贸易政策的普遍准则。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不久美苏之间爆发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就是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美国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被动员起来，为贯彻这样一个国家总战略目标服务。 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如果在经济上虚弱不堪，金融体系上动荡不安，很有可能倒向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对付苏联挑战的最好办法是发展经济。

（十一）美国主张西方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两个重点：第一是尽快恢复国内经济增长，实行充分就业；第二是建立有利于西方利益的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1947年上半年美国连续出台两个相互关联的对付苏联的战略步骤：一个是杜鲁门主义，宣布向希腊、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另一个是马歇尔计划，宣布向欧洲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款项，帮助这些国家迅速复兴国民经济，防止西欧国家左翼化，从而拉开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序幕。美国在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政策，在亚洲打了两场战争，在海外驻扎成千上万的军队。利用中央情报局对一些国家进行准军事介入，经常插手别国内政，推翻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时美国维持一个庞大的核武库，确保与苏联相互摧毁的核威慑均势，所有这一切争霸行为必然使美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如何解决美国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是美国统治阶层面临的头等大事，美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布雷顿森林体纳入美国全球霸权体系之中，使其成为重要的战略环节，美国着力强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使其威慑力量扩大到所有的盟国。由于美元成为国际硬通货，美国就拥有自行印刷外汇的特权，源源不断地为维持全球霸权地位提供资金，说到底“美元特权”构成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基础。法国总统戴高乐生前反复强调"美元特权"，曾经想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挑战美元特权，这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遭到非议，原因之一是金的生产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且又给产金大国（苏联和南非）新的特权。

（十二）所谓"美元特权"是指：其他国家当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不平衡时都不得不进行一番痛苦的国内政策调整，如削减公共支出和降低进口等；美国则不然，它长期处于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逆差的状况，却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弥补逆差。这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手段，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接受美元为本国的外汇储备。简言之其他国家必须挣外汇，美国则可印刷自身的国际支付手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支配外国创造的财富（这正是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的实质）。当然美国在享受美元特权的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自己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造就的“美元特权”本身存在着先天缺陷，除了戴高乐之外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比利时人特里芬敏锐指出美元特权的不合理性，并谋求设计一种能够取代美元的世界性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特里芬在1960年出版一本名叫《黄金和美元危机》的专著，揭示美元汇兑本位制的主要缺陷，即著名的"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指出在美元－黄金固定汇率制下美国政府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黄金，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其他各国储备资产的来源，若美国停止不平衡，势必减少他国的流动性储备；但另一方面若美国长期不消减国际收支逆差，又会使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因而争相拿本国的美元储备兑换美国政府的黄金（法国就是这么做的），而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应付所有债权人的兑换。美元按固定汇率的可兑换性必然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产生对美元的信心危机，这证明清偿能力的创造机制与国际对该制度的信心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特里芬本人提出这一悖论是为了说明“美元特权”对美国也是有成本的，从而劝诫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放弃“美元特权”。

（十三）他所倡导的“世界货币”IMF“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试图找出一种新的清偿能创造机制，但因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导致“特别提款权”仅仅获得名义上的国际货币，享受“美元特权”。美国继续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元优势赋予它的政治经济特权，冷战爆发后美国全力同苏联、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先后在朝鲜、越南打了两场局部常规战争。为了维持它在世界上的战略优势，美国不仅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向西欧以及苏联和中国外围的一些地区驻扎数十万的常规军，向盟国和反苏、反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不计代价地追求世界政治军事霸权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美国则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的金融特权，通过印刷纸币来支付这些高昂的成本。越战期间美国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用滥用到极点，当时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剧增，但约翰逊总统既不降低进口、不增税，也不削减公共支出，反而还发起扩大社会福利的“大社会”计划。换了其他国家后如果在政治外交上支付如此巨额的成本，仅仅依靠本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恐怕造就破产了，或者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社会动荡不安。但美国不必担心，它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培植的美元信誉，巧妙地将成本分摊给它的主要盟国（尤其是西德、日本）。面对苏联的威胁时出于政治和战略的需要，西德和日本同意为美国因在海外采取独霸行动而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融通资金。作为交换时美国也必须宽容盟国利用霸权制度来促进他们的经济繁荣，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忍受同盟国的贸易逆差，只要盟国不要将盈余的大量美元立即向美国兑换黄金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和西德实现经济起飞，两国出口贸易额从战后初期几乎零的水平迅速增长，相加一起已经超过美国的出口额。

（十四）德、日、法这些盟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对这些国家货币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马克、日元、法郎越来越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流通货币。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以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保障，把其他货币排除在储备货币之外，这些必然引起盟国的不满情绪。于是“特里芬悖论”开始发挥效力了，美国人陷入它设计的国际金融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内在矛盾之中。正如吉尔平所说：“一方面美元作为储备、交易和干预性货币的作用扩大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它在执行外交政策或管理国内经济时无须考虑它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时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如果美元不能贬值，势必造成盟国的出口优势，使他们获得大量美元。美国敢于无限制地印刷超过黄金储备的美元供应量是建立在与盟国保持政治上团结的基础上，盟国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伞来抵消苏联的威胁，因此不会立即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但美国估计错了，盟国为了本国的民族利益开始向美元特权挑战，戴高乐曾经要求法国央行尽可能地将美元向美国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打算这么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终于开始动摇，不久便土崩瓦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同苏联在政治军事上的争霸战略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基础。八十年以后美国竟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但是美国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力量迫使它的头号债权国日本不得向美国索取债务，反而继续为美国财政融资，使美国避免破产的境地，度过一段时间的难关。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日本和德国陷入经济发展低迷状态，美国已经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对手，从而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全面确立世界霸权国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该体系，因为此次会议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所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作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该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两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构思和设计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分别提出“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同是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但运营方式不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实力得到稳固，双方于1944年4月达成反映怀特计划的“关于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的专家共同声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人物是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地位，他力主强化美元地位的提议力挫英国代表团团长、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怀特计划”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蓝本。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若市场汇率超过法定汇率1%的波动幅度，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若会员国法定汇率的变动超过1%就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1971年12月这种即期汇率变动的幅度扩大为上下2.25%的范围，决定“平价”的标准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种汇率制度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各国货币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原则，《协定》规定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原则。任何会员国对其他会员国在经常项目往来中积存的本国货币，如对方为支付经常项货币而换回本国货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协定》作了“过渡期”的规定。《协定》规定国际支付结算的原则，会员国未经基金组织同意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确定国际储备资产，《协定》中关于货币平价的规定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三）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购买（即借贷）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会员国所认缴的份额越大，得到的贷款也越多。贷款只限于会员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即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经过3周的讨论后会议通过以”怀特计划”为基础制订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以及两个附议（即《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世界银行（简称WB），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中国是这两个机构的创始国之一，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先后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经过数年的战争后人们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现美国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美国不但最后打赢战争，而且在经济上发了战争财。据统计数据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拥有的黄金占当时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几乎全世界的黄金都通过战争这个机制流到了美国。1944年7月美国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各方签定“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金本位制”崩溃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同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制度相比时有了明显的改进：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来保证统一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各项原则、措施的推行；签订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金本位制对汇率制度、黄金输出入没有一个统一的协定，货币区是在规定的地区实施宗主国、联系国的法令。战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是一种国际协议，对会员国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的统一性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囊括在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之下，它的严整性在于对维持货币制度运转的有关问题做了全面规定，并要求各国遵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现代国际货币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例如国际收支调节制度、国际信贷监督制度、国际金融统计制度、国际汇率制度、国际储备制度、国际清算制度等。体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不是按各国的铸币平价来确定汇率，而是根据各国货币法定金平价的对比来普遍地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例关系；战前黄金输送点是汇率波动的界限自动地调节汇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为地规定汇率波动的幅度，汇率的波动是在基金组织的监督下由各国干预外汇市场来调节；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自由兑换，对国际支付一般不采取限制措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许多国家不能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对外支付受到一定的限制；

（五）金本位制度下国际储备资产主要是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储备资产则是黄金、可兑换货币和特别提款权，其中黄金与美元并重。在外汇储备上战前包括英镑、美元与法国法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几乎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国际金本位制下各国实行自由的多边结算，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采用贸易和支付的双边安排；国际金本位下黄金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的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美、法三国都允许居民兑换黄金，实行金汇兑本位的国家也允许居民用外汇（英镑、法郎或美元）向英、美、法三国兑换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只同意外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不允许外国居民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对战后的经济复苏起到一定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暂时结束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维持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固定汇率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不同于金本位下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典型的金本位下金币本身具有一定的含金量，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汇价的波动界限狭隘。

（六）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货币制度危机，导致金本位制崩溃，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混乱局面暂时得以稳定。促进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在金本位制下各国注重外部平衡，国内经济往往带有紧缩倾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偏重内部平衡，危机和失业情形较之战前有所缓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金组织提供的短期贷款暂时缓和战后许多国家的收支危机，促进支付办法上的稳步自由化。基金组织的贷款业务迅速增加，重点由欧洲转至亚、非、拉第三世界；世界银行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和投资不同程度地解决会员国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提供技术援助、建立国际经济货币的研究资料及交换资料情报等方面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有助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国际资本流动中引发的汇率风险，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输入与输出。为国际间融资创造了良好环境，有助于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对比一再发生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日益暴露。

（七）金汇兑制本身的缺陷：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加强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通过发行纸币而不动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掠夺，美国承担维持金汇兑平价的责任。当人们对美元充分信任和美元相对短缺时这种金汇兑平价可以维持，当人们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和美元拥有太多并要求兑换黄金时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平价就难以维持。储备制度不稳定：这种制度无法提供一种数量充足、币值坚挺、可以为各国接受的储备货币，不能使国际储备的增长能够适应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制度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的供应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际储备资产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国际储备资产过剩，美元发生危机，危及国际货币制度。这种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特里芬难题”，它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陷：该制度规定汇率浮动幅度需保持在1%以内，汇率缺乏弹性，限制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这种制度着重于国内政策的单方面调节。内外平衡难统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不能利用汇率杠杆来调节国际收支，只能采取有损于国内经济目标实现的经济政策或采取管制措施，以牺牲内部平衡来换取外部平衡。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汇率下跌时根据固定汇率原则，其他国家应干预外汇市场，这一行为导致和加剧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若这些国家不加干预，就会遭受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损失。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1950年以后除个别年度略有顺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1971年上半年逆差达到83亿美元。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日益减少。

（八）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冲击，爆发多次美元危机。大量资本出逃，各国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伦敦金价上涨。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60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没有了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崩溃标准：美元停止兑换黄金，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取消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完全垮台。

（九）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仍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尼克松新经济政策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5日宣布实行的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美元危机。其主要内容：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进口附加税；对外援助减少10%；对内实行工资、物价冻结，并减税和削减政府开支。该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美元危机又一再爆发，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史密森协定指1971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十国所达成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协定，由于会议在史密森尼学会召开而得名。企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调整美元价格，在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按照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元以及其他经济政策调整引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主要内容：美元对黄金贬值7.89%，每盎司黄金的官价由$35提高到$38；调整汇率平价，美元平均贬值10%，其他欧美主要货币升值；非储备货币对美元的波动允许幅度由正负1%调整为正负2.25%；美国政府取消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效果：并未消除对美元的信任危机，未能阻止美国国际收支继续恶化。1973年第八次美元危机爆发后美元对黄金再次贬值，协定各国先后放弃该协定，采用浮动汇率制，该协定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尝试彻底失败。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西欧崛起的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继两次宣布美元贬值。

（十）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美元地位下降。欧洲各国的许多人一度拒收美元，美元失去霸主地位，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顺利运行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分不开，要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需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但这三项条件却又是矛盾的，这便是特里芬难题。运作条件：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美元对外价值稳定。若其他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逆差，在基金组织同意下该国货币可以贬值，重新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可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要履行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义务必须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黄金价格维持在官价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充足，若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美国可以通过抛售或购进黄金加以平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解脱的矛盾，在这种制度下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与国际储备手段发挥着世界货币的职能。一方面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与国际储备手段，美元币值稳定时其它国家就会接受。而美元币值稳定要求美国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而且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保持顺差，从而使黄金不断流入美国而增加其黄金储备，否则人们在国际支付中就不会接受美元；另一方面全世界要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美国的国际收支就要保持大量逆差，否则全世界就会面临外汇储备短缺，国际流通渠道出现国际支付手段短缺。随着美国逆差的增大，美元的黄金保证会不断减少，美元将不断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元短缺到美元泛滥是这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此消彼长，美元危机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十一）美国黄金储备减少：美国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后海外军费巨增，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源源外流。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美元的第一次危机。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黄金储备不断减少。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21亿美元，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1亿美元，引发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美国完全丧失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1973年美国爆发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黄金储备已从战后初期的245.6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没有充分的黄金储备作基础，严重地动摇美元的信誉。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美国发动侵越战争，财政赤字庞大，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造成通货膨胀。在两次石油危机中因石油提价而增加支出，由于失业补贴增加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而造成政府支出急剧增加。美国消费物价指数1960年为1.6%，1970年上升到5.9%，1974年又上升到11%，这给美元的汇价带来冲击。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大举向西欧、日本和世界各地输出商品，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巨额顺差，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入美国，各国普遍感到“美元荒”。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贸易的扩大，其国际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美元和黄金储备增加。美国由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导致其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资金大量外流，形成“美元过剩”。这使美元汇率承受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不断出现下浮的波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由来已久，正因为黄金产量少且不可复制，所以将其作为支付手段才更为让人放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与黄金无关，当时黄金并不与各国货币直接挂钩，问题应该出在作为可以用于兑换黄金的货币上（即美元发行过剩，无法支撑美元和金黄互换），这才导致体系的混乱和崩溃。

（十二）特里芬难题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及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19世纪末第一次正式形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性货币体系，由于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所以该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在保持汇率稳定、自动调节国际收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又因为其发挥作用的一些前提条件或称“金本位制的比赛规则”在现实中受到破坏。不能适应战争时期增加通商的需要及英国在操纵国际货币秩序时所引起的严重的利益冲突的矛盾，使金本位制在一战前就已面临崩溃。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演变为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或黄金本位制，形成了一种不受单一货币统治的货币体系，但这种在狭小的黄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过渡性的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暴风雨袭击下，显得不堪一击，终至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创伤，经济实力大为下降，而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这为建立美元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创造了必要条件。

（十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有44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从而建立起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种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新型的国际货币制度），从而确立美元的霸主地位。布体系的建立和运转结束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弥补国际收支清偿力的不足，极大地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不断输入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即国际储备），这势必会危及美元信用，从而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反之美国若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其他成员国国际储备增长又成问题，从而会发生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的增长。美元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特里芬所提出，成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他并且据此预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会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特里芬难题”的本质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这一难题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就已存在，只不过在布体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典型罢了。布体系崩溃后仍以由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特征的牙买加体系开始建立，由于该体系实现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已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及支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特里芬难题”。

（十四）但这一体系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呢？从多元储备体系的现实情况看美元仍占有很大优势，能在国际储备中占一席之地的也只有美元、英镑、日元、欧元等极少数国家的货币。这种多元储备制不论其币种和内部结构如何变化，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要靠这些国家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实质上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多元储备体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因而也终将违脱不崩溃的命运。依靠主权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入“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特里芬难题”揭示的意义正在于此，这对于分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根据“特里芬难题”所阐述的原因，美国以外的国家持有的美元越多，由于“信心”问题让这些国家就越不愿意持有美元并会抛售美元。从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固定价格脱钩的“尼克松震荡”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开始瓦解，直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没有解决好“特里芬难题”。作为建立在黄金-美元本位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根本缺陷还在于美元既是一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它的发行必须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黄金储备。由于黄金产量和黄金储备量增长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双挂钩”原则下美元便出现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世界经济增长对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增长需要，美元的供应应当不断地增长；但这又会导致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和缺陷导致该货币体系基础的不稳定性，当着该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柱美元出现危机时必然带来这一货币体系危机的相应出现。

（十五）特里芬总结道：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是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即储备的净流出）来实现的，这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但美元的国际供给将不抵需求；如果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虽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如此两难困境注定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迟而已。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入“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不论这种货币能否兑换黄金，不论是哪一国货币，也不论是以一国货币为主还是平均的几国货币，这对于分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建立在黄金一美元本位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缺陷还在于美元既是一国货币又是国际货币，代行世界货币职能。作为一国货币时它的发行必须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黄金储备，作为国际货币时美元的供给又必须适应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黄金产量和美国黄金储备量增长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美元供给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美元的这种两难即“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及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该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美元的双重身份和双挂钩原则，由此导致的体系危机是美元的可兑换的危机，或人们对美元可兑换的信心危机。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和缺陷导致该货币体系基础的不稳定性，当该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柱美元出现危机时必然带来这一货币体系危机的相应出现。

牙买加体系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委员会于1974的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基础。直至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签定达成“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协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于1976年1月8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取消平价和中心汇率，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各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交易；减少黄金的货币作用，使特别提款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加强基金组织对国际清偿能力的监督；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设立信托基金，以优惠条件向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扩大基金组织信贷部分的贷款额度。《牙买加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以使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增加会员国的基金份额。在牙买加会议讨论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黄金和汇率体系，经过反复磋商1976年1月8日在临时委员会所举行的第5次会议上就汇率制度、黄金问题、扩大基金贷款额度、增加会员国在IMF份额等问题达成协议。会议是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的所以也称牙买加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则称为“牙买加协议”。

（二）浮动汇率合法化：会员国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汇率制度，可以采取自由浮动或其他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但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应受IMF的监督并与IMF协商。IMF要求各国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下寻求持续的经济增长，稳定国内的经济以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并尽力缩小汇率的波动幅度，避免操纵汇率来阻止国际收支的调整或获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协议还规定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会员国根据经济条件应逐步恢复固定汇率制度，在将来世界经济出现稳定局面以后经IMF总投票权的85%多数票通过后可以恢复稳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这部分条款是将已经实施多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予以法律上的认可，但同时又强调IMF在稳定汇率方面的监督和协调作用。黄金非货币化：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各会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会员国相互之间以及会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IMF所持有的黄金应逐步加以处理，其中1/6（2500万盎司）按市价出售，以其超过官价（每盎司42.22美元）部分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另外1/6法官价由原缴纳的各会员国买回，其余部分（1亿盎司）根据总投票权的85%作出的决定处理，向市场出售或由各会员国购回。提高国际储备地位：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以使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而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储备资协议规定各会员国之间可以自由进行SDRs交易，而不必征得IMF的同意。IMF与会员国之间的交易以SDRs代替黄金，IMF一般账户中所持有的资产一律以SDRs表示。在IMF二般业务交易中扩大SDRs的使用范围，并且尽量扩大SDRs的其他业务使用范围。另外IMF应随时对SDRs制度进行监督，适时修改或增减有关规定。

（三）扩大资金融通：以出售黄金所得收益设立“信托基金”，以优惠条件向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以解决它们的国际收支的困难。扩大IMF信贷部分贷款的额度，由占会员国份额的100%增加到145%，并放宽“出口波动补偿贷款”的额度，由占份额的50%提高到75%。增加会员国的基金份额：各会员国对IMF所缴纳的基本份额由原来的292亿SDRs增加到390亿SDRs（增加33.6%），各务会员国应缴份额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改变，主要是石油输出国的比重提高一倍（由5%增加到10%）。其他发展中国家维持不变，主要西方国家除西德和日本略增以外都有所降低。根据“牙买加协议”时IMF的执行董事会在1976年3月完成IMF协定条文的修改革案，送交理事会作书面表决，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第一次修正案是在1968年，授权IMF发行SDRs）。1978年4月1日经修改的IMF协定获得法定的60%以上的会员国和80%以上多数票的通过，从而正式生效。牙买加体系主要内容：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牙买加协议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同时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促进金融稳定，缩小汇率波动范围；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协议作出了逐步使黄金退出国际货币的决定，并规定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成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成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规定，IMF逐步处理其持有的黄金；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扩大其在IMF一般业务中的使用范围，并适时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规定参加特别提款权账户的国家可以来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各参加国也可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借贷；

（四）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从原来的292亿特别提款权增加至390亿特别提款权，增幅达33.6%；扩大信贷额度，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结构单一、美元地位十分突出的情形相比时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呈现多元化局面，美元虽然仍是主导的国际货币，但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了，由美元垄断外汇储备的情形不复存在。西德马克（现德国马克）、日元随两国经济的恢复发展脱颖而出，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已日趋多元化，ECU也被欧元所取代，欧元很可能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牙买加体系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一般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多数采取单独浮动或联合浮动，但有的也采取钉住自选的货币篮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多数是钉住某种国际货币或货币篮子，单独浮动的很少。不同汇率制度各有优劣，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与独立性。而固定汇率制则减少本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方便生产与核算，各国可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开放程度、经济结构等一系列相关因素去权衡得失利弊。调节国际收支主要包括：运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收支作为一国宏观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国往往运用国内经济政策来改变国内的需求与供给，从而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比如在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下可提高利率，减少货币发行，以此吸引外资流入，弥补缺口。需要注意的是运用财政或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时往往会受到“米德冲突”的限制，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牺牲其他的政策目标（如经济增长、财政平衡等），因而内部政策应与汇率政策相协调才不至于顾此失彼；运用汇率政策，在浮动汇率制或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下汇率是调节国际收支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原理是经常项目赤字本币趋于下跌，外贸竞争力增加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项目赤字减少或消失。

（五）相反在经常项目顺差时本币币值上升会削弱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减少经常项目的顺差。实际经济运行中汇率的调节作用受到“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以及“J曲线效应”的制约，其功能往往令人失望；国际融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功能主要由IMF完成。在牙买加体系下，IMF的贷款能力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伴随石油危机的爆发和欧洲货币市场的迅猛发展，各国逐渐转向欧洲货币市场，利用该市场比较优惠的贷款条件融通资金，调节国际收支中的顺逆差；加强国际协调，这主要体现在以IMF为桥梁，各国政府通过磋商，就国际金融问题达成共识与谅解，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形势的稳定与繁荣。新兴的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西方七国通过多次会议达成共识，多次合力干预国际金融市场，主观上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客观上也促进国际金融与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米德冲突是指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冲突。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充分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如果独立实行一项政策容易引起内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后丁伯根发展米德的观点：是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主要特征：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取消国家之间必须用黄金清偿债权债务的义务，降低黄金的货币作用。使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下降，促成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的建立；多样化的汇率制度安排，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是维持经济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牙买加体系允许汇率制度安排多样化，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用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固定汇率制度。

（六）IMF把多样化的汇率制度安排分为三种，硬钉住汇率，如货币局制度、货币联盟制等。软钉住汇率，包括传统的固定钉住制、爬行钉住制、带内浮动制和爬行带内浮动制。浮动汇率群，包括完全浮动汇率制以及各种实施不同程度管制的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牙买加体系中可供一国选择的国际储备不单只是美元，还可以黄金储备、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等国际性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头寸、特别提款权（SDRs）。尽管如此但美元仍是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原有货币体系的根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IMF允许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家可以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资金融通机制等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对国际收支不平衡进行相机抉择。爬行钉住制是汇率制度的一种，指汇率可以作经常的、小幅度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它有两个特征，一是该国负有维持某种平价的义务，二是这一平价可以进行经常的、持续的、小幅度的调整（如2%~3%）。由于内部或外部的经济冲击所引起的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严重变化可能需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改变才能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如果拘泥于严格的爬行钉住的调整，由于汇率不可能大幅度改变，因而就可能需要一国政府放弃一些内部目标的实现。进一步说如果平价值的小额变化频繁发生且是不可预测，那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就依然存在某些附加的风险。如果经验是一切的指导，那么在一个内部经济条件不稳定的经济中（如通胀水平极其快速地增长）实行爬行钉住制，可能本质上就等同于浮动汇率制。爬行带内浮动制又称目标汇率区制，广义的是指将汇率浮动限制在一定区域内（例如中心汇率各10%），狭义的是指汇率目标区特指以限制汇率波动为核心的，包括中心汇率及变动幅度的方法、维系目标区的国内政策搭配、实施目标区的国际政策协调等一整套国际政策协调方案。

（七）积极作用：多元化的储备结构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间的僵硬关系，为国际经济提供多种清偿货币，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盾；多样化的汇率安排适应多样化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经济，为各国维持经济发展与稳定提供灵活性与独立性，同时有助于保持国内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多种渠道并行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有效与及时。体系缺陷：在多元化国际储备格局下储备货币发行国仍享有“铸币税”等多种好处，同时在多元化国际储备下缺乏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这本身就可能造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汇率大起大落、变动不定导致汇率体极不稳定，其消极影响之一是增大外汇风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并不健全，各种现有的渠道都有各自的局限，牙买加体系并没有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那么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就成为经常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1973年浮动汇率普遍实行后西方外汇市场货币汇价的波动、金价的起伏经常发生，小危机不断，大危机时有发生。1978年10月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就是著名的1977年—1978年西方货币危机。由于金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金额上都大大增加。信用货币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到种类繁多，现金在某些国家的通货中只占百分之几。货币供应量和存放款的增长大大高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而且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信用的依赖越来越深。总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清缅战争

（一）中缅两国自汉代有了官方的正式往来，元、明时期中缅关系进入新的时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诏蒲甘王朝的那腊底哈勃德王纳贡归附，缅甸国王杀害使者并拒绝纳贡。忽必烈下令相吾答儿、太卜、也罕的斤等率军大举攻缅，攻破江头城（也称太公城，即蒲甘王朝的首都），并于次年设立征缅行省。缅王那腊底哈勃德逃至勃生，之后缅王遣使谢罪纳贡，缅甸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从嘉靖到万历年间随着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以及明朝统治的逐渐削弱，明朝在西南边陲的统治受到挑战，莽应龙继续北进，开始蚕食中国的西南边疆。明朝虽然在西南边陲设有六个宣慰使司并以土司领之，但由于地处边远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施加的影响逐渐减弱。1581年缅王莽应龙去世，其子莽应里继位，他进一步加大对中国西南边陲的蚕食力度。缅甸军队不断进攻云南，对中国云南边陲的社会安定和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明朝终于1583年派刘綎、邓子龙率军出征西南，历时两年的战争以刘綎收复所有失地而胜利告终，缅军被打败，原本摇摆不定的土司纷纷又重新归顺明朝。但当战争结束后明朝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重整边防，防止缅甸对云南土司的侵扰，而是不再过问缅甸事务，结果缅军又不断地持续侵扰中国西南边境。清朝前期中缅关系处于停顿状态，清朝在平定南明政权的过程中虽与缅甸有过接触，但并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官方的交往。清朝前期清朝统治者忙于巩固自身的政权，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之后清朝采取的是稳定西南边疆的国策。 清朝在西南地区采取安边守疆政策的同时政治上还是抱有将缅甸和平纳入朝贡体系的想法，只不过态度很慎重。随着清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西南边疆外的老挝、安南、暹罗等国纷纷被接纳为藩属国，但对于缅甸时从朝廷到地方都非常慎重。虽然清朝也希望缅甸能够藩属纳贡，以体现清代中国威加四夷的强盛，但希望缅甸主动诚恳来贡，不想大动干戈。

（二）1729年缅甸控制下的整迈土司请求内附纳贡，被云贵总督鄂尔泰拒绝，整迈入贡遭拒肯定是清政府不想引起和缅甸的矛盾。1748年缅甸迫于国内局势的压力派人求贡，在云南就被地方官所拒绝。1749年缅甸北部的土司木邦也请求纳贡，但是清朝西南边境的地方官员“以该夷于明末久为缅属，未便准许”为辞加以拒绝。1750年在茂隆银厂吴尚贤的牵线下事情出现转机，茂隆银厂位于永顺边疆的佤族聚居地，又被称为卡瓦。内地人吴尚贤设厂开矿，生意红火。当地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 正式归属到清朝政府的管理之下。吴尚贤聚众在边境开采银矿，和缅甸宫廷也有交往。1750年七月缅甸初次奉表称臣纳贡，清高宗乾隆帝同意其进京朝见，这一事件后清朝和缅甸甸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起来，两国在政治上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当清缅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缅甸国内政局却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缅甸贡榜王朝建立后凭着其军力，迅速压服中缅边境上的诸多土司，在对原缅属各掸族土司确立统治后开始派出小股部队配合这些掸族土司的部队以军事威胁向中国管辖的内地土司强制要求征收传统的“花马礼”（即为贡赋钱粮，处于中缅两国边境上的各掸族土司在历史上为谋求自身安全曾向两国都缴纳这贡赋）。贡榜王朝是个强大的新兴帝国，横扫东南亚，向西北吞并阿霍姆王国和曼尼普尔王国（今印度东北），向北收服掸族土司，向东吞并南掌（今老挝），向南灭掉暹罗（今泰国）的大城王朝。1755年缅甸东吁王朝的王子色允瑞东带领战败的属下八十余人渡江入猛卯，云贵总督爱必达、云南巡抚郭一裕会檄猛卯土司，遣之使去，两天后色充瑞东才率众离境。清政府对待东吁王朝逃难王子的态度充分说明清朝不愿意卷入缅甸国内事务，此后一段时间内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地方高官在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充分表明清王朝严守中立、不愿多生事端的政策。

（三）内地土司有些屈服于缅甸的兵威，有些并不屈服。这些不屈服的土司派人向云南地方官府请求军事支援。但当时乾隆帝忙于平定准噶尔而无暇南顾，不愿与周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云南地方官府对此事一直是奉行偏向绥靖政策。而当乾隆帝从平定新疆这一事情脱身后开始对缅甸这种压迫边疆少数民族和挑衅清朝国威的行为采取强硬态度，中缅边境局势逐渐紧张。此时清朝历经康乾盛世后国库积累巨大的财富，到乾隆中期国库存银高达五千多万两，这样清王朝就具备远征西南的物质条件。1762年缅甸方面再次向这些内地土司征收贡赋未果，遂出兵入侵中国，正式点燃中缅两国边境冲突的导火线。1762年冬缅甸木邦的土司率领自己的部队以及贡榜王朝的军队共2000人侵入中国孟定和耿马两内地土司的管辖区域，劫持孟定的土司，焚烧耿马土司的衙署和一些当地的民居。当时清朝在当地的军事驻扎力量有三种：一为云南地方官府派驻的绿营兵；二为各地土司自己掌控的土练；三为边境一些矿场为自保建立的场练。耿马土司逃出后立即率领土练和场练反击追杀缅兵，于滚弄江畔击败缅兵，先后斩杀约200人。但为了息事宁人，耿马土司随后还是通过木邦土司向贡榜王朝缴纳“花马礼”。虽然那时云南地方官府沿滚弄江一带布防，但仍偏向于绥靖而不想多事，所以在第二年边境一矿场场长带兵过江擒杀缅兵却被认为是“杀良冒功”而处死。然缅甸方面却没有收敛的意思，孟定和耿马两内地土司稍微平静些时但车里土司（今西双版纳）管辖地带却依旧不平静。1762-1764年缅属孟艮土司带领自己的部队和贡榜王朝的军队连年入界骚扰，特别是1765年骚扰规模骤然升级，缅兵进入车里土司多处地方勒索钱粮和掳掠民众。

（四）其原因在于当时缅甸正和其历史上的死敌暹罗交战，制定沿清迈、万象一线进攻暹罗的方针，而车里正处于其进军路线的旁侧，需要大量的钱粮以及劳力为军队的进军做后勤保障。乾隆帝一直以为侵扰边境的是境外的贼匪，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缅甸新王朝的有组织的军队，这一误判也是由于边吏情报的不准确造成的。边吏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被侵扰土司的报告，但这些报告未必都是可靠的。缅军侵扰沿边内地土司的最主要目的是追索“花马礼”来恢复东吁王朝鼎盛时期对这些土司的控制，是有明确政治要求的。耿马、孟连、车里等土司在东吁王朝鼎盛时期大多两属，以清为父，以缅为母。东吁王朝衰落后这些土司摆脱缅甸的控制，成为清朝的内地土司。所以在缅甸新王朝重新要求交纳花马礼的时候受侵扰土司在报告时大部分将其描述成境外贼匪的劫掠事件，而对“花马礼”等涉及政治要求的信息故意隐去，以免清朝追究自己两属的问题。边吏将土司加工过的情报上奏乾隆帝，影响最高决策者的判断。新任云贵总督刘藻到任后一方面清楚边境形势危急，一方面又明白乾隆皇帝对云南边事不愿再绥靖，于是紧急派兵追剿，但除擒获5人外别无战果。刘藻为一介书生而并不知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帝对局势的误判，没有将它当成是一场战争，而是普通的剿匪，所以敢于放手让书生将兵。到了七月缅兵饱掠后自动撤退，而刘藻竞以“缅人望风遁走，清兵大捷”上奏。

（五）但缅兵丝毫不给刘藻面子，于1765年十月再次以数千人的军队规模入侵车里，占领车里土司衙署所在的橄榄坝。其兵锋甚至深入内地思茅，发文中国，宣布车里（西双版纳）为缅甸领土。当地的土练一触即溃，刘藻急忙命3000绿营兵围剿，缅兵游动作战。清兵虽然陆续收复橄榄坝等多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一般都是缅兵主动撤退的，清兵并无多大战果。相反一路大约600人的清兵在援救猛阿途中陷入缅兵埋伏，被击溃，死伤10余人。乾隆闻奏大怒，将刘藻革职。1765年12月21日清军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率领绿营六百名渡整控江，遭遇缅军。当时的报告是：参将何琼诏、千总薛士后、外委陶国兴全部阵亡，游击明浩受镖伤，六百余兵丁，只有一百余人生还回营。曾经点过翰林的刘藻因善于揣摩上意而屡次升职，因未能实现乾隆皇帝战前要求的“穷力追擒，捣其巢穴”的目标使得乾隆暴怒，又因谎报军情降补湖北巡抚，1766年三月三日夜自刎身亡。清军第一次出击失败后1766年二月乾隆派出他器重的边疆大吏杨应琚（汉军八旗出身，时担任大学士，由陕甘总督移任云贵总督）到达云南，此时清兵趁缅兵撤退之际出边攻入缅甸，到1766年四月时缅属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区均被清兵占领。但由于缅兵一路上坚壁清野，清兵并无多大战果，最后清兵任命一些掸族土官治理这些地方，留下800人驻防后退回。清朝云南诸多地方官员被表面的军事胜利所蒙蔽，主战热情高涨，鼓动杨应琚继续对缅作战。

（六）虽然内部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缅甸声势浩大，不宜擅开边衅。但杨应琚对缅甸局势茫然无知，认为缅甸不过是莽匪和木匪两部分组成，内部分裂涣散，不足为惧。在杨应琚的支持下主战派发布檄文号称“发兵五十万，大炮千樽”对缅甸大举进军，以震慑缅甸，同时多方招抚缅属土司。对于缅甸当时的内部局势、兵力情况和与暹罗交战时清朝朝野上下一无所知，只幻想凭借云南地方的万余绿营兵即可征服缅甸，热心军功的云南地方文武官员不等乾隆圣谕立即先动手起来。7月缅甸蛮暮土司去缅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没回来，他的母亲、妻子和弟弟在清朝的震慑招抚下奉上版图归降。腾越副将赵宏榜率兵约500出铁壁关，轻取蛮莫土司管辖地区重镇新街（今缅甸八莫）。而蛮莫土司自阿瓦回来后也向清军投降，木邦土司不久也宣布内附。9月杨应琚开始调集1.4万兵准备向缅甸进攻，并先派遣3300兵进驻木邦土司附近的内地遮放土司，本人也进抵永昌查看军情。缅兵主力虽然在暹罗陷入泥潭，但留守部队加各地土司部队数量依然不少。在清兵发动攻势后留守阿瓦的缅王孟驳并未惊慌失措，一面严令征暹缅兵继续围攻大城，一面派遣将领莽聂渺遮率缅兵1万沿阿瓦溯伊洛瓦底江而上与清兵对抗，并令落卓土司攻击木邦土司。9月初木邦土司抵挡不住，退往清兵驻扎的遮放土司地区。新街此时成为中缅边境重镇，扼水陆之要冲，水路顺流而下，四五日就可到达缅都阿瓦，为双方必争之地。这时该地的周边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但杨应琚依然只派永顺镇都司刘天佑和腾越镇都司马拱垣率400余兵支援赵宏榜，援兵于1766年9月7日到达新街，清兵总数依然不足千人。

（七）9月24日三千缅兵乘船抵达新街，随即对清兵发动攻击。双方兵力悬殊，清兵坚持两日一夜后宣告不支，刘天佑战死。赵宏榜率残军由小道突围，退入铁壁关，蛮莫土司也率其部众退入云南。杨应琚紧急调集各镇绿营兵赴援，命东路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今云南畹町市），打算进攻木邦土司管辖地区。西路永北镇总兵朱仑带兵进驻铁壁关，打算进攻蛮暮土司管辖地区以收复新街。缅兵部署却出乎清兵意料，缅兵在新街分兵两路，主力沿东北方进入中国境内，在铁壁关外楞木驻扎；另一路二千余人继续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达戛鸠后东向攻入中国境内，再南下截断铁壁关清兵后路，清兵对此丝毫不知，云南提督李时升于1766年11月15日抵达铁壁关，第二日命朱仑率3000余兵出关攻击，17日朱仑抵达楞木，在高处扎营。18日缅兵主动发动攻势，缅兵部分装备的是燧发枪（来自英、法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或通过购买，或通过俘获），射速、火力、对环境的适应都远胜清兵。结果双方交战四日互有死伤，但清兵伤亡较大，首先感觉挺不住，急忙求援。提督李时升拨宛顶兵700名赴援，但清兵战况依然不利，缅兵树立营栅，逐渐逼近清兵大营。23日起清兵坚壁不出，双方暂时休战。楞木缅兵全数也不到六千，但朱仑却以杀敌六千，取得楞木大捷上报。1766年11月20日缅兵绕道戛鸠的北路兵二千余人，由万仞关、巨石关间攻入守备薄弱的腾越境内，仅仅十天时间先后攻占盏达、铜壁关。清兵死伤数十，游击班第战死，战火蔓延至户撒、腊撒地带，严重威胁铁壁关后路。得知缅兵由万仞关攻入后清兵开始手忙脚乱，提督李时升命游击马成龙带兵900名由户撒前进，又令驻南甸的临沅镇总兵刘德成率所部2100兵自后夹击，但刘德成到达木崖后迁延不前。

（八）马成龙率部徒涉渡江时水深没及腰，火药皆湿。缅兵伏兵突起冲杀，马成龙阵亡，除未来及渡江的70余人，八百余兵死伤殆尽。1766年12月北路缅兵渡江进入户撒地带，李时升先后调2800兵至户撒抵御，双方交战不多。因为缅兵看清兵越来越多，干脆脱离接触，退往铜壁关，绿营又以大捷上报。缅兵虽然屡战屡胜，但也很清楚本国军队主力远在暹罗，无法长期与清朝抗衡，压力颇重。所以其作战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战逼和。于是在楞木前线上缅将莽聂渺遮请求议和，但清兵要求缅甸递交降表称臣，谈判破裂。不久楞木及铁壁关清兵被北路缅兵严重威胁后路，清兵狼狈撤至陇川。缅军主力四千余人攻入铁壁关，进军陇川。在陇川中两军再次爆发大战，1766年12月16日缅兵先锋进军时被大队清兵围困，第2日缅军主力增援，双方交兵后缅兵骑兵突然于丛林冲出，而被围的缅兵先锋也趁机突围。清兵战线崩溃，一路溃逃而回，兵员虽然丧失不多，但军械枪炮丢弃很多，而总督杨应琚仍以克捷奏闻。云南提督还想调兵三面围攻，但实在力不从心，无法有效组织反攻。杨应琚也由之前的雄心壮志转为胆战心惊，赶紧派人到陇川命令朱仑与缅兵议和。缅兵12月26日提出谈判的时候朱仑派参将哈国兴接受对方条件，双方停战，蛮暮、新街等地仍归缅甸。28日缅兵主力开始撤兵，打算取道猛卯转回木邦。北路缅兵由铜壁关取道铁壁关，转回新街。猛卯为内地土司，朱仑派已升为副将的哈国兴率2000余兵于1767年正月初四日进驻猛卯。缅兵正在猛卯附近扎筏渡江，看到清兵大举追来，以为清朝撕毁协议。于是初七日开始围攻猛卯城，哈国兴受伤，一把总阵亡。

（九）11日二千清兵来援，缅兵撤退，清兵追击，遭到反击，损失颇大，各有一名游击、都司、守备阵亡。缅兵虽然也有伤亡，但清兵却上报杀敌四千，过于离谱。杨应琚继续调兵万余，进到木邦土司地区与缅军对峙。杨应琚一味按照前线清兵的奏报上报给乾隆称清军屡获大捷，前后杀敌至万人。乾隆派往云南的侍卫福灵安将真实情况报告回来后震怒，于2月将李时升、朱仑逮捕进京处死，3月又将杨应琚逮捕进京赐死。广东将军杨宁接任云南提督，3月到达木邦土司地区前线。这时缅属孟艮土司已经分别夺回孟艮、整欠等地，并进犯内地孟连地带，威胁木邦清兵后路。木邦地区的缅兵也不与清兵正面交战，而是在清兵后面出没攻击后勤粮队，基本断了清兵粮道。4月木邦清兵后勤断绝，战力崩溃，撤回内地。乾隆派满洲将领明瑞接任云贵总督，继续主持对缅战事，而这时缅甸大军已经攻占暹罗大城，准备撤兵回国。清朝云南地方绿营兵几乎没怎么上过战场，器械又不精良，战力薄弱。带兵将领多能力不强，不体恤士兵，不懂地势，不知战术。方面大帅云贵总督又是文人出身，丝毫不懂军事。所以中缅第二次战事虽然士兵总数上清兵多过缅兵，但依然屡战屡败。云南绿营兵共三万余，能用之兵只有二万余。中缅第二次战事中云贵总督杨应琚上报兵部调兵1.4万，实际共调兵1.5万。战争中死、伤、病官兵不下三千人（其中战死1100人，病故1500人），木邦地区的失败就有游击以下两百余人被俘。在木邦地区溃败后缅甸400余士兵和各地土司部队共二千兵于七月进攻车里，清兵虽有两个总兵坐镇，但只是略为抵挡后即闻风溃逃，缅兵劫掠一番后很快退回孟艮，至此宣告单靠云南绿营兵已经完成不了对缅战争的任务。

（十）但乾隆、军机处以及新任云贵总督明瑞都对缅甸仍旧抱着极其轻视态度，他们向来看不起绿营，认为绿营兵战败不等于缅兵战力强大。又分析缅兵主力不过万人，只需要调集二、三万主力军就可征服缅甸。乾隆还早早地考虑征服缅甸后如何统治，同时命令两广总督行文暹罗：“如果缅王战败逃往暹罗，务必尽力追擒。”其实此时暹罗已经灭亡，1767年4月缅甸攻占暹罗大城，此时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乾隆耳中。朝中有人还提出请暹罗出兵夹攻，乾隆皇帝一口否决并说：“大清正当全盛之时灭缅甸不过是轻而易举，如果请藩属出兵帮忙，即使打胜了也会被属国看不起。”明瑞为外戚亲贵，在平定新疆中也立过不少军功，调任前为伊犁将军，是员悍将。1767年4月明瑞到任后在盲目乐观的情绪支配下筹备各项对缅作战事宜，乾隆调满洲兵三千、四川绿旗兵八千、贵州绿旗兵一万（其中一千驻守普洱，并未参加远征），外加云南绿旗兵五千，合计2.5万兵。分两路进军：明瑞亲率1.7万兵（内有满洲兵二千余）为南路军，出宛顶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八千兵（内有满洲兵九百余）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回合阿瓦。每兵带足两个月的粮食，征马、驴、牛八万余为作战、后勤用。明瑞认为如果直捣阿瓦，缅甸将自顾不暇，加上立功心切，几乎把所有的精兵强将都带在自己身边。9月24日清兵从永昌出发，11月2日明瑞率南路兵出宛顶进入缅境，十日占领木邦城（今缅甸兴威）。自宛顶至木邦城六百多里，因为屡经兵火，人烟断绝。缅兵也一路坚壁清野，不与清兵交战。明瑞留参赞大臣珠鲁讷率兵五千留守木邦城，自率1.2万精兵继续前进。北路兵11月16日抵达老官屯（新街附近），与早已在此夹江树栅防守的数千缅军对峙，清兵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十二月额尔景额得病身亡，乾隆令其弟额尔登额接任北路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