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夏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的建筑_李志荣

山西省夏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的建筑

山西省夏县司马光墓文物管理所

《文物》 2004年

山西省夏县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故里，司马家族自晋以来世居夏县，家族墓地在县西北25里鸣条岗，即今夏县水头镇晁村凹，北宋元粼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后，其子司马康于元二年(1087年)正月奉灵柩归葬于陕州夏县故里祖茔，宋哲宗赐写温公神道碑额曰“忠清粹德之碑”,苏轼为撰碑文，官建碑楼田，宋代以后，作为封建社会人臣楷模的司马光的墓地成为士宦凭吊的圣地，从金代始历朝政府多所建置，所以文物遗存丰富，1988年，司马光墓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夏县司马光墓文物管理所，

司马光墓这组重要的古迹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司马光祖茔，包括司马光墓冢；二是位于墓园东南的司马光神道碑(忠清粹德之碑)楼田；三是司马温公祠，位于墓园的东侧(图七);四是作为司马光祖茔香火院的一组佛寺—余庆禅院(图一),由于这组文物一直都作为古墓葬类古迹列籍于山西省文物古迹保护名单(1957年，第一批)、山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62年)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88年，第三批),其中极为重要的、创建于司马光生前的余庆禅院的建筑遗迹，就不为外界所熟知，然而，余庆禅院的历史与司马光墓、碑、祠的兴废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禅院现存的大殿还保持着古朴的结构和风貌，可能是晋西南地区继芮城五龙庙唐代大殿以后最早的古代建筑，这对以金元建筑为主的晋西南地区的建筑史而言意义重大。故此，我们将有关寺院历史和建筑遗迹的勘察情况报告于此。

一 余庆禅院的创建及沿革

(一)余庆禅院的创建年代

余庆禅院的创建年代有两种说法。

一说创建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清乾隆二十九年《解州夏县志》卷十—《古迹·余庆寺》条：

余庆寺在城西鸣条岗，宋治平二年建，内有温公祠，即温公守坟院也，元丰八年赐额余庆，有碑存焉。

这条记载的依据没有交代，寺内现存材料也没有可资证明“宋治平二年建”者。如果寺院建筑于治平二年，则在温公生前二十年，清顾栋高撰《司马温公年谱》之《司马温公年谱事遗》收南宋马永卿《嫩真子录》卷一录温公居洛提举崇福宫时曾经在杀庆寺为父老讲《孝经》一事，或许值得注意，现录人备考：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多在夏县……温公先垄在鸣条山，坟所有余庆寺。公一日省坟，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辈上谒……公即取纸笔，书《孝经》庶人章讲之……

温公居洛在神宗熙宁三年到元丰八年之间(1070～1085年)5。此时余庆寺尚未获赐额，故此记中称余庆寺而不称禅院。

一说创建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

寺内现存宋元丰八年(1085年)的《敕赐余庆禅院碑》(以下简称《敕赐碑》)一通(图二二、二三),是这一说法的依据。此碑据元丰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尚书省敕牒公文刊刻。当时神宗已故，哲宗初即位，司马光从洛阳返汴京并除任门下侍郎，提出在先世墓地侧近创置一僧院。《敕赐碑》以小字转述说：

……昨蒙恩除门下侍郎。先世坟慕并在陕州夏县，欲乞于侧近创置一僧院，以余庆禅院为颜。未修盖间权令本县崇胜寺僧行照管所有，每年剃度行者一名。亦乞依例权度本寺行者，候盖院了日却拔归坟院。

这就是说，司马光还陈请在坟院“未修盖间”由本县崇胜寺僧行照管事，并每年剃度行者一名，等到“盖院了日”将剃度的行者拨归坟院。碑文表明，此时尚未有修改完成的禅院。

尚书省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敕赐碑》批准牒文说：

牒奉救依所乞仍特赐余庆禅院为额。每遇兴龙节与度行者壹名。牒至准敕。故牒。

这样司马光祖茔侧近就获准创置名为“余庆禅院"的坟院。并准许在每年兴龙节按条例剃度行者一名"。

此碑碑阴刊宋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十五日保平军牒文，为司马光卒后，其家人向地方政府重申并获准照原尚书省批文创置坟寺余庆禅院、按例剃度行者的文书。牒文说：

牒请一依尚书礼部符内所坐教命，指挥照会施行。谨牒。

如此，则司马光生前陈请创置的余庆禅院在其故时尚未完成。

元据三年(1088年)孟冬月中，司马光侄司马富字希道者，曾与友人从余庆禅院出发游石山寺，光绪《夏县志》卷一《舆地志·古迹澜口庄题名石刻》条：

澜口庄题名石刻。其文云：“舜民与希道约之自余庆禅院游石圈山寺叫，回过万石庄观太师温国公题诫，元口三年孟冬月中浣文江与行”凡四十三字，嵌青台禹庙壁。

题刻中所说“舜民与希道”中之“希道”是司马光从侄司马富的字，他曾提举温公丧事，撰有《温公坟记》,元口三年(1088年)冬忠清粹德碑楼已成，温公另一从侄司马桂提举此事，并撰有《忠清粹德碑楼记》,或许舜民是司马桂字?要者，此时余庆禅院已建成并成为他们起止之所，这是迄今所知元丰八年(1085年)后，有宋一代关于余庆禅院的惟一记载，

综上则禅院创建于元丰八年(1085年),建成于元口三年(1088年)之前，惜当时布局因无资料，无从谈起。

(二)余庆禅院的沿革

禅院建成不久，绍圣元年(1094年)章 为相，即发生针对温公的“夺谥仆碑”事件叫，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当政，又诏夺元口辅臣坟寺1四，在两次劫难中，余庆禅院是否幸免，史志无载。“延及靖康乃复全爵，欲再立碑而未暇”,宋室南迁江左，温公墓碑见埋深土，余庆禅院自无记载。自金以后，温公墓祠得到政府的重视，金首立祠于墓侧，元创建祠于城内学左。到清朝乾隆年间“温公墓园”、“温公祠”成夏县十景，为人们瞻仰游赏的胜地四。

温公墓侧的建置变化，几乎都与余庆禅院相涉，其中于探讨禅院沿革具意义者有三事。

其一是金皇统八年(1148年，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夏令王廷直重摹温公神道碑并建碑堂立祠温公事，这是温公墓园重新设祠的开始吗，也是现知涉及余庆禅院布局及其变化的最早记录。

距绍圣初“夺谥仆碑”五十五年后，夏邑令王廷直，在墓侧一株老杏树下发现被仆毁的“忠清粹德之碑”残石，重予摹刻，余庆禅院守坟僧圆珍参与其事，出私帑在禅院法堂之后设“温公神道碑堂”,将断碑四块并哲宗题额、王廷直跋“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分六石嵌于神道碑堂四壁四，王廷直跋详叙此事本末：……其碑摹刊将何所立乎?(守坟僧)

圆珍稽首作礼曰：“当出私帑于坟院法堂之后特设一堂，中设公像，周围置朱龛以立之，以报温公之恩遇……专置巨碑，号曰‘温公神道碑堂’.”

此事意义：一、金代余庆禅院尚完存，有主殿“法堂”,寺院运作正常，僧人尚有“私帑”;二、“温公神道碑堂”特设在法堂之后，对探讨禅院原布局意义重大；三、除此外金代对禅院未有改作。

以后经元到明嘉靖初，作为司马温公坟院的余庆禅院未经变故2。

其二是明嘉靖元年(1522年),山西巡盐御史朱实昌(字士光，)重建温公墓祠并重镌“忠清粹德之碑”事，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立吕 撰《朱御史修复宋温国公司马先生碑祠记》言

之甚详12,据吕熟碑，原寺后旧有二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乃遵诏例，命……鼎建其祠为一宇：正堂三楹，撇东旧祠附以材作两庑，庑间三楹，庑南作应门”19,同时“断寺殿之北墉用敞门，除又辟路于寺西墉",使祠独立成院，“始不混于佛室”,这次改作影响余庆禅院较大，从此温公祠占用了禅院大殿后院，成为一组独立的建筑。在这次改作中，障于祠前的余庆禅院大殿仅得幸存，未有增修四。

清雍正六年(1728年)温公后裔司马灏文撰《温公墓祠记略》,记录明嘉靖改作后祠、寺概略：

……出(夏县城)西门计二十五里墓右祠堂一所，……明嘉靖间……重修……院东则巡按御史高安朱公实吕《修复温公碑祠记》,修撰高陵吕公 嘉靖二年五月立；又巡按山西

康公……买地……奉祀，生员司马管业《碑记》,其碑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立；康熙四十三年河东巡盐御史刘公子章《重修祠堂碑记》树于东阶，院西有《司马故里坊碑记》,嘉靖二年即巡按未公实吕拱；又《司马温国文正公祠碑》万历戊申三月翰林编修蒲坂韩公撰……

祠前为救赐余庆禅院，宋元丰间建，至今僧人守墓，山门已颓坏，蔽以墙，从祠前转入禅院。

……(祠)再西百余步立坂而登，即温国坟墓也……神道东约半里许，则忠清粹德碑… 再前一坊，橡瓦大半倾圮其径通余庆样院，当时往祠墓之正路，故建坊于此……今禅院大殿后院遗迹中轴线左右尚存古碑五通(其中明嘉靖二碑龟趺巨大),位置与司马灏文所记吻合，可证这里就是清雍正时温公祠堂，即明嘉靖朱实昌改作者，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县令李遵唐[将祠堂移建在今寺院之西、墓园之东，而成墓、祠、寺并列局面(封三:3).后院遂废国1982年维修余庆禅院大殿在后院烧窑取土时，探知建筑基址若干，有甬道、殿址，为一院落规模(但因未全面发掘，所以尚无法复原),进一步证实祠堂和禅院的关系，这样，现存大殿是圆珍所言“法堂”,即余庆禅院主殿得到确证。

其三是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余庆禅院碑记》和《余庆禅院妆圣像记》二碑所记乾隆四年(1739年)以来重修余庆禅院大殿事，这是禅院建成600余年后对于禅院大殿本身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并且“金妆”了佛殿内众神像。因原“佛殿后观音一尊面文正公祠堂，嫌不合款，建阁于金刚殿旧基址，而移观音于其上”四.1980年维修大殿时，发现“乾隆五年重修”刻字板瓦，与碑记相符。

据此二碑，乾隆间的维修，只是补葺正殿，对原建筑改动不大；殿内神像只是全部金妆，没有重塑，所以，大殿及其内塑像均大体修葺前原物，另，碑中所记建观音阁事，一可知寺院原有金刚殿，二可知大殿原有面朝后院的观音像设。

综上，余庆禅院的布局和建筑的沿革大体明晰，目前禅院大殿，当为其主殿法堂，中轴线上原当有金刚殿、山门，后金刚殿废址上曾建观音阁。山门前有牌坊，大殿之后清乾隆二十六(1761年)年前为温公祠堂，余庆禅院大殿建筑从创建到清末未经大修，除民国三年(1914年)在牌坊前增建影壁一堵外网，这个布局一直保持到解放初，余庆禅院以法堂为主殿的布局值得注意。

1957年，司马光墓被公布为山西省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由于当时保护范围只是古墓，没有提及墓园的建筑，“文革”中余庆禅院大殿内的佛像、护法力士和罗汉像遭到破坏，1968年雷击毁大殿东梢间，没能及时修复，东山墙佛台上的8尊罗汉中的五尊被淋毁，东墙壁画亦毁，原大殿前的观音阁在此期间被拆，1978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拨款重修了塌毁的东梢间叫。

1980年9月始，山西省考古所主持了大殿的第一次保护性落架维修，这次维修撇换了明次间四组屋架的大梁和山面、后檐的部分立柱，一根平梁和部分翻和椽子，自行按原样烧制撇换了部分屋面瓦、脊，维修时基础、柱础均未动，虽然这次维修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建筑结构的原貌，但为调整前后金柱的标高锯掉前槽金柱栌斗斗欹约5厘米，并且撇换了全部四椽改变了建筑的原状，殊为可惜。幸运的是主要梁架节点斗蘸基本保持了维修前的古老风貌，特别是平梁上的蜀柱和其上的栌斗等都得到完好保存，殿内尚存的佛像、罗汉、壁画都维持原貌，1994年，大殿11尊罗汉头全部被盗，后追回5尊，惜已无法复原。

1984年后在整治司马温公墓园工程中，拆掉了大殿两庑的破烂廊房，在原址规划重建了两庑和山门，原来牌坊位置现正在建一处新的牌坊(亦见图一)。

余庆禅院遗留地面的建筑遗迹仅剩大殿，即法堂，考虑到它和温公墓、祠三位一体经历的波折，其幸存简直像一个传奇。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殿，是1981年维修后的面貌。

二 余庆禅院的大殿

大殿是余庆禅院建筑群惟一的古代建筑遗迹，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为前后牵对四椽鬓通檐用四柱的厅堂式结构，单檐布瓦

悬山顶，立于高90厘米的台基上.前为檐廊，金柱明间装板门，每扇门板上施门钉6路，每路9枚，合54枚，门钉形制为八瓣莲花状，高凸于简素的门板之上，窗为板棂窗，柱为梭柱，檐柱施四铺作斗 无补间，柱间施阑额，上施普拍枋在角柱出头。山面出际深远，博风板正中施悬鱼，无惹草，原有彩画尚留些许痕迹，建筑“外观无繁缛装饰，简洁异常，令人如对高僧逸士，超然尘表”网(图八、九)。

(一)台基

禅院地势南低北高，殿基位于北方台地之上，目前台地高于院内地平93厘米，经过几百年的岁月，院内地平已经绝非宋代标高，此数字仅说明目前殿基与院子的相互关系。待对殿后废墟发掘清理后或许能够找到较为准确的数字。

殿建于高90厘米的砖台上，砖台四面砌压阑条石，无月台，正面居中设石台级七步，两侧垂带石砌象眼，当是维修所作，

(二)平面

殿面阔五间，通面阔17300厘米；进深三间六椽，通进深11800厘米，面阔进深之比为10/675.柱子24根，配列颇似《营造法式》卷三十一《大木作图样下“殿阁地盘第十》所列“双槽”的布局(图二)。明间面阔约37厘米，较次间梢间稍阔，从外观看，五间殿开间基本相同。前檐有深一椽之檐廊，前槽金柱砌墙并安置门窗。金柱当心间安板门，次间装板棂窗。两山墙和后檐现包砖，内仍为土坯墙，后檐墙正中原有门通后院，后封堵，据前述当在明嘉靖改作时。

因采用不同的屋架结构，殿两山和明间次间列柱方式不同，这样的布局为宋代厅堂式建筑所常用，盖为获得较大的室内空间以满足使用。

殿后金柱间砌以扇面墙，前为砖砌佛台，佛台高60厘米，左右长11350厘米，深404厘米，佛台上泥塑三尊佛，均结踟趺坐在六面双层须弥座上，主佛前侍立二菩萨，佛台前西角立一木雕力士紧邻佛座侧，且打破了原来佛座的底座，应为佛像之后的安置，原东侧有与之相对的另一木雕力士，“文革”时毁。

两侧山墙均砌砖佛台，上各塑八尊罗汉，合为十六罗汉，据乾隆十一年重修碑，扇面墙后原似有观音像设，现已不存。

(三)柱和

殿柱均为梭柱，柱头作覆盆卷杀，柱中径最大，柱底稍收，呈圆润之轮廓线，直径以明间前檐柱、金柱为最粗壮，直径约48厘米，高分别

为338.511厘米，与柱径之比为7/1.105/1.其余檐柱均约37厘米到38厘米，柱高与径之比约在8/1-9/1之间，与现已知的唐辽宋早期建筑相埒，又，檐柱“高不越间之广”,故外观看殿身不高，柱皆较古壮，殿内金柱包于扇面墙内，柱高499、径30厘米，高径比为16.6/1,

望之较细，亦梭柱，后檐柱只西起第三柱头卷杀为覆盆，其余均为前后抹斜的做法，当为乾隆十一年或以后修葺时改换。

檐柱柱底有木口残迹，为横纹平木，现残存约2厘米，此殿木柱 的遗存或可以作为元以前如《营造法式》所规定使用木柱 的一个实例网(图-O),

柱口下无露明的础石。从板门门槛下地与柱的关系看，确似无露明柱础。

角柱柱础构造颇特殊，外观看似鼓式础，实为1980年维修时用水泥砂浆抹成，剥掉砂浆，内为一木墩横置作础于角柱下，材质与角柱同样古老。

柱均有侧脚和生起，由于年久，前檐柱稍前倾，使向心的侧脚被抵消，1980年山西省考古所测得角柱生起为4.5厘米，侧脚3.2厘米，均与《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下·柱》规定相仿佛。

(四)斗口

殿斗蒙颇简单，只前檐柱头各施一朵，无补间铺作。柱头斗口为四铺作单嚣计心造，栌斗为八瓣海棠斗(图一一)。

自栌斗向外第一跳为华嚣翻端施交互斗上承令、耍头.令口上施替木托撩檐口华融后尾为华噩一跳，偷心，上承作为耍头后尾的第二跳华嚣在与一跳华交互斗对位处，刻出爵眼，此华嚣承口牵.华鳃均为足材题.牵前伸为衬枋头抵令嚣之上的替木与撩檐嚣以助承檐椽。栌斗左右出泥道.泥道题上施三道柱头枋，下层隐刻慢嚣与上层枋之间垫以散斗，第三道枋之上开剜口承檐椽。耍头出挑长于华邈外形与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之《大木作制度图样四》所绘宋代耍头标准式样不同，为出锋内凹式，疑即为《营造法式》卷一《总释上·爵头》条之“胡孙头”14,替木长度稍短于枋上隐刻之慢嚣端头稍上抹，不作卷杀。

梢间柱斗翻与明次间稍异，正心枋出际均抹斜出锋，第一层枋伸出长同泥道爵第二跳稍长于此，短于撩檐龌、替木出际之长，外轮廓之端点可连成一条斜上直线(图一二)。

此殿斗露共六朵，保存均可谓完好。只东梢间柱斗嚣有几个散斗斗欹平直，应为清代以来维修所更换者，余散斗皆有较深的内凹，爵端卷杀三瓣四瓣均有.令嚣四瓣。

斗总高为84厘米，与柱高之比为1/4.此殿材广20厘米，合宋尺网6.6寸；厚14.5厘米，4.4寸，五等材，每分1.45厘米。与《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材》“第四等：广七寸二分，厚四寸四分，……右(上)殿三间，厅堂五间则用之",即五间厅堂用四等材的规定比恰低一等(图五、图六),是否因为屋顶等级较低而减小用材，存疑。

斗黝可注意者，一是栌斗式样，这是此类栌斗式样的孤例4,二是令口、泥道口、慢口的长度，令嚣长90厘米，合62分；泥道嚣长98厘米，合67.6分；慢 长165厘米，合113分。《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口》规定泥道嚣62分，令口72分，慢92分，现令酸短，而余均长于法式规定，唐辽宋早期建筑令翻均短，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三是“胡孙头”式耍头。最早使用的例子，目前所知是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柱头铺作内转，而晋西南地区此式流行在金代和以后。

(五)梁架

柱间施闲额，阑额上施普拍枋.斗口置于普柏枋上。闲额断面广27、厚8.2厘米，较一材稍高但薄，普拍枋断面为30×14厘米，略等于一材之厚，但广大于一材10厘米，普柏枋在角柱出头，端头直截式；阑额不出头(图三),

梁架有两种型式，明间、次间四榀梁架相同，为前后圈牵对四椽额通檐用四柱的厅堂式结构(图四、一三).如前所述这样的梁架布局反映在平面上可以获得较大的室内空间，

前檐四铺作斗口承圈牵，入前槽金柱，下施一实拍插 圈牵穿金柱出为单材慧式端头.金柱柱头亦置海棠栌斗，栌斗承四椽嚣四椽口出头；左右施令慰承替木和下平鬻，四椽口下平直，前后稍有卷杀斜项入于栌斗，四椽后尾架在扇面墙金柱的栌斗之上，栌斗亦为海棠斗，栌斗左右亦出令髓、替木承下平额，金柱间施阑额，四椽能两端均出头。目前殿内四椽龋全部为1980年维修时所改换，为保证梁底取平，前槽金柱栌斗斗欹削去5厘米。四椽嚣在上平颤缝位，各置一驼峰，类似鹰嘴驼峰，外轮廓作三瓣忍冬卷草式样，是目前所见驼峰中最为华美的(图一四)。驼峰上施方形栌斗，承托平梁，并施令愚替木承上平额.平梁入栌斗处亦稍有卷杀斜项，平梁出头，施托脚，驼峰间施以顺额串.平梁之上，置圆形蜀柱，径22厘米，稍大于一材，上置栌斗亦为海棠式如柱头斗愚栌斗承双材襻间隔间相闪，下层外端斜杀，上层出为半令上托替木承托脊 在替木和襻间隐刻令口、散斗，蜀柱左右各施叉手两根，一从栌斗口出撑双襻间，断面24×10厘米，另一叉手抱脊口断面18×7厘米，叉手脚落在平梁上，蜀柱之间施以顺脊串。一抵襻间枋、一抵抱脊慰的双叉手，《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侏儒柱·造叉手之制》未载，宋金建筑使用双叉手的目前所知，含余庆禅院大殿仅三例，另两例为山西阳泉关王庙正殿(1122年、宋宣和四年)和山西平遥文庙大成殿(金) (图一五),

山墙梁架为前后乳静牵对平梁通檐用四柱式。

两山出际为122厘米，约合宋尺4尺，与《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栋》条“凡出际之制……六椽屋，出三尺五寸至四尺……"之规定相合。

因维修时各柱标高基本未变，所以虽经多次翻修，屋面举折还基本保持原状，屋面坡度为3.15/1.

(六)装修

装修施于前槽金柱间，明间辟门，次间安窗，两梢间砌墙。

明间两扇板门，高307.5厘米(合宋尺9.6尺),每扇门宽144厘米(4.72尺),门框基本方形，门构造与《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所记载的形制相似，但门额施门簪2枚，原为横长四瓣柿蒂，现已毁，仅留轮廓印迹。

门板施铸铁门钉6路，每路9枚，共合108枚。钉高5厘米，底径10.8厘米，铁铸八瓣莲状金钟，当为《法式》所谓之“浮踪打”147,铸艺精美，每扇门安铺首一枚，亦铁铸，门厚6厘米，背

六条，高10、宽9厘米，颇粗壮，门高宽之比与“广与高方”之板门之制相吻合，惟门板幅六块未及“门高一丈至一丈三尺用幅七枚”之数(图一六、一七)。

门下槛高40厘米，足两材，门腰22厘米，也足一材，门额广32厘米，足一材半，均大于《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板门》诸规定。

两次间用条砖砌槛墙高153厘米，上中设直板棂窗两扇，每扇直棂11根，合22根，较《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板棂窗》"间广一丈用棂一十七根”之制相差较大。

明间门额上挂横匾一，高108、宽216厘米。上书“别有天地”四字，为乾隆二十九年制，撰书人名曰“□君忠”,已被铲毁。匾沿沥粉万字牡丹。

(七)瓦兽件

屋顶为筒瓦屋面，不施琉璃。檐口用勾滴、勾头、筒瓦规格不一，为历次维修增补所致，正

脊高30.5厘米，垂脊高25厘米，皆为瓦条脊筒，正脊两端安吻，口吞正脊，尾部批卷向外，脊刹下部为一门庭式样，宽47、高41厘米，上立宝象驮仰莲座并宝珠和戟叉，脊部瓦饰均为后代重修的遗迹，已非原物。1980年维修时曾发现“乾隆五年维修”刻字板瓦，现存殿内，现屋顶正中色浅之瓦垄仍为清乾隆时物。

(八)像设

殿内后槽扇面墙前为砖砌佛台，佛台高60厘米，左右长11350厘米，深404厘米，佛台上泥塑三尊佛，均结踟趺坐在六面双层须弥座上，有背光。连佛座通高近5米，合宋尺一丈六尺，正中主佛后扇面墙上，两侧绘有色泽较新迦叶、阿南二弟子，前侍立二菩萨，故主尊当为释迦牟尼。东侧一像座上用朱砂写“阿弥陀佛”四字，应是前述清乾隆间重妆时所留，据此则另一佛应是东方药师佛，佛台前西角立一木雕力士紧邻佛座侧，原东侧有与之相对的另一木雕力士已毁(图一八)。

佛像均经乾隆时金妆。但体量巨大面貌丰满，不似元以后像，要者，宋以后历代未见重塑金像记载。中间和东面一尊像在解放后曾被剖腹取宝，但究竟有什么发现未见记载，第三尊未遭破坏。

两尊胁侍菩萨，体态丰盈，面相庄严，尚没有后世的世俗气息，现存的木雕力士，颇古壮(图一九)。

两侧山墙塑十六罗汉是宋代禅宗寺院流行的布局1,东墙罗汉已毁，西侧罗汉仅存身体，从资料照片看，罗汉皆神形生动，穿钩纽式袈裟，不似中土僧人形象，罗汉台外壁彩画，最外一层局部绘画泥皮脱落后露出里面一层泥皮，绘红底白色卷草写生花，线条生动不似元以后手笔(图二〇)。

据乾隆十一年重修碑记碑所记，扇面墙后原有观音像设，是否如通常所见宋代流行的水月观音，现已不知，东墙罗汉身后山水壁画，是民国年间所作。

(九)其他

殿内梁架、斗睡尚留彩画残迹。

1980年大殿维修时在佛台发现宋条砖和方砖若干，砖背有菱形回纹、圆形凹凸纹，现存殿内。

一元延嚣五年(1318年)铸钟挂在大殿前檐廊之次间柱之间，柱上设木质挂钟构件如箭囊，当为古物，钟径高相埒，故比例稍偏，钟面三分，各面均有铭文，见注[22](图二一),

(十)建筑的特点和年代

如前所述，大殿建筑形制与《营造法式》有合者亦有不合者，又许多为早于《营造法式》的唐、宋初的建筑特点，且其像设也可能是较早的布局.所以，关于余庆禅院大殿的年代，从沿革和建筑面貌综合考虑，在没有更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初步认定在元丰八年到元题三年之间(1085～1088年),相当于辽道宗大安元年到四年，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5年。

三 几点看法

(一)晋西南地区宋代建筑的重要实例

晋西南地区古建筑遗物以元代建筑为主，对金代建筑的了解过去主要来自于金代仿木结构墓葬提供的材料，而宋代建筑则几乎没有过报道的实例，以至于学术界一向认为晋西南地区没有堪与晋东南地区比较的宋代古建筑的实例遗存。这情况已经对整个山西地区古建筑的研究造成影响，特别是晋西南地区华美精致的金代建筑的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使研究者颇感困惑的问题，而余庆禅院大殿建筑正可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实例，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自宋元丰八年(1085年)创建以来没有经过大的变动，但其现状所表现出来的古老的特点不能忽视，余庆禅院大殿的存在，无疑给晋西南地区此时期前后建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标尺。

且山西乃至全国宋金时代之古建筑以歇山为多，悬山建筑目前所知重要者只有平顺龙

门寺西配殿(五代)、大同华严寺下寺海会殿(辽，已毁)、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而晋西南地区此时期悬山建筑，且是作为寺院主殿的悬山建筑仅此一例。

(二)宋代坟寺的实例

北魏冯太后方山永固陵侧建有寺院并影响了北朝晚期甚至北朝以后的陵园布局5,唐代帝陵侧也有建寺院的門，宋朝继承了这个风气并有所发展，不仅皇陵侧建有寺院——据统计，北宋皇帝的每个陵旁都建有禅院，且有相当的规模四——在贵族的墓地建置寺院即所谓坟寺也很流行，甚至成为当时佛寺的一个重要类型 .

《司马温公年谱》卷三《治平元年甲辰(1064年)公知谏院·三月十四日论永昭陵建寺》条，记录司马光对英宗在仁宗永昭陵建寺一事的谏议，略云：

窃闻中旨，于永昭陵侧别建一寺。凡臣僚之家，无人守坟，乃于坟侧置寺， 以微利，使之守护种植。至国家守卫山陵，有司备具。若云：“资荐求福”,则仁宗皇帝宽仁恭俭，恩洽四海，何待别置一寺，更度数僧，然后得生天堂乐处也?现仁宗晚年，诏天下无名额寺屋及百间者，并特与名额，计创漆千有余处，而数月之间，宫车晏驾，其无验亦已明矣，今国丧之后，帑藏空虚，百姓罢敞，乃复兴此无名之役，殊非中外所望，逆礼伤孝，蠹财劳人，徒使僧徒妄求恩泽。臣窃为朝延惜之。

这条材料说明，陵侧建寺是宋代帝陵的传统建置。司马光以“帑藏空虚”反对复兴此役，主因是温公一向不信佛法，然皇室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仁宗陵墓旁建有昭孝禅院，遗址在今河南巩县康店村寺沟，然而以上谏议同时表明温公对臣僚之家于“坟侧置寺”并不反对，似认为颇合理情，温公这种出于仁孝而对佛的态度，常被后人嘲讽：“温公不好佛，谓其微言不出儒书，而家法则云：‘十月就寺斋僧，诵经追荐，祖考之训”1561。到明代，御史朱实昌曾因温公不信佛而差点拆毁余庆禅院。

反对佞佛如温公者陈乞在先茔创置余庆禅院，说明当时贵族臣僚之家修建坟寺确很流行，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诏夺元馨铺臣坟寺，说明坟院置寺者，不惟温公一族，从反面说明坟寺在贵族之间的普遍性。

《佛祖统纪》卷四八有一段关于有宋一代功德坟寺情况的记载：“淳十年(1250年)三月，臣僚上言：‘国家优礼元勋大臣近贵戚里，听陈乞守坟寺额，盖谓自造屋宇，自治田产，欲以资荐祖父，因与之额……凡勋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赐额除免科敷之类，听从本家请僧住持，初非以国家有额寺院与之……”此虽为南宋理宗时事，实为有宋一代的情况。

另，从皇陵到温公祖茔之坟寺均额为禅院，是坟寺可注意的特点，温公墓园之余庆禅院恐怕是坟寺仅存的遗迹，本禅院以法堂为中心布局。法堂内之像设，是不是法堂和佛殿在坟寺之类小型寺院中的供奉组合，值得考虑。且温公家族坟寺正殿以悬山为顶，是否说明坟寺的等级较低?

言宋代佛教史的书籍基本上都把坟寺列为关系寺院经济的主要内容，余庆禅院或可以成为一例实物材料。

(三)河南京畿的影响

从地理、建治和交通看来，夏县的建筑与河南京畿的联系值得考虑。《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陕西路》条：“陕州：保平军府，(辖)陕县、平陆、夏县、灵宝、芮城、湖城、阅乡。”其地域即今黄河三门峡流域(图二四)。

俗话说“水性使人通”,且温公为宋朝重臣，常年居汴梁、洛阳，而禅院创置于温公在世时，其工匠、式样受京畿地区的可能影响，不能不考虑，温公故后，营葬事者为内府官员，温公神道碑楼又为官建，种种这些也说明禅院建筑可能受到河南京畿的影响，所以，余庆禅院大殿和大约同时期的晋东南地区建筑呈现不同的面貌当为合理。

目前所知河南宋代地面木结构建筑仅存两座，一为被认为建于宋初之河南济渎庙寝殿

6,一为晚于《法式》之少林寺初祖庵大殿。这两座殿和余庆禅院建筑时间和空间距离都不算太远，济水为“四渎”之一，故济渎庙等级较高，寝殿为五间单檐歇山殿，斗脱为“疏朗硕大”的五铺作重拱偷心造，使用普拍枋且在角柱对接，闲额不出头；但殿身较低，檐柱粗壮，屋顶平缓，开间几乎相等等特点与余庆禅院风格相似，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因少林寺为禅宗祖庭，故等级也较高，为三间单檐歇山顶。这个建筑被学术界公认为受《法式》影响直接且与《法式》制度最为接近的宋代建筑实例。它使用圆栌斗和讹角栌斗，被认为是受《法式》圆栌斗制度影响的结果。最近有学者更以初祖庵大殿为例来说明《法式》编纂中的南方因素，余庆禅院大殿使用的海棠栌斗，《法式》卷六《大木作制度上》虽未记载，但也应属于非方栌斗的“准”圆栌斗范畴，考虑到它结构构造的诸多较早的与济渎庙更为接近的特点，和它在地域和地域之外与京畿地区的可能关联，或许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探讨河南地区建筑和《法式》关系的一个旁证实例。

执 笔：李志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绘 图：左拉拉根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测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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