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精神分析，和社会学

早期马克思超过旧人道主义的地方在余，同样觉得有一个普遍的人性，正当其他人戴着唯心主义的眼镜，觉得是偶然而来的“社会风气”，或者至多是私有制的一种抽象的腐蚀，使得人性堕落或异化，然后在社会层面通过各种恶性现象表露出来时，马克思则在《法哲学批判》和《手稿》里屡次指出，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人格是具体的，它在目前被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社会的生产方式所统治、压抑，被“客体化……以致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

他在这里已经预含了一个反人道主义的前提：既然人格由始至终都是旁观者，那争论它“本恶”抑或“本善”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运动难道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个异己的对象给牵着鼻子走吗？“人性”“人的本质”在此所表现出来的无力，直接使批判的武器指向了对历史条件，即唯物史观中对现有物质关系的揭露，一句话，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历史性运动的批判性分析。

现在的精神分析社会学，不正做着相同的工作吗？齐泽克说，当今的个人精神分析治疗是必然失败的，因为整个社会机体已经使得个人对创伤（以及暴露出的症候）抱有一种犬儒式的态度。那么问题是对整个社会作出拉康派的诊断吗？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就已有过争论了。信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曾对弗洛姆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展开过激烈批评——后者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视作一个有病的、不符合人性的机体，而需要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及“治疗”，也就是社会行动。

“那么是不是把它的这个病治好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能万股长存了呢？”马尔库塞问，“或者说，这个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内部矛盾就已经妨碍了它的治疗，它是一个必然终结的社会形态。”

其实可以看出，两者表面上是弗洛伊德信徒们的争论，然而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路线斗争：革命，还是改良？是要给资产阶级拿出虚构的救世之妙计，还是真正的把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