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反董战略是否靠谱？

董卓祸乱朝纲，成了危及汉朝江山的罪魁祸首，汉献帝惹不起他，只能依靠大臣。而大臣中，袁绍公然拍了董卓桌子，却慑于他的军事实力，不敢造次，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冀州，直到曹操打响第一枪，他才随声附和，加入阵营当老大。在朝中，韬光养晦准备除掉董卓的王允，此时因为时机不成熟，也只能隐忍不发。而此时，有一人最具除掉董卓的潜力，他就是曹操。

曹操的机会在于，他很受董卓赏识。《三国志》记载：董卓刚刚在京城掌权，就想拉拢曹操，上表封他当骁骑校尉。《三国演义》中，曹操甚至成了董卓的亲信，可以随意出入董卓住处，这才有了《谋董卓孟德献刀》的原创故事。这段故事并不见于史书，是文人杜撰无疑，但写得非常精彩，曹操的谋略胆识和多疑诡诈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跟之前伍孚刺董卓的情节形成鲜明对比。伍孚是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的仁人志士，而曹操则是做事周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奸雄。伍孚刺董卓的故事在《英雄记》中是有记载的，且他跟城门校尉伍琼都姓伍，都字德瑜，可能是同一人。但《三国志》记载，城门校尉伍孚是受袁绍起兵反董的牵连，被董卓杀死的，并没有行刺董卓。所以，至少在《三国演义》里，伍孚和伍琼并非同一人。

《三国演义》原创的曹孟德谋杀董卓故事虽然精彩，但还是把曹操写得太莽撞了、太冒险了，不像深谋远虑的政客，虽然是奸雄，却没奸对地方。这段原创情节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三国志》记载：年轻时期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且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倒是很符合持刀站在董卓面前的曹操形象。孙盛的《异同杂语》记载：曹操曾经潜入常侍张让家，被张让察觉；曹操在庭院中舞着手戟护身，跳墙逃走。这部书还说：曹操才气、武功超越常人，一般人奈何他不得。这就太捧曹操了，把他说成了以一敌众的武林高手。这段被《三国志》弃用的记载很可能是《三国演义》中曹操性刺董卓故事的最初灵感来源。

而历史上的曹操，不会这么冒险，但同样不够冷静。曹操早就看出董卓靠废立皇帝上位的手段无异于自掘坟墓。早在黄巾起义猖獗的光和末年，对朝廷极度失望、托病回家归隐的曹操就有废立皇帝的机会。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行动，曾拉拢曹操入伙，但曹操深知其中弊端，《九州春秋》中记载了曹操对废立皇帝这一上位手段的看法，他对此始终持反对态度，知道这是高危举措，拒绝参加，王芬等人最终也的确是以失败告终。面对废立皇帝的董卓，曹操自然知道他不会长久，拒绝接受董卓给的官职，改名换姓向东逃亡，逃到陈留，散家财招募义兵。第二年，曹操就跟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义军联盟联合起来，形成了最大规模的反董势力。

曹操这一做法，立场正确，措施不当。联合军队，团结起来，以袁绍、袁术为主力，各路诸侯守住要塞，形成包围，然后用正义舆论击垮对方。单从军事角度来讲，曹操的战略非常正确。但从必要性上来说，曹操动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汉献帝被挟持迁都，洛阳被烧，都城生灵涂炭。这是曹操没有考虑周祥的，跟袁绍联合地方势力屠灭宦官是一个道理，越打越乱。战争一旦白热化，破坏力难以估计。董卓向西逃遁，曹操主张追击，却得不到友军支持。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友军不是傻子。第一，追击董卓会危及汉献帝生命，一旦汉献帝有闪失，谁都可能成为替罪羊，这个锅谁也背不起；第二，一旦董卓被关东义军平灭，那么义军内部就会因掌权问题而发生纠纷，到时候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谁都有可能丧命，还不如按兵不动，一起喝酒玩乐，至少能维持表面和谐；第三，追击董卓的军队难免蒙受损失，如果损失过大，日后被友军吞并的风险也会增大，所以谁都不愿意打响追击董卓的第一枪，后果太难估计了。曹操独自追击董卓，结果战败而回，更加印证了各路友军的判断，此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幸灾乐祸。

动用武力，不但损失难以估计，而且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凭一腔热血贸然出兵，非常不理智。消灭董卓，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朝堂上做手脚。曹操最初是受到董卓赏识的，其实他完全有机会接近董卓，完全有机会利用董卓对自己的信任来瓦解、策反董卓的势力。后来王允之所以能把董卓送上断头台，用的就是这一策略。曹操其实比王允更有条件这样做，更有条件从朝堂之上除掉董卓。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跟董卓唱对台戏，甚至在逃亡过程中被捕。如果不是有熟人帮忙，曹操的人生将在中牟县惨淡收场，首倡义兵的壮举就只能存在于幻想中了。曹操并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也不是懂得用儒家修治理念来正心修身的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有很多都是出于个人意气、个人好恶而非天下公义，这也为他日后成为继董卓之后的又一位“国贼”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